项目主管——专业从业者

独立执行了几个项目后，有经验的项目官员就可能升任项目主管，他的任务包括协调项目点工作，督促项目官员和监测进度，指导志愿者、项目干事和项目官员。各个项目点进展不一致，工作头绪多，项目主管要在几个项目点之间奔波，做支持项目的工作。

过程与相关群体

项目官员是自己做一个村一个点的项目。项目主管要注重整个过程。“做项目是个过程，两三天就得下去，要盯着发展的进度才能协调几方的配合，平常要定期地下去，检查项目的阶段性的进展过程。”在工作中超越孤立的工作任务，视野朝着未来的成效并为其努力，而非听任上级主管的指令，这是一个专业管理人员的标准。

一个女项目主管说：“我住在下面两三个月都行，尤其社区，我不想回北京，起码目前这几年，因为我觉得在北京做不了想做的事情，就想回巴彦浩特待会，洗个头洗个澡。我挺喜欢现在这些社区工作的，我觉得这是可以长期发展的一个行业。基层工作的这些经验是一定要有的，至少得要有三年，要把整个项目的流程过程都要经历一遍，而且是要完整的，起码是一年期的一个过程，不是蜻蜓点水的那种。而且我跟村民承诺过的，我说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管理项目中最难的是几方有不同意见：“了解流程比较有把握，但具体推动（几方）这块还没有把握，不好说……每个项目里头实际也是一个更小的管理循环嘛，但在这里头可能就要和涉及的各个利益方沟通。这块我觉得是我需要锻炼的，就是利益方之间的协调。

“要了解不同体系那个话语的方式，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是最重要的。例如，我换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就知道那个问题出在哪了，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哪儿入手。对这个群体（村民）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个项目推不下去的话，我就从他们那个角度想，问题出在哪呢，我这边怎么帮他解决。”

做节水也好，减少羊只也好，节水灌溉也好，村两委会、大小管委会、村民、政府各个部门、市场上的各种机构等等，政府往往是最棘手的一块。但“政府职能人员也有自己的苦衷嘛，以前打交道较少，不了解。然后，慢慢去了解和认识嘛。如果你不能了解到他们内部的一个循环的状态，你是根本没法去做沟通和协调的。我也会让他们去了解我这边是怎么想法的”。

如果做项目官员时功夫扎实，协调会比较容易一些。但如果是空降兵来的专家，落到村子也难以施展。这个功夫要社会场景知识，而非专业知识就能搞定。专家来了常常犯的毛病是，用空降专业知识画一个模式，结果是不了了之。建立几方可以接受的解释语言是推动几方协调的必要条件。

项目主管的社会架构又有了变化，不仅是一个工作点的村民了，要促进几个群体互动，相互认识，建构共识，主动认识那些还不清楚的事物。

我下去肯定是有目的的，从去年吧（做项目主管后），下乡有两个目的，一个就不是我的工作，但是我感兴趣。他们出一个什么事情，我想知道那个项目是怎么搞的，就蹭着下去听嘛。然后还有一块就是自己工作本身的一些内容。就是下去做一些评估啊检测啊，还有核实一些数据啊什么的（项目检查跟踪）。如果项目紧的话，会经常下去，一两天两三天就得下去，因为你要盯它那个（展开的过程）走。社区的管理就是定期地下去检查项目的阶段性的进展过程。

管理的理念是从实际操作中慢慢积累的经验，有很强的现场性。经验作为知识的基础常常被政府和坐在上面的管理者忽略，这也NGO管理的问题。项目就是一个社会工程，触及几个群体的利益，需要沟通，需要对项目官员提供指导和支持。SEE的执行团队前期受到欢迎，是因为他们扎在嘎查里推动项目。

更复杂的任务

腰坝住着贺兰山里撤出来的168户621位牧民。以前这个队的牧民，居住在贺兰山西南面的山坡地带，从南寺南边的青石咀子一直到内蒙和宁夏交界的头关地带，有35万亩草场，一户牧民平均有2083亩的草场地界。国家1999年开始搞天然林保护工程。为了改善贺兰山山体蓄水功能，政府下令牧民撤出。牧民分三年全部撤出，现在定居在贺兰山西边的腰坝平川上，人均3.6亩地，种玉米和圈养牛羊为生，生产和生活习惯完全改变。

