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05～1907年：革命的演习

一 1905年革命的起因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垄断已成为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经济、政治生活以及世界政治中的决定性因素。世界已按殖民国家的势力范围被瓜分完毕，帝国主义为重新划分殖民地和各自的势力范围而不断发动战争。各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在这一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俄国，资本主义及其最新组织形式迅速发展，但是同欧美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相比，它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一方面，出现了银行和工业现代化的垄断组织；另一方面，在农村中居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大地主经济，它的经营方式为半农奴制。由于资金不足，沙皇政府开始向西欧财团请求贷款，让它们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因而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已大不如前。但是它同西欧帝国主义盟国之间却有着共同的利益，并同它们争夺世界市场，尤其是对东方邻国推行殖民政策，参加对中国的侵略和扩张。

俄国并不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所有矛盾在它那里却表现得十分突出。在帝国主义国家的链条之中，它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因此在20世纪初，俄国成了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

19世纪90年代中期，俄国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过去数十年间，由于在南方建设了新的工业区，大兴铁路建设，使工业，尤其是金属冶炼和煤炭产量有所增长。在国内市场上，本国75生产的煤和金属这时已经基本上可以满足需要，而在石油开采方面，俄国甚至成了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总而言之，1893～1899年，俄国整个大工业生产的产量增长了一倍，各主要工业部门生产的产量增长了两倍。俄国工业生产能力仍然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就其工业发展速度而言，已经超过了它们；就生产的集中程度而言，俄国也超过了西方各先进国家。

俄国本身的经济发展是畸形的。经济生活中既有最新的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和先进的生产工艺，也有落后的中小企业，往往保持着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早期的野蛮剥削方式。在包罗多种成分的经济体系中，手工业生产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速度的加快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俄国经济中早已存在的各种深刻的矛盾更加激化。1900～1903年，俄国也发生了工业危机和“货币恐慌”，不少企业倒闭，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一片凋零。政府支持银行收购濒临破产的公司股份、给予补贴，同时又自行通过各种渠道向它们提供贷款和资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这种干预意在控制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巩固专制制度。

在农村，农奴制残余依然存在。绝大多数农业人口一贫如洗，国内市场因而大为缩小，这从根本上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的农业生产并不是普遍具有商品生产性质，许多地方还保留着自然经济的特点。在俄国，土地垄断是地主的主要特权。在许多地区，大土地占有者根本不愿意亲自经营自己的土地，而宁愿把这些土地就近“借给”永远需要土地的农民。在萨拉托夫省，农民耕种的土地一半都是向地主租来的；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地主自己经营的土地只占他们全部耕地的2%。俄国的大土地占有者与其说是农业企业主，不如说是土地高利贷者；与其说他们在经营自己的土地或剥削耕种他们土地的雇农的劳动，不如说他们只须利用自己的土地占有权和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就可轻松获利，这导致农村迅速发生两极分化，使农民遭受到极大的苦难。在俄国中部，破产的农民大多沦为雇农，除了一块份地之外，一无所有；同他们对立的是不法富农。俄国农村经常发生全体农民同地主的斗争、农村贫民同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前一种斗争表现得更加鲜明、更加尖锐。20世纪初，农民反对地主的“骚动”事件频频发生。

农村的分化过程改变了俄国的社会结构，促进了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形成，农民忍受不了贫困和饥饿而逃离农村，补充了产业工人的队伍。劳动后备军的存在，使无产阶级本来已经十分困苦的境况更加恶化。封建地主的压迫、工人在政治上的无权，为企业主对工人进行剥削提供了方便。工人的生活苦不堪言。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自然会引起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无产阶级逐渐成为俄国社会革命的主力军。20世纪初，无产阶级（连同家属）的人数已达2200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但是大型工矿和运输业中的工人，即产业工人并不多，不到300万人。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社会地位和行业特点，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有高度的阶级觉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工人阶级的力量越来越大。在反抗沙皇制度和捍卫自己权利的斗争中，无产阶级越来越成熟。早在1902年的罢工和政治示威中，无产阶级就已表现出它是一支在解放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总之，除了农村中农民反对封建地主和农奴制残余压迫的斗争日益尖锐激烈外，城市中工人阶级的斗争也风起云涌。俄国革命的形势迅猛发展，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日俄战争的爆发大大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1904年1月26日深夜，日本鱼雷艇向停泊在旅顺口港外锚地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随后，日本军舰又袭击了在朝鲜仁川港附近的俄国巡洋舰“瓦良格”号和炮舰“朝鲜人”号。于是日俄战爆发了。战争是日本在英、美支持下发动的，但不论从哪一方看，这都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被沙皇政府内务大臣普列维一语道破，即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仆人企图利用“一场小规模战争胜利”来防止革命。但是这场战争并非小规模，而且沙皇政府也没有胜利，它不但没有防止革命，反而推动了革命事态的发展。1904年5月，在鸭绿江畔的一次战斗中，日军重创俄军，并进入中国东北。同时日本开始从陆上进攻旅顺口。8月和9月，沙俄军队在辽阳城下和沙河又遭到惨败。1904年12月，旅顺口被日军占领。

