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国互联网国际传播力

国际传播研究中的跨学科视角

一 跨学科合作的误区：“传播学本位”还是“政治学本位”

近年来，国际关系学与新闻传播学两类学者打破学科壁垒频频跨界合作，在国家形象、媒体外交、文化外交、话语权建设等学科交叉处产生了一批丰硕的研究成果，有些对网络语境下国际传播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根据研究对象与研究路线的不同，跨学科研究通常可分为学科导向型和问题驱动型两类。前者在学科交界处创立一个新的学科知识体系，而后者往往致力于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从这个分类标准来看，目前国际关系学与新闻传播学的跨界合作属于问题驱动型。周朝成曾在《当代大学中的跨学科研究》中指出，每一个学科都有着自己内部的核心文化。当学科之间彼此不发生关系时，学科文化可能只是以差异形态独立存在着，但是一旦学科走到一起时，这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往往会演变成一种冲突。从总体上说，国际关系与新闻传播学的相遇尚处于“合作的蜜月期”，但也存在着上述“冲突”的隐患。具体看来，在涉及交叉领域的研究究竟应该是“传播本位”还是“政治本位”的分歧较为凸显。例如，有关学者这样总结，“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媒体是公共外交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公共外交中政府外交的‘公众向度’；但是传播学者往往认为公共外交等同于对外宣传，等同于媒体外交，等同于国际公共关系中视作操纵舆论的外交行为，更多强调外交与媒体、舆论、公共关系之间的关系，讨论的题域更多是对外传播领域”。

互联网将多变、立体的真实世界转化成比特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系统需要改变以往线性思维模式，跨界合作也需要“更广、更深”。“更广”意味着互联网语境下国际传播研究不但需要与国际关系合作，还需要其他更丰富的视角；而更深则意味着学科之间的跨界混搭终将超越表层的形式向代表不同价值取向的学科文化迈进，这同样也会引发不同学科传统之间的冲突。如何为传播定位的争论就部分地反映了这种深层次的矛盾。为了更好地批判继承传统媒体时代的研究经验，本文接下来将从回归学术传统的角度，对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一定梳理，为即将开启的互联网国际传播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 “软权力”——勾连国际关系研究与新闻传播研究的关键节点

在新闻传播研究者眼中，小约瑟夫·奈和他的软实力说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这主要是因为新闻传播研究者常常将奈所指涉的“软实力”等同于“文化实力”，进而将软实力的打造与文化的传播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奈的软实力说开启了新闻传播界与国际关系界“联姻”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的走向目前正处于一个微妙的拐点上。

“soft power”是“软实力”一词真正的英文表达。实际上，这一概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被更多地被翻译成了“软权力”。从表面上看“软实力”与“软权力”仅有一字之差，但这表面上的细微差别却深刻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正如前面所谈到的，伴随着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深度嵌入，其复杂系统的特性必将大大增加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以跨界的方式来处理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将越来越成为未来研究的主导。网络语境下的国际传播研究是一个前沿问题，在面向前沿之前我们绝对有必要对过去的跨学科经验进行深刻反思。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从奈的软实力说入手或许能对已有的研究误区进行廓清。

这里采取结构主义的视角。首先站在新闻传播研究的立场上，对国家关系研究的关键词和主流学派进行必要的梳理，接着将以兼顾理论客观性与研究者主体性的方式对奈所归属的国际关系学派以奈本人进行分析。最后将指出软权力在两个学科跨界时所产生的阻碍作用。同时，为今后两个学科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合作寻找新的理论支撑。

1．国际关系研究传统与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说

理解国际关系研究可以聚焦到三个关键词：国际体系、行为体、无政府状态。

要理解国际关系必须从理解它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入手。哈佛大学西欧研究中心主任斯坦利·霍夫曼曾将两者的关系形象地描述为母子关系，他认为“政治学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养育之母”。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1919年诞生之日起发展至今也不过百年，但是如果循着它的母体政治学的发展按图索骥，那么它的理论渊源甚至可以从2000多年前古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身上寻找。倪世雄在梳理国际关系理论“史前史”的部分时曾谈到，“国际关系在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其理论主要散见于历史学（外交与战略）、法学（国际法及其实践）、哲学（人性与正义）和政治学（国家学说、战争与和平）”。

从现代学科建制的角度来说，国际关系是一级学科政治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其主要目的是以政治学的一般概念、方法和原理为基础，探讨国际体系的运行规律。其中，国际体系被国际关系研究者一致确定为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关于国际体系之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曾有学者这样评价，“没有国际体系的概念，人们就很难证明国际关系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合理性。没有系统的区别性因素，这个学科就会碎裂化而成为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子学科”（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1994）。李从军将“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定义为，“以主权国家为主的各种国际行为体围绕一定问题互动而形成的整体结构”，揭示出行为体是分析国际体系时的最小概念。