过去早晨圈门一开，牛羊涌出，散漫在贺兰山裙上，水草丰盛，牛羊自得，牧民休闲。夜幕降临，牧马驮着主人带着簇拥的牛羊返回。如今，每家每户的新农民，每天要轧玉米秸秆喂几头奶牛。轧秸机扬起土尘让他们变得灰头土脸，每天几顿喂食让他们不得闲暇，还要按节令种植玉米，每亩地每年浇灌要600～800吨地下水。撤出后，牧民的经济收益下降，人均年收入2500元。这个村成为阿拉善盟有名的上访和围访村，据说村民还扎了帐篷在政府门外。

2007年春天，奶台建成，包括厂房、储奶罐、挤奶台等设施。但伊利奶厂到一个奶站收购奶，最起码要有110～120头奶牛才够收购量。“村民当时就非常着急了，零散户拉牛到奶台挤奶，质量保证不了。如果建牛场的话，应该怎么办？他们是真的不休息地讨论了两个月，就是怎么集资啊，怎么建，建在哪啊，这些问题。争论最开始最主要就是遇到集资不够嘛。有的村民愿意集，有不愿意集嘛！愿意集的，手中这个钱集了还是不够。”项目主管面对的工作环境复杂多了，关键时候到现场支持项目官员的工作。下面以贺兰山移民养牛为例进行说明。

贺兰队的大小管理委员会成员着急了，希望SEE协会支持和承诺集资买牛。但项目主管说：“协会就不太多掺和具体事（配股运作）……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每个人最需要的东西不一样。原则是尽可能带动没有牛的贫困户，有牛的有更多更好的牛，最主要还是取决于贺兰队自己的意见。”

这样，2007年4月9日晚上，贺兰队大管队和小管队共同召开全村会议。村60～70人聚在一个老场房里，男女皆有。只有一盏灯，尽管瓦数很大，挂在空空的房梁下，场屋还是很昏暗。协会项目主管、两个项目官员都参加了。会议由负责奶牛场的项目小管委会成员主持，讨论入股办牛场，希望能统计有多少户愿意入股集体养牛。下面是会议的情况。

小管委会主任先讲解了集体养牛、资金来源和可能的运作方式。

“我们集资入股，让没有牛的人可以有牛，让只买得起半头牛的人也可以有半头牛，养得起的有更多的牛。什么叫半头牛，你没有6000元买一头牛，你出1000元，另一家出2000元，四家人凑钱买一头牛。这个牛谁的也不是，放在牛场养。以后一个月赚了400元，就几家人分。[先解释股份的概念和集资方法。]

“我们申请了扶贫款，20万元可以用于买牛，10万元用于基础设施。10万元已经用于村内的公共设施的建设，快差不多了；20万元拨来的只有18万元，其中5万元不到位，要项目验收后才能给。所以可以用的只有13万元，原则上是贺兰队大家个个有份的，只要你入股入牛场，就有权利要贷款。[说明扶贫款的情况。]

“每户贷多少扶贫款买牛，要看多少人入股。如果100户都要，每户大概有1300元；80户要，每户可有1500元。扶贫款没有利息，3年还清，每年还三分之一。还有一个办法是每户自己再出一部分钱。还有，我们贺兰队资金少，一头牛6000元，我们出6000元，协会就配6000元，1∶1，尽量照顾贫困的。你拿不出5000元、6000元，出1000元、2000元也能入股。贺兰队如果做股份制，有优先权得到协会支持。你拿不出一头牛，但可以少出些，按股份算。[解释贷款、农户出钱和协会支持方式。]

小管委会成员把信息介绍给全体村民，让他们讨论。村民开始酝酿起来，男的坐在一堆，女的坐在一堆，开始是邻座之间的小声议论。十分钟过后，讨论的声音渐渐提高，讨论的问题也从不同的角落慢慢升起来。

[众议论]“……没有闲钱……牛属于个人……牛属于集体？……牛是哪一家的？……他怎么管我咋知道呢？……几家人合买了一条牛，哪条牛腿是我的？……”[牧民第一个议题：牛是谁的？]

十几分钟后，村民开始发言和讨论，这是一场充满情绪和思考的对话。第一个村民发言，他周围是一群男性牧民拥着他，嗓音很大。

“钱都给你了，你装起来[做状，手拿了钱进西装内袋]去买牛，我的牛也卖掉了。”[牧民第二个议题：钱和牛的关系，自己的钱在别人的手里，自己没有牛了。]

