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杜甫在洛阳的学习与生活

杜甫出生于巩县（今河南巩义市）。巩县是洛阳的属县。但因杜甫的母亲早逝，他很小的时候，就由其二姑母抚养。他的二姑父是裴荣期，后任济王府录事参军，是河东大族，在洛阳仁风里有府邸。在十四五岁以前，杜甫都是在洛阳的二姑母家长大的。杜甫有诗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皇。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壮游》）。除了他的二姑母家在洛阳之外，我还怀疑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在洛阳也有住宅，因杜审言在武则天朝做过洛州洛阳县丞，后又为膳部员外郎的京官，在洛阳也当有宅第。因此，杜甫在十四五岁时，能够在洛阳“出游翰墨场”。他与一般同龄的孩子有所不同，有些少年老成：“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即结交的都是老一辈的长者，向他们请益学问或请教诗文创作，如像郑州刺史崔尚和豫州刺史魏启心这样的前辈长者，就曾夸他的赋作得好，有班固、司马相如之风。崔尚是崔融从子，因崔融与杜审言的关系，崔、杜两家是世交，崔尚对杜甫奖掖与夸赞是可以理解的。“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尽管杜甫的这两句诗可能有些夸张，但李邕与杜甫见面，却是事实。因李邕与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有旧交，曾夸奖过杜审言的五排长诗《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是一篇“玉山桂”（《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一样的佳作。对于杜审言之孙杜甫，很小就能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文学才能很欣赏，在见面时给予指点和夸奖，是可以理解的。至于王翰这样的一个比较狂傲的名士在洛阳的居处，与杜甫的住处相邻近，这也是可能的。杜甫举此二人，说自己能与李邕和王翰这样的名士交游是种殊荣，而引以为自豪。

房琯，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是武则天朝平章事房融之子。少隐居于陆浑（今河南嵩县）伊阳山读书。开元十二年（724）玄宗将封泰山，移驾东都，房琯献《封禅书》得到中书令张说的赞赏，奏授秘书省校书郎。开元二十二年玄宗驻跸东都，房琯拜监察御史。此期间，均有可能与杜甫在洛阳相识。在肃宗朝中，杜甫与房琯既有乡谊之情，又有道义之交，后半生的政治命运，与房琯息息相关。

苏源明，开元年间读书泰山中，开元十五年（727）上书自举，进士及第。开元二十三年为监门胄曹参军，始与杜甫在洛阳相交。其年在洛阳举行进士试，杜甫落第，曾与苏源明一同游齐赵：“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壮游》）。后在长安时与杜甫结为密友。

除了这些名士之外，杜甫还与王公权贵，在洛阳有过来往。他晚年在长沙见到当年的宫廷乐师李龟年也流落此地，十分感慨地写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诗中回忆了在开、天盛世之时，杜甫在洛阳的岐王李范的宅邸及崔涤的堂前听李龟年唱歌的事，可是在当今春暮花落的时节，他们却一起流落在远离洛阳和长安京城的南方郡县，淒然相见，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可见杜甫年轻时在洛阳，是经常与岐王和崔涤这样的权贵人物相交往的。