除了上述种种之外，还有一个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者早已习焉不察，但对于新闻传播研究者而言却不那么熟悉的研究前提，即“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社会，这是一切国际关系研究的出发点”（摩根索、卡尔）。如果我们能在西方语境下的科学研究中适当地加入一点主体关怀就会发现对于中国语境下的研究者而言，所有人都没有无政府状态下的实践经验，因此在这超出自身经验范畴的领域，研究者遭遇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对人性的善恶加以判定。然而一直以来新闻传播研究者都忽略了国际社会真实运作状况的“无政府状态”，新闻传播研究者与国际关系研究者之间一直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况。这往往导致新闻传播研究者在进行国际传播的研究时使用的是某种“内政思维”，这也常常招致外界对研究成果表现出“屁股决定脑袋”的质疑。

依据对人性善恶的不同判断，国际关系研究可分为两个学派：一个是基于人性恶假设的现实主义学派，一个是基于人性善+理性人假设的自由主义学派。两者具体差别见表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成果奠定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基调。虽然后来又出现了新现实主义，但是在将权力政治作为自己的研究范围这一点上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达里奥·巴蒂斯特拉），这与相对灵活的自由主义形成了对比。现实主义假设人性本恶，在无政府的状态下，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本质上就是竞争。在他们所定义的国家利益面前，研究者往往对属于国家行为体独占的军事等硬权力“情有独钟”。西方学者在建构自身理论的时候往往会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哲学基础。从思想传统方面来说，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一直是相互竞争的两种思想：从马基雅维利到霍布斯与康德的论争，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提醒我们，表面矛盾的东西往往在深处是统一的。在冷战结束之前，国际关系领域的现实主义学派与自由主义学派的统一性表现为争论的焦点都处于物质层面，拥有一致的权力观；矛盾之处主要体现为前者关注国家行为体，后者在肯定前者的基础上，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非国家行为体；此外，在行为体的互动上，前者主张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更多地指向涉及安全的军事领域，后者主张合作而且这个合作主要指向经济领域的合作。

两个学派后来的发展可以用既相互争论又相互借鉴来形容。大体上，新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为肯尼斯·华尔兹）虽然依旧固守了其权力政治视角，但加大了对行为体的合作关系以及非国家行为体投入了适度的关注。而后者在肯定前者的基础上，不主张零和博弈而是主张合作共赢。对行为体的关注也主要放在了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跨国公司上。两个学派都开始重视非国家行为体与美国“9·11事件”有关，该事件发生后非政府的军事暴力组织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急剧上升，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此外，从总体上来说，现实主义学派始终认为这种合作关系是脆弱的。小约瑟夫·奈属于崇尚制度视角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由于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成为重大问题，在冷战时期一直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自由主义因为其顺应了潮流在战后立刻显现出影响力来。

2．软实力与软权力

埃尔斯特曾经说过权力之于政治学如同效用（utility）之于经济学，这一论述充分表明了“权力”这个概念在政治学理论中所处的核心地位。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到今天，在有关国际互动的讨论中，权力一直处于突出的地位（David Baldwin,2002）。同样，“权力政治”也是国际关系研究者解读国际互动的基本视角。在政治学领域，韦伯的权力观具有较大影响，韦伯认为：“权力意味着行为体在社会关系中居于这样一种地位的可能性，即哪怕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的一致，不管这种可能性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达尔对权力的理解与韦伯大体一致，并在表述上更为清晰，因此得到了较广泛的认可，达尔认为权利是“A让B做原本不会做的事的能力”。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运用达尔的“权力观”对研究对象（国际体系）阐释的最充分的是现实主义学派。他们认为，在无政府的状态下，国家间互动的出发点主要来自于对各国利益的维护，面对有限的资源，各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从而将“他的”变成“我的”的权力政治局面。事实上，权力论一直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一个核心理论。冷战结束前后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给权力论注入了新的内容。20世纪90年代初，软权力概念正是这一变化的反映。

3．约瑟夫·奈与软权力说

软实力说是作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被新闻传播学者接受和认可的。在本文看来若想真正的理解软权力至少需要两种视角，即客观的理论视角和主观的研究主体视角。