日俄战争中沙皇政府的战败，再一次暴露了专制制度的腐朽。由于战争的爆发，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在社会和政治激情达到白热化的情况下，甚至一个不大的事件也能激怒群众，成为革命爆发的导火线。1905年1月普梯洛夫工厂解雇几名工人就是这样的事件。工人为抗议工厂主的压迫，宣布于1月3日77进行罢工。罢工一开始就很有组织性，工人们团结一致：1.3万名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关闭了机床。法俄工厂的工人立刻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随后参加进来的还有涅瓦造船厂、涅瓦纺织厂和叶卡特林哥弗纺织厂的工人。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采取措施将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的罢工变成彼得堡无产阶级的总罢工。它向各区、各工厂发出号召，在号召书中把各个企业工厂的需要同革命无产阶级的总要求联系了起来。布尔什维克在《告普梯洛夫工厂全体工人书》的传单中写道：“是时候了，是我们摆脱警察和官吏横加在我们身上的无法忍受的压迫的时候了！我们需要政治自由，我们需要罢工、结社和集会自由，我们需要有自由的工人报纸，我们需要实行人民自治（民主共和国）! ”

到1月7日傍晚，彼得堡参加罢工的工人已经超过13万。首都整个工业生产活动陷入瘫痪。城市没有照明，没有报纸，各区工人不断举行人数众多的集会。这是俄国前所未有的一次阶级斗争的大爆发。

专制政府企图扑灭革命的火焰，然而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表现为公开的抗议。这时加邦神父提出了和平游行到沙皇的皇宫——冬宫，并呈递陈述工人疾苦的请愿书的计划。游行定为星期日即1月9日举行。1月7日和8日，到处都在讨论呈递请愿书之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在各工厂的鼓动员向工人解释道，自由不应该用请愿的方法，而应该通过有组织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去争得。1月8日，彼得堡委员会散发了《告彼得堡全体工人》的传单，传单向首都无产者反复说明，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不要向沙皇请愿，而要“把沙皇从宝座上拉下来，并将全部专制匪帮连同沙皇一起赶跑”。传单中说：“自由要用鲜血来换取，自由要在残酷的战斗中用武器去争取。”与此同时，彼得堡委员会还印发了给士兵的传单，号召他们不要向人民开枪并且要转到人民一边来。

沙皇当局决定镇压游行队伍，不允许人群靠近冬宫。1月8日，一批文学家和学者求见大臣们，恳请防止流血事件发生。但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1月9日上午，工人队伍分别从彼得堡各工人区向皇宫广场进发。大约有15万人走上了街头。他们带着妻子儿女，手持沙皇的画像和教堂的旗幡。善良的工人们不可能想到会有一场屠杀在等待着他们，他们对沙皇还抱着一种虔78诚的期望。当示威群众的先头队伍到达皇宫广场时，响起了一阵枪声，随后枪声大作。在皇宫广场和通向广场的几条大街上发生了惨不忍睹的大屠杀。沙皇的爪牙残暴地扑向人群，人们遭到马匹的践踏，排枪的扫射，被军刀砍、刺刀刺。在那个星期日，彼得堡的街头染遍了工人的鲜血。“这是对手无寸铁的和平的人民群众的最无耻最残忍的屠杀。”有数千人在这一天被枪杀。人们对“沙皇陛下”的信任转变为仇恨。到傍晚，全城不少地区筑起街垒，成群的工人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布尔什维克的演说。“流血星期日”的消息激起了全俄各地人民的义愤和抗议。莫斯科举行了多次政治示威，里加举行了罢工和示威，华沙和梯弗利斯也举行了罢工。此后几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抗议“流血星期日”的事件。无产阶级用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来回答沙皇的暴行。“流血星期日”也使欧美的劳动者和先进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加强了同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增进了对俄国人民的同情。

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了。这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人民革命。

二 第一次革命时期的俄国政治舞台

1905～1907年革命前夕，在俄国政治舞台上有三个阵营：民主派阵营，即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他们是革命的动力，为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自由派资产阶级阵营，它力求实现君主立宪制，防止人民革命；政府阵营（沙皇政府和贵族），它竭力阻止社会变革，维护君主制。革命的爆发使这三个阵营都活跃起来。与这三个阵营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各个政党纷纷发表各自对革命及其发展前途的看法，制定自己在革命过程中的行动策略。

革命无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的罢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为了平息革命的浪潮，沙皇政府委托由内务大臣布里根任主席的委员会起草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并于1905年8月6日（19日）颁布，同时还颁布了沙皇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前召开咨议性国家杜马。由于上述两个文件是由布里根领导的委员会起草的，故这个拟成立的杜马被称为布里根杜马。但是根据《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大多数劳动者被剥夺了选举权。

人民并没有被沙皇政府关于建立杜马的消息所迷惑，1905年10月10日，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决定开始举行政治总罢工。几天之内罢工就席卷这座城市几乎所有的企业。彼得堡的罢工发展成总罢工，首都停电、车辆停驶、电话不通。罢工迅速地扩展到全国。布尔什维克在各个工业中心、各城市和各铁路枢纽同其他革命政党联合行动，在各处建立联合罢工委员会。就连自由派为了追求自己的目的，也宣布支持罢工，但是他们千方百计阻止罢工变成武装起义。罢工总人数达到200万人。“全俄政治罢工这一次真是席卷全国，它在最受压迫的和最先进的阶级的英勇奋斗中，把万恶的俄罗斯‘帝国’的各族人民联合起来了。”

