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药如用兵，多不如精

我用药喜欢用温补，过去南方人热病、瘟疫居多，70%以上就诊者为危重患者，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我体会到危重患者若是用药太过于寒凉，容易使患掩盖真实的病情。与之相反，如果用药偏温，患者有不适可及时被发现。

我的治疗原则更接近温补学派，所谓的温补学派指的是在以薛己为先导的一些医家在继承李东桓脾胃学说的基础上，发展探讨了肾和命门学说，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来探讨脏腑虚损的病机而辨证治疗，并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临床特色的辨治虚损病证的系列方法，强调了脾胃和肾命阳气对生命的主宰作用。在辨证论治方面，立足于先后天，或者偏重脾胃，或者偏重肾命，并且善用甘温之药。其中温补学派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薛立斋、赵献可、张景岳、李中梓等多位名家。

其中李中梓从小就非常聪明，12岁考了“童子试”第一名，但是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对功名利禄不上心，反而致力于研究医学。不少医生在学医之初会拜师学医术，但是李中梓是没有拜过师的，他的医术得益于他孜孜不倦的自学。他看了很多的医书，对金元四大家的学说也有了深刻的体会，继承了其中好的地方，对于不太好的地方提出了许多修正的见解。由于有着丰富的医学理论知识，在临床上试验，没想到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的名声慢慢地传开了，并成为当时上海四大名医中最负盛名的人物。

他强调，人有两本，一是先天之本，二是后天之本。一个良医应该了解人体之根本，治病时才可以正本清源，诸多症状自然能够迎刃而解。中医学认为，先天之本在于肾，而后天之本在于脾。婴儿还在母亲的肚子里形体未形成的时候，就先有了两肾，因此，肾为先天之本。婴儿生出来，一日不食就会饥饿，七日不食则会死亡。因此脾胃为万物生发之母，是人体一切的营养来源，故脾胃为后天之本。我在临证的时候也尤为注重脾胃的情况，因为人体免疫功能的强弱关键在于脾胃功能是否强大。脾胃功能低下会直接影响药物吸收，且加重肠胃的负担。因此，在治疗方面要注重人之根本，即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

在温补学派出现之前，明代时中医用药多苦寒，常常损伤脾胃，克伐真阳，不但治疗效果不明显，又引起了新的寒凉时弊，像是肠胃消化功能减弱、食欲减退、身体怕寒，等等。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才会演变出温补药，像是右归丸，桂附地黄丸等方剂，这些温补药剂里常用到肉桂、附子、干姜、鹿茸等温热性的药物。这些温热的药物不仅可以抵消滋阴药的寒凉，还可以增强患者的新陈代谢，大大地提高了疗效。

我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也得出这么一个认识，寒凉之品易伤脾胃，影响消化吸收，降低了抵抗力。热药虽然也能使个别人上火，但是容易纠正过来，而凉药过用抑制生理功能则比较难恢复。由此，我治疗妇科病一般都是用温药，比如说治疗闭经，用药以温肾为主，常常选用参茸卫生丸或二仙、巴戟等药来振奋卵巢功能。即使治疗期间症状表现为热象，此时也应该平补肝肾，而不用清热凉血之品，怕用了之后卵巢功能会受到抑制，得小利而失大局。

我很重视经典著作，善用经方，一般选方用药首推仲景方，他的方剂组成短小精悍，借鉴多了，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用三个字来概括，就是“稳、准、狠”。“稳”即冷静辨病，“准”即诊断准确，“狠”即用药量大，或者用别人不大敢用的药，比如说附子，国家规定最多只能用10克，可实际上有很多医生的用量都会稍微超过这个限度。我也是，因为我觉得“大毒治病，十去其九”，我也曾经将生乌头、生附子用于肺癌临床，大戟用于输卵管积水，治疗的效果都很明显。

其实，像这种以毒攻毒的做法早已不是新鲜事了，现代医学中也有用到这个方法，比如说化疗，就是典型的以毒攻毒。化疗是化学药物治疗的简称，通过使用化学药物来杀灭癌细胞，用的药物为细胞毒药物，通过口服、静脉或者体腔给药等方式，使药物随着血液循环遍布全身的绝大部分器官和组织，这样才能达到治疗的目的。回到正题上，以毒攻毒是中医学上辨证施治的一种治疗方法，就是用含有毒性的药物来治疗大毒类疾病，只是中医越来越少用毒性大的药了，反而用药方面越来越平和，一开就是几十味药，多的竟然有上百味，但这也容易造成主次不分，其结果是治不好病，也治不死人。

