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国际传播研究中的“科学精神”

这是以新闻传播学与国际关系两种研究视角的错位为例。

一 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推动中国的国际传播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伴随着前四轮改革红利的释放，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间一直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整体上有了较大提高。根据2011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目前已步入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与此同时，得益于中国政府的审时度势，在世界经济普遍疲软的大背景下，2011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这些成就除了给中国国内的各项建设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之外，也在重新塑造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具体地说，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正在由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这一点可以从近期中国在各类国际事务中不断攀升的曝光率窥见一斑。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未来，中国不仅面临国内的各种转型所带来的压力，还要面对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由一个参与者向一个主导者，甚至还可能是一个领导者的角色转换。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今天的大国地位是由经济发展促成的，但是这离地位的最终确立以及影响力的真正发挥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这中间所缺失的是他国对中国理念层面的认同，要弥补这个缺憾单靠经济的发展是不够的。

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较之以往中国更加需要变“被动”为“主动”，通过有效的国际传播将自主创新的各类科学成果和文化产品与他国互通有无，最大限度地在不同文化、不同理念、不同社会制度之下，寻求国家间的理解与认同。2009年中央下发《关于印发〈2009～2020年我国重要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总体规划〉的通知》（中办发[2009] 24号），以战略层面国家国际传播战略的制定与执行、政策层面的“建设覆盖全球的国际传播体系”的目标提出、实践层面中央级新闻媒体的战略转型为标志，将国际传播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向全国人民、向遍布世界的全球华人发出了实现中国梦的号召。在以信息化、全球化为表征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良好的国际交往环境，这首先要打破各国对一个新兴大国所形成的历史偏见，使其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和平崛起，这些离不开各种传播平台的协力营造。总体来说，这些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大大提升了国际传播的战略地位。

二 作为国家战略的国际传播研究引发多元研究主体的参与

伴随上述出现的新变化、出台的新措施以及传播科技本身日新月异的发展，近些年来国际传播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多元研究主体的出现就是一个重要标志。

1. “国际传播”与“对外传播”

在国际传播的研究中，“对外传播”“跨文化传播”“全球传播”这几个词在概念的内涵上与“国际传播”多有重合之处。这4个词两两之间或是存在相交叉关系，或是存在着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这就导致了在具体的研究和实践中稍不注意，就会出现概念上的混用和误读。在这4个词语中，“国际传播”与“对外传播”在狭义上的理解最为接近。在狭义上，“国际传播”被认为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国际传播的基本主体是国家，原因在于国际传播产生于各个国家对外宣传的需要。国际传播被认为是一种带有很强的国家意志力和政治敏锐性的传播活动；在实际的研究中尽管这两个概念各有侧重，但大多数研究者依旧能在“民族国家是国际传播中最重要的主体”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本文也不例外，因此本文在论述“国际传播”与“对外传播”这两个概念相交叉的部分时采取了混用的方式。

2．对2012年全年国际传播文献的定量分析

当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中分别输入“国际传播”和“对外传播”这两个主题词后，仅2012年一年就出现了768个搜索结果，删去不相关的文章（如同一篇文章被多次纳入CNKI的搜索结果、征文启事、会议新闻等）共出现648篇文献。获此结果之后，本文或依据研究者所注明的专业或依据发稿时所注明的单位，对2012年全年符合“国际传播”主题的329篇文献进行再整理，大致厘清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研究主体的类型，一个是研究主体的活跃度（这个活跃度主要通过该研究主体所发表的论文占论文总体的百分比来予以体现）。统计结果如下，2012年“国际传播”主题下的研究主体大致分为九类，即含有新闻、传播专业的高校，各种外语类院校，处于对外传播一线的传播机构（如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国家外文局等），具有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等学科背景的研究者，担负有对外传播任务的区域政府（如新疆、河南、广西等），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各类体育院校，具有人文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如历史、中文等），其他。各研究主体的活跃度见图1。

从总体上来说，图1虽然只反映了2012年“国际传播”主题下的研究者类型，但也基本符合2009年（中办发〔2009〕24号文件）以来这一领域多元研究主体大致的分布状况。