杜甫的青少年主要是读书学习，他“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皇。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这是说他小时很聪慧，七岁就开始作诗，有《咏凤凰》之作，可惜今已不传。“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作诗是其继承祖父家风的一项事业。九岁时的大字已经练得相当可观了，有一袋子的书法习作。我们知道，杜甫的书法观是“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看来他的书法是学习李邕的一路，是以瘦硬简劲为美的。同时，他的祖父杜审言，也是书法名家。杜甫之父杜闲，也善书法：“《蔡宽夫诗话》云：‘……杜子美云“书贵瘦硬方通神”，予家有其父闲所书《豆卢府君德政碑》，简远精劲，多出于薛稷、魏华，此盖自其家法言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八引）想来其书法也承自家传。杜甫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看来杜甫青少年时代是以苦读为功课的，其所读之书已不可详考。但他自以“奉儒守官”为家训，他教育子女曾说“应须饱经术”（《又示宗武》），看来是以儒家的诗书经史为主要学业，他对自己的第十三代祖杜预十分佩服。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当是他所熟读的经书之一。杜甫“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昭明太子的《文选》也是他精读的书籍之一。既然他所读书有“万卷”之多，除了儒家的经史书籍之外，他涉猎甚广，通过他所受的影响来看，盛唐时所盛行的道经和佛经，也应有所涉猎。这与洛阳各种学术思想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当有相当深厚的关系。当然，杜甫的青少年时期，并不全是一个书呆子，其赤子之心不泯：“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他的青年时代也曾向往干一番为国建功立业的大事业，他又十分向往杜预的文治武功，骑马射箭也当是他所习之业。他北游齐赵之时，曾与苏源明等人骑马打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壮游》），俨然是一位武艺高强的壮士。

从开元十八年（730）至开元二十八年（740）这十年间，杜甫除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回洛阳应试之外，一直都是出外“壮游”。他“快意八九年”（《壮游》），游过郇瑕（今山西临猗）、吴、越、东鲁、齐、赵等地，约有八九年之久。约在开元二十八年（740）前后，他的父亲杜闲去世了。之后杜甫移家偃师首阳山下的土娄村——杜甫家的祖坟所在地，筑土室守墓。杜甫的第十三代祖杜预、祖父杜审言都葬在这里。他写了一篇《祭远祖当阳君文》曰：“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庶刻丰石，树此大道。”他也当为其父杜闲写有祭文或墓志，只是没有流传下来。天宝元年（742），他的二姑万年县君卒于东都洛阳，迁葬于河南县平乐乡，杜甫作《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以悼之。天宝三载（744）四月，李白辞京还山，离开了长安。在经过东都洛阳时与杜甫相见。杜甫作诗赠之曰“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赠李白》），表达他要与李白同游梁宋的愿望。之后杜甫的继祖母卢氏卒于陈留之私第，五月五日归葬于偃师土娄村杜氏祖坟。杜甫作《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同年秋，李白与杜甫在梁园与高适相会，三人同登吹台，慷慨怀古。又到宋中孟诸泽去打猎。天宝四载（745）秋，杜甫又赴李白之约，同游鲁郡，在鲁城北访范十居士，杜甫有诗《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以记其事：“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后二人在兖州东石门作别。李白作《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以表依依惜别之情。杜甫回到家中后，作《冬日有怀李白》云：“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诗中表达了对李白的深切怀念之情。天宝五载（746）杜甫离开了家乡洛阳，西游长安，开始了他十载客长安的生活。

杜甫在长安期间，虽然也不时回到洛阳，但时间最长、最重要的一次，是在乾元元年（758）冬，回洛阳探家的一次。因为东都洛阳刚从安史叛军手中收复，一开始他心中十分高兴，即兴写了《洗兵马》一诗，诗中兴奋地写道：“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夕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认为安史之乱马上就可以平定，并希望能够收甲洗兵，马放南山，老百姓过上男耕女织的太平生活：“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其实他高兴得太早了，岂不知，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一打就是八年，直到代宗宝应二年（763），河北、河南诸道才被收复，安史之乱才被平息，而国内的军阀混战局面，仍未止息。当他从洛阳回华州的途中，就遇到因九节度使围攻邺城失利，退守河阳的败局。在从洛阳到潼关的一路上，他见到了官府因缺兵员而到处抓兵、抓夫的惨象。连不够兵役年龄的中男、退役回乡的老翁、结婚不到一天的新郎、家中父母及妻儿全无的老兵以及两个儿子在役一个儿子战死的军烈属老妇，都被抓到了前线服役。到处是母子、夫妻的生离死别，哭声震天，惨不忍睹。国家的安危、人民的苦难，使杜甫忧心如焚。忧国与忧民的矛盾和痛苦，相互交织，他以新题乐府的形式，写出了感天动地的“三吏”“三别”，使他的诗歌成就达到现实主义的高峰。