单从理论视角来看，根据解释范围的不同，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分为纯理论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两类。前者的基本特征是能够揭示超越一定时空界限和类别范畴的一般性规律。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理论都是纯理论研究方面的尝试，抓住此类理论的关键词是“普适性”。而解释性研究主要是对特定类别问题、特定时空范畴内的现象进行分析性研究，其目标也是寻求规律和通则，但这些规律和通则有着明确的时空和范畴限制，如区域一体化理论、核威慑理论和贸易自由化理论等一类是纯理论的研究。这类理论的关键词在于“特殊性”。从这个定义上来说，广受中国学者追捧的软权力说归属于纯理论研究的范畴。除此以外，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由欧洲移向了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同于欧洲（主要是英国）强调传统、历史和思辨的研究方式，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更强调科学的方法。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的理论几乎都是在美国成型的。

作为一个学者，人们倾向于将约瑟夫·奈归于新自由主义学派，但是奈本人常以“现实主义化的自由主义者自称”。对于权力的理解，奈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早期尊重现实主义的硬实力观念，后来构建了自己的软权力说，而“巧实力”是其最新的理论成果，巧妙地融合了前两种思想。同时奈有着丰富的为美国政府工作的经历。这些经历包括：20世纪70年代曾在卡特政府时期担任负责科技和能源的助理国务卿，90年代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他先后担任全国情报委员会主席和美国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奈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其政府实践必然会相互作用与影响。

三 解构软权力说

软权力说提出于冷战结束后。当时国际关系的演进正处于从霍布斯式的权力体系向洛克式的制度体系转型的时期。对于冷战的胜利者美国而言，传统的霸权理论已经破产，今后霸权地位又该如何维系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一直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约瑟夫·奈所提供的理论指导就是构建软权力。

奈对软权力的定义在新闻传播研究者中间已经是耳熟能详。软权力就是“在资讯时代，一国通过自身的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力在国际事务中实现预想目标的能力”，换言之，如果说硬权力是指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那么软权力则意味着文化思想因素要具有吸引力与说服力。一说到文化很容易引发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的确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理由为中华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而感到骄傲，但是要理解奈所提出的文化实力还需结合自由主义经典的制度视角，此外还需结合软权力之于硬权力的补充关系，从最终效果来看，说软权力是换了种方式的硬权力也不足为过。约瑟夫·奈也一再声称从学派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主张硬权力，自由主义倾向软权力，但是软权力是硬权力的延伸和补充，不应过分强调两者的分歧，“两者可以互补”。他说：互补性是软权力和硬权力最显著的特征，它们是一个问题相辅相成的两方面。约瑟夫·奈等人断言，谁能领导资讯革命，拥有咨询权利的优势，谁就强过别人，并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自傲地说，这个国家就是美国。他们还指出，美国在资讯权力上的优势服务于四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帮助共产主义国家实现民主转型；二是防止新的但较弱的民主国家出现解体；三是预防和解决地区冲突；四是对付国际恐怖、国际犯罪和环境污染，以及防止具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

除了上述这些，软实力的提出还与奈曾担任过负责科技和能源的助理国务卿这一经历有关，他之所以能抓住资讯这个独特的视角是与当时的比尔·盖茨凭借微软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巨大成功不无关系的。这里需要进一步区别的是，比尔·盖茨在西方学者眼中所具有的文化隐喻绝不是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文化所理解的单纯的柔性说服。软权力说提出以后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比如王沪宁曾就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做出这样的阐述，他认为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政策的背景，而且是一种权力，或者一种实力，可以影响他国的行为。他从政治系统和政治领导、民族士气和民族精神、社会的国际形象、国家的国际战略、确定国际体制的能力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六个方面说明了构成国家实力的基础。

综上所述，软权力必须结合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美国在硬实力方面已经具备了绝对优势，另一方面软实力的构建绝不是毫无章法的，也不是流于形式的，而是要结合自由主义经典的制度视角来构建的，知识产权等就是最能代表后者思想的构建方式。

1．软权力说的有限性

通过对软权力的解构再加上对过往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由于缺乏对无政府状况下国际社会真实运作状况的了解，新闻传播研究者对软权力的理解更偏向理念的层面。而国际关系研究者依赖丰富的外交实践作支撑，往往偏向用硬权力的思维来解读软权力，或者在他们看来，虽然国际关系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变化只是量变，发生质变的情况相对较少（阎学通）。实际上，作为对原有理论的超越，软权力说的独特之处还体现在引入非国家行为体这个概念，从传统的国际关系视角来看，行为体的互动分为高政治领域和低政治领域。有学者通过对具体的经验事实进行观察发现，行为体在高政治领域互动（军事、经济），很可能形成消极的相互依赖，而在低政治领域互动，则可能形成积极的相互依赖。低政治领域包括经贸领域、生态领域等（王玮）。这种定位意味着在国际关系学者看来，在涉及高政治领域的传播议题时要采取宣传的思路，而在涉及低政治领域的传播议题时传播可相对自由。这种逻辑也存在着将新闻传播研究引入到一种“安全焦虑”的隐患。换句话说，这与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文化是不符合的，这种研究很难激发出具有创造力的成果。

