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洛阳文化对杜甫的影响

杜甫是两京文化培养出来的诗人。他的青少年时代主要受到的是东都洛阳文化对他的熏陶和影响，形成了他坚守中原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的信念和“奉儒守官”（《进雕赋表》）的家庭传统。对佛、道二家思想虽也有过濡染，但并不占据其思想的主要方面。中原文化中直面现实的人生态度，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他的中年是在长安度过的，长安复杂的政治文化和贫富的两极分化及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则训练了杜甫敏锐的政治嗅觉，培养了他的批判意识与忧患意识，使他的思想逐渐由“致君尧舜”的致身公卿理想，改变为“穷年忧黎元”（《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民贵君轻”（《孟子·尽心下》）思想，从而展开了对统治者荒淫生活的批判及对下层百姓苦难生活的同情。这种以“民为贵”“以民为本”的先秦原始儒家思想，是杜甫思想中的精华，从而使他跃入唐代诗人中思想最先进者行列。他的诗歌艺术也是如此。京城和谐典雅、精致优美的诗学传统，提高了杜甫的审美眼光和艺术境界，家学传统促成了他作为诗人的使命感，而出京之后的广阔人生阅历和深入民间对底层百姓的民生维艰的生活体验，则使他扎根于文艺创作的源泉和土壤，使他的诗歌源远流长，具有现实生活的生命力，从而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

（一）洛阳的历史文化对杜甫思想的哺育

中原文化之根，是河洛文化，而河洛文化的集中表现，则是洛阳文化。中国儒、道、释三大文化的根基，都在洛阳。儒家文化最根本的基础，是西周文化的初创者周公旦的“礼乐文化”。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孔子的“仁”的核心就是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而周公旦制礼乐的地点，就在成周——即洛阳。这说明孔子的儒家文化是从周公在洛阳所制的礼乐开始的。“克己复礼”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周公的礼乐，是一种人们所应遵守的公共行为规范，是一种思想原则和社会制度，它对社会秩序起着一种安定谐和的作用。

道家文化的基础，则在于天人合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天、地、人三者是一体的，人与自然是和谐的：“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同时，由于儒家过于重人事，而忽略自然，所以它对儒家文化也起着一种重要补充作用。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本是洛阳周王室的守藏史，对夏、殷、西周的历史典籍以及天文地理知识十分熟悉，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因此从天地人之间的关系立论，更全面地总结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的历史经验，对现实社会多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故对儒家思想多有制约和补充。后来道家被道教徒利用，建立了道教，其宗教信仰是天人一体、道法自然、人可通天、与天同寿，人可以通过修道和炼丹，延长寿命或长生不老。但其理论的核心，还是老子的自然之道。

佛教本是一种外来宗教，但它传入中国后，却与中国社会相结合，发挥着一种重要的抚慰心灵的宗教作用。佛教宣传六道轮回，灵魂不灭，求福于来世。相比来说，比道教的今世长生，更具有迷惑性。但它主张“普渡众生”及“众生平等”的慈悲思想，相对于儒家的等级制度，对民众更有号召力。佛教传到中国的第一所佛寺，就是东汉时期的洛阳白马寺，也可以说，中国佛教的祖庭，也在洛阳。

儒、道、释三大文化，支撑了中国思想文化两千多年，直到现在还有它们的影响。但这三种文化，在中原文化中，并不是没有主次的。尽管由于儒、道、释三家在历史中有过对峙、对立，地位一度浮沉，但在任何一个朝代中，儒家文化或明或暗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后来三家经过不断的碰撞、斗争和磨合，最后形成了宋明以后的理学，儒家文化还是其主导成分。杜甫在洛阳虽对三种文化都有所接触，但他所接受的主要还是儒家文化，因为儒家文化在洛阳，不管在历史传统上还是在唐代的现实生活中，一直是占有主导地位的。他的家庭教育也是如此，遵守的是“奉儒守官”的士大夫世家传统。儒家“仁爱”“忠恕”与重视民生的思想观念及正视现实的儒家理性主义传统，使杜甫成为一个既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又关注普通百姓的民生疾苦的仁人志士，也使他成了将儒家的仁爱思想由家庭亲人推及朋友和一般平民百姓，甚至于推及于外族人民和天下众生，具有崇高人格魅力的伟大仁者。其中也有一些佛教对众生慈悲的思想因素的影响。对于皇帝，他是一个忠臣，希望君主是一个像尧舜一样的明君，但也绝不是“每饭不忘君”的愚忠，他对皇帝敢于大胆的谏诤，敢于暴露上层统治者的腐朽生活、反对或批判君主的错误行为。这其实也是受了道家批判意识的影响。总而言之，儒家务本致用的现实主义精神，是杜甫从洛阳文化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思想文化精神。

