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亚共同体建设主导力量的缺失

目前，在全球化和地区主义迅猛发展的时代，区域已经成为国家特别是大国发展的重要依托。作为全球体系来讲，“现实中，在相当多的地区，全球世界体系恰恰需要这样一个地区治理层次。全球性的世界体系（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太大、太包容，而各个民族国家又太分散、太主权（各自为政），两者可能在地区这里找到契合点”。而从国家角度来看，国家在全球层面的利益追求往往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而单个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很难去自给自足地发展，区域就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依托。

现在，大国之间的竞争不只限于大国本身，而且还取决于大国所依托的地区力量，在将来越来越突出地体现出来的将是主导国家加地区力量的集合体之间的竞争。

（一）中日之间的矛盾使东亚共同体建设缺少主导力量，而东盟不能担负起长期的主导作用

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存在于地区的大国基于自身的综合实力，统合周边的国家形成功能性的区域组织，还是地区内普通国家为了增强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及话语权而联合起来的行为，都是基于同样的地缘政治考量：在区域的联合中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可以说，在当今时代，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诸多利益更多地要在国际关系中实现，而国家所在的区域就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的地缘依托。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就曾指出：“日本所承担的大国责任应当有地域之分，在亚洲，日本能够也应当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这一点在日本从“脱亚入欧”的国家战略轨道向“脱欧入亚”战略的转变可以得到印证。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意识到，与邻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地区内塑造一个良性的区域地缘环境是国家得以发展的现实要求。

中国和日本都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在了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但是中日之间的矛盾使两国相互制约，不能够成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主导力量。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法德轴心是最初推动共同体建设的主导力量，在北美贸易区建设中，自然离不开美国的推动，但是，在东亚，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核心力量。在全球化时代，区域主要是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冲突的舞台。在相互依存的形势下，冲突只会带来两败俱伤。事实上，区域一体化的实现首先就可以从地理因素中寻找到动力。中国学者叶自成提出了一个“边际效应”思想，具体表述是：“一个对你友好并给你带来利益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种利益倍增。同样的，一个对你不友好并给你带来损害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国而使这种损害也倍增。”中日之间的矛盾并不只是两国之间的矛盾，而带有明显的地区结构性因素。可以说，中日两国的冲突问题不解决，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大国主导力量就很难形成，而如果没有中日之间的合作，东亚地区的合作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现实中，如果说东亚共同体建设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那主要是源于东盟的推动作用。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东盟逐渐认识到自己“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声音太微弱，需要联合东北亚的力量增强对全球事务的发言权。原有的东盟与东北亚三国之间只存在双边框架或者在APEC中的联系，如果把这种联系提炼为东盟加中日韩，东盟就可以在制度上确保东北亚三国成为自己的一个依靠”。于是，东盟十国与东北亚三国的领导人定期会议成为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重要机制性成果。

但是，“10+3”的机制从最开始就是由东盟主导并推动的，这与欧盟和北美的一体化发展进程不同，欧盟和北美都是由大国主导并推动的，其持续性较强。“10+3”机制（或曰“APT”, ASEAN PLUS THREE）虽然有利于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但从目前这一机制所表现出来的“小国主导，大国参与”的特点来看，其本身存在很多问题。首先，作为主导力量的东盟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整合力量。东盟成立之初就是基于特定国家战略的需要，如为了防止东南亚地区冲突的“巴尔干”化以及共同抵御由越南战争带来的恶劣的国际形势等。它只是追求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追求超国家组织的建立，因此，东盟的联合不是内在的融合，而是松散的组合。其次，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重心也不在东南亚，而在东北亚。中、日、韩三国GDP总量占东亚13个经济体总量的90%以上，其中，中、日两国就占了东亚的85%。因此，仅凭东南亚弱小的力量，根本无法支撑起整个东亚。最后，在目前“10+3”的合作框架中，每次会议的议题和日程都是围绕当年东盟首脑会议的议题和日程展开的，而实质性的议题大都在三个“10+1”的框架中商讨，主要围绕双边的利益关系而展开。因此，“10+3”的机制并不能完全解决地区性的合作问题以及影响到地区安全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二）美国作为区域外力量，对东亚事务有重要影响。随着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强化介入，其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也在增强

早在1947年初，美国政府中一些要人就已开始主张转变当时的对日政策。从1948年初起，随着冷战的加剧和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美国改变其对日政策，使之从“以日本的瑞士化为目标”转变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公开地扶植日本，力图使其成为在远东地区遏制共产主义的“防波堤”。当时，美国对日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乔治·凯南有一段名言：“面对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和一个有名无实的敌对的中国，我们美国又会感到相当安全……但一个有名无实的友好的中国和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对我们的威胁，已为太平洋战争所证实。一个敌对的中国和一个敌对的日本更糟。然而共产主义在大部分中国的胜利必然增强日本共产主义的压力，如果这种压力……获得成功，那我们面临的日本将显然是一个敌对的日本。”这意味着美对亚战略从“以对华关系为轴心”摆向“以对日关系为核心”。之后，日美双方在1952年又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 1960年修改为《日美安保条约》，从此美国把日本完全纳入自己的阵营。

对美国这个海上强权来说，获得日本就意味着将“美国利益”这根触角深深地扎入了亚洲地区，进可以扩大美国的阵营，向亚洲各国输入美国的价值观与文化，退可以防止苏联向太平洋地区的扩展。

冷战后，美国又进一步强化了与日本、韩国的同盟关系，强化了对东亚地区的介入。事实上，东亚地区存在着很深的对美国的依赖关系。在政治与安全方面，美国依靠双边同盟而构筑起来的安全体系在冷战后的东亚地区仍然持续存在着，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仍然与美国保持着安全同盟和密切的军事关系，这就使美国在这一地区维持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的影响力。在经济方面，日本、韩国，现在也包括中国在内，与美国在经济贸易领域有着越来越深的依存关系，在彼此间经济利益的相互交叉和渗透中，也凸显着东亚对美国的较高的贸易依存度。这种政治上的同盟关系和经济上的依存关系使美国有了一只“远东之锚”，成为地区的主导性力量，从而也弱化了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影响力。

因此，在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作为地区外的美国的力量不容忽视，一方面，在东亚很难排除美国的因素而建立纯粹的地区国家共同体；但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区域外力量，与中国是隐性的对手，与同盟国是若即若离的伙伴，很难完全主导东亚地区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