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对十大诘问的回应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1943—）是当代西方文论界继威廉斯之后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他一直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左派”自居，对马克思的坚守和发展使其理论独树一帜，倍受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意识形态”这一理论是人言人殊的难题，是伊格尔顿思想的理论基石，是其文化批评的核心范畴，是其思考文学、美学的前提。正是由于他对意识形态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的充分开拓和挖掘，才使他对文学与美学问题的研究显得别具一格。他是西方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也是当代英国最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是西方新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是著名学者，曾先后担任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爱尔兰国立大学教授，著有《克拉莉萨的被污：塞缪尔·理查森的作品中的文体、性行为和阶级斗争》《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等。

由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解体，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痼疾纷纷显露，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更让西方人开始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生命力，种种迹象显示，现在正是引人入胜地讲述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世界关联性的正确时刻。在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于2011年4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伊格尔顿希望通过这部书厘清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并对十个西方常见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逐一进行了反驳。

作者反驳的十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终结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都是正确的，但是缺乏对实践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梦想；马克思主义将世间万物都归结于经济因素；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对人类精神层面毫无兴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是最无用过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倡导暴力政治；马克思主义相信国家是万能的；过去四十年中，所有引人注目的激进运动都源自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思想。

然而在我们看来，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一点是，伊格尔顿力图表明：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首先在于他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指证为一种历史现象。“马克思第一个提出了‘资本主义’这种历史现象，他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如何兴起，如何运行以及它可能的结局”。这一点之所以具有决定意义，是因为现代性意识形态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披上了一层又一层的伪装，从而制造出关于这一世界的现代神话：资本主义是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在这种神话的视域中，“未来不过是现在的重复”；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是被看作“一种不久之前才产生的历史现象”，而是被视为“空气般自然而然的存在”。

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突出地显现出来。众所周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之处，就在于揭示现代经济生活的前提条件和历史界限，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在于破除现代经济生活是自然的、永恒的，因而是可以无限制发展的幻觉。既然我们很早就知道，“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有始就必然有终”，为什么还会屈从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将会与世长存的神话呢？事实上，这种神话不仅泛滥于各种无头脑的流俗观念中，而且也实际地充斥于众多非批判的社会科学领域中。

伊格尔顿这部新著的显著优点是：“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个问题异常明确，每一个专题中“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被表述得十分清晰，而作者又采用了尽可能通俗的——但并不因此就是粗陋的——方式来展开壁垒分明的论战。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伊格尔顿的观点，但这种论战本身的启发性和当代意义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曾经作为英国新左派代表之一的伊格尔顿也为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做出过贡献，那么，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如何使这本书所展开的那些论战能够与当今中国“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性实践相联系，便成为一项真正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了。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阐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作市场经济体系的可行性，同时还为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观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契合点，基本上代表了西方关于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该书于2011年4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即引起西方社会的普遍关注和争议。伊格尔顿坦言，这部著作的灵感来源于一个发人深省的想法：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反马克思主义论调都是错误的？即便这些论调并非一无是处，也至少是站不住脚的？

《独立宣言》与《人权宣言》相比，《共产党宣言》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十九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与政治家、科学家、军人和宗教人士不同，很少有思想家能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马克思恰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这是连马克思主义最激烈的批评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就连反社会主义思想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也认为，社会主义是“有史以来影响最深远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第一个不限于某个特定群体，而受到不分种族、国别、宗教和文明的所有人支持的思想潮流”。但是，有一种盛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和他的理论已经可以安息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刚刚经历了有史以来破坏性最强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样的观点更显得格格不入，滑稽且可笑。马克思主义曾经是所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中理论上最丰富、政治上最坚定的，但如今，人们似乎觉得已经可以把它作为久远的历史抛在脑后了。

这次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至少意味着，此前长期掩盖在“现代”、“工业主义”和“西方”等一系列漂亮假面之下的资本主义已经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当人们开始谈论资本主义的时候，就说明资本主义出现了问题。因为这表明人们已经不再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空气般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把它视为一种不久之前才产生的历史现象。而且，虽然许多社会制度都喜欢用“不朽”的神话掩盖自己终将灭亡的本质，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有始就必然有终。马克思第一个提出了“资本主义”这种历史现象，他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如何兴起，如何运行，以及它可能的结局。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和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一样，马克思揭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一直为人所忽略的事物，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这本新书的出现立即让我们回想起大约20年前的另一本书，那就是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两相对照，彼时的时代情境与今天实在大相径庭：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动荡，不少人以为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统天下，因而再一次匆忙地为马克思主义举行了葬礼。而德里达力图指明的是：如此这般一再举行的哀悼活动实质上不过是为马克思主义的再次返回、为它在未来的复活招魂；因为马克思的精神在当今世界的每一种具体化的形式中都有其“幽灵”般的持存。