罢工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质，并且是在下列革命口号下进行的：“打倒布里根杜马！”“民主共和国万岁！”无产阶级在罢工过程中，不经官方许可自己用革命的办法实现了言论、集会和出版等民主自由，在各企业中实行8小时工作制。当时经常不断地公开举行各种工人集会和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各革命政党的代表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俄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无产者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战斗团结日益发展和巩固。全俄政治罢工使受沙皇政府压迫的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沙皇政府最初企图用武力来结束罢工。10月13日，彼得堡总督特列波夫发布命令：“不许放空枪，不得吝惜子弹。”但是讨伐措施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罢工势如破竹地发展起来。到10月中旬，国内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沙皇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取胜，——革命还没有力量取胜”。在这种情况下专制政府决定耍点手腕，企图通过立宪让步的办法分裂革命力量，使动摇分子放弃斗争，把自由派资产阶级拉到自己方面来，并借以镇压革命。10月17日，尼古拉二世发布诏书，声称“赐予”人民以公民自由，即人身不可侵犯以及信仰、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沙皇答应“尽可能”让那些按照布里根章程草案而被剥夺选举权利的各阶级代表参加国家杜马。沙皇诏书的主要之点是：宣布今后“不经国家杜马同意，任何法律都不能生效”，也就是说，承认杜马有立法权。这是革命的第一个胜利。沙皇政府在人民的强大进攻面前做了让步。“10月17日诏书”保证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俄国第一次出现了多党现象，从前处于秘密状态的政党纷纷走出地下，工会组织纷纷成立。

对于这种让步，列宁在《革命的第一个胜利》一文中写道：“沙皇的让步确实是革命的极其伟大的胜利，但是这一胜利还远远不能决定整个自由事业的命运。沙皇还远远没有投降。专制制度根本没有不复存在。它只不过是把战场留给敌人，从战场上退却了，在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中退却了，但是它还远远没有被击溃，它还在集结自己的力量”。诏书公布后没几天就证明了列宁对事态发展的估计。俄国的一些省和州并没有得到允诺的自由，而是一个接一个地宣布处于戒严状态。镇压和枪杀示威群众的事件不断发生。10月17日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杀害的示威群众就有4000人，受伤和致残的有1万多人。

十月事变表明，罢工本身不能推翻沙皇政府，要战胜沙皇政府就必须举行武装起义。革命的本能提醒先进工人，必须采取武装行动去冲击专制制度的堡垒并彻底摧毁它。这样总罢工就发展成为武装起义。

当时建立了起义机关和革命政权机关——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是革命人民创造力的最高成就之一。在举行全俄政治罢工以及武装起义已经酝酿成熟的情况下，革命人民感到需要建立一种机关，这种机关应能够得到革命人民的绝对信任，能最全面地反映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且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公开反对沙皇制度的武装斗争的领导中心。苏维埃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10～12月，除了彼得堡和莫斯科外，还有50多个城市或工人居住区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在莫斯科除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外，还成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而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还出现了工人和士兵代表联合苏维埃。在赤塔成立了士兵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在塞瓦斯托波尔成立了水兵、士兵和工人代表苏维埃。在许多农业地区，出现了农民委员会，它们实际上起着苏维埃的作用。11月，在特维尔省出现了农民代表苏维埃。

人民创建的苏维埃起着革命政权的作用。人们夺取印刷所，出版自己的机关刊物，发布决议和命令。苏维埃不经官方许可决定在企业中实行8小时工作制。在罢工期间，苏维埃对公用企业和商业企业的工作实行监督，密切注视产品的价格，逮捕阻碍实行革命措施的警官。后来列宁谈到俄国第一次革命最高潮时期的苏维埃时说：“这种不是知识分子的，不是密谋家集团的，而是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政权，在俄国已经有过了，在我国革命进程中实际上已经存在过了。”

革命中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划分更加清楚，各政党的政治面貌充分展示出来。黑帮利用自己同专制政府的关系，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采取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方式。暴力是这些极右分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黑帮组织中有专门进行恐怖活动的组织——战斗队。1906～1907年，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阿斯特拉罕、沃洛格达、戈美利、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基辅、莫斯科、敖德萨等地都有黑帮战斗队活动。在彼得堡，有一个全市性的战斗队，由俄罗斯人民同盟总委员会候补委员H. H．尤斯科维奇-克拉索夫斯基领导，下面有区级战斗队，各工厂还有分队。

参加战斗队的大都是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但是在一些大的工业中心，参加者主要是招募的工人和工厂基层行政人员。黑帮战斗队中也有其他政党的人，也有一些刑事犯罪分子和无业游民。黑帮认为，讨伐措施不能取得预期效果，因此他们试图独立开设法庭，镇压革命领袖。他们开列的革命者名单中甚至包括帕·尼·米留可夫、彼·阿·斯托雷平和伊·舍格洛维托夫。黑帮分子所干的最为轰轰烈烈的事是1906年刺杀立宪民主党农业问题专家米·雅·赫尔岑施坦教授和《俄罗斯新闻》编辑格·波·约洛斯。他们下一个暗杀的目标是大臣会议主席维特。极右分子非常憎恨这位国务活动家，因为他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并且是1905年10月17日诏书的倡导者。总而言之，黑帮及其战斗队所搞的恐怖行动对反革命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右翼分子政治活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争夺国家杜马的代表席位。

1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不平等选举制。12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权力，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

第一届杜马选举于1906年2～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够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黑帮等极右势力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只获得9%的选票。第一届国家杜马共有478名代表，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以及公民权利问题，但是占中心位置的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转让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土地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它要求建立全民地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让农民按劳动能力平均使用土地。这个纲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社会革命党的影响。

尽管第一届国家杜马很软弱，而且是由亲政府的立宪民主党人控制，沙皇政府仍在极右势力的压力下于1906年7月8日解散了杜马。与此同时，斯托雷平取代哥列梅金当上了大臣会议主席。政府认为羽翼丰满起来的右翼政党一定会改变未来杜马的组成。黑帮也满怀信心地要报上次失败的一箭之仇。俄罗斯人民同盟和十月党人主张对革命行动采取最严厉的措施。黑帮甚至建议对从事任何形式革命活动的人，一律处以死刑。