就提升互联网国际传播力这个事关国家战略的大问题而言，研究主体多元化往往会带来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容易模糊研究应有的方向，后者往往是问题域泛化的结果。大到国家形象小到中国公民的个人形象似乎都影响到国际传播力的提高，当然不同领域所能施加的影响往往是不同的。因此，聚焦问题，集中精力，就重要领域的首要问题认真思考并解决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

在现有的国际话语格局中，西强中弱是个事实，中国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这一现状。但是，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也需要强大的话语体系为今后的发展保驾护航。在笔者看来，西方的话语霸权依靠两个有力的支撑，分别是“科学”与“制度”，“科学”在这里主要指涉的是理论，制度主要指政治、经济制度。就科学理论方面而言，真正实现与西方进行有效对话的关键在于尽快完成中国本土理论的构建与输出。通过对已有的国际传播领域文献进行梳理，我们发现，目前推动理论创新的驱动力是跨学科交流，这种方式在运用中尚存在一定的问题。

从整体上来看，不同学科之间、业界和学界之间这种跨界混搭式的发展路径顺应了当下研究的潮流与趋势（喻国明），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将该领域的研究引向一种更为理想的状态，进而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对外传播的整体水平。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多元主体的参与同样可能带来焦点的分散，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引向众声喧哗、自说自话的方向上去。事实上，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笔者发现，从趋势上讲，自说自话式的离散大于跨界整合所期待的协同。实际上，类似现象的发生与专业分工不断深化的宏观趋势是分不开的。在这种背景下，各研究主体通常只关注本领域的纵深研究，而对相关领域的学术传统和立场视角缺乏必要的了解，这往往会为很多结论的得出打下专业偏见的烙印。在业界技术融合、学界领域跨界的背景下，不尽快弥补这种缺失已久的理解不利于形成共识，不利于发挥协同研究的效果。近些年来，虽有不少关于对外传播领域的综述，但大多缺乏对这一点的深度关注。

作为一个日趋成熟的传播媒介，互联网正猛烈冲击着传统媒体固有的传播理念与行为版图。仅就对外传播领域而言，网络自身所具有的去时空化的媒介特性大大模糊了以往研究中所强调的传播要“内外有别”的界限。具体而言，随着“国际问题本土化、国内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日趋增强，传统媒体时代所固守的国际、国内两个传播路线的方针正在自媒体等新型传播形态的冲击下变得“泾渭不明”。在实际操作的层面，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或许是如何运用这一新兴的媒介技术使过去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传播潜力得到有效释放。但从构建本土理论的角度来说，认真辨析在传统媒体时代，哪些有益的研究经验值得继承，哪些经验需要舍弃才是接下来继续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三 国际传播研究中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路径

图1为我们展现了九类研究主体，但本文接下来并不是对这九类主体进行全盘的分析，而是重点选择了其中的三类，它们分别是含有新闻、传播专业的高校，处于国际传播一线的传播机构（如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国家外文局等）和具有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等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这样选择的原因在于，前两者属于该领域传统型的研究者，从图1中也可以看出是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主体。不同的是一个代表学界、一个代表业界。而第三类属于对这个领域产生很大影响的研究主体。特别是“公共外交”这个概念被提出以后，这些学科与新闻传播学之间的交流呈上升趋势。而关于其他的研究主体可参见付玉辉博士所撰写的《2012年对外传播研究特征》一文。

为了更好地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机遇，实现国际传播事业的跨越式发展，上述三类研究主体在国际传播研究中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活动。比如主要承担着人才培养任务的高校主体，近几年在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中加大了对国情教育的投入力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就在专业硕士（国际新闻方向）的培养方案上将国情教育作为一门必修课程，旨在通过不同领域的系列讲座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的国情；而处于传播一线的业务机构为了不在丰富的现象中迷失方向，纷纷走进校园进行充电，如国际广播电台与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举办“媒介经营管理”和“现代国际传播”研究生进修班，拓展知识结构，提高研究能力；近些年也多有学界和业界合作完成的论文和研究课题等。这些形式顺应了时代潮流，无疑是可喜的。只是人们往往忽视了真正从这种跨专业的形式中吸取养分，最终取得系统协同的效果，更为可靠的路径应该是研究思路和思维方式的深度借鉴，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套用概念。换言之，若想弥补专业化分工所深化了的不同专业之间的封闭与界限，就必须从打破不必要的隔阂开始。