小管主任解释：“与卖掉是不一样，牛在牛场，产奶后可以赚钱，一个月可以赚1000元……”

这个牧民有些火：“赚钱是我的，但牛不是我的了，你说养牛，但我没有牛了…… [牧民第三个议题：屋檐下没了牛，自己曾拥有的牛要与自己分开了，传统的拥有感被架空了。这是管委会成员预备会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小管主任：“赚来钱是你的……”

牧民回应：“但牛下的牛娃没有了……你放屁！”

簇在他旁边的众人笑了，农民对牛犊的爱和纯朴的感情，是在血液里的。村书记温良恭俭地解释：“我讲四个原则：第一，你有牛想入牛场（托管），想入就入，不想入就不入，这是自愿的；第二，你的牛在牛场想入股就入股这也是自愿的，不愿入就不入；第三，你想贷款，还要看银行贷不贷给你款，现在是（队）给你贷款，协会给你配款；第四，从扶贫款贷的钱，牛必须放在牛场。”

牧民（2）：“为什么不能放在我家里？”

大管委会是管理资金的，包括协会和扶贫办进入的资金，主任答：“我贷给你款，买了牛，你卖了怎么办？我要你还钱，你还吗？我们就没有制约的措施……”[看来，农民中的干部对扶贫资金的使用也在改变看法。]

牧民（2）当时就表态：“我参加……”

经验比较丰富的项目主管触摸到大家的疑问，这时候她站起来做了一个引导性说明：“为什么要用这个（股份）方式？大家可能有疑问：牛在家养得好，怕集体里养不好了……”

牧民（3）不等项目主管讲完，就马上插话把心里的问题讲出来：“就是养不好，吃不饱！”[牧民第4个议题：在牛场里别人养不好自己的牛。]

这是众村民关心的问题，吵吵嚷嚷的议论声高了上去，项目主管在声浪平息下来后就接着解释：“你们看见了，银川那边村的养牛场，人家饲养员的工资与产奶量挂钩，养得好，产奶多，工资就高，产奶和工资是挂钩的，所以他就好好养。……在农场[一个牧民高声吵起来：我咋知道他怎么养？]一头牛可能一万元，有的牛高产期过了，不好的牛要淘汰……[牧民吵：是我的牛娃……]要保本增值，有100头牛，一头一万，大牛娃生小牛娃100万元是不会少，至少是保本增值的；每年可以用这100头牛赚钱，还有增加的。有人问我，你（协会）凭什么给钱给他（入股户）买牛赚钱，不给我（自养户）？有人认为牛入了场，哪头牛是我的？集体化养的好处，已经说了，你会算账的……明年下了小牛，你们几家就有了两头牛……”

有几个村民一直在议论什么，他们推举一个村民（4）出来说话：“你配1000，我出5000，这牛是我自己买？还是你们去买？[牧民议题第五，份额与非整头牛的概念触发牧民想到，谁有责任执行管理（买）？ ]

小管委会成员：“你要自己养，你就得自己借钱去买；协会配的，协会是支持入股，股份不抽走。比如说那个奶台，你能说是你的吗？你集了资，只能说你有份，大家一起共用。6000元一头牛，你不能说哪一头牛是你的，只能说，那么多的牛里有你的份……”

另一位牧民（5）说：“我自己凑6000买牛，那才是我的牛，那不一样……几家人合买了一条牛，哪条牛腿是我的？”

这位牧民身边一直坐着一群男性村民，他们议论一会，又提出一个问题。他们还是很难理解牛与份额的关系。在感情和传统上，“有牛”是牧民的身份，入股会造成牛与牧民分家，这的确是一个大、小管理委员会还不曾想清楚的问题。小管委会主任又试图引导：

“你如果借钱买牛，那是你的牛，可以！那钱你自己还。如果你要以入股的形式进来也可以，在农场你有一头牛的份……”

那个牧民还是很执著：“我就问：牛，是集体买来，是属于你的，还是我买来属于你的？”

去“买牛”是一个执行管理的环节。这个农民在试图理清“执行管理”和“股份”与“拥有牛”的概念，但他在极力用自己的语言提问，尝试理解钱与牛、谁出钱、谁拥有牛、谁管理牛等之间的关系。两个管理委员会成员不曾思考到“入股”会引发村民对他们自己身份的疑问。村民还在用传统的价值观和语言思考、表达，但试图理解这个新的方式，一个认知冲突不时激起他们激动的情绪。