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有518名代表。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人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各民族代表76名，无党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83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主党65名。第二届杜马讨论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土地问题。但是政府看到杜马越来越激进，是一个“叛逆”的立法机构，于是大臣会议开始制定新的选举法。黑帮等右派也开始进行反对杜马的鼓动活动。同盟总委员会给地方组织发去指令：“一旦同盟机关报《俄罗斯旗帜报》上刊出十字标记，要立刻开始给沙皇和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发电，恳请甚至要求他立刻解散杜马和务必修改选举法。”1907年3月14日的《俄罗斯旗帜报》第一版上刊出黑色十字标记，于是请求解散杜马的电报潮水般涌进首都。1907年6月1日，斯托雷平要求55名社会民主党代表立刻从国家杜马会议上退场，黑帮立刻乘机发难，普利什凯维奇要求立刻将罪犯处以死刑。1907年6月3日，沙皇颁布诏书，宣布解散国家杜马。与此同时开始实行新的选举条例，明文规定统治阶级要在杜马代表中占多数，史称“六·三”政变。

布尔什维克等左派政党放弃第一届杜马期间的抵制策略，参加了第二届杜马选举，利用杜马讲坛揭露专制政府的反动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07年秋天，根据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开始第三届杜马选举。11月1日（14日）第三届杜马开幕，并一直存在到1912年6月22日。这届杜马共有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科夫（1910年3月起）和米·弗·罗将柯（1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中有极右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联盟11名，进步派28名，穆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派14名，社会民主党人19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个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利用后一个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用改良的办法诱使群众脱离革命。

第三届国家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政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政策。它拨巨款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并通过了一个大大扩大军队编制的兵役法案。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在有关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个84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3年，直到1911年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是保险条件比1903年法案还要苛刻。1912年3月5日（18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的法案，甚至不允许把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平的土地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通过一连串的法律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它主张沙皇政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

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沙皇政府的杜马政策表明，专制制度不愿意进行任何稍微削弱自己权力的改革。它不惜采用任何残酷手段对革命运动进行镇压。俄国资产阶级及政党对沙皇政府采取妥协的态度，力图通过退让换取沙皇政府对自己的让步。实践表明，无产阶级和农民不可能指靠资产阶级。俄国劳动人民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推翻沙皇制度才能获得自身解放。议会道路是走不通的，杜马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不过是进行鼓动宣传和揭露专制政府反人民政策的讲坛。显然，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来说，他们的主要斗争场所不在杜马，而在杜马以外的阶级斗争舞台上。

三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策略分歧

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开始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迫切需要制定自己的行动策略，但是这时党内两派的分裂已经成为事实。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不仅在组织问题上有分歧，在革命的策略问题上也有重大分歧。他们对革命有着不尽相同的认识，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由于孟什维克拒绝参加而成了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党在已经开始的革命中的策略和路线。大会的议事日程中包括这样一些问题：武装起义，临时革命政府，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以及对其他政党的态度等。

布尔什维克认为，已经开始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工人阶级是革命85的主要动力和领导者，农民则是其可靠的同盟者。代表大会明确地制定了党的策略与路线，强调指出，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应该同全体农民结成联盟，制止资产阶级的动摇，为争取民主共和制而斗争，同时要考虑到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代表大会给群众指出了推翻沙皇制度和争取共和制的唯一途径——将群众性的政治罢工转变成武装起义。

代表大会讨论了武装起义问题，多数代表都坚持起义的方针，认为必须做好起义的实际准备。代表大会指出，武装起义问题是实际生活本身提出来的，因此党应该保证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起义的思想，在党的委员会下面设立军事组织和战斗小组。在许多无产者集中的地区，工人表示坚决拥护武装起义，要求得到武器，要求建立战斗队并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列宁对客观形势做了估计，认为“起义无疑是要举行的”。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和政治觉悟程度。

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该决议指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在目前革命时期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决议责成各级党组织不仅要向无产阶级说明即将来临的武装起义的政治意义，而且要说明实践这一起义的组织方式。决议指出，要采取最积极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制订武装起义和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计划，必要时应设立由党的工作者组成的专门小组来进行这一工作。

代表大会还讨论了关于临时革命政府问题。列宁就这个问题做了报告。他在阐明争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和建立作为这个专政的机关的临时革命政府这一斗争任务时，特别谈到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可能性。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的草案为基础的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争取无产阶级最终目的的斗争，要求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要求争取民主共和制。因此，决议强调指出，只有经过胜利的起义才有可能建立共和制，而成为胜利的起义机关的将是临时革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能够召集立宪会议。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实现我们的最低纲领即最近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代表大会在回答社会民主工党是否参加这个政府的问题时声明：“如果力量对比及其他不能预先准确判定的因素对我们有利，我们党可以派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同一切反革命企图做无情的斗争，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代表大会认为，社会民主工党可以参加这个政府，其条件是：党必须对参加这个政府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完全保持社会民主工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社会民主工党力求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都采取不可调和的敌对态度。代表大会向各级党组织建议，无论社会民主工党是否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都要在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使他们懂得，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下的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为了保持、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必须经常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代表大会还讨论了“关于在革命前夕对政府策略的态度”问题。大会指出沙皇政府企图用让步和进行改良的诺言从政治上腐蚀工人阶级，引诱工人阶级放弃革命斗争。在革命的打击下，专制制度不得不对整个民主派，特别是对工人阶级做些真正的和虚伪的让步。社会民主工党应当利用这些让步，“一方面为了使经济状况的每一步改善和自由的每一点扩大都为人民所享有，以便加强斗争，另一方面为了在无产阶级面前不断揭露政府力图分裂、腐蚀工人阶级并使工人阶级在革命时期忽视自己的迫切利益等反动目的”。沙皇政府绝对不可能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改良。代表大会号召各级党组织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立刻用革命的方法实现8小时工作制以及工人阶级的其他要求，同时组织武装打击黑帮以及所有其他反革命分子。