这首先需要从各学科不同的学术传统和所持有的立场视角上进行一次较为深入的解读开始。新闻与传播学、国际关系学与外交学，以及处于传播一线的业界是支撑国际传播领域研究的重要研究主体。本文通过深入各个研究主体的内部，有选择地对各个研究主体的研究路径和学术传统进行分析和介绍，以期达到各研究主体之间的对话效果。这既是对以往传播研究的批判性继承，也是为今后的理论建构提供一个有力的参考。

1．中国新闻、传播学所继承的西方学术传统：批判与自由

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初，从诞生之日起到后来的发展变化都多多少少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影响。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中国有本土的新闻理论，如1983年甘惜分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为这方面的第一本教材，而传播学理论自始至终都是西学中用的产物，如果单从发展的时间来看，新闻学研究在中国有近百年的历史，而传播学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有50多年的历史，在大陆有30多年的历史。

梁启超晚年在概述清代学术时曾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套用到今天的学术研究中大概就是说若想真正理解某一领域具有奠基意义的经典文献，就要对该文献所处的那个历史阶段中思想界的主要潮流或者流行观点有所了解。同样的意思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中被表述为“新理论的知识气候”。20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向西方学习的阶段，因此支撑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基础性文献也大多来自西方知识界。

有人曾将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和胡塞尔并称为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思潮的缔造者。前两者更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下面简称新传界）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弗洛伊德则为人类思想宝库贡献了精神分析和“无意识”的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两者后来的结合才培育出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中批判的基因。由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在本领域的各种研究中提及较多，这里就简要地说一下后者。弗洛伊德的深度心理学揭示出个人意识与真实存在之间存在着一个无意识的世界。与近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主观性”哲学不同（代表人物笛卡尔、康德），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无意识”的概念质疑了“意识能够真实反映存在”的核心假设，而这一点恰恰是主观性哲学的基础。具体地说，弗洛伊德认为一切存在都是值得怀疑的，即便是自认为最客观的观察依旧是某种意识形态扭曲后的结果。在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们更多的关注不同文化、政治制度等对生成这种无意识所造成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中国新传界施加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两个渠道间接达成的，即一个是人类学，另一个是传播学的美国学派。人类学常将精神分析运用到诸如文化对于个性社会化的影响等研究中，除了国际传播之外，前面所提到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也多借鉴人类学的这部分成果。而诞生于欧洲的精神分析则是通过“美国”这个分支传入中国的，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精神分析在美国兴盛这个时代背景有关。可以说它是拉斯韦尔的宣传分析、霍夫兰的说服研究等的学术基础。这些成果在20世纪的引入，对中国新闻与传播学学术传统的形成造成较大影响。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所出生的19世纪是古典科学全面发展的时期。整个19世纪的思想界和科学界都因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一最伟大的科学发现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震动。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向西方资本主义寻求真理的阶段，达尔文的进化论也间接地通过严复的《天演论》影响了中国几代知识青年（如鲁迅、毛泽东等）。无怪乎罗杰斯认为从真正的渊源上来说，传播研究的欧洲老师应该有三位，即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中评价说，这三个人的伟大思想是建立在一种科学观的基础上的。实际上，这里所说的“科学观”是指西方近代（主要指19世纪）以来深刻影响所有研究的基本预设，换言之，科学是西方学者深入骨髓的信仰，是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价问题时隐含的前提。但这对于向西方学习的中国学者而言，却是一个时而被注意，时而被忽略的前提。

所谓的科学观可以分为三层来理解：一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二是理性的思维方式，三是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对前两点的理解毫无困难，但是最后一点对于以实用理性为特质的中国文化心理而言却是较难引发认同的，因此在中国“为科学而科学”常被解读为“书斋学问”，因看似无法解决当前的实践问题而缺乏影响力，却又在更长的时期里导致中国理论创新能力的不足。

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同样适用于当下的国际传播研究。以上这些都是在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形成阶段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知识气候”，伴随着后来的发展，进而影响到了这两个领域的“延伸”——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来。这些左右着国际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2．在“学术独立”与“家国情怀”之间

