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IDI）是国际资本流动的第三种形式即国际生产资本流动，通常又被称为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跨国直接投资（Trans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TDI）、海外直接投资（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ODI）。对资本输出国（即母国或投资国）来说，国际直接投资就是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本输入国（即东道国）来说，就是吸收国际直接投资。角度不同，资金流向则不同。随着国际直接投资实践的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实证研究逐步建立并日趋成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和东道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发展条件及其行为方式的理论，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进行理论抽象与实证分析，并形成了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对外直接投资理论（OFDI）和引进外商投资理论（IFDI）。其中，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是从跨国公司和投资国的角度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又分为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而引进外商投资理论则是从东道国的角度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

（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1．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及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引起西方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开始对跨国经营和对外直接投资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和探索，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渐渐地从国际贸易理论中分离出来，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系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体系，并且根据适用范围不同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类。其中，研究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也被称为主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针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行为，从微观层面上对于企业为什么要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投资到哪里去（区位决定因素）、如何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决策）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形成了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有深远影响的理论成果，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长远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垄断优势理论（Monopolistic Advantage Theory）。垄断优势理论又称所有权优势理论或公司特有优势理论，美国学者海默（Stephen H. Hymer, 1960）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以垄断优势来解释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后来其导师金德尔·伯格（C. P. Kindle Berger, 1969、1975）和其他学者又对该理论进行了补充、发展和完善。该理论在解释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时提出两个基本命题，即“垄断优势”和“市场不完全”。跨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在于该企业与东道国同类企业相比具有明显的垄断优势，可使其在东道国的生产获得更多的利润；企业之所以拥有并保持垄断优势，是因为市场的不完全，包括商品市场的不完全、要素市场的不完全、规模经济造成的市场不完全以及政府干预形成的市场不完全；市场的不完全可以使跨国公司具有上述四种不同的垄断优势，而正是这四种垄断优势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早期的基础，为了使这个理论更好地适应现实经济社会，西方学者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补充与完善，例如，约翰逊（Johnson, 1970）在垄断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引入知识资本，并指出企业的垄断优势来自知识资本；凯夫斯（Caves, 1971）认为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之一在于凭借资金、技术等优势，能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层次的消费者，设计、生产和销售具有差异化的产品；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 1973）从寡占反应论的角度对垄断优势理论加以补充，指出企业的跟从行为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总之，垄断优势理论开创了以国际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的新领域，并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开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是垄断优势理论是以具有明显垄断优势的美国跨国公司为考察对象的，因而对于不具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缺乏指导意义。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The Theory of Product Life Cycle）。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 1966）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是与产品生命周期和区位密切相关的，认为美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和竞争条件随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而产品在其生命周期中比较优势的变化又决定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流向和时间。弗农将比较优势原理从国际贸易领域延伸到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并且创造性地将时间变量引入国际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中，从而把比较优势研究从静态发展到动态，从流通领域发展到生产领域。1974年，弗农结合国际投资的实际情况对产品生命周期做了进一步修正，分析处在不同阶段的跨国公司如何保持其垄断优势以及如何安排全球生产等问题。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强调应将企业的垄断优势、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区位优势相结合，动态地调整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二战”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律，所以被称为美国式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巴特利和高歇尔（Bartlett and Ghoshal, 1987）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了扩展，提出了产品创新、接近市场和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三位一体的国际直接投资模式，强调了成本的重要性，将成本因素从技术优势和区位优势中独立出来，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流向进行了比较好的解释。

