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再工业化”的历史背景

(一)对美国制造业的历史审视

在整个19世纪,美国制造业处于赶超欧洲先进国家的阶段。到19世纪末,美国实现了工业化。自1895年以来,美国的制造业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种领先地位随着美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商业化而不断巩固,使美国从20世纪初的铁路王国发展到之后的汽车王国,特别是使美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繁荣;而制造业本身,也成为美国物质文明的基石。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在战后出现的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以及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的制造业进一步发展,其产值在二战后初期几乎占全球的50%。然而,第三次科技革命在导致新兴产业部门不断涌现的同时,也对传统工业部门的现代化提出了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了“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这一概念根据美国《韦氏大辞典》的解释,reindustrialization一词最早出现于1968年。其释义是:“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尤其是指通过政府援助来实现旧工业部门的复兴与现代化,并鼓励新兴工业部门的增长。”。当时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美国的东北部地区、联邦德国的鲁尔地区、法国的洛林地区以及日本的九州地区等重化工业地区的产业改造和振兴。

进入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经济出现了增速放缓、制造业投资下降以及工业生产率下降的现象。而美国在冷战时期扶植起来的日本和欧洲国家则在其经济崛起之后开始成为美国制造业的强劲对手,从而使美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下降衡量美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下降的标志是美国与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贸易状况的逆转:在1965年以前,美国对日本和欧洲国家的贸易都是顺差;而在1965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超过了从美国的进口;1966年,联邦德国对美国的出口也超过了从美国的进口。1971年,美国整个对外贸易出现了逆差。在此后至1986年的16年里,有14年为逆差,且逆差的规模不断扩大。1981~1986年,逆差更是以34.1%的年平均增长率上升,从而引起美国朝野的震惊。参见陈宝森、王荣军、罗振兴《当代美国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24页。。为此,卡特政府的高级顾问阿米泰·埃兹厄尼(Amitai Etzioni)在1977年提出了美国“再工业化”这一问题。1978年,卡特总统将“再工业化”作为其竞选总统的对策。里根入主白宫以后,也将实质为“再工业化”的《1980年代经济增长和稳定战略》和《经济复兴纲领》作为振兴美国经济的对策。鉴于当时美国的大公司在钢铁、汽车及计算机芯片等领域的竞争中都曾不敌于日本的公司,里根总统在1983年专门成立了有科技专家和经济学家参加的“产业竞争力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一年半的调查和研究,提交了《全球竞争:新的现实》这一报告。该报告不仅强调制造业对美国的重要性,而且深入研究扭转这一颓势的对策当时美国相关行业的领军人物都纷纷前往日本取经,将日本和欧洲国家崛起的诀窍研究清楚,并加强研究开发和进行管理革命,从而阻止了其产业竞争力的下降。参见陈宝森、王荣军、罗振兴《当代美国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21页。。至于美国各界人士,当时也都普遍认为:要使美国经济在今后20年里保持优势地位,就必须对美国的经济结构进行重大改革;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再工业化”以外,别无他法。如麻省理工学院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等的倡导下,于1986年成立了“工业生产力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89年提交的《美国制造业》报告,在美国引起了轰动。该报告强调制造业对一国竞争力的作用,指出了美国企业在学习先进经验、提高产品质量、企业短期行为、忽视应用研究、加强职工培训和企业间合作等六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因这些问题使美国在与自己扶植起来的日本和欧洲国家的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地位。

(二)199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发展

1990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当年美国制造业的税后利润下降为1100亿美元(当年由制造业创造的实际GDP为14262亿美元)。基于制造业在美国国家竞争力中处于核心地位,美国朝野对此极为关注。为此,对美国制造业开展了一场组织管理革新,即实行缩编和放权、开展再造工程、鼓励团队精神、发展横向公司等。这场组织管理革新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到1995年,美国工人生产一吨钢的时间从此前的10小时缩短为4.42小时,在效率上超过日本、德国、法国及英国;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公司的生产成本在1992年就降到日本丰田和本田公司之下,一举夺回国内的市场份额;1994年在全球1020亿美元的半导体生产上,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已恢复至43%。至于用信息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虽然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其真正见效则是在90年代。如在美国的机械加工企业中,“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和“恰值其时生产”(JIT)这两种新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信息技术革命的溢出效应使制造业整体的运行效率、质量管理及生产率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199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如何振兴美国经济成为两党争论的焦点之一。克林顿在竞选时主张由联邦政府制定具体的技术政策以促进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并在当选后提出了《技术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创建经济强国的新方向》这一报告,主张由联邦政府对技术开发进行投资。为此,克林顿政府先后推出了目标为在高技术产业中加速对新技术开发的“先进技术计划”(Advanced Technology Program, ATP)、目标为帮助各州支持小公司采用最好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的“制造技术推广伙伴计划”(Manufacturing Extension Partnership Program, MEPP)以及目标为加速推出新的节约燃料的汽车的“新一代汽车伙伴计划”(The Partnership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Vehicles, PNGV)参见陈宝森、王荣军、罗振兴《当代美国经济》,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125~127、137~138页。。从总体上看,美国制造业和大公司的竞争力经过组织管理革新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洗礼有了很大的提高,多数行业和部门仍然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各个行业和部门的竞争力的提高是不平衡的。在整体上保持竞争优势的同时,也有少数行业或部门出现了衰弱。当然,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很大,而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制造业本身的技术升级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决定了它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产业。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相对数字和绝对数字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呈下降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制造业出现了衰弱。从绝对数字来看,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员从1990年的2134万人下降到2000年的1964万人,到2008年则进一步下降为1590万人(即在18年里绝对数减少了544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18%下降到11%;但是这一时期由制造业创造的实际GDP则从14262亿美元增长到15743亿美元(即在18年里增长了1481亿美元),增长了10.4%。由此可见,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在这一时期提高了。据统计,1990~2008年,美国企业部门的年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为2.3%,其中非农业部门的年均增长率为2.2%,而制造业部门的年均增长率则为3.7%。由此可见,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较快增长,为劳动力的产业转移(特别是把劳动密集型的低级产品转移到国外生产)创造了条件。据此可以断定,所谓“美国制造业衰弱”论是不符合实际的美国国会研究所的马克·莱文森在其研究报告中对“美国制造业衰弱”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指出:在制造业方面,美国公众的观念与经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参见陈宝森《谈谈美国的“再工业化”与“制造业回归”问题》,浦东美国经济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编《世界经济新格局下的中美经贸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