一直以来，为西方科学理论创新提供动力的正是上面所提到的科学精神，在这种精神得以长存的背后实际是希腊文明对独立、自由的向往（科学精神与希腊文明的关系会在下面详述）。对于深受西方理论影响的中国新传界学者而言，捍卫自由的形式莫过于在学术上保持独立性。通过笔者有限的观察，该领域的研究者通常会采取或对政府的各种行为保持审视、怀疑的态度，或主要针对本领域中远离“中心”的边缘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方式来捍卫这种独立。

事实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往往是以政治为轴心的。再加之千百年来中国文人所固有的“家国情怀”都使当代知识分子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往往容易走到消极自由的方向上去。在国际传播的研究中这一点就表现得较为明显。原因或许是在现实主义和传统媒体的语境下，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实际有两个限制条件：一是以国家为主体，二是以确保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传播研究。一个传播命题一旦和民族大义相结合，就很容易看到学者们在“学术独立”与“家国情怀”之间的徘徊。例如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不同于大众传播，它的最高原则是国家利益原则。在一般的大众传播中，媒体记者尚可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原则为依据，与政府管理部门不合作或进行抗争；而在国际传播领域，特别是当个体、群体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所有的原则都要让位于一个更大的原则——国家利益原则。也有人持不同立场，认为媒介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不断升级，成为一种极为有效的独立政治因素，导致传统上的秘密外交、精英外交转变成了媒体外交、公共外交。“未来5～10年，中国国际传播应当赢得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必亦步亦趋地跟随内政外交左右。”

从根源上说，这种徘徊纠结的现象与中西学者对学术终极关怀的理解不同有关。首先从新传界的两位欧洲导师谈起。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所诞生的19世纪是一个科学至上的世纪。当时的欧洲学者为了破除传统神学的枷锁，在研究人与研究自然时采用了统一的“科学”标准。受这样一个知识气候的影响，马克思采取了与传统西方哲学（即神学本体论）所不同的科学的方法，将意识形态从它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与历史领域中赶了出去，简言之，为了达到理性的认知，马克思采取了去意识形态的方式；而对于弗洛伊德而言，虽然与威廉·冯特以生理学方法为指导开创的实验心理学相比，其在催眠疗法基础上所开创的精神分析似乎很难摆脱某种“唯心”的阴影，但正是得益于这种看似“不科学”的方法，弗洛伊德发现了无意识的世界并通过它指出了科学理性在运用上的局限。换言之，弗洛伊德所采取的通往理性的途径是通过批判其局限性完成的。综上所述，不论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当时的思想家都在借助科学的方法不断深化对人类理性的认知。

自人类社会步入近代以来，东西方发展进化的路径不尽相同。但是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千百年来文人所固有的家国情怀似乎并没有随着传统在现代的断层而失去传承。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国情怀”在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地位甚至可以与“科学精神”在西方学者心目中的地位等同。因此，虽然西方独立、自由的理念伴随着各种概念、理论模型进入了中国的学术场域，进入了国际传播研究中，但无论是继续坚持“国家本位”的国际传播，还是认为传播可以独立于政治的“传播本位”的对外传播，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立场在更深的“家国情怀”层面是相通的。对于后者更为通俗的表达或许就是“我批评你是因为我爱你”。

在与国际传播研究中脱胎于政治学的国际关系、外交学视角相比时，新传界学者在追求“学术独立”与“家国情怀”时所表现出的纠结也常常被凸显出来，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两类学科合作所期望达到的协同效果。这种差异的产生主要有两点：一是从国际关系和外交学所归属的政治学来看，虽然它本身也是西学东进的产物，但由于源自中国的传统文化本就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智慧，因此传统的力量在政治实践中还是非常强大的。二是从新传界自身来看，与国际政治类专业相比，新传界拥有两个独特的研究视角，即媒介技术和传媒经济。它们像两个深入大众社会的抓手，不断为新传界的研究提供大众实践的土壤。下面就简要谈一下媒介技术视角之于国际传播研究的影响。

