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专职成员

志愿者和社区干事尝试了几个月到一年，可以申请留下来做专职项目助理，或者项目官员。但必须考试，有四个问题，每个谈三分钟：一是SEE协会的作用是什么？二是项目的作用是什么？三是项目官员的作用是什么？四是社区项目的主体是谁？主考和旁听的有团队的主任、项目主管和其他成员。

项目意识

项目官员要独立承担项目，“效果”两个字有分量了。自己的责任是“做好一个项目”，或者“做一个好项目”。留下来的人是喜欢挑战的人。

我是特别不害怕变化的人……很习惯从一个角色转换到另一个角色……我特别喜欢工作中和生活中有新的东西不断出现，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状态，但这样的过程我是比较适应和喜欢的。走一步不是盲目的，而是越来越清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学习对他们是一个认识比较的过程。一个项目官员发现，各行各业执行和流程管理有逻辑上的相通之处。

像以前我做那种公共关系啊策划啊什么的，也是这样子的呀，也是遵循一个逻辑关系的，整个过程怎么去控制……我是觉得项目管理这块在各个行业它是相通的，思维方式是相通的。自己在公益事业中没有工作经验而且背景也很弱，但是可以在工作中慢慢去学嘛！

有了感受后，这个成员就找团队领袖讨事做：“[我]希望有机会做些项目方面的工作。”

要探究的重点慢慢清晰起来，进入SEE团队是要来学习做成“发展”的事。

我是来自农村地区的……我一直在思考，如果要摆脱（农村）目前这种状况，无论从经济状况、物质增长，还是从人们的思想啊生活啊有所提高的话，我就读了发展学……但这下我更困惑了，找不着出路了。我的老师有很精辟的见解，如果要实际做的话，就未必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能踏踏实实做点事。SEE协会在行动力方面哦，邓老师做的这个东西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跟师兄谈过，在网上也去看了，从人为因素做到社区发展这一块哦，如果能把发展跟生态都做好，是我更高一步的追求了。看到SEE协会发展这一块，我就来了。……做项目需要整合更多的资源进来嘛，当时没有整体的一个思路，是比较零碎的。从实际过来后，我觉得，更多的感觉是从实践中过来的嘛。

邓老师比较喜欢说的话是：你去听听农民说什么？你下去看看。不要把自己的想法认为是最合理的想法！

项目官员要住到村子里，项目主管给了个嘎查里的联系号码，官员就自己开始安排了。一个官员叙述了他的经历。

我自己坐班车，碰到那个村的一个大嫂也坐车，我说我到“贺兰队”，她就把我带去。到村子里我找到书记家，说明了来历。刚好他们吃中饭，我就跟他们吃了……我住在队部，吃饭每天吃一家。我大概吃了30多家吧，吃了一个半月。这样下来，对村上的每家每户都了解了，就是还没有吃到，也天天露脸，上人家家说说聊聊天啊、干点啥的啊，大家相对来说就比较熟了哦。他们就开始找我说事情了，慢慢我也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了。

白天在村子里走走看看听听闲聊，晚上跟几位村民讨论，周末回到团队跟主管报告，跟团队分享。成员有来自发展学、人类学、公共关系策划、环境科学、农业经济、林业、矿业、计算机的，南京大学、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等，把学过的知识都拿来与实际比较，跟村民自己决策比较。“以前的工作经验放在这里头……觉得有东西可学。”他们就这样开始在比较中积累。

把经历中一点一点零散的经验、大学的知识、不同NGO的项目、村民的看法，每个人把不同场景的经验放在一起，像把过去无意散落的珍珠一粒一粒又拾捡回来，用线串起来。

在这种集体讨论和分享中，在村里，在团队，自我追求逐渐淡出，更多是“老百姓关心什么？他们要想做什么？问题在哪里？不同的人怎样看这个问题？”这是项目官员“做事”的一个逻辑的线头，也是一个重要的认知突破。SEE团队成员曾经有这种安全的环境，团队的头两年里，成员愉快地成长，项目进展顺利。