内部化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nalization）。英国里丁大学教授巴克利和卡森（Buckley and Casson, 1976）在《跨国公司的未来》一书中将内部化理论引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含日本）为研究对象，以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建立了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用以解释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后经加拿大学者拉格曼（Rugman, 1981）的补充、发展，成为目前比较流行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若企业将所拥有的科技和营销知识等中间产品通过外部市场来组织交易，对其经营效率会造成不利影响，并难以保证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企业如果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建立跨国界的内部市场，以企业的内部市场代替外部市场，通过内部市场组织交易，不仅可以对资源和产品进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还可以有效地防止技术扩散，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确保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是基于所有权的企业管理与控制权的扩张，用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代替外部市场机制，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拥有跨国经营的内部化优势。然而交易成本的测量问题造成内部化理论难以在实际中应用，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比较优势投资理论（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随着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Kojima, 1978）以这个阶段日本企业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将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比较成本差异的原理应用于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着重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果，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比较优势投资理论，也称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是从国际分工合理化的宏观经济分析角度出发来解释日本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指出一国应该从本国已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次进行。根据国际分工原则，日本应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国外，而对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在国内集中发展，使得国内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这就是所谓的“日本式顺贸易型国际直接投资”。小岛清的比较优势投资理论注重从宏观动态的角度，从国际分工的比较成本方面来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较好地解释了20世纪60～70年代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另外，该理论还认为，并非拥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才能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只有比较优势原则才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这一观点也给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带来重要启示。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John H. Dunning, 1977、1981）在《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并于1981年在其《国际生产和跨国企业》一书中对该理论又做了进一步阐述。邓宁在综合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并结合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资源禀赋学说的基础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试图全面探讨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区位决定因素和行为决策三个方面的问题，是一个较为完善的被学术界广泛接受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邓宁的主要观点是，一个企业要想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同时具备三个优势，即所有权优势（Ownership）、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和区位优势（Location）。所有权优势主要是指企业所拥有的大于外国企业的优势，包括技术优势、企业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金融和货币优势以及市场销售优势等；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其资产或所有权内部化过程中所拥有的优势，也就是说企业将拥有的资产通过内部化转移给国外子公司，比通过市场交易转移获得更多的利益，企业到底是选择资产内部化还是外部化取决于利益的比较；区位优势是指企业在具有上述两个优势以后，在进行投资区位要素选择上具有的优势，也就是说可供投资地区在某些方面较国内优越，包括劳动成本、市场需求、自然资源、运输成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政府对外国投资的政策等方面的优势。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区位优势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这三种优势的不同组合决定了企业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不同形式：无形资产转让、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三种优势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才是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最佳形式。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克服了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只注重资本流动方面的不足，他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区位选择等综合起来加以考虑，使国际投资研究向比较全面和综合的方向发展。

2．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部分新型工业化国家的企业走上了国际化经营的道路并取得了成功，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而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并不具备优势，无论是资本规模、技术水平还是经营管理能力等都存在明显的差距，那么针对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动因、方式及取得成功的事实，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无法给予较好的解释，因此，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新趋势成为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面临的重大挑战。一些学者另辟蹊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特点，从技术要素的重要性出发，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如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体现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新发展的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等，一定程度上解析了发展中国家不断涌现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现象和新趋势。

小规模技术理论（The Theory of Small-scale Technology）。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刘易斯·威尔斯（Wells, 1977、1983）在其1977年发表的论文《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并在1983年出版的专著《第三世界跨国公司》中对该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动因和如何取得竞争优势等问题，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威尔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之所以要走出国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不外乎保护出口市场、突破配额限制、降低成本、分散资产等，但是发展中国家不具备雄厚的资本，没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优势。因此，威尔斯从微观角度出发，从三个方面提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①拥有为小规模市场提供服务的小规模和劳动密集型制造技术；②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具有优势；③拥有大型跨国公司无法比拟的接近市场的优势和低价产品营销优势。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结合起来，在理论上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对于分析发展中国家企业怎样在国际化的初期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是它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继承和使用上，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永远处于边缘地带的位置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同时，该理论很难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也无法解释当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日益增长的现象。