3．新闻学、传播学独特的媒介技术视角

媒介技术视角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处于与国际政治专业相比较的语境之中。它的形成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受来自西方传播学研究中技术主义控制论学派的影响，另一个则是因为媒介技术的变迁往往牵引着传播实践的走向。我们姑且将前一个原因称为理念的层面，后一个是传播实践的层面。理念层面的媒介技术学派主要关注信息时代传播形态的瞬息变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该学派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入我国，代表人物有英尼斯、麦克卢汉等。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我们发现新传界研究者通常将媒介技术视角运用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作为梳理传播实践转向的时间标准。例如有研究者发现在对国际传播进行历史梳理的过程中，大多数该领域的研究者都会采用传播技术标准，当然也会有人采用将传播技术和世界格局发展结合起来的标准。二是关注于国际传播中信息渠道建设。在这一点上学界与业界的不同在于，前者偏重对网络这一新兴传播形态的关注，而业界则侧重于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技术对新闻业务的影响等。三是文化产业等领域。

由于新传研究者需要时刻保持对传媒科技的灵敏度，因此传媒科技作为一种传播理念的媒介进一步拉近了新传界研究者与西方科学精神的距离，为该领域的研究注入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逻辑。然而通过进一步梳理我们发现，此类逻辑在研究中的运用还主要停留在新的传播技术是什么，对操作层面造成了什么影响上。而事实上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运用媒介技术视角的方式与真正的科学精神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四 新形势下，新闻传播界的国际传播研究将面临科学精神的全面挑战

在互联网传播时代，在传统媒体时代所暴露出的研究不足，急需得到进一步的修正。正如本文开篇所提到的，中国已经被推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并即将面临世界对其核心理念的质询。这意味着单靠学技术、借理论概念亦步亦趋的尾随他国之后是远远不够的，在科学话语占主流的世界话语体系中，中国要如何才能在传统的生命智慧与西方的超越智慧中寻求平衡，将千百年来积淀的文化精粹，将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将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各项经验，运用科学理性的方式向世界传达已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话题。在未来，中国向世界贡献的将不能再止步于中国元素，而是要建立一种中国范式、中国体系。或许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被系统化、结构化了的“中国元素”，这种范式和体系必然与中国社会发展同步，但也不乏超越实践的地方。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理论研究者和传播实践者也终将在未来的国际舆论场中，面对由一个游戏的参与者向一个游戏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转换，我们也可以用全面转型和升级来描述这种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实质是我们将要面对支撑主流西方理论体系的科学精神的挑战。

就网络语境下的国际传播而言，我们依旧需要借助媒介技术这个相对独特的视角，通过将其上升为一种认知方式的途径来重组传统媒体时代的经验，通过确立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方式来应对新媒介技术对中国理念的挑战。具体而言，就是要借助技术背后所蕴含的科学哲学或者技术哲学来指导国际传播领域的研究，简言之，就是求助于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

1．西方科学精神的独特性

众所周知，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曾经向世界贡献了农、医、天、算四大学科，以及陶瓷、丝织和建筑三大技术，更不用说对世界近代科学的诞生起到了推动作用的四大发明了。然而此“科学”非彼科学也。事实上，中国的科学技术都是以实用目的出现的，而希腊文明却独树一帜，按梁启超的话讲，希腊先哲对科学的追求完全出自其对知识的热爱和好奇，而并非功利的目的。正是得益于这种无功利性，脱胎于希腊文明的“科学”才得以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西方国家的科学发展常常是自发而非外力推动的结果，这是与中国不同的地方。

这里还需要分析两个概念，即“科学”与“科技”的差别。实际上，在近代科学出现之前“科学”与“技术”一直是分开的。进入19世纪以来，原本分属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与技术工匠开始频繁联手，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难分彼此。在这一演变的过程中，弗朗西斯·培根起到了关键作用。从科学史的角度来说，笛卡尔和培根构筑了西方近代科学的两种形象。前者代表了古典的理性传统，而后者代表了新兴的功利传统。培根强烈地主张科学应该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否则就是一些空洞的论证和言词游戏。有人曾这样总结，“从某种更深的意义上，近代科学的两大传统——理性与经验共同受制于技术理性这种新的理性形式。”

循着媒介发展的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除了印刷术之外，大部分传播科技都诞生在19世纪下半叶，当时正值科学与技术彼此融合发展的时期，此外再加上农业文明所孕育的实用理性传统倾向于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因此在中国，科技就更多的成了“科学”与“技术”的代言。新传界的媒介视角之所以可以上升为一种理念的媒介，实现该领域的研究者与科学精神的对接，正是科学与技术的连接越来越紧密的结果。