今天，伊格尔顿著作的风格则与之迥然有别，他试图清楚明白地论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因为在伊格尔顿看来，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刚刚经历了“有史以来破坏性最强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在这一体系的各种矛盾以其尖锐的形式表现其自我瓦解的时代状况下，以为马克思和他的理论已被彻底埋葬的观点，不仅显得格格不入，而且实在有点滑稽可笑了。“如果那些意志力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当初能把他们的信仰坚持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就能有幸见证那个在他们眼中坚不可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在2008年陷入全面危机，甚至连商业街上的自动提款机都险些面临关闭的命运。”

对于伊格尔顿来说，马克思学说的意义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已经经历并且正在经历的种种危机中，而且还特别表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以及按其自身逻辑的运行和持存中。如果说，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及其危机能够更多地在情绪和信心方面鼓舞马克思主义，那么，资本主义的持续运行和发展变化非但不能使马克思学说的意义消失，相反却使之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显得尤为中肯和必要。因为，作为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性分析工具，马克思主义恰恰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变化为基本对象的。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和持续发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只有在资本主义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这和马克思在1843年对德国的实践政治派所做的评论相一致：你们要求对哲学的否定是正当的；但是如果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可能消灭哲学。

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马克思的学说无疑是历史性的，但它又无疑占据一个非常广阔的历史跨度。也就是说，因为这一学说在思想理论上开拓出来了巨大的历史深度和广度，所以它将命运般地、如影随身地涵括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正如熊彼特在谈及马克思时所说的那样，大多数思想的创作时间，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永远消失了；但有一些思想创作却不是这样，它们几经湮没，却又一再重现，而马克思的理论就属于这种有生命力的“伟大的创作”。作为这样的创作，马克思的理论独立于我们的爱憎之外——它会遭遇众多的反面评价和激烈的驳斥，却不但不会受到致命的伤害，相反能有助于显示其理论结构的真正力量。伊格尔顿重申了这个基本事实，并对之做出了恰当的和多重的解释。

马克思这位思想理论的导师，曾有多少人宣称信奉他的学说，有多少流派的马克思主义涌现！但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有学者和政客将其指责为疯狂的幻想和谬误。20世纪以苏东地区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的挫折，为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提供了口实，马克思甚至为集权主义的罪行背上了黑锅。很多曾经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党派，为了选票或是变革，或公开或隐蔽地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过时了！”这句话经常出于一些学者、政客甚至是普通人的口中，而今马克思似乎成了我们时代最熟悉的陌生人，毋庸讳言这也是马克思在当今的尴尬处境。

资本主义的存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典型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确充满了丑恶，但资本主义随后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扩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日益淡化、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没有一点用武之地。伊格尔顿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也不会过时。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们在批评马克思主义陈旧过时的时候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等程度甚至可以与古老的维多利亚时代相提并论。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可以高枕无忧，这种调适正表明其深层次的制度和文化焦虑。

伊格尔顿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贫富差距仍在扩大，资本集中度和侵略性有增无减，在这样的情况下，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如同说纵火的手段比以往更狡猾、更多样，因而救火已然无用一样不可理解。传统左翼党派的“进入社会主义，还是退回野蛮状态”这一口号，如今看起来不再是耸人听闻的表面文章，而是振聋发聩的警世箴言。巨大的贫富差距、帝国主义战争、得寸进尺的剥削、压迫性越来越强的国家，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来概括当今世界现状的重大问题，其实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以来不断思考并着力解决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怎样以自己的现代性为傲，它都充满了奇异的幻景和拜物教的狂热以及一戳就破的肥皂泡般的神话和盲目的崇拜。资本主义最终的制约就是资本自身，因为资本持续不断的复制正是资本主义无法超越的边界。资本主义这个历史上最具活力的体制，其实包括一些静态的和不断反复的因素，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具有时代价值。

斯大林主义的失败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最佳证明。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貌似有些道理，但是将其付诸实践的结果往往是相反，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实践就是证明。

苏联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成功地改变了本国经济落后的局面，建立了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而苏联付出的代价如此巨大，一部分原因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敌对。当然，伊格尔顿也承认，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不能代替自由、民主，或是商店里的蔬菜，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成绩就不该被后人铭记。