代表大会对农民运动特别关注。列宁在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中指出，农民运动日益发展和壮大，尽管沙皇政府企图阻止它，并用各种虚伪的让步来欺骗农民。他说，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拥护者。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声明，它将用一切办法支持发展着的革命的农民运动，并力求首先注重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方面。列宁强调说：“主要的任务是使农民运动具有政治自觉性。”党应当力求成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并向农村无产阶级广泛地说明，它的利益同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代表大会赞同列宁的决议草案。代表大会指出，争取归还割地的斗争现在已经不够了，应该在没收地主、官府、教堂、寺院和皇族土地的口号下进行斗争。决议要求：“立即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以便实行有利于农民摆脱警察官僚和地主压迫的一切革命民主改革。”决议提出，要号召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举行政治性游行示威，集体拒绝缴纳赋税，拒绝服兵役，并且不执行沙皇政权的命令。党的任务是保证把农村无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并使农民在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和城市无产阶级融合在一起。

代表大会还讨论了对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问题，坚决地谴责了这个党的策略。代表们指出，社会革命党人的主观唯心主义方针、他们对资产阶级妥协的路线和政治上的冒险主义，是不信任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忽视阶级斗争的结果。同时又不能不注意到，社会革命党人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他们在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在部分农民甚至工人中是有影响的，因此代表大会在有关决议中责成中央和各地方委员会“在必要时可同社会革命党组织达成临时的战斗协议，但是地方性协议只有在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下才能缔结”。这样的协议无论如何不应当限制工人阶级政党的完全独立性。

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体现了党在革命中的战略计划和策略路线。这个计划规定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完全胜利，以使无产阶级将来能够进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无产阶级在反对沙皇制度的民主联合阵线中的领导权思想及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思想，是布尔什维克战略和策略的基础。

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开始后，孟什维克也制定了自己的策略原则。他们认为，1905年1月在俄国开始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任务是扫除农奴制残余并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充分条件。正如普列汉诺夫指出的那样，这是“代表……最新资产阶级社会的各阶级同时进行的并在某种程度上是共同进行的反对旧制度各种残余的斗争”。孟什维克强调革命的全民性质，他们认为俄国资产阶级关心革命的胜利。1905年，他们同样认为无产阶级是解放运动的先锋，是“民族的解放者”，是革命的“发动机和主要角色”，是革命的领导者。但是，如果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追求的是对所有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进行政治和组织领导，在革命胜利时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话，那么孟什维克对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倡导运动，担负斗争的主要重担，在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方面做出榜样，代表所有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但是无产阶级不追求做他们的领导者，不追求接管沙皇政府的权力。

孟什维克后来在评价1905～1907年革命的成果时得出结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完全是象征性的、临时性的，1905年10月以后再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已经完全不合适了。一些孟什维克直截了当地声明，在革命的“杜马”时期（1906～1907年）政治领导权已经转到立宪民主党手里。

孟什维克认为，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太软弱）不应该“组织”革命，而应该帮助“发掘”人民中蕴藏的巨大潜力。同时应该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在社会各阶层中进行反政府鼓动，集中在工人的政治和职业组织上，集中在领导罢工运动方面。1906年3月，俄国工会组织获得合法活动权利（当然有不少限制条件），布尔什维克组织努力使工会运动政治化并使它服从自己的影响，而孟什维克主张工会“中立”。孟什维克并不反对党和工会组织之间经常接触，不反对工会组织参加政治斗争，但是他们认为，工会应该首先维护工人的经济利益和把工人团结起来，不管工人属于什么党派。这样一来，孟什维克像旧的主张经济主义者那样，把工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对立起来。总而言之，孟什维克当时反对采取激进措施。有趣的是，孟什维克在当时的工会运动中享有很高威信，他们的立场往往比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更受欢迎。

在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上，孟什维克承认农民从总体上比城市资产阶级更具有民主主义和革命精神，但是认为农民运动不仅有革命性，也有反动性，即幼稚的君主主义、平均使用土地和保存村社的要求等。因此孟什维克在全力支持并鼓励农民反对现存制度的同时，主张同任何“农民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而且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不可能同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更不可能建立联合的专政。

孟什维克根据自己对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的理解，提出了对政权问题的看法。他们认为，推翻专制制度后无产阶级不应该谋求政权，应该只限于起到极端反对派的作用，促使资产阶级更彻底地解决面临的问题。孟什维克理论家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夺权”的冒险行为会导致马克思主义者蜕变为被迫放弃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1905年日内瓦孟什维克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所体现的就是这种精神。

日内瓦代表会议提出支持农民用暴力夺取地主土地的要求，支持农民抗租和逃兵役。孟什维克还主张在民主原则基础上建立农民委员会，以便消除农村中所有不平等的旧制度。

综上所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遵循1903年通过的党纲的条件下存在重大的策略分歧。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批判了孟什维克的策略。孟什维克观点的出发点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应当是资产阶级，就像18世纪和19世纪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列宁认为，孟什维克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不了解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特征，不了解新时期的本质，没有考虑到人类已经进入“政治动荡和革命的时期”，即各个阶级，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义和作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事实。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策略分歧的实质在于，是进行革命，还是进行改良。布尔什维克主张用革命推翻专制制度，并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孟什维克则主张用改良的办法改造俄国社会，由于不相信农民，他们主张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结成某种联盟。列宁批评他们忽视农民的作用，不懂得土地问题即农民问题是俄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