事实上，与西方科学精神所崇尚的纯粹不同，技术的发展往往是受需求牵引的。今天在全球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面对这样一种瞬息万变的时代语境，我们需要做的或许不是更快，而是慢下来，跳出已有的技术框架，将视线深入到技术背后的科学精神上来，实现中国式哲学与西方科学精神的直接沟通，才能真正在以美国为主导的网络文化中注入中国文化的基因。

2．中华文明再次遭遇吸收异文化的考验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科学不断跨越自身的界限向社会领域、人文领域的研究中拓展。有人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科学自身所具有的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精神。实际上，科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发生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曾让人们质疑科学，质疑西方文明对理性的无限追求，出现了更加符合新时代趋势的社会责任理论等，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哈耶克也曾深刻地批判过这种对理性的过分追求，写下了《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不过有意思的是从文章的论证结构到表述方式，哈耶克即便是在反对科学理性也自始至终依旧在科学理性的框架之内。这一点可以通过与中国学者所撰写的相关题材的文章的比较中窥见一斑。这再次提醒我们的是，无论是各领域的研究者，还是从事新闻、传播实践的具体个人科学精神已经通过西方的语言、教育体制、生活方式等深入到每个人的思维中。而对于一直处于“学徒状态”的中国研究者而言，这个前提时而被注意，时而被忽略。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仅会大大加深人们对传播技术的依赖，也会使技术背后的思维方式更深的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使之产生一种趋同的作用力。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网络是一种技术，一种通信工具，一种传播媒介。但是它也体现了一种文化、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价值观”。互联网本身具有去时空化的属性，去时空化意味着对归属时空范畴的地域特殊性的忽略。在传统媒体时代，国际传播一直强调国家主体，而“国家”这个概念首先是个地理空间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呼唤着对地域特殊性的关注。那么互联网作为一种去特殊性的媒介如何来承载不同文化的特殊性将会是我们遭遇的一个难题。互联网与国际传播的结合是大势所趋，积极着手研究是变“被动”为“主动”的最好方式，但是鉴于网络自身的媒介特性和传播议题的国家属性，在追求两者结合的路上注定会是曲折的。

中华文明将再次面对吸收异文化的考验。历史上在吸收佛教文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确表现出了令世人称赞的雍容大度和开放自信，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受挫经历，更由于中国文化现实的发展状况，我们的民族在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常常表现出盲目自大和妄自菲薄两种心态。历史再次提供给中国一个践行“中国梦”的机会，然而我们即将面临的互联网却是一种更为复杂的传播语境，安全、经济、政治、公民等各种利益诉求都会在网络上有所呈现，都将进一步影响着网络国际传播的走向。比如目前互联网上所呈现的网络民粹主义，以及互联网上国内国外不法力量的结合就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总而言之，在国际传播中无论是从实践还是从理论上，要做到真正的理性、客观都实属不易。此外，产生于美国的互联网自身所携带的去中心化、自组织等思维与文化基因，也在深刻挑战着现有的国际传播格局。

3．为了更好地融合，国际传播研究应增强方法论意识

从可操作的层面上来看，与科学精神进行深度对话意味着整合人文与科学两种思维。然而这两种思维指导下的学术传统在同一领域的相遇常呈现要么互相排斥、要么平行不相交的发展态势。事实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已经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两种传统必须打破以往自顾自地发展模式，携起手来共同应对人类社会所面对的危机，这是大势所趋。在国际传播的研究中，已经有不少研究者认识到这一点并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如将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经济学中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整合到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来。通常这些方法会与国际受众研究、国际传播模式研究以及国际传媒市场等领域相结合。这种尝试虽然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际传播研究的科学性。人大新闻学院的陈力丹教授曾对这种状态做出过总结：“借鉴了较多的概念、论证架构和研究方法，却很难直接将它们移植到中国的情境中来。”这种批评本身是中肯的，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国际传播领域的研究。