工作任务

嘎查的水碱分很大，老百姓请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在家里聊天喝水，都“兑一些糖再喝”。“从本科时候开始，跟着老师做项目评估的时候到相当辛苦的一些地方，再加上（我）是从农村来的，有心理准备。”

我问他们：“上这些家除了吃饭聊天，你有特别的任务吗？”

没有！我都希望邓老师给我任务，那我就不用动脑筋了。当时他是这样说的：给你这个平台，你有多大能力你就发挥多大能力，你们是来应聘项目助理的，这个平台就是提供给你的。

他们要找到“农牧民自己愿意做的事，那才叫项目”。这个项目官员就住进了贺兰队村，慢慢知道了“要减缓贺兰山荒漠化，移到腰坝。改种玉米后，生活改变了，收入降低，引起与政府的矛盾，成为著名的上访村。SEE协会提出对腰坝的贺兰山移民做评估，我是跟着邓仪学习，他指导，关键的时候邓会亲自帮助。头3个月，6～9月是对社会的了解。开始经验不足，要邓老师指导，他亲自做推动群众，大家都是在过程中学习做社区基金。主要是给予村民充分的说话的权利、决策的权利。SEE协会成员的角色，是在群众争论中不主导，就把握时间的过程，让各方说出问题，做协商。后来我也学会了。群众有了自主的能力，村委会的能力也提高，项目就很顺利。自己的进步在于，对项目的流程能掌握，并可以反映”。

2006年春天，村民讨论耗了半年的时间，吃饭时村民说，政府的大棚种植不可行，讨论有什么办法？奶台项目是几个养牛户提出来的，大家到乡镇的其他村子看，有兴趣了，我就一起去银川看其他为伊利供奶的村子。回来又与镇政府谈。镇里政府有个养奶牛的项目，要盖养牛小区。这个项目给谁呢？开始，政府要指定一个村子做。后来可能也受我们做项目方法的影响，找了腰坝60～70户人家，开个听证会，有贺兰队，还有另外一个村的一户私人承包户一起投标。投标贺兰队输了，但养牛的几户不放弃，就与外来养牛的大户谈。SEE协会通过一个企业家，认识伊利的老总，伊利的老总又给银川伊利办公室的负责人打了招呼。村民就自己跑到银川去谈奶台修建的要求、牛奶收购的质量、几天结一次账等问题；奶台设备又是另外一家公司的，也是村民自己去谈的商业合同。养牛的村民自己选出有养牛经验的，就成立小管理委员会，因为大管会的人不懂嘛！我也做不了什么，陪着他们跑跑。

半年多村民跑来跑去，2006年下半年达成协议，集资48.5万元建了奶台，有38户村民参加了，集资100股共20万元，SEE协会配比股金25万元，土地折股3.8万元，动工修建挤奶台。

SEE的项目官员“自己是站在这个第三者角度去听去了解去看，看他们怎么争论啊，怎么去选择啊，怎么去自己筹资啊，因为这可能是受邓老师影响吧。我清楚，我自己没什么能力去给他们做些什么啊，或者是给他们决定些啥东西……我更多的可能，就是抱着一种学习啊，这种去观察啊，去了解啊，就这么一种心态。然后他们如果需要我做什么事呢，我就帮着他们做”。

为什么迷上这黄沙滚滚的阿拉善？他们告诉我：“阿拉善地区种玉米、小麦等，人均有4.5亩地，农业人均收入1500元。春灌保墒要抽地下水漫灌农地，有31万亩漫灌，而一亩一年要800吨水。采用漫灌，每年要灌水8～9次，地下水位逐渐下降。大量抽取地下水灌溉，5年后地里盐碱上升，农民只好放弃耕田，搬迁到另一地再开垦。如果种棉花可以增加收入，减少对水的需要量，只需要灌5～6次水。喂牛是秸秆利用对改善环境有好处，以前是整捆秸秆喂牛羊，只有1/3吃了。现在是先轧碎了秸秆，牲口吃的利用率在90%以上。”

