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投资企业组织文化量表开发与验证：基于Denison模型的改进

刘强

江汉大学商学院

【摘要】 本研究通过借鉴Denison模型、国内企业访谈与小组讨论，编制了创投资企业投资企业组织文化初始问卷。对预试样本数据的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创业业组织文化量表由团队导向、员工发展、核心价值观、创新意识、顾客意识、组织学习、目标愿景七个因素构成；对正式样本数据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量表在个体层次和团体层次均有较好结构效度，对正式调查样本数据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量表各维度的信度系数较高。

【关键词】 创业投资；组织文化；两层次验证

1 引言

相关研究表明，组织文化是企业长期盈利的关键要素，成功企业持续不断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企业自身的价值观多于市场因素，归结为企业人的信念多于竞争[1]。组织文化建设对于面临复杂不确定环境的创业投资机构尤为重要。创业投资机构是一种新型的金融中介，其运作高度依赖创业投资团队。创业投资团队一方面是资金监控者，他们需要去识别、控制和管理创业[2]，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要成为“增值者”，利用自己的业务专长和社会关系网络帮助创业企业成长，如参与创业企业的战略规划制定、高级管理人员的聘用、企业运营计划制定、融资与法律咨询，以及介绍潜在的用户和供应商等[3]。因此，创业投资团队的人力资本是创业投资机构最重要的资产[4]，优秀的组织文化能够帮助创业投资机构提高适应性和稳定性，留住优秀创业投资团队并创造高的组织绩效。

现有研究重点关注了创业投资组织绩效的外部因素，一般认为创业投资的投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业投资的网络位置[5,6,10,11]。但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网络位置差异能够带来投资绩效的差异，那么创业投资机构如何取得优势网络位置，什么类型的创业投资机构能取得优势网络位置？以创业投资企业的组织文化研究为起点，探讨提升创业投资绩效的组织内因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丰富创业投资组织文化领域的研究发现，将在回顾组织文化文献基础上，根据Denison模型和实地访谈结果编制初始量表，并对初始量表进行预试样本和正式样本的验证和改进，最终提出创业投资企业组织文化量表。

2 文献综述与初始量表编制

2.1 组织文化的分类标准及测量工具

大多数组织都能创造出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种类。梳理组织文化分类标准及测量工具的研究文献，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Quinn&Cameron（1998）构建的组织文化测评工具OCAI在竞争价值框架CVF（Competing Values Framework）的基础上开发，CVF由柔性—控制、关注内部—关注外部两个成对维度构成，从而把组织文化划分为宗族（clan）、活力（adhocracy）、市场（market）及层级（hierarchy）4种类型；Denison（1995）构建了能够描述有效组织的文化特质的理论模型TMCT（Theoretical Modelof Culture Traits）[7];Schein（1999）等为代表的学者，主张通过访谈、现场观察等方法进行定性测评[8]; Hofstede（1990）在研究国家文化的基础上开展对组织文化的测量研究。她认为组织文化由价值观和习惯两个层面组成，其中价值观层居于内核，由安全需要、关注工作和权力需求3个维度构成；而习惯层则由过程导向—结果导向等6个维度构成，不同组织间文化差异主要由其习惯所决定[9]。

总体来看，Denison的TMCT模型建立在组织有效性分析基础上并有成熟的量表，是当前组织文化分析评估的主流框架。类似于OCAI, TMCT被两个成对的维度（内部整合一外部适应和变化一稳定）划分为4个象限，分别对应4种文化特质：适应性（Adaptability）、使命感（Mission）、连续性（Consistency）和相容性（Involvement）。每种文化特质进一步对应三方面的指标，每方面的指标又由5个更加具体的条目来衡量。这样最终形成了以4种文化特质为核心，12方面指标为中间环节，60个具体条目为最终考察对象的测量体系。

2.2 创业投资企业组织文化访谈

Denison的TMCT模型是在CVF框架基础上对5家组织进行定性研究，揭示出4种文化特质和组织有效性的关系，从而建构起来的。遵循上述理论构建思路，我们通过参考文献和对国内创业投资企业员工进行访谈两种方式搜集测量项目，进而编制初始问卷。访谈方法是，选取国内两家有代表性的创业投资机构，与这两家创业投资机构的10名员工进行访谈，其中5名员工为高层员工（含合伙人、投资总监）,5名员工为基层员工（含投资经理、行业研究人员）。访谈采用一对一交流的方式，首先向被访员工简要介绍访谈目的，然后请其当场填写Denison文化测量量表并对该量表提出修改建议，最后请其开放式总结各自企业的文化特质和其作用。企业访谈结果总结摘要如下：