伊格尔顿强调，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设想过会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斯大林之前也从来没有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在社会总财富本不多的时候，根本没法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以使所有人都受益。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不可能消除社会阶级的分化，因为物质结余太少而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对财富的争夺终将造成社会阶级分化的复苏。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在物质条件不具备的环境下进行的革命，只能让“龌龊的老一套”再次出现，其结果无非是物质匮乏的社会化。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苏联出现一些与社会主义内涵背道而驰的残酷政策，最终导致经济土崩瓦解，社会建构支离破碎。在最需要社会主义的地方，反而最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这真是整个20世纪最大的悲剧。当然，伊格尔顿还考虑到，那些格外顽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们可能会说：“其实苏联面临的内外困难并不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集权主义的教条。”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是，斯大林主义不仅不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名声，反而是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最佳证明。如果我们想为斯大林主义的出现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根据，那只能到马克思主义中寻求答案。

马克思主义并非宿命论或决定论。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将人视为历史的工具，否定人的自由和个性；马克思主义将一切都归结于经济因素，对人类精神层面毫无兴趣，把丰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变迁简单地视为经济或阶级斗争的反映，对人类历史错综复杂的本质视而不见。

伊格尔顿认为，两条重要的原理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另一条就是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的不断交替，但这两点都不是马克思的原创，阶级斗争也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所在。即便如此，阶级斗争的观点仍处于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位置。实际上，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那些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力量。伊格尔顿认为，许多社会思想家都认为人类社会就是有机的统一，但在马克思看来，构成人类社会的恰恰是各种各样的分化。人类社会充满互不相容的利益，它的逻辑不是凝聚，而是冲突。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作无所不包的万物理论，这样显然是不对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也并不是说世界上发生的每件事都是阶级斗争。它的真实含义是，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中最基本的东西。那么阶级斗争的概念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理论的最大特征呢？也不尽然。马克思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

马克思相信，生产力会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发展，但这并非意味着生产力会直线式地向前发展，因为马克思似乎认为生产力有时也会陷入停滞。无论哪个社会阶级，只要掌握了物质生产，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体。生产力似乎一直在“挑选”那个能最大限度促进其发展的社会阶级。但在这一过程中的某一点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已经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开始成为生产力进步的阻碍。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出现矛盾之时，政治革命的条件也就成熟了。随着阶级斗争不断升级，有能力推动生产力前进的那个社会阶级将最终接管此前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手中的权力。马克思还宣称，只有在前一个阶级已经将生产力发展得足够充分的情况下，新的社会阶级才可能当家做主。

很显然，马克思认为物质财富会腐蚀人们的道德。但他并不像一些理想主义思想家那样，认为应该将道德和物质割裂开。从某种意义来说，历史绝非一部直线进步的史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把历史看作是持续不断的向上运动，因为毕竟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有了越来越复杂的需求和欲望，开辟出越来越精细且卓有成效的合作方式，并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不断用新的方式实现自身价值。马克思诅咒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沦丧，但他并不满足于简单的谴责，而是主张人类精神上的充实需要物质的基础。我们不应盲目地为现代性欢呼，但也不能将现代性说得一无是处。

社会关系的改变并不能单纯地以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生产力方面的开创性变革并不一定会带来新的社会关系。事实上，在生产力发展的每个阶段，存在着许多生产关系的可能性，而哪种可能性将会最终实现往往是无法预知的。即便当历史真的到达转折点时，也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存在这样一个革命的阶级，可以挑起历史的重担。即便如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仍然能给我们很大启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两者的关系使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即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有可能会出现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阶级斗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争夺剩余价值的斗争，而且只要人类社会的剩余价值还不足以让全人类共享，这样的情况就会一直持续下去。马克思并非是一位一味兜售进步的无知者，他很清楚实现共产主义所必须付出的可怕代价。

对于那些指责马克思主义为宿命论的人，伊格尔顿进行了反驳，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马克思为什么还要为政治斗争而大声疾呼呢？如果社会主义真的是无论如何都会到来的，我们只需坐等社会主义到来就好了。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一定会实现的，但他肯定不会认为“工厂法案”或者“巴黎公社”是人类的必然选择。如果他真的是一个骨子里的宿命论者，他就会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实现。可是他毕竟不是一个从水晶球中窥探天机的占卜术士，而是一个谴责世间非正义的先知。马克思并不认为存在产生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相反，他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一旦衰亡，工人阶级必须挺身而出，接过社会的领导权。