两个年轻的项目助理国栋和空军，一人住一个村子，面对的就是这些每天生产、生活的问题。

试验膜下滴灌是政府计划的借鉴以色列的项目，曾派代表团去参观。但两个年轻的项目官员在锡林高勒镇的村子里住了一阵子，发现村民还没有感觉，就先放下这个项目。他们总结：

[一是]说村民的关注和意识吧，村民对节水还没有长期的关注。年纪大一点的人说你“查哈尔滩”十年后还有水吗？我都五六十岁了，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现在有水就行了…… [二是]现在村民对统一和大面积种植不能接受。滴灌要求大面积实行。村民都只有几亩到十几亩地，改变种植方法和不种玉米种棉花，农户之间的矛盾也会产生。要大面积统一种植和管理，操作和协调会发生矛盾，有的农户可能要多浇点肥料，而有的人不想种棉花……种植的品种受整体的限制，农户还是习惯自家管理自家的事。[三是]水少用了但投资高了，种植的成本高。种棉花需要大量劳动力采摘，阿拉善缺少劳动力，高价雇人就赚不了多少钱。[四是]还有，换种农业产品市场有风险，棉花能够有买主吗？还没有一定。种玉米这里有三百块钱一亩地，踏踏实实我能赚上；如果有六百块钱能赚钱的机会，但也可能一分钱都赚不上，那他就不考虑了。[五是]另外，农户之间还没有能够协商和沟通。农户不愿意就不能强迫，我们就先放弃了这个项目。

在村子里走访各家，会议上把听来的意见做归纳和梳理，清清楚楚。跟村民开会，他们的讲解明了生动，说话不带盛气凌人的优越感，没有威慑性的语言。

特别的项目评估

国际NGO带到中国一项社会发展的技能、做援助的方法，即PRA，中文叫做“参与式农村评估”，简称“参与式”。这个方法是请村民老百姓参与做项目评估。福特资助温洛克开发了一整套培训教材，训练中国的NGO。

SEE的团队认为，快速的参与式讨论是不够的。NGO有钱，请当地人来“参与”执行外来专家设计好的项目，因为你有钱，人家当然跟着你转，但这不是村民自己愿意做、能够做的。这是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SEE的一套评估方法比较特别，比较慢，但要由村民在自己的组织中决策，承担执行和管理。

项目评估是NGO基本的功夫。关键的问题不是本身的技能，而是理念的差异：项目官员是采取村民“应该做什么”还是“他们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的态度？专家是要满足自身做公益的雄心，还是让当地主体自己决定做什么？而SEE团队定义：“应该做什么”多是上级政府、外来的专家学者定义的目标，是优势群体的经验；本地群体的价值观、行动特征和能力很少被考虑。而“自我需求评估”是村民自我发现和自己的设想。

团队成员告诉我：“需求评估说白了就是去村子里，看人家自己想做什么东西，条件成不成熟。下去第一件事就是跟村里的村委会或者项目管理委员会沟通一下。前期当然有一些铺垫，我们才下去，告诉他们我们来做这个评估，听听大家的想法。评估的第一，先要与地方管理部门沟通，获得政治上的支持，获得通行证进入村子，包括镇的政府机构，要让他们了解协会团队做项目的目的。进入村子就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沟通，开个村民大会，介绍SEE协会的背景和目的，最重要的是说明：我们不是来做我们的项目，是和你们一起讨论你们的项目。”

第二步，与村民见面和沟通，以大小会议、入户的方式介绍背景。参与式的会议是可以采用的一种方法，了解村民们对自己村子的状况做初步的参与式的评估。大家坐下来，把村子的问题、资源、解决问题的设想，都一轮一轮地讨论。但PRA快速式的方法也有不足。如果NGO项目官员只在当地一两周内做几次PRA的方法，就把外来专家的模式转给目标群体实施，还是不够的。村民经常会上能讨论，但第二天又想不通了，反悔不做了。当NGO的成员一走，项目就停了。所以这个团队改革了项目步骤，一再对村民说：“我们来不是来做我们的项目，是来支持做你们的项目。我是来听你们的想法。今天我们就是听听你们自己的一些藏在心里可能很多年想做，但是还没有能做成的事情。”他们不着急马上找到解决生态种草还是种树的方法。这个方法要老百姓自己拿。