以洛阳史学为首的中原史学，有着悠久深厚的传统，《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秉笔直书和微言大义的传统对杜甫有着重要的影响。杜甫的先祖杜预，对《春秋左传》有很深的研究。其《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中，倡“直言”和“一字褒贬”，其主旨在“惩恶而劝善”（见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班固对《史记》的评价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汉书》继承了《史记》“实录”的传统，被称之为“命代奇作”，成为史书的典范之作。唐代是史书编纂的极盛期，在这样的基础上，武则天朝的史学家刘知几撰《史通》一书，盛赞古之良史之不畏强权、奋笔直书的精神：“盖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史通》第二四）正是继承了这些正直的史学家的良好传统，杜甫在他的诗歌中，将中原史家的“直书”“实录”精神付诸诗歌创作，以写实的手法来描写现实中的生活真实面貌，如实地记录了眼前所发生的事，写成了他一系列新题乐府诗和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诗篇，被后人誉为“诗史”。

（二）洛阳宫室的壮丽和文化的繁荣对杜甫理想的培育

杜甫的青少年时代大部分是在洛阳度过的。此时的洛阳正处于盛唐的鼎盛时代。洛阳的城市格局和长安差不多，其宫室之壮丽，山川之秀美，可以媲美长安。在诗人的笔下，可以说是万象毕呈，花团锦簇，气象万千。洛阳城和长安城一样大气，有帝都之象，陈子昂总述洛阳形势说：“景山崇丽，秀冠群峰。北对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连太昊之遗墟，帝王图迹，纵横左右。……瀍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臣又闻，太原蓄钜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国家之宝，斯为大矣。”（《谏灵驾入京书》）至于城池格局之宏丽，宫殿之崇峻，沈佺期有诗云：“九门开洛邑，双阙对河桥。白日青春道，轩裳半下朝。”（《洛阳道》）李白初入洛阳，为其宫殿的巍峨气势所震撼：“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古风五十九首》其四十六）王昌龄也为洛阳的盛大气象唱过赞歌：“南渡洛阳津，西望十二楼。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诸侯。清乐动千门，皇风被九州。庆云从东来，泱漭抱日流。”（《放歌行》）洛水横贯洛阳城，是一条美丽的河流，无数诗人为洛水的风光所迷倒。唐太宗就是一个。贞观十一年（637）三月，唐太宗巡幸洛阳，骑马打猎至洛水河岸，望着眼前无限风光，情不自禁地吟道：“春蒐驰骏骨，总辔俯长河。霞处流萦锦，风前漾卷罗。水花翻照树，堤兰倒插波。岂必汾阴曲，秋云发棹歌。”（《临洛水》）上官仪在洛阳上早朝，骑马经过洛堤，边行边吟诗：“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入朝洛堤步月》）人们看见他月下吟诗，风吹衣带，飘飘然若神仙。洛水上的天津桥是洛阳最著名的桥梁，是洛阳风光最佳处，唐人吟天津桥的诗甚多。如骆宾王的《咏美人在天津桥》：“美女出东邻，容与上天津。整衣香满路，移步袜生尘。水下看妆影，眉头画月新。寄言曹子建，个是洛川神。”张九龄的《天津桥东旬宴得歌字韵》：“清洛象天河，东流形胜多。朝来逢宴喜，春尽却妍和。泉鲔欢时跃，林莺醉里歌。赐恩频若此，为乐奈人何。”刘希夷《公子行》：“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华子。马声回合青云外，人影动摇绿波里。绿波荡漾玉为砂，青云离披锦作霞。可怜杨柳伤心树，可怜桃李断肠花。此日遨游邀美女，此时歌舞入娼家。”天津桥是洛阳的行乐之处，故红男绿女、公子佳人常在这里相会游乐。李白在洛阳时也常在天津桥畔的酒家中喝酒赋诗：“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另如储光羲的《洛桥送别》、孟郊的《洛桥晚望》等诗，或写在此送别友人，或写在桥上赏月，其风光都令人断肠。

洛阳南二十五里的龙门，也是洛阳佳日的最好游乐处。武则天时期，很多宴会在这里举行。如宋之问的《龙门应制》中写道：“洛阳花柳此时浓，山水楼台映几重。群公拂雾朝翔凤，天子乘春幸凿龙。”诗中写出武则天到龙门拜佛游幸，龙门一带花香柳浓，一片楼台馆阁的盛景。杜甫的《龙门》诗也写出了龙门佛寺金碧辉煌的壮丽景色，显示了盛世的景象。