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始终是由现实的、活生生的、有着自由意志的人创造的。恰恰是资产阶级而不是马克思，喜欢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进化论来解释这个世界。马克思反对那些指责他试图将整个人类历史归于一种规律之下的观点。他发自内心地厌恶这种冷酷无情的抽象总结，并坚持认为，如果不是将唯物主义方法作为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而是将其用作一种为满足自身而扭曲历史事实的模板，那唯物主义就变成了它的对立面。马克思也曾警告说，他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看法不应变成忽略各国不同的环境，用命运确定的一般性道路来解释各国情况的历史哲学理论。

因此，伊格尔顿认为，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认为合理的观点。只有那些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将马克思的理论视为不可改变的圣典箴言。总体来说，没有证据可以表明马克思是一个否定人类自由的宿命论者。恰恰相反，马克思是个人自由的明确拥护者，并且一直热衷于讨论人如何超越历史的局限，选择不同的道路。而恩格斯一生都对军事战略的研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可不像是那种相信听天由命的人做出来的事。马克思认为历史事件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规律性，但持这种观点的绝不是他自己。将历史看作全无章法的随机事件的人毕竟是少数。如果社会生活中不存在一定的规律性或者大体上可以预判的趋势，所谓“有的放矢”就根本无从谈起。

伊格尔顿强调，人类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美好的未来，但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只能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罪恶中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不能为资本主义犯下的罪恶辩解。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哪个阶段是为了其他阶段而存在的。社会主义是否有能力彻底补偿人类为之付出的代价？伊格尔顿引用霍克海默的话说道：“历史的轨迹穿过无数个人的悲伤与痛苦。你可以对这两者之间的事实做出解释，但却无法为这些悲伤和痛苦做出辩护。”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悲观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最终的篇章——共产主义也足以令人欢欣鼓舞。不能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气质，也就不能理解其复杂的深意。即便世间男女最终都皆大欢喜，也是他们的祖辈为他们的幸福承受了太多的痛苦。有太多的人倒在通往社会主义的路上，壮志未酬，被人遗忘。除非我们可以起死回生，不然我们无以补偿这成百上千万的冤魂。这正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悲剧所在。悲剧不一定就是毫无希望，只是悲剧中的希望到来时往往伴随着恐惧和颤抖，而迎接其的往往是一张张惊慌失措的面孔。伊格尔顿质疑：资本主义果真是实现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条件吗？没有资本主义，难道人类就无法发展马克思眼中那些最宝贵的人类财富，就无法创造物质繁荣，开发人的创造性，实行政治自决，保护个人自由和发展文化了吗？

伊格尔顿认为，20世纪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的道路是没法建成社会主义的。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提出了一个值得马克思主义者深思的观点，那就是复杂多变的现代经济必须以市场为基础。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认识到，市场将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资料是全社会共有的，但很多自治的合作社在市场中相互竞争。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在企业的个体层面上，合作可以确保提高生产效率。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市场竞争可以避免传统的斯大林经济模式中出现的信息滞后、分配不均和缺少激励机制等问题。马克思曾指出，市场既有剥削性，也具有解放性，能把人从传统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市场社会主义者也认为，市场并非资本主义独有。伊格尔顿指出，就连托洛茨基也支持市场机制，这可能会令他的追随者大吃一惊。虽然托洛茨基只认为应该在向社会主义转型的过程中，结合对经济的集中计划发挥市场的作用。托洛茨基认为，市场的价值在于它可以弥补计划的不足，增加经济计划的合理性，因为没有市场关系的经济结算是无法想象的。

市场社会主义废除了私人财产、社会阶级分化和剥削，并让产品的实际生产者掌握国家的经济力量。从这些方面来看，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相比是一种进步。然而对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市场社会主义他们无法接受，因为它保留了太多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在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下，仍将存在商品生产、不平等和失业，超越人力控制的市场力量仍将占据主导地位。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蜕化为总资本家，避免工人蜕化为集体资本家？避免市场带来的不良风气？