技术地方化理论（The Theory of Localized Technological Change）。英国经济学家沙加亚·拉奥（Sanjaya Lall, 1983）在其《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中，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进行实证研究后，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从微观层面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利用其特殊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可行性。拉奥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具有规模小、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标准低等特点，发展中国家要想形成并发展自身的独特优势，就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①技术知识当地化；②生产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相应地也适应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的需求；③创新的技术具有竞争优势，在规模生产条件下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④开发的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不仅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优势是什么，而且更强调形成这些竞争优势所特有的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通过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企业对成熟技术的创新还可以促进它们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与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相比，拉奥更强调企业技术引进的再生过程，即发展中国家对外国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不是一种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对技术的消化、改进和创新，正是这种改进和创新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The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威尔（John A. Cantwell）及其学生托兰惕诺（P. E. Tolentino）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共同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用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由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流动的趋势，其主要观点如下。①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稳步提高和扩大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与发达国家的大规模研发投入不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活动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来掌握和开发现有的生产技术。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不断提高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发展中国家现有技术能力水平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决定因素，影响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选择和增长速度。②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变化，在产业分布上，由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向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转化；在地理分布上，沿着“心理距离”从区位近的国家向区位远的国家发展，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地域扩展和产业升级分析为基础，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不断进行技术吸收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创造出自身的比较优势，以及不断地提高自身综合竞争力的动态发展过程。该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了思路，并且为不具备绝对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技术积累的路径。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邓宁（John H. Dunning, 1981）将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动态化，创立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和延伸。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和该国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指标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其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都发生相应的变化，导致其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与流出量之间的变化，最终改变其国际投资地位。第一阶段，人均GNP在400美元以下。这一阶段的国家由于正处于工业起飞阶段，尚不具备足够的经济规模和市场条件优势来吸引外资，FDI流入较少，同时，企业尚未产生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阶段，人均GNP在400～2000美元。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随着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投资环境日趋改善，区位优势有所增强，FDI流入开始迅速增加；由于本土企业的所有权优势还不足以弥补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FDI流出仍然很少，FDI净流出仍为负值，但其绝对值日益扩大。第三阶段，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此阶段的国家大多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其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国内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日益增强，企业具有更强的能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拓展国际市场，FDI流出大大增加，但FDI流入仍大于FDI流出，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第四阶段，人均GNP在4750美元以上。此阶段的国家多为发达国家，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该国企业具有较强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并具备发现和利用外国区位优势的能力，为此，处于该阶段的国家FDI流出超过FDI流入，FDI净流出为正值，并且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Induced Factor Combination）。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各种形式的国际直接投资现象层出不穷，客观上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学者为克服以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把研究的重点转向外部因素对跨国公司行为的影响方面，提出了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在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作用下发生的。所谓直接诱发要素，主要是指各类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技术、管理及信息知识等，它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要素，直接诱发要素既可存在于投资国，也可存在于东道国。投资国的企业如果拥有这些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加以利用，如果投资国的企业只拥有部分生产要素的优势，而东道国拥有另一部分生产要素的优势，同样会诱发企业对外投资以利用东道国的生产要素。所谓间接诱发要素，是指除了直接诱发要素以外的其他诱发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投资国政府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鼓励性投资政策和法规、政府与东道国的协议和合作关系等；②东道国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东道国政局稳定、吸引外资政策优惠、基础设施完善、涉外法律健全等；③全球性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国际经济一体化、区域化、集团化发展，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和汇率的波动，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科技革命的发展及影响，国际协议及法规等。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直接诱发要素起主要作用，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中更大程度上间接诱发要素起主要作用，而且间接诱发要素在当今国际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综合地从投资国和东道国两个角度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不仅指出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本、资源技术、管理及信息知识等方面的优势可以诱发该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而且突出强调了包括经济政策、法规、投资环境及宏观经济发展等间接诱发要素对当代对外直接投资所起的重要作用，强调了企业运营和发展的国内外宏观环境因素是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克服了以往理论仅仅从直接诱发要素单方面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新现象和新趋势，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依据。但这一理论仍然只是就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静态分析，并没有就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和规律进行动态分析。

（二）吸引外商投资理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程度的不断提高，一些经济学家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从引进外资者或东道国的角度来论述国际直接投资，探讨外国投资者或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经济发展之间补充互利或对立矛盾的关系。

外资依附论（消极论）。20世纪50年代后逐步形成了以外资依附论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资理论，强调外国投资造成的民族经济对外国投资的依赖性，如劳尔·普雷维什（Roal Prebish）的中心 - 外围理论、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不发达的发展理论、特奥托尼奥·特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的新的依附结构理论、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gue Silva Cardoso）的依附的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边际资本主义理论。这些理论是从东道国国内经济活动受控制的程度和对外依赖度出发，侧重研究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对东道国经济的消极影响，如加剧发展中东道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激起不恰当的消费模式、用转移定价的做法来掩盖其所获得的真实利润水平、压制国内技术创新活动及恶化国内收入分配等。外资依附论者提出，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渗入，动态、长期地来看，非但没有如发展主义所断言的那样增加当地的外汇和储蓄，反而使其有所减少，并且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结果是发展中东道国对外依附关系的加强。