2.2.1 九鼎投资的文化特质

九鼎投资的文化特质较为鲜明地反映在其适应性和使命两个方面，是典型的外部导向型文化。一方面，九鼎投资特别强调创造改变，传统的私募股权都是精耕细作，但是九鼎却把PE工厂化，从立项、调研、评审到投资决策委员会投票决策，九鼎都有自己的标准，完成了流程化；另一方面，九鼎投资特别注重战略导向，提出了“以制造业做金融业”，关注消费、医药、农业、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等五大领域，地毯式的扩张、连锁加盟的模式等等经营策略和主张。

这种外部导向文化适应了创业板设立初期的市场竞争环境，使得九鼎在短时间内抢占了众多投资机会并快速得以扩张。

2.2.2 达晨投资的文化特质

达晨投资的组织文化体现出明显的稳定型特征，表现在其投入和一致性两个方面。首先，达晨团队非常稳定，风格稳健务实，核心管理人共事近十年，彼此信任默契，个性鲜明，优势互补；其次，达晨有连续一致的核心价值观，追求“稳健、理性的投资”, “看得清楚的投资”，赚企业成长的钱，成长性是投资的灵魂，强调风控前移，全员风控等；最后，达晨特别注重员工能力培养，提出优秀投资经理的三大特点：勤奋、悟性、抱负，管理刚柔并济，体现 ‘制度化、流程化、人性化’等经营理念和主张。

达晨成立时间较早，在长达十年的创业投资低潮时期其团队保持了相对稳定，上述组织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达晨也因其坚持而并获得了丰厚投资回报，稳定十年十二个项目上市，树立了本土创业投资机构品牌。

2.3 创业投资组织文化初始量表

Dension等的OCQ量表相对来说是个比较成熟的企业文化测量工具，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适用于中国创业投资企业这一特殊领域需要改进。根据相关文献及访谈结果，我们在小组讨论基础上提出了改进意见和初始量表：

一是合并OCQ量表中的战略方向、愿景和组织目标维度为目标愿景维度，合并同意与协调整合维度为协调整合维度。从而建立一个包含九个维度（授权、团队导向、员工发展、核心价值观、协调整合、创新意识、顾客意识、组织学习、目标愿景）的组织文化量表。

二是简化各子维度的测量项目，删除与子维度契合度差的项目问题，最终使每个维度的项目问题简化到三个，总项目数简化为27个。

三是结合访谈、小组讨论和专家意见对相关项目进行了替换和修改。如：根据访谈结果，创业投资核心团队的相互信任是创投文化中的关键部分，达晨和九鼎均拥有一个深度信任的核心团队，因此我们在团队导向维度中加强了核心团队相互信任的描述；此外，创业投资机构的组织学习也具有较强的文化特色，一般采取师徒模式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因此我们在组织学习维度替换了相关内容；再次，与一般企业不同的是，创业投资机构的顾客概念既包含被投企业，也包括给创业投资基金出资的投资人（或称有限合伙人、LP），因此在关注客户维度我们进行了更加具体化修改；最后，在决策机制和分配机制方面，创业投资特别强调扁平化组织和分享机制，这些均需要对原有项目问题进行修改。修改后的量表具体内容见表1。

四是确定量表测量方法，各变量题项均采用Likert7点量表进行测量，以此衡量样本对于各问题的同意程度，1至7分別代表“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3 创业投资企业组织文化量表的验证

3.1 基于预试样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3.1.1 研究过程

由于创业投资组织文化量表在国内是第一次开发，所以需要对其进行预试处理。首先使用初始量表对预试样本进行调查，并用调查数据对预试问卷的结构进行分析，建立创业投资组织文化的因子结构模型。

3.1.2 预试样本

我们选择注册于某市的10家创业投资机构作为预试样本。在10家机构中发放初始问卷100份左右，回收有效问卷88份。预试机构平均有8-12名成员（SD =2.14）。团队成员性別方面，男64%，女36%。团队成员学历方面，本科及以下48%，研究生及以上52%。样本数据收集过程见3.2.2。

3.1.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7.0对创业投资组织文化量表的结构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FA）。

3.1.4 研究结果

Widaman [12]认为，与主成分分析法相比，使用主轴因子法（Principal axis factoring）EFA所得到的因子负载会更准确，因此本研究选择主轴因子法提取因子。我们根据特征值与碎石图结果确定抽取因子的数目，并将判断是否保留一个项目的标准定为：（1）该项目在某一因素上的负荷超过0.5;（2）该项目不存在交叉负荷，即在两个因素上的负荷之差大于0.2。

预试样本的EFA发现，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2178.62，显著水平小于0.001，说明相关矩阵不可能是单位矩阵；取样适合性KMO值为0.91，说明该问卷适合做因素分析。