列宁关于民主革命胜利后所建政权的性质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90一种新的见解。如果说民主革命在西方导致了资产阶级专政，那么现在，当无产阶级已经变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时，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则是为了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人民政权即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是一种新的见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写道，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不断革命的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泛泛提出来的，没有考虑到任何具体情况。列宁的新贡献在于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创造性地对它做了解释。列宁从具体分析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和特点入手，认为资本主义在起过进步作用后已经成为一种反动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不会导致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而必定会为直接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打好基础。列宁认为，在俄国尽管有严重的农奴制残余，资本主义还是得到了比较高度的发展，而主要的是有了非常革命的无产阶级，它能够在一定条件下领导被剥削劳动群众为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俄国社会经济的明显特点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斗争：一种是全体人民反对沙皇和地主、争取民主共和制的斗争；另一种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居于首位的自然是全体人民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工人阶级的使命是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领导农民，为争取完全的自由和彻底的民主革命、为争取共和制而斗争，然后是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

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托洛茨基也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他在《1月9日以后》（1905年）、《总结与展望》（1906年）等著作中分析了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认为俄国缺乏像西欧那样从城市手工业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农民不能独立地起作用，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而它只能在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中找到可靠的同盟者。革命一旦取得胜利，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必然在侵犯封建所有制的同时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这就会使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复杂起来，甚至同广大农民发生敌对冲突。托洛茨基认为，这个矛盾只能通过世界革命来解决，只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帮助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摆脱这种局面。他写道：“在一个农民人口占多91数的落后国家里，工人政府中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舞台上才能够解决。”

1905年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消除隔阂，团结起来，共同带领工人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个派别终于同意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双方都为实现组织上的统一做了可贵的尝试。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至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在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孟什维克占62名，超过半数。总之，代表大会上的分歧多于妥协。只是在批准党章修正案时才出现意见完全一致的情况，采纳了列宁提出的党章第一条条文，并开始使用“民主集中制”的提法，提出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崩得、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享有自治权的身份回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点变化确实具有统一的味道。大会决定选举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指定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当选的中央委员中有3名布尔什维克，7名孟什维克，而选进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全部是孟什维克。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只是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仍然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各有其独立的组织，各自按自己的策略行事。这在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对于第一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采取了抵制策略，当时社会革命党人也采取抵制策略，他们认为下一次革命高潮时一定会把按普遍、直接和平等选举权选举立宪会议的问题提上日程。而孟什维克采取了半抵制的策略，即参加第一阶段选举，同时社会民主党人当选代表拒绝参加杜马。这种策略既满足了那些不相信会选举真正的无产阶级代表进入杜马而主张抵制的多数工人，也满足了孟什维克想利用杜马至少是利用选举运动为革命目的服务的愿望。后来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建议争取社会民主党人代表进入杜马，以便探索在这个舞台上进行活动的经验。结果有18名社会民主党人进入第一届杜马，他们全部是孟什维克。后来列宁承认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策略是错误的。在第二届国家杜马时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参加了杜马选举的工作。孟什维克在杜马选举过程中曾同立宪民主党人一道反对右翼代表。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中有一多半人是孟什维克，党团领袖是25岁的格鲁吉亚人亚·格·策列铁里。92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利用杜马讲坛批评斯托雷平政府，维护失业者和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但是在第二届杜马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并没有齐心协力地合作。布尔什维克在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而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但是两派在苏维埃中的合作非常协调。当时的苏维埃是起义的机关。布尔什维克领导了全国大部分苏维埃，但是孟什维克在彼得堡有很大的影响，彼得堡苏维埃主席也由孟什维克担任。

总而言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为鼓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为促进俄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发展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做出了贡献。他们之间存在一系列重大的原则分歧，奉行不同的斗争策略。这些意见分歧在基层组织中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但是这些分歧后来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影响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战斗力。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种分歧对后来俄国革命进程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四 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策略

社会革命党人对革命的认识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有很大不同。主要区别在于：社会革命党人不承认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他们主要是根据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和性质做出这种结论的。

社会革命党人认为，由于自身很薄弱和对政府的依赖非常大，俄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对旧的社会关系发动这场引起全国性危机的攻势。他们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遇到的社会政治阻碍没有西欧国家资本主义革命前夕那样大。俄国没有行会制度，革命前夕也没有封建主义的所有制组织，没有被封建义务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而且资产阶级也远不是受专制歧视的等级。社会革命党人的结论是，俄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孟什维克关于革命的概念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但是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布尔什维克关于革命的观点也不正确，尽管布尔什维克也否认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分歧表现在：社会革命党人不认为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扫清道路；他们不认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否认无产阶级应该成为革命的领导者。

社会革命党人的出版物上还有这样一种观点：俄国不可能有资产阶级革93命，因为它已经被“来自上面的革命”，即19世纪60～70年代的大改革时代阻止了。这些改革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充分的条件，那时就已经发生“农奴制专制制度向贵族资产阶级官僚制度的转变”。

社会革命党人反对把革命叫作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认为这场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这场革命是介于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过渡性“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主要特征是，它不仅限于权力更迭和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重新分配财产，它还努力在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打开一个缺口，这就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土地社会化。切尔诺夫曾声明：“我们好像在同时经历1789年革命、19世纪30年代的革命、1848年革命、1870年革命，如此等等。”

社会革命党人认为，革命的动因不是“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压力”，而是“粮食生产的危机”，即农业危机。这场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861年改革，当时没有给解放的农民创造改进农业栽培技术的必要条件。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农民起着巨大的革命作用”。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和那些与劳动群众利益一致的知识分子也是革命的动力。这三种力量的联盟是革命成功的保证。