“双缺口”理论（积极论）。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斯特劳特（H. B. Chenery and A. M. Strout, 1966）在储蓄缺口理论和外汇缺口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双缺口”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存在总收入和总支出的事后恒等式，即C+S=C+I+X-M，其中C、I、S、X、M分别表示该国的总消费、总投资、总储蓄、出口和进口，变形整理得：I-S=M-X，其中，I-S称为储蓄缺口，M-X称为外汇缺口，而且，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在数量上大体相等。“双缺口”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即储蓄、投资、进口和出口，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几乎都受到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影响，从而国内生产要素无法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利用，因而制约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不但可以直接弥补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还可以间接弥补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一方面，吸引外资要么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行业，扩大出口能力，增加出口创汇收入，要么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行业，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增强进口替代能力，减少进口用汇，从而弥补外汇缺口问题；另一方面，吸引外资可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进而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和储蓄水平，从而有助于弥补储蓄缺口。

开放的哈罗德 -多马模型（积极论）。哈罗德 -多马模型（H-D模型）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它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基础，将凯恩斯的短期静态分析长期化、动态化，论述了发达国家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增长应具备的条件，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作用。基本公式为：G=s/v，其中，G是产出增长率，s是储蓄率，v是资本-产出比，即每生产一个单位产量所需要的资本的数量，并且这一关系建立在I=S、合意的资本-产出比是一定值以及封闭经济等假设条件之上，该关系说明了在v一定的情况下，产出增长率是由储蓄率（投资率）决定的。后来，发展经济学家将H-D模型从封闭条件扩展到开放条件，从发达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开放经济条件下，H-D模型的基本公式延伸为：G=（sd+sf）/v，其中sd为国内储蓄率，sf为外资流入所增加的储蓄率。根据开放的H-D模型，从长期动态的视角看，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储蓄率虽然很低，但投资不一定要完全依靠国内储蓄，通过引入外资，储蓄率从而投资率立刻就可以增加到（sd+sf）的水平，因此在国内储蓄不足而投资需求旺盛的情况下，通过吸引FDI流入从而提高国内投资规模，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跨国公司引擎理论（积极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简称“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中心在归纳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践的基础上，于1992年提出跨国公司引擎理论。跨国公司引擎理论是建立在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的，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投资、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开发、国际贸易、制度变迁等因素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在此基础上，跨国公司引擎理论进一步认为，跨国公司的投资可以增加东道国的就业和居民收入，增加个人储蓄，扩大投资规模并改进投资效率；跨国公司通过研发、专利和新技术的应用，向东道国转移技术，产生技术外溢效应，推动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并促进东道国和投资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跨国公司的培训、教育对东道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利于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素质；跨国公司的投资有利于增加东道国的出口，改进出口结构；跨国公司的投资有利于促进东道国制度变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等。总之，跨国公司的投资会成为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OFDI的研究现状