然而人文与科学两种思维的融合势在必行，从提高国际传播研究的科学性来说，我们更需要做的或许是找出差异，求同存异。例如，中国传统的人文研究属于高语境的研究，重视具体的情境和时间概念，认为理想的研究应体现出历史的厚重与纵深；而运用科学方法的研究属于低语境的研究，重视的是简洁（去语境）和普遍性（非时间）。以方法为导向的研究常常容易因为一味地追求测量手段的精准，而在不经意间将着重点从问题本位转移到了方法本位上。再如，国际传播通常涉及处于人类认知图式底层的文化图层，从有效测量的角度来讲，的确需要更为深入的技术支持。事实上，随着生物科学、脑神经科学等的进步也正在成为可能。然而人性之复杂和善变单靠精准的测量手段是无法模拟和重现的，这就需要找到一个有效的平衡点。

就目前中国实际的研究状况而言，在研究者既定、研究手段既定的条件下，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增加研究资料类型的方式取得更好的进步。吴飞和陈艳在对中国国家形象研究进行述评时曾谈到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从西方当代影视媒体（纪录片、广告片、故事片以及其他形式图像文本）的叙述表达话语方式分析‘中国形象’以及受众影响”。这在以前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常常是被忽略的。此外，对科学方法的运用也有可能改变传统研究者的研究方式。众所周知，目前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的研究往往是以团队为单位进行的，大量的底层数据常常需要大家的合作才得以完成。这有可能进一步冲击文科类研究者所惯常使用的个人作坊式的研究方式。

事实上，科学的方法论意识在国际传播的研究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它符合即将到来的以互联网等为表征的信息社会对国际传播研究所提出的新要求。信息社会中的“信息”一词最初来源于物理领域，刚开始，它是以“bit”出现的概率，从还原论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既不能物化为物质也不能物化为能量的虚拟概念，后来这个概念被运用到生物学还有心理学等领域，再后来演变成了现在的“信息社会”。从其积极意义来看，信息社会的确会如人们大声宣扬的那样将人类的物质文明带向一个新高度。但同时也如上面所提到的，信息不能物化的虚拟属性也意味着信息社会将是个不确定性倍增的社会，一直以来，有序性的认知平衡终将被“倍增的”不确定性打破，为了协调认知，使其回到原先的状态，通过对数据的科学处理似乎成了寻回确定性的必经之路。换句话说，信息社会意味着对数据的依赖，宣告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目前，中国为了借助第三次科技浪潮的东风，实现中国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也在全力进行着信息化建设。这种跨越式的发展不仅是对物质生产领域提出的要求，也要求我们国际传播这种前沿的研究领域要在理念层面尽快实现与信息社会背后的科学思维的对接。

五 运用好科技哲学和科学方法两个理论武器打破国际传播领域僵局

诚然，改革开放30年以来，国际传播领域在新传研究者的辛勤耕耘下结出了累累硕果。在本章中，多次提到了“科学”“科学哲学”以及“科学方法论”，原因在于这种意识的确在以前的研究中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这恰恰又是互联网时代比较突出的特质。该结论完全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是对各种成果吸收之后的反思。当然，本文更无意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将国际传播研究推入唯理论的窠臼。中国的古典哲学崇尚“平衡”的概念，在国际传播研究领域，这种平衡的达成依赖于中国语境下的人文主义与西方科学方法论的有效结合。或许正是由于科学方法论在过去主流研究中的缺失，才造成今天的理论研究既没有真正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也没有在范式上有所创新的局面。

在谈到国际传播时，人们常常想到一个词就是“西方话语霸权”。通过深入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隐藏的是对科学精神的推崇。今天，中国也通过向人类社会贡献思想和理论的途径，才能真正获得他国的认同，进而获得影响全球的能力。中国的国际传播即将翻开互联网时代的新篇章，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作为新兴互联网传播领域的研究者，需要从传统媒体时代继承的经验或许就是运用好科技哲学和科学方法两个理论武器。具体而言，就是将科技哲学作用于理念层面，在中国语境下实现人文与科技之间的对话，科学方法则作用于理论研究的实践层面，对人文倾向的研究构成一种有力的补充，共同达到平衡的状态，这样做或许可以打破新闻与传播领域的研究者在国际传播领域中所遭遇的僵局。

正如前所述，在文化产业、受众研究、媒介经济等领域都是文理结合实现不同思维方式的对话好的路径。当然又有不少学者做出了类似的尝试，比如喻国明、关世杰、郭镇之、陶大坤、丁和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