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素有“中华水塔”之美誉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位于我国的西部、青藏高原腹地、青海省南部，为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是我国江河中下游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屏障，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来自该区域。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地理位置为北纬31°39′—36°12′，东经89°45′—102°23′，其东、东南部与甘肃省、四川省相邻，南部、西部与西藏自治区相接，北部分别与治多县的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西藏族蒙古族自治州的格尔木市和都兰县交界，东北部与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共和县、贵南县、贵德县和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县接壤。行政区域涉及包括玉树、果洛、海南、黄南四个藏族自治州的14个县和格尔木市的唐古拉山镇，总面积为15.23万平方公里，约占青海省总面积的21%。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面积按流域分为：黄河源区面积4.05万平方公里，占保护区面积的26.6%；长江源区面积9.4万平方公里，占保护区面积的61.7%；澜沧江源区面积1.78万平方公里，占保护区面积的11.7%。近几十年，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独特而典型的三江源高寒生态系统，变得脆弱而敏感，生态环境质量整体表现出严重的退化局面。

三江源生态环境退化的具体表现如下所述。

（1）该区域冰川、雪山逐年萎缩并直接影响了高原湖泊和湿地的水源补给。近年来源区来水量逐年减少，黄河流域的形势更为严峻。水文观测资料表明：黄河上游连续7年出现枯水期，年平均径流量减少22.7%, 1997年第一季度降到历史最低点，源头首次出现断流；源头的鄂陵湖和扎陵湖水位下降了近2米，两湖间发生断流。源头来水量减少不仅制约了源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农牧民的生产生活，还由于黄河青海出境水量占到黄河总流量的49%，源头水量的持续减少致使下游断流频率不断增加，断流历时和河段不断延长，下游地区25万平方公里、1亿多人口的生产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气候变化更使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受灾程度加剧，在牧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还很欠缺的情况下，防灾抗灾能力有限，一旦遇上干旱、洪涝或雪灾，将给牧民造成很大的财产损失。

（2）草场大面积的退化、沙化。据调查，保护区所在的三江源区50% ～60%的草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1996年退化草场面积达250万公顷，占该区可利用草场面积的17%。同50年代相比，单位面积产草量下降了30%—50%，有毒有害类杂草增加了20%—30%。仅黄河源头80—90年代平均草场退化速度比70年代增加了一倍以上。三江源区“黑土滩”面积已达119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4%，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7%，占全省“黑土滩”面积的80%。而沙化面积也已达253万公顷，每年仍以5200公顷的速度在扩大。荒漠化平均增加速度由70—80年代的3.9%，增至80—90年代的20%。原生生态景观破碎化，植被演替呈高寒草甸→退化高寒草甸→荒漠化地区的逆向演替趋势。

（3）水土流失日趋严重。三江源区是全国最严重的土壤风蚀、水蚀、冻融地区之一，受危害面积达1075万公顷，占三江源区总面积的34%。其中极强度、强度和中度侵蚀面积达659万公顷。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为754万公顷，多年平均输沙量达8814万吨；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达321万公顷，多年平均输沙量达1303万吨；澜沧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达240万公顷。既损失了土壤，加快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也使得下游的河道淤塞，危害水利设施。

（4）其他影响。三江源草地的退化不仅使该地区草地生产能力和对土地的保育功能不断下降，优质牧草逐渐被毒、杂草所取代，野生动物栖息环境质量减退、栖息地逐渐破碎化使生物多样性急剧萎缩，而且引起了草地鼠害的泛滥（三江源区发生鼠害面积约503万公顷，占三江源区总面积的17%，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28%，高原鼠兔、鼢鼠、田鼠数量急剧增多；黄河源区有50%以上的黑土型退化草场是因鼠害所致，严重地区有效鼠洞密度高达1334个/公顷，鼠兔密度高达412只/公顷），不仅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而且导致了草地的进一步退化、破坏，可放牧草原面积减少，牧民只能通过增加牲畜数量以维持生活，这更深层次地引起草原退化加剧，形成了退化—贫困—退化的恶性循环。

三江源源区草地植被退化与湿地生态系统的破坏，使得源头水源涵养能力急剧减退，源头产水量逐年减少，生态屏障作用和养育功能逐步丧失，导致长江、黄河、澜沧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旱涝灾害频繁，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制约。