由于洛阳是佛教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东汉的白马寺是中国佛教的“释源”和“祖庭”，因此洛阳一直是全国佛教的重镇。北魏迁都洛阳，在城中建永宁寺，在洛阳城南龙门开凿石窟，龙门石窟的古阳洞等就是北魏时期佛像雕塑艺术的代表作。现存碑刻书法“龙门二十品”，是北魏书法的典型代表作。其特征是劲峭瘦硬，当对杜甫“书贵瘦硬方通神”书法观念有一定的影响。龙门奉先寺，是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所建，为建造卢舍那大佛，武则天还捐了二万贯脂粉钱。杜甫在开元二十年游览此寺，并作了一首诗：“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游龙门奉先寺》）诗中记载了杜甫游览奉先寺并在寺中过夜的情景，对“佛以鸿钟惊大梦”（李白语）的佛家教义已有所领悟。此外他还写了《龙门》一诗，描写了“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即洛阳附近到处是佛寺的盛况。其实，杜甫接触佛教是相当早的。他小时所寄依的洛阳仁风里的二姑裴氏，就是信佛的，他的继祖母卢氏也是信佛的。杜甫受佛教的影响，是洛阳佛教盛行之风气和家庭信佛习俗熏染的结果。

杜甫与道教也早有接触。道教的主要崇拜对象是老子和庄子等。其理论核心是“老、庄思想”。老子是东周时期洛阳周室的柱下史，被李唐王朝奉为祖先。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下诏说“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麟德二年（665），唐高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更是一个尊崇道教的皇帝，开元十九年（731），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开元二十一年（733），令士庶各藏《老子》一本；开元二十九年（741），令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置崇玄学；天宝元年（742），追赠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天宝二年（743），追赠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升西京和亳州玄元皇帝庙为太清宫，东京玄元皇帝庙为太微宫等，还在科举中增加了以《老子》及“四子”为考试内容的“道举”。隋末唐初年一批著名道士，如王远知、潘师正、李含光、司马承祯、吴筠等都曾在洛阳或洛阳附近的嵩山或王屋山修炼或传道，其中司马承祯曾被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帝王召入宫中，问以朝政之事。玄宗还尊之为师。可见洛阳地区的道教风行之盛。杜甫曾怀着虔敬的心情，拜谒过东都的玄元皇帝庙，写了《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一诗道：“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仙李盘根大，猗兰奕叶光。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其中对老子庙的雄伟壮丽作了精彩的描绘，对李唐王朝这位所谓“先祖”的遗德，作了大力的推崇。虽然说的是表面上的话，但盛唐时期道教，尤其是“圣祖”老子对杜甫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对杜甫影响最大的还是“谪仙人”李白。天宝三载（744），李白辞京还山，路过洛阳，见到杜甫，二人一见如故，便约定一起访道王屋山和漫游齐鲁。杜甫在《赠李白》诗中写道：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在诗中，杜甫表示了对李白求仙学道的高蹈之举的向往，也对学仙访道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在王屋山访道时却遇到了所访之华盖君去世，使他对学道丧失了不少信心：“良觌违夙愿，含凄向寥廓。”并对在东蒙山所访之董炼师，也失去了兴趣：“伏事董先生，于今独萧索”（《昔游》）。因此他在与李白游东鲁时，在《赠李白》诗中说：“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此诗前二句是自嘲，是说自己虽曾一度热衷于跟随李白求仙学道，但却学道无成，深感惭愧。后二句是劝说李白不要再纵酒击剑、狂歌纵放，虚度时日了，你这些任情放浪行为和任侠之举，如今有谁能理解呢？这说明杜甫对学道和隐逸的热忱，已经降温，并有所觉醒了。儒家建立功业和积极出世的思想，在杜甫的心中，毕竟是相当牢固的。而他对朝中尔虞我诈的内幕，也没有李白这样的过来人看得明白，故他想为“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一试身手的决心已下，和李白告别之后，他就要向洛阳告别，西入长安了。