另一位小管委会成员：“要看哪种方式？你参加协会的（股份配备）……”

第一位发言的牧民（1）打断问：“没有参加协会的呢？”

这位管委会成员有些急了，就叫起来：“那你是说用以往扶贫款买牛，你（的牛）上奶台挤奶就行啦！这次不会给钱你，这次是扶贫办和协会的钱入股奶场。这次，上奶台不上奶台都不行，不把钱给了你，这次不能给你钱，钱给你，你买了牛，不上奶台……”

这牧民也对着管委会成员吵：“我当然要上奶台，不上奶台，我塞在茅房里？”

第三位小管委会成员：“牛托养是在农场里，你给15斤料，饲养员就帮你养。这次入股农场……”

又一个牧民（6）在后面高声问：“牛死了怎么办？”

第三位管小委会成员接着讲：“……养牛会死的，有的是正常死亡，（托养）牛死亡要你个人承担，小病情况下，农场就给你处理的，通知里有什么病了，全村的牛可以防疫。但入股的牛，牛死了你的股份不会少。[牧民的第6个议题：不同的方式养牛，管理的责任。]

另外几个村民（7）自己低声讨论一会儿，走过去向项目主管提出问题：“你看啊，我买一头牛那是我的牛，你配一头牛，那是你的牛。你的牛下的牛娃是你的，我的牛下的牛娃是我的……”[牧民议题7：牛的生育会引起的增值和所有权。]

项目主管用牧民可以理解的语言解释：“你这么看，假如说，一头牛算一股，你的牛下了牛娃，过了几年，老牛要被淘汰，小牛长大了，你的本还在，是不是。”

牧民们有些明白了：“这么说，我买一头牛，你配一头牛，是两头牛，我这一头牛的收入是我的；你（协会）那一头牛的收入，不属于你的也不属于我的，是保存在农场……”

项目主管：“保留着干什么？就是为了农场的发展……贫困的牧民，可以从农场买一头牛犊回去养，养大后就作为一个大牛入股农场，也可以致富……”

管委会成员显然多多少少接受了“股份”等新词语的观念，但入股后“牛不在自己屋檐下”对村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本来，两个委员会想在会议结束时，统计多少户愿意入股，接下去就可以计划资金分配。村民的疑问直截了当，他们难以想象只有“一条牛腿股份”的概念。会议结束了，小管委会成员没有做任何总结。两个多小时的会议，项目主管始终是观察和协助的角色，只在村民有疑问时协助他们。村民一直有提问的主动权，小管理委员会最后也不做决策，会就散了。村民们吵到7月份，牛场最终成立了。

专业特点

项目主管要承担项目开发任务，指导项目官员，督促项目执行，直至项目完成为止，要撰写大量的文字记录，后期要做评估写报告。但写作并非太难的事，一个项目主管告诉我，“有大量的内容可以写。在团队里，志愿者的初期训练就包括观察和日常记录，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写成报告和做成记录，反映看到的东西，做了什么事情，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困难是怎么解决的，最后会出一些什么样的结论。思路理顺了就行了，这个东西想通了就好写了。”项目主管以自己的经验认为：“那个计划书是在所有东西都理清楚之后才写出来的，是村民要做事的顺序而已。很多项目的前期调查都是很肤浅的评估，社区的动态，特别是人的能力这块还是未知的；假设的计划是按我一个人的认识能力，但其实往往不是这么一回事，村民的认识才是计划的内容……计划对我们来说是了解了情况，村民讨论了准备做什么后的一个记录，而非自己纸上谈兵的条条。”对他们来说，自己的想法不能成为计划书的内容。

资源整合是主管花很多精力做的工作。“协会的角色是做补充，项目中的很多专业的东西是利用资源来整合资源的，村民需要学习奶牛技术，协会就帮助联系技术员，需要建奶台，就拉来伊利收购部经理。”SEE的团队主要是提供信息，让村民自己去联系。

这些沟通和协调很复杂，有三个层次。例如滴灌项目，第一，“一个项目，里头要涉及各个参与方，村民、村委会、项目管理委员会，各方对问题的看法如何，要互相配合的工作怎么沟通，怎么让时间能配合。要观察村民对滴灌的认同程度，协会投入资金，向村民提供最低收入保障。……村民提供实验田提供水井，然后按照整个实验过程中的技术要求做，要促进村民协调与其他村民的利益，然后我这边根据他们几方不同的协议，还要与施工方一块协调。