1.1.2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建立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保护“中华水塔”，中央和青海省地方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展了一批生态工程。到1997年底，江河源区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435.69平方公里，封山育林保存面积23万公顷，植树造林保存面积27万公顷，建设围栏草场174.1万公顷，改良草场90.6万公顷，使黄河上游水土流失区土壤侵蚀数总体下降30%—50%，流入黄河的泥沙量平均减少10%。2000年3月21日，由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和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的会议认为“中华水塔”面临着严重威胁，建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刻不容缓。之后国家于2000年5月批准建立三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后又于2001年9月批准成立了青海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管理局，2003年1月提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我国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2005年国务院批准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确定了生态移民、湿地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退牧还草，全面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项目。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根据退化严重程度被划分为以下三种功能区域，并实施不同的草原保护与补偿措施。

（1）天然草原退牧还草核心区。该类核心区共有18个，草地面积3234.45万亩，涉及人口7222人。其中玉树、果洛两州共有15个核心区，占两州草地总面积的11.6%；牧户1448户，牧业人口6515人，约占两州牧户总数及人口总数的2.8%、2.3%；牲畜存栏13.6万羊单位，约占两州牲畜存栏总量的1.8%。对该区域主要通过生态移民和长期禁牧封育达到减轻草原放牧压力并逐渐恢复草地生态的目的，主要采取在县城或州府所在地进行安置的方式。在实施过程中共转化和安置移民6515人1448户。

对部分退化比较严重的区域和海拔比较高、牧户生活比较贫困的地区，采取“政府引导，牧民自愿”的原则进行大规模生态移民，主要包括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的全部4个乡（镇）、昌马河乡，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索加、曲麻河和麻多3个乡，共8乡（镇）等，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为典型的高寒草原草场，草地退化以沙化为主，恢复治理难度大，且牧民生活难以维持，故采取了全面禁止放牧、全部生态移民并异地安置的方式。该区草原总面积7843万亩，占两州草原总面积的28.6%；有牧户4326户，牧业人口21164人，分别占两州牧户及牧业人口总数的8.4%、7.5%；牲畜约98.3万只，占两州总数的13.01%，该区共移出牧民10140户，安置55773人，在乡镇、县城或州府所在地附近以“集中安置为主、插花安置”为补充的方式进行安置。按照永久性移民每户每年8000元、十年禁牧期的移民每户每年6000元进行补偿，将三江源的18个核心区以及生态退化特别严重地区的牧民进行整体搬迁，力争将三江源核心区变成“无人区”。

（2）减畜禁牧区。该区域主要针对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草地本身生产力比较高的典型的高寒草甸草场，但草地退化面积大，黑土滩大多集中于此，最突出的矛盾是畜草矛盾，即过度放牧是导致区域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减畜禁牧，禁牧5年以上以期恢复草地生产力。主要包括果洛州的优云、下大武、建设等14个乡（镇），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上拉秀、隆宝、清水河等16个乡（镇），草原总面积10401.26万亩，占两州草原总面积的37.9%；有牧户21976户，牧业人口10.88万人，分别占两州牧户总数的42.8%，牧业人口总数的38.44%；牲畜约182.8万头只，约占两州牲畜总数的24.19%。

在该区域通过围栏禁牧草地5000万亩以使草地逐渐恢复，同时减畜50%以上，并建设定居房屋2万幢、两用暖棚2万幢，让牧户在冬季定居，并每年每亩补助饲料粮2.75公斤，年补助饲料粮13750万公斤，5年共补助饲料粮68750万公斤。

（3）季节性休牧和划区轮牧区。该区海拔4000米以下，草场植被较好，人口相对稠密，在该区域以草定畜、划区轮牧。包括两州以上地区以外的54个乡（镇）。该区草原总面积6020万亩，占两州草地总面积的21.9%；有牧户23659户，牧业人口14.66万人，分别占两州牧户总数的46.0%，牧业人口总数的51.8%；牲畜约460.9万头只，约占两州牲畜总数的61%。该区域共围栏禁牧草地5000万亩，并建设定居房屋2万幢、两用暖棚2万幢，对牧户每年每亩补助饲料粮0.69公斤，年补助饲料粮3450万公斤，5年共补助饲料粮17250万公斤，开展舍饲及半舍饲畜牧业生产。