在洛阳期间，杜甫还深受这里的文化艺术的影响，对其音乐、舞蹈、雕塑、书法、绘画等传统都有所接触，深受熏陶。如前所述，他巩县老家的石窟寺及洛阳龙门的古阳洞、万佛洞、奉先寺等从北魏到隋唐以来的石刻雕像所取得的辉煌艺术成就，使他获得深刻的艺术享受；大歌唱家李龟年在岐王宅和崔九堂的歌唱，公孙大娘、裴旻等剑术舞蹈家在河南郾城和洛阳的精彩表演，张旭的草书，画圣吴道子在洛阳老子庙中的神仙壁画和“五圣图”等，都深刻地印在了杜甫的脑海之中，对他艺术鉴赏能力的提高有很大帮助。杜甫诗中出现了那么多的题画诗和对歌舞的精湛描写，他高超的艺术眼光，可以说主要来自他在洛阳时所受到的艺术感染和熏陶。

杜甫所受到的洛阳诗歌传统的影响。杜甫青少年时代的作品现在留传下来的并不多，在洛阳及在齐鲁、梁宋游历时期所作的诗歌现存的有二十馀首。从这些诗歌的内容和题材上来看，青少年时代的作品，颇受初、盛唐时代精神的影响，风格俊健清新，但生活范围较窄，题材不广，且五律较多。安史之乱后回洛阳归家寻亲时所作的多是五七言古体诗，内容忧愤深广，多是及时反映生活现实的忧国忧民之作。

杜甫青年时期的作品，多是五律，显然是受到洛阳初唐时期宫廷诗派诗人的影响。洛阳宫廷，是唐代近体诗的摇篮。可以说，近体诗是在洛阳宫廷诗人群手中诞生、成长和基本定型的。元稹云：“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新唐书·文艺中·宋之问传》云：诗至沈、宋“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王世贞谓：“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艺苑卮言》卷四）其实，李峤、杜审言等人律诗的粘对律的合律度，比沈、宋还高，尤其是杜审言高达94%。后人对尊沈、宋为律诗之祖而不言及杜审言很不满意：“五言律体实成于杜、沈、宋，而后人但言成于沈、宋，何也？审言较沈、宋复称俊逸，而体自整栗，语自雄丽，其气象风格自在，亦是律诗正宗。”（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十三）杜、沈、宋在近体诗方面，各有擅长。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五言律，杜审言为冠；七言律，沈佺期为冠；排律，宋之问为冠。”杜甫对他祖父的同僚和好友沈佺期、宋之问等人表示尊敬和同情。他在赠给沈佺期之子沈东美的诗中写道：“通家惟沈氏，谒帝似冯唐。诗律群公问，儒门旧史长。”（《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诗中称杜、沈两家有通家之谊，对沈佺期的“诗律”和“儒门旧史”方面的成就，作了较高的评价。宋之问既是祖辈的好友，又是洛阳的老乡，杜甫所居的偃师土娄庄，与宋之问的旧庄不远，虽宋之问已死，但他对这位前辈依然十分尊重，并专门到宋的旧庄去访问。他所写的《过宋员外之问旧庄》诗，对宋之问、宋之悌兄弟的文武功业表示仰慕，对其家后世的“零落”和“寂寞”很是感慨。