根据碎石图，抽取七个因素是最为合理的，七因素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78.67%。从因子结构来看，因素1（授权）中的三个项目与因素2（团队导向）和因素3（员工发展）存在交叉负荷，说明这个维度中的项目可以用因素2或3的项目来进行替换，因此可以删除因素1；因素5（协调整合）中的三个项目与因素4（核心价值观）和因素2（团队导向）存在交叉负荷目，也可以删除。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如表1。

3.2 基于正式样本的两层次验证

3.2.1 研究过程

为了对上述研究中所得到的创业投资组织文化量表进行交叉验证（cross-validation），本研究采用新的样本数据对该量表结构进行检验。主要研究过程如下：首先，使用预试所获得的创业投资组织文化量表对正式样本进行调查，并用调查数据，对样本数据进行汇聚处理，即将个体层次数据处理为团队层次数据，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次，对量表的结构讲行两个层次（个体层与团队层）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3.2.2 样本与数据

考虑到创投产业的运作模式、特点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采取了网络搜集+实地访谈+问卷多种办法，数据收集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网络搜集，是以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清科创业投资研究中心、中投集团等三家第三方机构所提供的数据作为研究基础，收集了2009—2011年间82家创投机构的基本情况，包括成立时间、股权性质、区域分布、投资企业数、投资总额、以及所投企业的退出情况。研究遵循Hoehberg（2007）的处理方法[6]要求创投机构在2009一2011年期间的投资数量要大于等于10。

第二阶段为预试调研，本文作者长期跟踪研究创业投资机构，2012年3月—4月作者对工作所在地10家创业投资机构进行了预试调研，完成了探索性因素分析。

第三阶段为正式调研，2012年9月—2013年3月，作者对上述82家创业投资机构中的58家进行了“实地访谈+问卷”跟踪调研（包括深圳、广州、上海、北京、武汉等），得到53个有效团队资料，回收有效问卷502份。

样本特征如下：团队平均有10—11名成员（SD=2.4）；团队成员性別方面，男71%，女29%；团队成员学历方面，本科及以下43%，研究生及以上57%。

3.2.3 统计分析

本阶段研究我们使用正式调查样本数据，采用LISREL8.7对创业投资组织文化问卷的结构进行个体和团体两层次验证性因素分析（CFA）；采用SPSS 11.5进行以效标变量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

3.2.4 研究结果

3.2.4.1团队层次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于组织文化为团队层次变量，描述的是团队整体水平的现象，需要将团队内个体成员的数据进行汇聚（Aggregation）处理，从而获得团队水平的数据。在数据汇聚之前必须检查团队内部成员对问卷的回答一致性。首先，如果群体内部一致性系数rwg大于0.70，代表该变量在群体内具有足够的一致性[13]；其次，通过计算组内相关系数ICC，进而了解团队内与团队间的变异程度。

经对正式样本数据进行计算，在创业投资组织文化各维度上rwg平均值均大于0.88，表明团队内成员的回答一致性高，可以对个体分数进行汇聚处理以获得团队层次的数据。各变量的rwg、ICC系数及各变量汇聚处理后的描述性分析数据如表2所示。

样本数据的相关矩阵表明，创业投资组织文化7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信度分析也表明，各维度a信度系数均在0.85以上，说明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

3.2.4.2两层次验证性因素分析

根据Dyer等人[14]进行多层次验证性因素分析（Multi - level CFA）的五个步骤，对53组样本数据进行两层验证性因素分析。分析步骤为：第一步，个体层次模型，即不采取分层的方式，直接对所有个体数据进行CFA。第二步，估算组间方差，计算各项目的ICC值（组间相关系数）。第三步，组内模型，根据联合组内样本协方差矩阵构建CFA模型，如果组内模型的拟合情况差于个体层次模型，表明量表构念有可能处在团队层次上。第四步，组间模型，根据组间样本协方差矩阵构建CFA模型，或者根据组间相关矩阵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第五步，构建两层次分析模型。上述所有模型均采用LISREL8.70进行分析，并设定所有模型为七因子结构，因子间协方差均设为自由估计，除了各维度中第一个项目的因子负荷均固定为1以外，其余项目的因子负荷均设为自由估计。分析结果如表2、表3所示，表2为各模型的拟合情况，表3为量表中各项目的ICC估算值及在各模型中的标准化负荷。

第一步，个体层次模型。如表3所示，个体层次模型的拟合情况较好（RMSEA=0.062, GFI = 0.96, CFI =0.99, SRMR=0.028）；表4中各项目在其所属维度上的负荷较大（0.75以上），说明七因子结构能够有效拟合样本数据。但该模型并没有对组间与组内的方差进行区分，因此也不能说明量表构念在个体与团队层次上有何区別。