由于前两种方式下，牧户都被采取了禁止放牧和被移民安置的思路，而第三种牧户被采取了按照草地承载力大规模减少牲畜数量、限制放牧范围和放牧强度的思路，因此本研究将前两种统一作为移民进行研究，而将第三种作为限牧的牧户来研究。

1.1.3 三江源牧户福利及补偿研究的必要性

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将危及人类社会的福利（MA, 2003）。杨光梅（2007）的研究指出，当某一项生态系统服务的供应相对于需求来讲比较充裕时，生态系统服务的边际增长只能引起人类福利的微小变化；但当某一项服务相对稀缺时，尤其是在生态系统功能更为脆弱的区域或者供给不足时，生态系统的微弱变化将可能导致人类福利的大幅度降低。因此生态脆弱、敏感的三江源自然保护生态环境退化可能导致当地农牧民的福利急剧下降，而生态补偿未普及或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则当地牧民极有可能沦为生态难民，面临边缘化和贫困化。贫困导致环境退化，反过来环境退化又进一步引起贫困（Cleaver&Schreiber, 1994），因此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牧民的福利变化可能导致当地生态环境恶化、牧民贫困、地方经济发展落后的恶性循环。

可持续发展基于两个基本原则：首先应优先考虑人类的需求，尤其是穷人的需求；其次是尊重环境限制（约束）。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而当地农牧民长期以来依赖当地的自然资源而生存，生活技能单一，形成了当地特有的文化习俗和社会习惯。在生态环境质量本身退化、受移民的政策或者因为生态保护而使当地的农牧民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受到限制，如果后续的生计政策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后续产业转移又不能跟进、技能培训和资金支持等不能到位的情况下，当地农牧民的经济福利将受到较大的损失。虽然移民后居住条件、交通医疗可能有很大的改观，但移民前形成的文化、社会生活、安全、宗教信仰、语言和生活交流、情感寄托、娱乐等也面临冲突和融合、适应的挑战，会造成移民的心理恐慌和不安全感，而这些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福利和幸福感。自然资源保护的目的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如何确保当地居民的福利不低于或者高于保护之前的水平，但自然资源保护对居民造成的福利受损和发展机会受限并非是导致贫困的唯一原因。因此探寻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服务功能、居民福利内涵与转变、“生态补偿”机制与方式等将成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重点。

如果我们缺乏适当的体制背景下为农牧民提供服务和外部效应内部化的激励，则将难以实现有效和可持续的生态系统管理（Brendan, 2011），不论是政府的正规管理还是市场的自行调节都可能避免公共资源的滥用和公地悲剧（Costello et al., 2008），而生态补偿通过调整损害与保护生态环境利益主体间利益关系来实现外部性效应内化和激励保护环境的目标（姜宏瑶，2009），其中得到牧户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更是生态补偿机制得以实施的关键（曹世雄等，2009）。因此探究生态脆弱区的自然保护生态服务功能，探讨自然资源承载的福利内涵，研究生态保护中农牧民的福利变化，关注贫困、尊重发展权，从农牧民的生态保护意义和受偿意愿研究出发，制定“生态补偿”机制，对放弃经济的发展或者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的精神享受价值的减小而进行合理公平的生态补偿和激励，实现公平的补偿，让当地农牧民的福利和社会福利不降低或者提高，才能保证生态移民和生态保护的有效实施，科学合理地制定自然资源保护和管理政策对当地的经济发展、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社会稳定和安全而言意义重大而深远。

牧民对资源的利用方式、牧区资源经济管理策略是牧区生态环境变化和牧区可持续发展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影响因素（赵雪雁等，2009）。可见，关注牧户的生活现状和牧户的发展问题，不仅对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变化有重大影响，而且牧户福利的变化也对三江源地区乃至青海省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我们的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战略有偏颇，不能得到牧民的支持和参与，将不可能在维护前期的保护成果基础上继续让牧户参与生态恢复及保护计划，那实现三江源区域可持续的生态保护将只是空话和设想。因此，研究牧户对生态保护的意愿和响应，了解相关利益者对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参与意愿，制定科学的生态补偿标准和相应的产业转移、就业政策，引导牧民主动参与中后期的生态保护计划，才能真正实现牧民的福利提高、生态环境改善、经济社会稳定的区域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