杜甫对洛阳宫廷诗人所取得的律诗成绩，十分赞许，并从他们那里，继承了写近体诗的传统。如杜甫的咏物诗，就受到李峤的咏物诗的影响。李峤五律咏物诗120首，是一组大型的组诗，对从天地自然到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象，都作了吟咏，提供了五律咏物诗的新的范式，开拓了五律诗的新天地。杜甫在入蜀以后，也以五律的体裁写了大量的咏物诗。里面就有李诗的影子或借鉴。沈佺期、宋之问被贬后，写了不少有真情实感和较广阔生活内容的律诗，如沈的《早发平昌岛》《夜宿七盘岭》《入鬼门关》《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等诗，宋的《题大庾岭北驿》《度大庾岭》《新年作》《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登粤王台》《发藤州》等诗。他们的这些诗已渐脱离了宫廷诗的羁绊，走向了广阔的社会和地理空间，有了深刻的感触，多了一些内心的体验，虽然仍是局限于个人穷通冷暖的小圈子内，但已比只写些歌功颂德的无聊的应制宫廷诗强得多。杜甫由陇入蜀及在蜀中的作品，则是被迫由中原和京城，出走到边远的陇右和巴蜀的境遇中所作，形同贬谪，因此，他此时期对沈宋等人的贬谪诗，有较亲切的认同感。如《秦州杂诗二十首》《送远》《恨别》《登楼》《宿府》等诗，都多少有些被朝廷抛弃的感觉，但又有深刻的忧国忧民的家国之感，这和沈、宋等人只关心一己之私的窄狭情感，是有区别的。沈佺期有15首七言律诗，大部分都是应制诗。其中《古意呈乔补阙知之》《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等诗较有代表性。前诗是拟乐府旧题，故称“古意”，但却用近体诗的形式来写，姚鼐谓之：“高振唐音，远包古韵，此是神到之作，当取冠一朝矣”（《今体诗抄·序目》），胡本渊《唐诗近体》卷三也称此诗“真不可多得之作”。其实这首诗还是带有初唐七律的一些特点。一是其对仗不是甚工。如“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一联，以“寒砧”对“征戍”和以“木叶”对“辽阳”，其词性和词类都不太妥帖，只能算是宽对。可以说这首七律还不是很成熟。但它已在试用近体诗来写古乐府的内容，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和创新。后一首则是一首对仗工整、格律严谨的七律。但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重字太多。诗中出现三个“何”字，两个“山”字和两个“地”字。这说明七律在初创阶段，对字的重出还不太讲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宋之问的五言排律《奉和晦日幸昆明池应制》《灵隐寺》等诗，格律精严，词语清新，对仗工整，如“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等联，俱是传颂的名句。

其实能够五律、七律和排律兼善的是杜审言。杜审言现传有诗43首，其中五律28首，五言排律7首，七律3首，七绝3首，五古2首。后人称其律诗“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诗集类上》），称其五律最工。胡应麟云：“初唐五言律，‘独有宦游人’第一。”（《诗薮》内编卷四）又云：“初唐五言律，杜审言《早春游望》《秋宴临津》《登襄阳城》《咏终南山》，陈子昂《次乐乡》，沈佺期《宿七盘》，宋之问《扈从登封》，李峤《侍宴甘露殿》，苏颋《骊山应制》，孙逖《宿云门寺》，皆气象冠裳，句格鸿丽。”（同上）胡应麟所罗列初唐五律的优秀作品中，其他人各举一首，独杜审言列举了四首，以表示对杜的推崇。杜甫对杜审言的五律，是当家法来传承的。他在洛阳时期的青少年时代，所作诗最多的就是五律，有17首。好几首诗都是模仿其祖父诗歌的。如《假山》就是模仿和借鉴杜审言《蓬莱三殿侍宴奉敕咏终南山应制》诗的。还有《登兖州城楼》诗，元人赵汸指出：“公（按，指杜甫）祖审言《登襄阳城》诗云：‘旅客三秋至……’公此诗实本于其祖。”（《杜诗详注》卷一引）若以字句论，还嫌皮相，但若从总体上来看，杜甫五律深受其祖诗风影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杜审言的五排也被高调称许：“初唐四十韵惟杜审言，如《送李大夫作》，实自少陵家法。杜《八哀·李北海》云‘次及吾家诗，慷慨嗣真作’是也。”（《诗薮》内编卷四）所谓《送李大夫作》和“嗣真作”指的就是杜审言的《和李大夫嗣真存抚河东》的五言排律。这首长律作于洛阳，长达四十韵，在初唐五排中是绝无仅有的，无论格律或是对仗，都很严谨，开了长篇排律之先河。杜甫是继承了他祖父的长律传统的。在杜集中，五言排律就有123首，其中三十韵以上的就有16首，三十韵的有10首，四十韵的有4首，此外还有五十韵1首，一百韵1首。他的五排长篇，远远超过初、盛唐人，都是得力于对其祖父五排长篇的继承和发扬。杜甫在年轻时所作的五排有《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三首，其中前两首作于洛阳，后一首作于天宝初年与李白游历东鲁时。这些排律虽然篇幅还赶不上杜审言的四十韵长律，但在技巧和作法上还是力求对仗精工、格律谨严，章法上也是亦步亦趋、力追其祖的，即所谓“少陵家法宛然”（胡震亨《唐音癸签·评汇五》）。