第三步是要在整个村子里做调查。会议上不能了解到问题的全面，用专家的指标也难以衡量所有的问题。“开完会后，我们会一家一户去选，在整个村子里面，也是根据要做的这个项目来先选几户再深入访谈。会上有的人性格较内向，有的怕说不好就不说话。我们选农户有不同考虑，第一是从经济的标准说上等户、中等和经济不好的家庭，各选几家；蒙古族、汉族混居的嘎查，蒙古族要访谈几家，汉族访谈几家，有不同的因素为选择参照。项目官员与村民深入接触，双方的角色定位十分重要。项目官员掌握的是，在心理上把自己外来NGO那种优越感完全撤出了，明确来的目的是协助（facilitate）。他们是主体，他们的意愿是行动的动力。要慢慢地，谈得很细啦。包括说有搬迁的问题，你可以问他：你老家是从哪里搬来的？历史，包括家庭现在的状况、生产情况、生活情况。这种细的访谈里面会涉及他很多细节的情况，像生产上的作物、市场、用水，用水又涉及生态啦。然后养殖和种植也是，养什么羊、饲料哪来。生活上他们会告诉你新柴烧什么、用什么，你再去看他的嘎查能源消耗的结构，背后的传统和价值的东西才可以问出来。所以说，（PRA和社会调查）这两个大的步骤结合起来，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需求评估。我们基本上就是这么做。”

这位人类学出身的项目官员，在PRA和专家的硬的生态指标外，采用了研究访谈的方法，引导农牧民自己理解和重新建构这个小社会的过去，要面对的现在、将来。比如：“你们过去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为什么现在突然要让你们搬迁？这个搬迁是不是你们自己愿意的？”有了真诚的尊重和聆听，村民很快就如冰释水，坦诚相交。

这个第三步的交流是项目官员与村民单独的比较多。SEE成员去一家一户了解时，可以得到许多会议上得不到的信息。村民私下比较愿意讲出自己的困境，不太愿意在公开的会议上说。很多政策研究者做入户调查，也能得到很多信息，然后就满意地回到办公室制定计划。但最重要的被忽略了：村民之间还没有达成共识，最好的从上至下的政策，也往往失败。

社区的集体行动必须有协调，村民要相互了解。第四步，看到村民有想法，SEE团队这一步要引导村民交流和沟通。他们建议有意愿做项目的村民自己开小会，讨论和分享各种想法，在公开、公共会议上分享自己的思考，把归纳和比较的方法都用上。例如200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贺兰队讨论入股集体养牛的方式，小管委会干部请驻村项目官员做开场，项目官员说：

我其实不懂，我就是在贺兰队到处转，听听大家的想法，把大家的意见理出来，给大家对比优点和缺点。第一，入股牛场养殖成本低，统一在牛场，统一挖一个大的取土池，比一家一户挖一个节省人力和物力。在家一个人养四五头牛，一天喂几次，劳动力被限制住。入股后，在牛场一人养50多头牛，你自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赚其他钱。另外一个优点是，议价的权力。一家一桶奶量小，收奶的说多少就是多少。如果养了两三百头牛，有几吨奶，可以与收奶的人讲价把价往上提。另外，在奶场统一饲养、统一防疫、统一管理和销售，这也是一个节约成本的过程。再有，一家人管理不好，前几天谁谁的牛管理不善，就去世了。（大家都大笑起来）我在奶台看到收奶的情况，很多被打回去，有奶过酸的，有偏盐了，含菌量高的，这就是一家一户养殖质量不好控制。牛场统一管理，可以避免这些问题。还有一个是，股份制牛场，所有的股民都有权利管理，可以共同关心，齐心协力，提高养殖水平。缺点和限制有两点：经验缺失，以前没有搞过这样的大规模的集体养殖，管理人员会缺失。另外就是，入股以后，不是一家人说了算要大家一起监督。

三四分钟，项目官员概述了自己的观察，就把话语权交回给村民。他们在村子里的基本功就是观察和聆听，放弃自我地听。半年后，他们就学会了比较和分析的基本技能。我在场做了录像，这么简短而又把观察梳理得井井有条，幽默又在理。

