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地缘政治环境

首先,东亚地区地缘上的复杂性本身就蕴涵着对抗的因素。东亚地区是地缘政治环境比较复杂的地区,在这一地区,有强大的陆权国家力量的存在:俄罗斯和中国;有强大的海权国家力量的存在:美国和日本;有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边缘地带的存在: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在冷战结束之前,地缘政治的斗争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方面,而地缘政治斗争的主导方面就是海权与陆权的斗争,以及海陆双方对边缘地带的争夺、对海洋通道的争夺等。“冲突”成为地缘政治的核心词。

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得到推进,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种观念与现实也改变着原有的冲突性的地缘政治结构,特别是在区域层面上,伴随着经济层面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政治层面的联合也大大加强了。但是,在东亚地区,由于美日、美韩同盟关系的存在和加强,由于经济一体化还没有在区域层面被全面地推进,这一地区实质上仍然延续着海权与陆权的争夺。特别是在围绕朝鲜核问题的解决方面,明显可以看到这种利益对抗的表现。

朝鲜半岛是处于欧亚大陆与太平洋之间的“边缘地带”(rimland),是连接亚洲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的天然“桥梁”,作为由大陆向海洋延伸、过渡的特殊地理部分,朝鲜半岛具有独特而显著的地缘战略特征。按照斯皮克曼的说法,“‘世界权力中心’既不在海上世界也不在大陆世界,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陆地,他称之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其中心位于他所说的‘欧洲沿海地区’、印度次大陆和远东。它一直是海上与陆地强国寻求控制边缘地带并增强它们在那里实力的历史目标”〔英〕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出版社,2003,第162页。。“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处在大陆的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必须看作是中间区域,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冲突中,起着一个广大的缓冲地带的作用。……它的水陆两面的性质是它安全问题的基础。”〔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第76页。朝鲜半岛就具有显著的边缘地带特征。它背靠纵深广阔的亚欧大陆,面对浩瀚无垠的太平洋,成为欧亚“大陆心脏”和太平洋上“海权中心”之间的缓冲地带。它既是大陆国家东向防御的最后一道屏障,同时又是海洋国家西向进攻大陆的第一块路基,作为大陆力量与海洋力量相交汇的缓冲地区,朝鲜半岛具有独特的地缘战略意义。因此,斯皮克曼说,只有边缘地带才是世界的震动地带。刘雪莲:《朝核问题视角下的东北亚安全》,《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3期。

而东北亚地区的这个“边缘地带”又像是“鲸鱼群中的一只虾米”, Myung Hyun Cho, Korea and the Major Power: An Analysis of Power Structures in East Asia, Seoul: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Peace and Unification of Korea, 1989, p. v.。转引自陈峰君、王剑传《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9页。被几个大国包围在其中。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其地缘政治学著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指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将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界定为欧亚大陆政治地图上的五个关键的地缘战略棋手,称这些国家具有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其力量实现其地缘战略利益的能力。行为造成的影响。〔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55页。在冷战时期,朝鲜半岛是东西方对抗的前沿。朝核问题出现之后,面对这个地区的安全问题,我们看到的不是整体的合作,而是分散的国家利益和同盟利益。同时,利益之间的对抗因素也明显可见。目前,类似这样的状况也出现在东亚地区的另一个边缘地带区——东南亚。围绕南海问题的争端,中国与美国似乎也被一些评论家描述成对抗双方。

应该说,地缘环境本身并不必然带来对抗或合作,而关键在于人为的国家战略制定和地缘政治结构重组。当合作成为各国主要的地缘战略取向时,海陆的联合是可以实现的,而其中最主要的动力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其次,东亚地区地缘政治方面的离散性特点带来地区整合的难度。在东亚地区的国家关系中,存在着明显的离散性关于“离散性”的说法请参见林尚立的《从区域离散到区域优势:中国的东亚战略》一文,选自肖欢容主编《和平的地理学——中国学者论东亚地区主义》,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第190页。特点。这种离散性在冷战结束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冷战遗产的同盟关系的保留并强化;一是由于历史和现实所带来的国家间差异的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东亚被“竹幕”分隔,它几乎丧失了任何意义上的共同享有的同一性乃至密切的接近。日本和大陆的边缘地带向西方寻求保护和领导,而大陆则沉没在共产主义的浪潮之中参见〔美〕狄百瑞《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第109页。转引自肖欢容主编《和平的地理学——中国学者论东亚地区主义》,第192页。。冷战结束以后,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关系不但没有取消,反而还有加强的趋势,这就使东北亚地区在安全问题上很难形成一个整体。同时,美日韩三角同盟关系的存在,也使朝鲜感到在地理空间上极大的压缩感,使其安全危机意识增强,从而在地区内增强了对抗和离散的倾向。

东亚地区各国历史和现实的差异性,也成为地区离散性的重要因素。其中更多地表现为结构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具体来说,这些国家“虽然有共同的社会与文化基础,但也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存在差异。一些是小国,一些是大国;一些富有,一些较穷;一些是共产主义,一些不是;一些发展得早,一些发展得慢”〔美〕小R.霍夫亨兹、K. E.柯德尔:《东亚之锋》,江苏人民出版社,第68页。转引自肖欢容主编《和平的地理学——中国学者论东亚地区主义》,第192页。。这些差异性在冷战后的今天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而且影响着东亚各国在安全合作等很多方面形成有机的结合。从当前的表现来看,朝核问题是这一地区的显性矛盾,但是,在此之外,还有众多的矛盾问题蕴涵在地区的安全事务中,如日俄之间北方四岛的领土纷争问题,中日的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海洋资源的开发问题,俄美之间的有关TMD战略纷争问题,美日的离心关系问题等。这些矛盾问题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这一地区安全结构的离散性和复杂性。

应该承认,冷战结束后,随着中韩、日俄、日朝等关系的改善,以及发展中共同利益的增多,东亚各国合作的愿望在逐渐增强,地区主义的意识和倾向也开始出现,但是,东亚的地区主义现在只能是“软性地区主义”, 参见〔美〕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亚洲的未来》,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因为它缺少一体化的铺垫、制度化的指导和地区认同,具有明显的松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