洛阳是一座花的城市，诗人们对洛阳的印象，就是到处都是花。骆宾王诗中说：“铜驼路上柳千条，金谷园中花几色。柳叶园花处处新，洛阳桃李应芳春。”（《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最为有名：“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此外像宋之问的“洛阳城里花如雪”（《寒食还陆浑别业》）、“洛阳花柳此时浓，山水楼台映几重”（《龙门应制》）、李颀“洛阳一别梨花新，黄鸟飞飞逢故人”（《遇刘五》）、李白“看花东上陌，惊动洛阳人”（《洛阳陌》）、储光羲“洛水春冰开，洛城春水绿。朝看大道上，落花乱马足”（《洛阳道五首献吕四郎中》其一）、冯著“洛阳宫中花柳春，洛阳道上无行人”（《洛阳道》）、张继“洛阳天子县，金谷石崇乡。草色侵官道，花枝出苑墙”（《洛阳作》）、崔国辅“洛阳梨花落如霰，河阳桃叶生复齐”（《白纻辞二首》其一）等。唐代的洛阳，当时还不是一个牡丹城，主要是桃花、李花和梨花。牡丹传入洛阳，恐是晚唐以后的事。洛阳春天桃李盛开的美景，使杜甫的印象十分深刻，养成了他爱花的习性。在成都草堂初建时，他就十分注意对草堂周围的美化，向人求桃树苗栽：“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直到晚年他对花还是爱得十分痴迷：“不是爱花即肯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他简直是个护花使者，对风折花枝这样的自然现象也不能容忍：“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绝句漫兴九首》其二）

盛唐时代的洛阳经济繁荣、气象博大，给了杜甫宽阔的心胸；洛阳文化的昌盛和历史底蕴的厚重，给了杜甫深厚的文化修养与思想底蕴。洛阳城壮丽的城池山川，熏陶了杜甫高雅的审美情趣；洛阳诗歌的正统和高雅的传统，训练了杜甫的写作手法和技巧，打下了他以后诗歌创作的坚实基础。在人们的眼中，盛唐时代的洛阳正像是大唐的百花盛开的春天，一片生机盎然，给杜甫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激发了他对未来的梦想，对盛世理想的追求。因此，杜甫在青年时代，也和其他的盛唐诗人一样，树立了建功立业、一展宏图的理想之梦：“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怀着稷契之志，要“立登要路津”（同上），视功名如探囊取物，取富贵如俯拾青紫。他对未来充满了美丽的幻想。洛阳与全国各地的安定和平与繁荣景象，使杜甫对开元盛世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产生了对祖国与家乡的热爱和自豪感。

（三）洛阳诗歌传统对杜甫的深刻影响

洛阳的诗歌有两大特点，一个是对近体诗的建设，一个是对现实主义诗风的优秀传统的传承。前者主要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对近体诗的倡导，此时期的洛阳宫廷诗人集团如上官仪、许敬宗对近体诗的建设，元兢对平仄律的理论总结，“初唐四杰”对近体诗的尝试，“文章四友”对近体诗的实践，“沈、宋”对近体诗的提高，使近体诗成为唐诗中最有代表性的诗体，从而与唐以前的古诗拉开了距离，使唐诗在语言形式和声律音韵方面实现了圆满的结合，将诗歌发展到了一个层次更高的阶段。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宫廷诗人集团中重要的一员，又长期居住洛阳，杜甫从家学和唐初洛阳诗歌传统两个方面，继承了近体诗创作的传统，并下决心要做一名诗人，把在诗歌艺术上精益求精的发展和创造，作为自己毕生努力的事业来追求。杜甫的早年和晚年在近体诗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这主要就是受了洛阳宫廷诗和其祖父的影响。

洛阳另一个诗歌传统，是从先秦汉魏西晋以来的古老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传统。这个传统比近体诗的传统，更加强大和深厚。它积累了一千多年的创作经验，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杜甫将诗歌与现实、诗歌与政治、诗歌与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将“诗言志”、“诗缘情”和诗歌反映现实的良好传统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务实致用、写真写实的诗风，开辟了唐代的现实主义诗歌道路。虽然，杜甫青少年时期的诗歌，以偏重形式的律诗创作为主，但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却在他思想上生根发芽，并潜在成长。只是到了长安以后，有了合适的生活土壤，他的现实主义精神才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并在安史之乱后回洛阳家乡探亲，他亲睹民生的疾苦和灾难时，达到了高潮。这个时期他创作的主要是新题乐府的古风体。而这种古风诗体，与真实反映现实的内容相适应。杜甫能将洛阳诗歌两种优秀传统的主要精神继承和发扬，是真正地弘扬了洛阳河洛文化中的优秀诗歌传统与锐意创建诗歌新体的创造精神。从中可以看出，杜甫在青少年时代着重于诗歌艺术和形式的学习与研练；而在其中年，则着重于诗歌内容和思想方面的丰富和提高。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而这两点，正是洛阳诗歌两个最重要的优秀传统，二者对于玉成杜甫的诗歌成就都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