召开会议的技能，是要“调动大家那种互动的氛围，让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看当时的情形，如果有时理解起来比较困难的，就需要诱导，慢慢地把他的思维引过来，把他想说的话让他说出来”。例如，要让草场恢复，要村民减少羊只是很困难的，项目官员就问他们，如果继续居住在草原上，“已经没有草了，羊吃什么？”村民的讨论也很激烈，项目官员就引导他们：“别人怎么看你的意见？资金不够怎么办？集资后怎么管理啊？其他人同不同意啊？”要让他们集体讨论这个社区面对的生态和生计的问题。

第五步是形成村民决策，利用村民委员会提出自己愿意做什么，可以做什么。村民在项目官员启发下，互相交流了。牧转农的贺兰队有人提出了：“我们想养（圈养）羊，但是我们技术不行。”贺兰队有多户提出养牛收入高。当这些话从大多数人的嘴里说出来时，项目官员就知道各家各户的想法有了一些共识了。要保护草场不是一家一户可以做到的。

第六步，村民想要做事了，SEE团队就建议村民成立自己的项目管理委员会，集体开发项目，自己管理。这时，项目团队就撤出来了，只作为项目管理委员会可以寻求的外来资源和咨询机构。当管理委员会里的村民们讨论和提出共同商定的项目—决策后，再来找SEE团队申请支持。例如在他们的小管理委员会会议上，村民经过讨论，意识到每家过多养羊，自己草原上的草就长不起来；嘎查的农牧民都住在相互挨着的草场上，他们要一起面对现在、将来。村民就自己制定了保护草场的村规民约，考虑草畜平衡，把每家羊按照120亩一只的比例减少，每家都卖了三四百只羊，只保留100只上下。他们就制定了全体村民要遵守的村规民约。

第七步，团队在当地设立了项目申报会的公共法权机制，参加评审项目的有几个社区项目管理委员会的代表、当地的专家、政府代表、协会团队的代表。所有的社区项目要在项目申报会上公开宣讲，再由评审团匿名评分，最后总分最高的前十个项目获得资助，但必须根据公共的评议做项目改进。

项目评估就是与村民沟通，引起他们自我做评估。项目官员耐心地听，是有意识地让村民学会表达，引导他们自己考虑做事的条件和资源，如何管理和执行。

团队领队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村民小管理委员会炒了一个项目官员的鱿鱼！一个村民小管理委员会制定了自己的保护草场的村规民约，也与团队签下了生态项目的协议。但这个小管委会成员一致要求团队换掉项目的干事。原因是，在项目过程中，村民发现这个项目干事“用自己知道的套路来教化（村民）”，坚持要他们服从某一个外来的成功模式，还发脾气。

这就是内生式项目方法，内生把外生的挤走。

用什么考试标准来决定一个人留下来或者选择离开？项目官员的看法是：“不是（学习）快慢的问题，是个人带的那种价值观。个人先入为主的这种很难改变的话，会影响对新事物的理解。接触社会少，对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上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很难把握住，要么就是非常极端，要么就是非常不作为。协会团队需要一个非常良性的，能够跟政府，跟村民，跟各个方面处于一个非常好的沟通机制的观念，（有的人）一时半会转变不过来。我们这些学员里头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其他组织里头做过两三年的，会问‘为什么这个（生态）奖要给一个政府做的项目？我们应该给那种很弱势的小的非政府组织，因为他们需要帮助。政府都是假大空的’。年轻人多的社团和组织，我们自己也经历过，很容易被激情的东西控制住而认识不清，只觉得我们在做贡献，政府也不对，整个社会都是不对的，我们需要扭转这种不公平。”看问题比较简单，想找一个一分为二的清晰。

一些团队人员能在成长中随着经历而变得成熟，越过偏激和固执己见，越过黑白分明，越过与政府对立的简单思维，随社会环境复杂性来认识问题，包容多方不同的看法。后来那个认为不应该给政府发奖的项目志愿者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