“另外，协会与项目的关系，团队的作用是推进村民参与，由他们自己来做事。我们内部也是有沟通和协调。根据在项目点的观察，项目主管跟进项目官员所要把握的是，让村民主体自己行动。我们在项目关键时，协调团队内资源，需要时调动更多的成员参与推动。

“第三，项目点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也很重要。膜下滴灌节水实验，政府投入资金，用于这个项目的硬件设施、施工和维护工作，村民之间达成协议后，就要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政府有一个资金的投入，还有政治上的支持。……今天我还在抱怨政府那边[反应]很慢，我这边就要考虑怎么推这个沟通的过程，只能慢慢去了解和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最主要是把这个事情做好嘛！

“但政府工作习惯严重阻碍项目进展，协会更多的是联络性的工作哦。政府部门的特点，比较拖沓，比较推诿责任，比较不愿意承担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学，怎么去和它协调，怎么用他们能听得懂的语言去沟通，用他们所关注的事情，用他觉得重要性的那些东西来推进。”面对强大的政府机构，项目主管要学习直接与政府打交道。

为了过程中一个“推动”，他们要在几方之间周折几次，疲惫不堪，但他们不愿意放弃，因为一放弃，项目就会停顿。项目主管的思路已经比较深刻了，意识到：“项目牵连几方，他们背景、资源不一样，所以对一件事情的认识啊，事件判断的方式、做法啊，都不一样，就需要做协调……协会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协调方……根据每一方的不同的特点，让大家能协调一致地有效地去工作。……比如说，村民对一些东西的认识，和政府的认识，对时间的概念、观念，是不太一样的。村民看节气，政府等办公会议。我们作为一个协调方，也有自己做事的习惯和方法，有时候就因为习惯和认识不同，影响了进程。例如膜下滴灌政府要大规模做，2007年就很难协调。”

项目主管在过程中慢慢成熟了。团队领袖的指导工作多在讨论中进行，更类似同仁相互学习。团队领袖要观察项目官员的汇报：“汇报近期干了哪些事情，开了哪些会，达成了哪些协议，然后我们商量还存在什么问题，要往哪方面推动，需要联系什么东西，需要做什么决定，就与项目主管一起讨论。项目主管再做安排，提示如何安排，大家是一个比较平等的气氛。项目主管督促项目官员将基层的情况和进展形成文字报告和记录，要不换了人，你都不知道人家发生什么问题。”

团队领袖在项目建议书形成过程中，特别督促项目主管，写报告不只是一个写作的技巧，还有对项目的认识，“是一点一点地做事积累起来的”。一个项目主管留下来，想要“踏踏实实地做一点事，不接着往上读书的原因，是想有不同（于书本）的体验”。

项目主管工作的社会空间扩展开了。第一阶段，志愿者时，实际中的认知让他们的思维超越正统知识参照系，他们很兴奋自己具有认知能力，而非教师、家长和权威才一定是对的。对弱势群体的帮助，能使他们从中获得满足感。第二阶段，作为项目官员，他们聆听村民的各种想法，思维变得包容，各种过去的、别人的经验，村民每个人都是一个认识的主体。他们充分听取村民对滴灌和建立牛场的不同意见，村民的经验和认识成为项目官员认识社会的基础，他们把那些经验和知识作分类和归纳。一个人思想越开放，能容纳的其他经验就越多。在第三阶段里，项目主管的自主空间更大了，认知上有了新发现：解决问题是开放性的过程，由社会多方共同建构这个过程。社会在他们的眼里，是与项目有关各方的牵扯关系，推动项目要有几方的沟通和协作，在适宜的时机将资源整合，不是一个从上到下专家指定执行模式。社会认知参照框架发生了根本变化：是当地的主体自己讨论和想办法，是当地的几个群体的互动。NGO也能推动政府了。项目主管的任务是认识各个群体的特点，顺势推动。任何一方理解滞后和行动上不配合都会影响项目。项目主管的兴奋点是：“自己的协调能打破关联几方的隔离，理解每一方用不同的话语去说这件事情，再去协调，是一门艺术！”当然，懊恼来自任何一方的封闭和自大造成的藩篱，还有那些从北京秘书处上面来的指令。常常要临时写文件报告，重新做计划，这些会打断他们的工作，搁下社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