垄断优势理论（Hymer, 1960）、产品生命周期理论（Vernon, 1966）、内部化理论（Buckley and Casson, 1976）、比较优势投资理论（Kojima, 1978）、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 1977）等国外主流的OFDI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区位决定因素和行为决策，对于研究当今世界各国跨国公司的发展都具有其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而小规模技术理论（Wells, 1983）、技术地方化理论（Lall, 1983）、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Cantwell, 1990s）等则是对主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它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备的竞争优势，虽然是一种比较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但只要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其特有的优势，就可以参与到国际生产和经营中；投资诱发组合理论更是以全新的角度，从间接诱发要素出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各种不断涌现的国际直接投资新现象和新趋势，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依据。但是，上述研究更多侧重于从微观层面上研究企业或跨国公司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动因、条件、效应、决策选择和对策建议等，而在从宏观层面上研究一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条件以及OFDI对投资国宏观经济的逆向影响方面则尚显不足。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起步较晚，其相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比较滞后，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在微观层面上探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优势，以及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方式选择和产业选择等（谢康，1994；汪深德，1996；程惠芳，1998；张为付，2006、2008；裴长洪，2010）；二是从不同层面上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如OFDI的国内宏观影响因素（江小涓，2003；邱立成等，2008；张为付，2008）, OFDI的东道国的区位因素（项本武，2009），以及OFDI的母国和东道国的综合因素（项本武，2009）；三是分析OFDI对中国国内宏观经济影响的效应，包括贸易效应（蔡锐等，2004；陈石清，2006；项本武，2007、2009）、产业升级效应（江小涓等，2002；汪琦，2004）、就业效应（杨建清，2004；戴翔，2006）以及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赵伟等，2006；白洁，2009；王谦等，2010；沙文兵，2012）。但是，OFDI对中国国内经济增长、物价水平和国际收支影响的机理和效应研究相对较少，部分学者的研究只是局限于OFDI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计量分析（魏巧琴等，2003；宋弘威等，2008），而大部分国际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国际收支效应的研究更多体现在IFDI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方面。

（二）IFDI的研究现状

与从投资国角度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不同，“双缺口”理论（Chenery and Strout, 1966）、跨国公司引擎理论（UNCTAD, 1992）等吸收外商投资理论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视角上也有新的突破，一些理论能够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从长期、动态的视角研究FDI流入产生的原因及对东道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效应，只是IFDI对发展中东道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关于吸引外商投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主要针对IFDI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机理和实证分析，其中包括IFDI对中国的宏观综合效应研究（黄华民，2000；江小涓，2002）、经济增长效应研究（魏后凯，2002；陈浪南等，2002）、产业结构效应研究（郭克莎，2000；赵果庆，2006；刘宇，2007）、技术进步效应研究（梁志成，2000；陈继勇等，2008）以及国际收支效应研究（赵晋平，2001；姚枝仲等，2004；刘振林，2005），而且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侧重于积极影响或正效应。而对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宏观动因、前提条件、负面效应以及基于国内外经贸环境变化如何进行IFDI的规模调整和质量改善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和滞后，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三）双向FDI综合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总体而言，大多数国内外学者关于FDI的研究是单向的，理论范式和实证研究都是各自独立的。开放经济条件下，无论是OFDI还是IFDI都是一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方式，是宏观经济内外均衡运行和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FDI流入和FDI流出与宏观经济内外均衡运行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那么能否在一个理论框架下，将OFDI和IFDI统一起来，建立双向FDI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内在联系？英国学者邓宁（Dunning, 1981）在其FDI发展阶段理论中，初步将IFDI和OFDI相结合，研究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能力、规模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并得出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NP为标志）的提高，该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包括IFDI和OFDI，以净对外直接投资NFDI为标志）将经历四个发展阶段，并进一步对国际直接投资阶段的划分以及各阶段国际直接投资的特征给出了较为全面的解释。但是该理论只侧重于强调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因素对该国FDI流向和规模的决定性作用，并不能解释IFDI、OFDI或NFDI对一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中国学者程慧芳（1998）在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研究中，开创性地将产业资本纳入开放宏观经济均衡分析中，试图建立在产业资本国际充分流动条件下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分析产业资本的流动与商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和国际收支均衡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这一理论研究从需求的视角运用短期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将产业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运行结合起来，虽然在“开放宏观经济均衡”含义的界定以及需求视角和短期静态均衡分析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却为双向FDI的综合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方向。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双向FDI流动是一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于兼具东道国和投资国双重身份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双向FDI与一国的经济运行状况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上述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本书尝试在开放的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理论框架下，将OFDI和IFDI统一起来，在正确理解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短期静态和长期动态的分析方法，从需求和供给双重视角研究双向FDI与宏观经济内外均衡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在内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双向FDI与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通过不同的计量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中国双向FDI流动与经济增长和发展、价格波动、进出口贸易、国际收支等变量之间的经验数量关系；最后，进一步探究在新的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国双向FDI战略转型的方向和途径，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强对东盟基础设施投资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策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