杜审言七律只有3首。这3首七律只有《春日京中有怀》的颈联和尾联失粘，其他两首全都符合粘对格律，说明七律在杜审言手中，还是较为成熟的。细按杜甫的七律，其祖父的影响也宛然犹存。胡应麟说：“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七律则‘季冬除夜’、‘毗陵震泽’，皆极高华雄整。少陵继起，百代楷模，有自来矣。”（《诗薮·内编》卷四）杜甫的《题张氏隐居》（其一）是其最早的一首七律，此诗写于开元二十四年（736），时杜甫二十四岁。这首七言律，完全符合粘对格律，对仗精工，在形式上已相当成熟。其中间二联对偶句写得相当老成。明人陆时雍说，“三、四景色自然，风格最老”（《唐诗镜》卷二六）。清人卢麰、王溥的《闻鹤轩初盛唐近体读本》中引陈德公评此诗语说：“三、四写行，景色历落老成，出色在着‘馀’、‘斜’二字。五、六质语，用婉笔，此等大故是初年声节。”（转引自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上册，1077页）可见杜甫的七律出手的水平就已有相当好的基础。只是七律还不是他年轻时主要的写作诗体，到了安史之乱后，他的七律才上了写作的日程。我们从这首诗已可见他继其祖之志，在七律上初露锋芒，为他以后写出“浑雄富丽”（《唐诗品汇·七言律诗叙目》）的七言律诗奠定了基础。

总之，杜甫在洛阳的青少年时期中，受到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洛阳宫廷诗人近体诗创作的影响是很大的，洛阳宫廷诗人对近体诗的创造和试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尤其是杜审言的近体诗创作对杜甫的影响最大。杜甫的近体诗之所以后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是与继承洛阳近体诗的创作传统分不开的。

洛阳诗歌的另一个传统，就是直面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源远流长。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了这一诗歌传统。《诗经》中的诗，大部分都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是表现底层百姓的生活和喜怒哀乐之情的。而统治者采诗，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艺文志》），通过民歌和民谣来获知民间百姓生活的真实情况，故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民生得失是主要的，而以诗娱情或观赏各地音乐则是次要的。所以《诗经》的主要倾向，是表现社会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东周时期，王城在洛阳，而《诗》由各地采集之后的编辑和整理的过程，都是由太师加工，在洛阳完成的，并作为定本，向全国散布和传播。传说孔子将《诗》删为三百篇，作为儒家的首要经典，传授给弟子。而《诗经》中的《王风》，《小雅》《大雅》和部分《国风》中都有洛阳地区的诗歌。如《王风》中的《黍离》一诗，就是平王东迁洛邑时，东周的大夫伤镐京之残破所发出的对西周灭亡之哀伤。《兔爰》一诗，写出了在东周王朝战乱的时代中，一些失势的贵族失爵、失地的哀吟。《君子于役》《扬之水》二诗写了战争时期下层百姓的征役之苦。《葛藟》一诗，写出了一个在他乡流浪的“终远兄弟，谓他人父”的流浪者的凄苦之情。《大车》写战乱中妻离子散的家庭悲剧，《小雅》中的《大东》写的是西周的统治者在东都洛邑将百姓搜刮得“杼柚其空”的残酷状况。《瞻彼洛矣》描绘了周王在东都洛邑六军会师“保其家邦”的情景。《大雅》中的《崧高》则歌颂了宣王时的申侯、甫侯在中原地区“维周之翰”藩卫周室的功绩。此外在《周南》《召南》《桧风》《郑风》《卫风》《邶风》《陈风》《鄘风》《魏风》等中原地区的《国风》中，都有许多现实主义的诗歌的出现。