社会革命党人在政权问题上的立场也与众不同。他们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认识民粹派遗产，首先放弃了布朗基主义关于“夺取政权”的思想。社会革命党人认为，专制制度被推翻后政权自然应该由资产阶级掌握。比如，切尔诺夫在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解释最低纲领时说，最低纲领乃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形势下所采取的措施的总和。正因为如此，社会革命党人并不认为第一次革命过程中产生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是新的革命政权的萌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具体表现。他们认为，苏维埃不过是无产阶级的职业政治协会或这个阶级自己的革命自治机关，其主要任务是把分散的工人群众组织起来。

社会革命党人认为，革命的迫切任务是建立民主立宪制，争取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他们希望利用这些权利，通过民主选举，先在地方自治机关，然后在全国范围内，即在全民代表机关——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他们认为立宪会议是国家政体的最终形式，是最高的立法机关。社会革命党人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的口号是“土地和自由”。这个口号包含了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召开立宪会议和土地社会化的要求。

革命使社会革命党人的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他们的活动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他们开始更加广泛、更加积极地进行宣传和鼓动，扩大宣传书刊的发行，尝试公开出版中央报纸《祖国之子报》（1905年秋）和《思想报》（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其次，党的恐怖行动也扩大了：如果说革命前只搞了6次恐怖行动，那么两年半的革命时期总共搞了200次恐怖行动。但是恐怖行动在党的策略中已经不占主要地位，工作重点转移到组织革命、培养革命群众的觉悟，转向采用各种革命表现形式，如罢工、示威、集会、抵制等。社会革命党人还积极参加组建职业政治联合会。他们在铁路工会、邮电工会、职员和教师联合会中的影响很大。“全俄军官联合会”和“全俄士兵和水兵联合会”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发起成立并受他们影响的组织。社会革命党人在工人中的活动也大大超过了小组宣传的范围，但是他们在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仍然逊色于社会民主党人。切尔诺夫自己也承认，在各种工人组织和工厂中，“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通常是主要的”。

社会革命党人非常关心在农村的工作。他们为组织农民代表进入第一届国家杜马做出很大贡献。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据统计，社会革命党人建立了1500多个农民兄弟会。社会革命党人成功地组织了多次农民抗议行动，但大都是局部性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不长，社会革命党人还远远不能左右千百万俄国农民的行为。1905年夏以及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被解散后，社会革命党人曾尝试组织大规模的农民抗议活动，但是收效甚微。

和布尔什维克一样，社会革命党人也认为革命不仅需要组织，而且需要武装。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1905年1月，社会革命党中央建立了专门委员会，负责寻找武器储存地和购买武器的资金，研究抢劫武器库的可能性，建立武器小组等。但是委员会的工作没有开展起来，因为以П. M．鲁登堡为首的委员会成员1905年4月刚刚返回俄国就被逮捕了。社会革命党人还参与了1905年夏用“夏约翰·格拉夫东号”船往俄国运输大批武器的行动，但是这些行动失败了。

莫斯科起义期间，社会革命党中央建立了一个由亚捷夫、萨文柯夫和丘特切夫组成的战斗委员会。他们在彼得堡建立了两个炸药厂，但是很快被亚捷夫出卖了。社会革命党的许多地方组织也搞制造武器和组建战斗队的工作，不过他们这样做多半是为了防备黑帮的暴行，进行恐怖活动和各种剥夺活动。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在1905年12月反对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中，尤其是在莫斯科的武装起义中，在1906年夏天喀琅施塔得、斯维亚堡的武装起义中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社会革命党人同革命民主派一起抵制了布里根杜马。他们参加了全俄十月政治罢工。这次罢工导致布里根杜马的解散，迫使沙皇政府颁布了10月17日诏书，许诺给居民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扩大杜马选举法、使杜马具有立法和监督职能。

社会革命党人对诏书的反应不一。大多数中央委员倾向于认为俄国已经成为立宪国家，因此应该全力以赴地为实现政府的许诺创造条件，组织人民群众解决他们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党的策略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大多数人认为，恐怖活动这种斗争手段同立宪制度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决定停止使用恐怖手段，战斗队也解散了。多数社会革命党人主张采取“不激化事态”的策略。同时他们反对公开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迷恋于罢工的做法，而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恰恰坚持这些要求。但是社会革命党人知道，苏维埃中多数人不站在他们这一边，为了遵守革命纪律，他们经常同意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并尽力执行这些决议。比如在12月总罢工问题上，他们反对举行罢工，认为罢工会导致起义，而群众对起义尚没有准备，但是当罢工开始时，他们也参加了。

对于第一届国家杜马，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一样，采取了抵制策略。但是，当发现抵制的思想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特别是没有得到农民的广泛响应，形势表明杜马必然要成为政治斗争的中心时，社会革命党领导改变了对杜马的态度，开始努力争取对杜马施加影响。社会革命党对杜马中联合农民代表的劳动团影响很大，33名代表向杜马递交的土地法案就是根据社会革命党土地纲领制定的。第一届杜马被解散时，社会革命党人做出了强烈反应。他们号96召地方组织立刻同政府开展武装斗争。社会革命党中央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劳动团、农民联合会、铁路工会、教师联合会一起在《告全俄农民宣言》上签字，号召农民为争取土地和自由而斗争，但是当时居民群众对解散杜马反应冷淡。这件事表明，俄国居民的社会情绪发生了变化，开始对革命感到厌倦。

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期间，社会革命党人放弃了抵制策略，参加了选举。结果有37名代表进入杜马，但是其中没有一名党的著名活动家。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在杜马中建立了社会革命党人议员团，而不是社会革命党党团。他们在杜马讲坛上积极发言，针对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社会革命党人提交杜马的土地法案征集到了104名代表的签名。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对自己的代表在杜马中的活动并不满意，认为他们的工作“远不是卓有成效的”。第二届杜马开幕前，社会革命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决定：如果沙皇政府驱散杜马，将组织进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社会革命党人杜马代表多次声明，他们不会屈从于对杜马施用的暴力，不会放弃代表权，不会被解散，但是社会革命党中央最终并没有积极抵抗驱散第二届杜马的行为和“六·三”政变。