第二步，估算组间方差。如表4所示，量表各条目的ICC值处于0.16-0.29之间，均值达到0.22，表明各条目具有较高的组间方差，也说明样本数据适合构建两层次模型。

第三步，组内模型。与个体层次模型相比，表4组内模型中各项目的因子负荷明显要小；表3中，组内模型的拟合情况也差于个体层次模型（RMSEA与SRMR都有所提高，CFI有所下降），说明量表构念会有一部分处在团队层次上。

第四步，组间模型。如表3所示，组间模型的拟合情况较好（RMSEA =0.074, GFI=0.90, CFI =0.99, SRMR =0.024）；表4中各条目在所属维度上的负荷均处在0.90以上，这也说明量表构念能够在组间或团队层次上得到较好体现。

第五，两层次模型。如表4所示，在两层次模型中，大部分项目在组内与组间的负荷存在一定差异，组内的负荷与组内模型的负荷较为相似，组间的负荷则比组间模型的负荷要小。如表3所示，两层次模型总体拟合情况较好（RMSEA = 0.061），这也表明量表在个体层次与团队层次均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4 总结与讨论

通过借鉴Denison组织文化量表、企业访谈以及小组讨论，本研究编制了中国背景下的创业投资企业组织文化初始问卷，问卷对Denison量表进行了简化，包含9个维度27个项目。运用初始量表对预试样本展开调查，并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创业投资组织文化量表结构可以进一步简化，由团队导向、员工发展、核心价值观、创新意识、顾客意识、组织学习、目标愿景七个因素构成。从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来看，各项目分布合理，而且每个项目在相应因素上的负荷较高，方差解释量也比较高。进一步对正式成员样本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量表在个体层次和团体层次均有较好结构效度，对正式调查样本数据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量表各维度的信度系数较高。综合企业访谈、预试样本分析和正式样本分析结果，证明本研究所得到的创业投资企业组织文化问卷是合理有效的。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对创业投资企业组织文化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虽然本研究开发的量表总体上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但仍存在以下问题和不足：

一是量表结构先验借鉴了Denison模型和量表，进行了简化和适应性替换。但创业投资组织文化还有没有可能有新的维度，其他成熟的组织文化测量工具能否应用于创业投资企业，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是量表开发没有回答引言中提出的问题，什么类型的组织文化有利于提升创业投资企业的网络位置和竞争优势？由于数据原因，本研究没有对组织文化与投资绩效关系进行深层次研究，分析组织文化各维度与投资绩效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深化探析量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也是本研究继续深入的重点。

参考文献

[1]Cameron, K.S.& Quinn, R E.Diagnosing and chang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Based on the Competing Values Framework [M].Addison-Wesley,1998.

[2]Kaplan, Steven, N., Antoinette, S..Private Equity Returns:Persistence and Capital Flows [J]. Journal of Finance.,2005,60:1791—823.

[3]Bygrave, W.D..The Structure of the Investment Networks of Venture Capital Firm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1988,3（2）:137-157.

[4]Lerner, .J.The Syndication of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s [J].Financial Management,1994,23（3）:16-27.

[5]Sorenson, O., Stuart, T.E..Syndication Networks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s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1,106（6）:1546-1588.

[6]Hochberg, Y.V., Ljungqvist, A., Lu, Y..Whom You Know Mattters? Venture Capital Net-works and Investment Performance[J].Journal of Finance,2007,62（1）:251-301.

[7]Denison, D.R., Mishra, A.K..Toward a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Effectiveness [J].Organization Science,1995,6（2）:204-223.

[8]Schein, E.H..The Corporate Culture Survival Guide:Sense and Nonsense about Culture Change [M].San Francisco:Jossey 2 Bass Publishers,1999.

[9]Hofstede, G., Neuijen, B., Daval, O.and Sanders, G..Measur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s: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udy across twenty cases [J].AdministrativeScience Quarterly,1990,35:286-316.

[10]Nahata, R.Venture Capital Reputation and Investment Performa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8,90（2）:127-151.

[11]Brander, J.A., Amit, R., Antweiler, W.Venture Capital Syndication:Improved Venture Selection versus the Value -Added Hypothesis [J].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2002,11（3）:423-452.

[12]Widaman, K.F.Common Factor Analysis Versu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Differential Bias in Representing Model Parameters [J].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1993,28:263-311.

[13]James, L.R., Demaree, R.G., & Wolf, G.Rwg:an assessment of within group interrater a-greement [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93,78,306-309.

[14]Dyer, N.G., Hanges, P.J., & Hall, N.G.Applying multilevel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echniques to the study of leadership [J].Leadership Quarterly,2005,16:149-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