我反对这样的平和，虽然药有三分毒，但无毒不治病，只要用之得当，中医同样能治疗危急重症。在大病之下应该大胆地使用“毒药”，就是使用那些药性峻猛，有一定毒性的药物，这样才能解救患者于危难之中。比如说治疗早期肝硬化腹水、渗出性结核性胸膜炎选用十枣汤，其中的药味有：芫花、大戟、甘遂、大枣。前三味药峻猛有毒，容易伤到人的正气，所以用大枣十枚为佐，既能缓和诸药毒性，又能益气护胃，减少用药后出现的不良反应，总之能够邪正兼顾。虽然这些药含有毒性，但在临床上使用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很推崇张仲景的用药原则：药味少，分量大，能单刀直入。我在临床上也遵循着这样的原则，我的方子药味最少的只有三味，看起来风险比较大，但是效果却不俗。

我一直强调经典医学著作的重要性，并要求熟读这些经典，但我并不是说要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地、不管好坏地全部接收，而是应该在熟读之后，消化领悟，化为己有，这才是掌握了古方的精髓。但这还是不够的，因为单单只是继承了，却没有去创新，中医只能在原地踏步，最终只能被淘汰。所以，学中医应该师古而不泥于古，要敢于创新。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与疾病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宝贵财富，更是组成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部分之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意识和理念也不断地增强，人们对中医药有了新的需求，因此，我们要学会继承，并且在继承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因为只有继承了，才能为发展和创新奠定基础。而创新则是中医发展的动力，生命之源。

由于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我重视经典著作，也经常在古方中进行加减，古为今用。比如说四逆散，它在《伤寒论》中用于治疗少阴枢机不利，阳气不得宣达的四肢逆冷症。我经过深入分析方剂组成，认为此方既有宣达郁滞、解痉止痛的功效，又有解热、镇痛、消炎等药理作用，所以对于治疗一些盆腔炎症及气滞血瘀所致的闭经、痛经、头痛等可以使用我从《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借鉴的药方，这不仅扩大了古方的应用范围，也给妇科疾病治疗以新的思路。

需要强调的是，在运用四逆散的时候，要注意患者月经以及大便的情况，若是月经提前、量多和大便稀的，四逆散应该要慎用或者禁用，因为这个方子理气活血的作用较强，容易促使月经更为提前。

这么些年在用药上也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总结如下。

第一，补肾药物大多滋腻，易滞气血，临床应用的时候，常常辅以行气活血之药物，使补而不滞。

第二，对于妇科出血性疾病切勿盲目地滥用止血药及过早使用炭类等收摄药，恐瘀血内滞，闭门留寇。所谓“闭门留寇”，顾名思义就是把盗贼关在了屋里，用在中医上就是有病邪在内的时候，先进行了补虚，虚虽然补了，却是相当于关上了门，将病邪留在了体内，这样更难把病邪驱逐出去了。因此，当邪盛体虚的时候，治疗当先祛邪，而不是贸然进补。

第三，根据阴阳互根的理论，补肾主张三七开。即补肾阳者，七分阳药，三分阴药；补肾阴者，七分阴药，三分阳药。

最后，历代古籍中虽然记载了孕期应该慎用或禁用峻下滑利，去瘀破血，行气破气以及一切有毒药品，但在病情需要时，也可以适当应用，所谓“有故无殒，亦无殒也”。但需严格掌握用药的程度，等病情减了大半之后应该即刻停用，否则就会有害胎儿。古籍提出半夏有动胎之性，然而在多年的实践中未见半夏用于妊娠恶阻有动胎之象，而其降逆止呕之功甚好。

通过上述所知，其实我善用经方，偏于温补的思想由来已久，不但适用于妇科疾病，而且适用于中医其他疾病。我在行医习医的过程中始终在经方的指导下，遵循张仲景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以及方证对应相结合的重要学术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创新，赋以新意，使其对妇科临床更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