2．权力概念的泛化与中美不同的国情

实际上，软实力说所诞生的美国社会是一个双强的社会，即强政府、强社会，这个理论语境与中国是不同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构，软权力说所重点依托的非国家行为在中国的发展还很弱小，尽管这几年中国政府也在努力促进它的发展（这个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指跨国企业、知识精英等）。所以对软权力的运用是不能照搬的。除此以外，为了进一步促进国际关系和新闻传播两个学科的合作，我们也要避免对“权力”概念的泛化。有学者依据有无政治意图、有无政治后果两个标准对行为体的非强制性互动进行了一个二维解析，分析见表2。

需要对于表2说明的一点是第③种情况比其他三种情况稍微复杂一些，因为它存在着向①转化的可能性。举例来说，③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行为体最初的互动意图并不具有政治性，但是互动的过程中行为体出现了后来的认知，从而非政治互动变成了政治互动，也就是变成了①的情况。如果抛去前面的高低政治领域的划分，而采用国际关系学者上述的分类，将大大调动新闻传播研究者的积极性。

3．建构主义、公共外交、国家形象

如果说现实主义学派与自由主义学派主要是以主权国家的思维来研究国际体系的话，那么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建构主义学派所指向的就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从本质上来说，建构主义不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一种批评社会理论，而且是“一种能在其基础之上建立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理论”。耶鲁大学的亚历山大·温特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指出建构主义虽然反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性主义核心，但却认同它们的科学方法。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客观唯心主义。温特认为，对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最终起作用的不是物质本身，而是物质是怎样得到表现的。总而言之，建构主义学派与现实主义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的相同之处在于同样尊重权力在国际互动中所处于的核心位置；不同之处在于对国家利益的定义上。正如斯蒂芬·沃尔特所说的那样：“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所专注的是实力和贸易等物质层面的因素，而……建构主义则注重思想的影响。”

建构主义学派注重规范、认同、文化，这三点似乎与新闻传播研究者在国际传播领域一以贯之的研究思路很符合。实际上也有一些传播学者已经尝试将该理论运用到对外传播的研究中来。国际关系学者对建构学派的理论贡献大致有这样两类评价，一类认为它很好地补充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学派对文化、认同和利益问题的关注，另一类认为它与其他学派相比有些激进。比如有研究者认为“虽然建构主义理论把文化、认同和利益因素带回国际关系研究，但是由于建构主义缺乏历史观和体系感，这一开拓性航程绝不轻松”（李从军）。“建构主义特别关注社会的主流言论，因为这些言论能够折射并打造人们的信仰与利益，并建立一些能被人们接受的行为规范。”“建构主义所关注的是变化的渊源，而这种研究途径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成了国际关系领域主流的激进主义思想。”

实际上，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依照三个主要的理论学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产生了三种国际体系，即权力政治体系、国际制度体系和观念文化体系；此外，在实践层面还对应三种外交战略，即实力外交、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促进国际关系和新闻传播两个学科进行跨界合作的研究多产生于“公共外交”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总体上说，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形成阶段，但两个学科在跨界合作的过程中同样出现了不同学科立场之间的认知偏差。例如，国际关系和外交学学科的学者通常认为，媒体是公共外交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更多强调公共外交是政府外交的“公众向度”。新闻传播学科的学者则倾向认为，公共外交等同于对外宣传，等同于媒体外交，等同于国际公共关系中视作操纵舆论的外交行为，更多地强调外交与媒体、舆论、公共关系之间的关系，讨论的题域更多的是对外传播领域。当然了，通过对话的不断加强，一些分歧也在讨论中得到了化解。例如，周庆安和赵可金在分析目前公共外交研究时指出，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从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两个研究视角切入。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切入，比较容易理解公共外交的政治属性，掌握公共外交在一个国家整体外交中的作用，也比较容易理解公共外交的制度史和机制建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传播学的视野研究公共外交这种以国家或国家利益代言人为主体的传播行为，我们通常能够比较清晰地总结出公共外交活动的传播学特征。

四 如果我们任由思想层面由西方主导，实践层面由中国传统主导的形势继续发展，那么必然造成理论与实践的割裂

将西方理论引入到中国本土之前需要对概念进行必要的甄别，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跨学科之间的借鉴。究其原因，我们当然可以将其归因于东西文化、制度的差异。如果我们任由思想层面由西方主导，实践层面由中国传统主导的形势继续发展，那么必然造成理论与实践的割裂。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是巨大的，深厚的理论素养决定了观察材料的质量，换言之，理论具有令现象化繁为简，并抓住主要矛盾的能力。理论与实践的割裂必然会极大地阻碍实践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