伊格尔顿认为，要避免这些问题，就必须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实行广泛的民主，这与马克思的民主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在马克思看来，民主应当落脚于本地化、大众化，应当贯穿整个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民主不应仅仅存在于政治生活，还应当扩展到经济生活中去。这就意味着需要一个真正的自治政府，而不是仅仅将政府事务托付给政治精英。马克思设想的是一个公民自己统治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马克思试图拉近国家与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间的距离，方法就是将前者融入后者之中，而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结果是“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都取决于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受制于私利。在传媒和公共舆论领域，也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避免让一群权欲熏心、贪得无厌的商人政客利用他们掌握的媒体资源和话语权向人民灌输他们自私自利的观念，让人民支持他们所支持的体制。现代信息技术也为民主政治和管理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条件和可能。不仅如此，事实已向我们表明，目前资本主义的管理和组织生产的方式同样耗时费力，社会主义的组织和管理消耗的时间未必比资本主义更多。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者仍将就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细节问题一直争论下去，毕竟还不存在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主义方案。但目前社会主义最大的问题或许还在于，人们总是把太多的时间花在讨论上，而很少去付诸实践。伊格尔顿的这本书，再次雄辩地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正如马克思所言：“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伊格尔顿这部著作的最大贡献在于，正确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原著中的原理。从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垮台以后，国际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怀疑、责难、误解，甚至任意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歪曲、污蔑、恶意诋毁。但是他作为一名生活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能够以明确、冷静、客观、公正而且通俗的语言对马克思的学说做出正本清源的说明，恢复了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本来面目，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直击国际范围内人们对马克思的诘难，又不回避现实问题和挑战，论证有力。

面对当前世界错综复杂的国际金融、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挑战，作者提醒人们用马克思主义，去深入了解这场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

第一，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能够在若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反而在经济上不发达，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为什么列宁、斯大林修正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必须同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论断以后，能够首先在俄国一个国家取得了政权，并建立起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苏联？为什么随后毛泽东在修正了马克思和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又创造了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苏联这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只存在了70多年就轰然倒塌了，产生这一历史转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战胜了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无法实现的空想？还是像全球范围内一切反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强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违反人性的邪恶理论，必然面临破产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将永远会被历史埋葬？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于20世纪在全世界范围之所以能有如此伟大的震撼力、深刻的感染力和雄辩的说服力，使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全世界风起云涌，我认为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马克思像达尔文一样，以“科学”论证的形式，描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并以“科学”的方法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规律，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以科学的方式论述了自古以来人类就有的，追求大同世界的梦想。这一梦想与孔子描述的“大同”境界，与基督教的“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以及一切世俗和宗教对理想社会的梦想，都很容易产生共鸣；此外，“共产主义”也非常容易与中国农民传统的革命要求——“不患寡而患不均”和“杀富济贫”这种平均主义思想相呼应，因为在中文里“共产”二字的含义，也可以理解为“共”他人财“产”的平均主义内涵。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和中国这两个社会矛盾尖锐，平均主义、民粹主义强烈的国家得到广泛的传播和信仰，并非偶然。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俄国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只是突出强调了马克思学说中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中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成功的条件加以忽视。

由英国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除了使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财富空前增加外，也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贪婪性、侵略性、扩张性和残酷性。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这些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资本开始集中，贫富差距拉大，无产阶级相对和绝对贫困化趋势出现，从而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加剧，形成了尖锐的对立。马克思的学说在这一社会形势下，应运而生。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弊端和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科学的分析批判。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必然归宿是共产主义，这一令人向往的美好前景。马克思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论述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他并根据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存在了72天的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了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才能最后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作为最后一个统治阶级来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学说，对一切厌恶资本主义制度，苦苦寻找革命道路的革命家，和广大被压迫、被剥削、被轻视的劳苦大众，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而且推动了他们以自己实际行动，直接来参加革命运动。在中国则是一场农民革命运动，而在革命成功后，又不顾经济发展水平的现状，利用中国固有的农民的平均主义和古代的大同思想来冒充马克思主义，从而在社会的发展中产生了严重的挫折。

虽然20世纪初的俄国和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经济落后，但两国的革命家和革命知识分子对欧洲资本主发展中所暴露出来的贪婪、掠夺、侵略等丑恶表现感到失望，都在探索如何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社会发展道路，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必然为共产主义取代的理论，使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受到极大的鼓舞，并且坚信，俄国和中国资本主义虽然不发达，经济上的落后，但这不但不会妨碍本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反而可以更好地动员劳苦大众投入革命的洪流，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权，提前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跨越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直接过渡到理想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毕其功于一役”。这样就能加快使全人类得到解放步伐，使劳动人民彻底从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解放出来。所以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共党（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最信仰、最崇拜的思想理论并竭尽全力去贯彻实行的马克思所指出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总之，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使劳苦大众获解放的学说极大地鼓舞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尽帝国主义压迫的广大人民。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为20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动力。

在马克思所论证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必要的阶级和政治条件成熟之前，以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取得的成功都存在着先天不足的缺陷。而苏联的垮台，并非来自广大基层群众的革命，而是来自“上层”的革命。

总之，苏联的垮台并不能证明马克思理论的错误，只能看作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而当今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则要求我们重新认识与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坚持以广大人民的福祉为目的，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认清我国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概括地说，2011年，《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回归到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并发掘出其哲学理论中的本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