两汉时期的乐府诗和民歌多是东汉人的作品。如平调曲《长歌行》、杂曲歌辞《悲歌》、清调曲《长安有狭斜》、瑟调曲《东门行》、《艳歌行》、《妇病行》、《孤儿行》、《十五从军征》、相和曲《陌上桑》，此外还有文人乐府的辛延年《羽林郎》、蔡邕《饮马长城窟》等仿乐府诗。这些乐府诗，皆采自民间，“故其多社会问题之写真，而其风格亦质朴自然”。其中《东门行》写一个洛阳城中的贫民因家中穷得“盎中无斗米储”、“架上无悬衣”而欲“拔剑东门去”，铤而走险，走向反抗的道路。《妇病行》写一个妇人因贫穷养活不起孩子，临终前让他的孩子出外乞讨活命。《孤儿行》写一个孤儿为其兄嫂虐待，他“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在冰雪天赤足为其兄嫂汲井担水，炎夏为其兄出外贩瓜，因瓜车翻覆，瓜被人抢去，要求归还瓜蒂，好向其兄交代。《十五从军征》则写了一个十五从军，八十始归的老兵回到家中，其家已破亡的故事。这些都是反映社会现实和民间疾苦的诗歌，有非常强的写实成分。而《长安有狭斜》则是首暴露一个洛阳城中的世胄贵家养尊处优的腐朽生活的诗歌。《陌上桑》写出了民家妇女以自己的智慧和胆量与一个调戏民女的达官做斗争的故事，而《羽林郎》显然写的是洛阳城中的胡姬与“霍家奴”——东汉权臣窦宪及其兄弟窦景家的家奴或属下的斗争，显示出恶霸势力的可恨和民间女子的勇敢坚贞。东汉的乐府民歌，多是叙事体，又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故对杜甫以后的以叙事为主的新题乐府诗，很有启发。

东汉的《古诗十九首》的古诗，也体现了写实的现实主义传统。《古诗十九首》是《文选》中所收录的十九首古诗，从诗中所反映的内容和艺术风格来看，应是文人的作品。因诗中出现“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馀尺”（《青青陵上柏》），写的是洛阳城中的情景；“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驱车上东门》），上东门为洛阳的城门，郭北墓是洛阳城北的邙山墓群，这组诗，写作的地点应是洛阳。从内容上来看，多写的是游子思乡和思妇念夫的题材，且思想压抑，情调悲哀：“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写的显然是乱世，有一种没落和悲观的情绪。梁启超和马茂元先生都推定其为东汉末建安之前的作品。这些诗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表现出了乱世的人们渴望能与亲人团聚，对死亡的恐惧和对人生无奈的思想感情。

建安时期的三曹和七子，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但也作了不少与洛阳有关的诗。东汉末，曹操曾在洛阳先后任北部尉、骑都尉、司隶校尉等，对洛阳十分熟悉。如曹操的乐府诗《步出夏门行》，诗题中的夏门即是洛阳的城西北门。曹丕逼汉献帝退位，自己即皇帝位——即魏文帝，定都于洛阳，将为董卓所焚烧后残破的洛阳城进行修复，广修宫室，立太学。他的《燕歌行》《丹霞蔽日行》和曹植的《箜篌引》《名都篇》《美女篇》《七哀》《送应氏》《赠白马王彪》等诗及《洛神赋》，都作于洛阳。三曹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人物，其作品或慷慨以任气，或宛转以抒情，或悲慨以赋诗，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表达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与他们同时代的七子，如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等诗，虽不一定写于洛阳，但也深受洛阳汉乐府诗的写实传统影响，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战乱中的离乱景象和下层人民悲惨生活的状况。杜甫对三曹和建安七子怀着敬佩之情，以他们为榜样，继承其汉魏风骨，称赞“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笔壮”（《别李义》）、“文章曹植波澜阔”（《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决心在诗歌上要赶上甚至超过他们：“目短曹刘墙”（《壮游》）、“方驾曹刘不啻过”（《奉寄高常侍》）。杜甫后来充满忧患意识和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就很得力于三曹和建安七子。

魏晋时代的洛阳，百姓的生活虽然得到暂时恢复与繁荣，但时局仍然动荡不安，名士少有全者，他们的心理上打上一层惴惴不安的暗影。从阮籍和嵇康的诗里，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朝不保夕的忧生之嗟和对统治者明讽暗刺的反抗态度。而世代相袭的门阀制度，又极大地压抑了寒族才士，阻塞了他们的进取之路。左思的《咏史》诗，就是表达了他们对这一不合理制度的不满和愤慨之情。这种对社会批判的思想倾向，对杜甫大胆暴露社会问题，鞭挞贪官污吏横征暴敛的政治态度，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

在初唐的洛阳诗人中，陈子昂是一个另类。他起初也参加过武则天所倡导的写应制诗的活动，后来曾从武攸宜从军塞外，有了些历练，开阔了眼界。圣历元年（798）在洛阳见东方虬所作《咏孤桐篇》，大加赞赏，在《修竹篇序》对齐梁中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浮靡诗风，加以声讨，从而提倡“风雅”和“汉魏风骨”的复古主张。他虽然也看到了近体诗音声和谐、对仗精美、辞藻华丽和诗句整齐的形式之美，但也看到了这种从齐梁宫廷诗演化过来的近体诗，思想内涵贫乏的精神贫血症，徒有华丽的外表。他参加宫廷的应制诗宴会，也写过一些五律，但更喜欢和提倡写有思想寄托和风格刚健而不受格律束缚的古体诗，《感遇》诗三十八首，就是他以复古为革新的具体创作实践。这在洛阳宫廷以用华美的形式与和谐的声律来歌功颂德的律诗为主要诗体诗歌潮流中，显然是逆道而行的。可以说是大胆的反潮流之举，让诗歌重新回归于传统中去，回到“缘事而发”的写现实的轨道上来，从而发扬言之有物、风格健举的汉魏风骨的优秀传统。杜甫年轻时对这个现实主义的传统认识尚浅，后来，在他阅历渐广的中年之后，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后的诗作中，对陈子昂的诗歌主张，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并做了回应。他的《兵车行》《丽人行》《赠卫八处士》以及“三吏”“三别”等一系列以古体诗为载体的现实主义诗歌，就是响应了陈子昂的以复古为革新的主张，继承和光大了汉魏时代的洛阳诗歌的现实传统，并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杜甫在晚年漂泊梓州射洪拜谒陈子昂读书堂时，对陈子昂表示了崇高的敬意：“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陈拾遗故宅》）杜甫在诗歌形式的革新与诗歌内容的充实和开拓两个方面，继承和发扬了洛阳诗歌传统中的精髓，从而开辟了唐代诗歌现实主义的康庄大道，并让唐诗在律化方面，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