在革命中，政党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党员人数、党员的社会成分和党的组织结构决定的。与革命前相比，社会革命党的人数增加许多倍，已经有五六万人。地方组织的人数从几个人到数千人不等（在彼得堡有6000人，在莫斯科有3000人）。党的社会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工人、农民占党员总数的90%，但是领导机关中都是知识分子。

党员人数的增加、活动地域的扩大和任务的复杂化对党的组织结构产生了影响。1906年年底1907年年初是党的鼎盛时期，共有356个县级组织，78个省级组织和13个州级组织。州级组织分别负责协调中部地区、南部地区、西南部地区、乌克兰、西北地区、伏尔加河流域、中亚、高加索等地区省党组织的活动。之所以要成立州党组织，是因为革命前夕和革命过程中地方组织发展很快，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从一个中心很难对它们进行领导。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的中央已逐渐变成一个臃肿的机构，不仅不能促进地方组织的活动，反而会破坏地方组织的活动。当时的中央有35～40人。据马·安·纳坦松讲，没有一位同志能够记起所有中央委员，当时的中央委员斯列托夫讲，10月17日诏书颁布后、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这个时期建立的中央是非常荒唐的；中央分为彼得堡和莫斯科两部分，相互之间没有明确的职权划分，因此常常造成误解和冲突。比如，莫斯科派不承认彼得堡派通过的关于暂停恐怖活动的决议；对每位中央委员的义务也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由于社会革命党人认为10月17日后的俄国已成为立宪国家，他们这时的策略是“不激化事态”，于是他们在组织上试图同合法杂志《俄国财富》的一些温和民粹派政论家建立合法的民粹派政党。他们一起创办了第一份合法的民粹派报纸《祖国之子报》。但是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不支持建立公开的民粹派政党的思想，于是《俄国财富》的代表退出代表大会。1906年，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人民社会党（又称劳动人民社会党）。他们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区别在于，他们推崇公开的组织和斗争形式，主张不是通过秘密的、革命的途径，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地在国家的帮助下进行变革，不是主张土地社会化，而是主张土地国有化。

综上所述，1905～1907年革命期间，社会革命党人加强了自己的影响。他们同群众，尤其是同农民结合的过程非常引人注意，但是他们最终也没有充分掌握农民群众的运动。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社会革命党人在土地问题上的影响不如人民社会党，因为他们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民的私有本能。但是正如切尔诺夫说的那样，主要是社会革命党人“没能展示自己作为组织者和实际领导者的才能”。

五 资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态度

第一次俄国革命就其性质而言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俄国革命同以往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有很大区别。俄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工人阶级已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法国发生革命时，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尚未出现，法国无产阶级到19世纪初期才出现，是革命产生的这个阶级。俄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时，工人阶级已经有了自己的政党，而1848年德国革命结束时才号召人数不多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成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而且这个号召直到20年后才得以实现。俄国资本主义98是在专制制度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因此俄国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有了自己的政党，他们在革命过程中必然要提出本阶级的要求，所以同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相比，俄国的阶级关系要复杂得多。在俄国革命中我们看到，当无产阶级开始成为革命者的时候，所有的资产阶级集团都毫无例外地鼓掌欢迎；而当无产阶级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他们又都一致谴责它了。同样，当工人要求政治自由、反对专制时，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而当工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而斗争、触及资产阶级利益时，工业资本便立刻同“镇压者”站在一起了。俄国资产阶级政党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

立宪民主党是在“10月17日诏书”颁布后建立起来的。它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同专制制度斗争，觉得可以同君主制达成妥协，因此沙皇政府任何不同程度迎合社会愿望的措施都会使它受到鼓舞、感到希望。立宪民主党人对“10月17日诏书”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但是他们并不像十月党人那样无条件地支持政府。1905年10月18日立宪民主党成立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就实现诏书承认的新政治生活原则的条件而言，人们无法相信这些原则会得到充分和彻底的实现。”决议还指出，诏书要召开的国家杜马“不可能被认为是正确的人民代表机关”。因此党的最近任务“仍然是争取实现既定的目标——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以及没有性别、民族和信仰差别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决议贯穿的思想是：可以通过国家杜马召开立宪会议。

代表大会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的建议，立宪民主党领袖们认为这些改革应该使国家走上和平的立宪建设道路。根据这些建议，政府应该实施下列措施：立刻着手实现“10月17日诏书”中阐述的计划；取消所有专制法律；颁布召开立宪会议的选举法，立宪会议应该制定并通过选举法；从行政机关中清除那些人民憎恶的人员；建立临时的“有办事效率的内阁”，它在召开立法人民代表会议和建立由议会多数派组成的政府之前行使内阁职权；立刻对政治犯和宗教犯实行大赦。

立宪民主党人非常重视建立临时的“有办事效率的内阁”。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是为了防止无产阶级可能公开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立宪民主党人希望由沙皇发起、“从上面”来建立“有办事效率的内阁”，并且主要由自由派社会活99动家和沙皇政府官吏中个别自由派代表组成内阁。1905年10月12日立宪民主党在反动势力和革命势力中间采取中立的立场。米留可夫解释说，立宪民主党的主要任务是“将两个尖锐对立的对手永远地分开，并在不影响日常生活进程的较文明的框架内进行政治斗争”。

1905年12月11日选举法颁布后和武装起义失败后，立宪民主党领导决定把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准备杜马选举上。在1906年1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立宪民主党领导人放弃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号召积极参加杜马选举。米留可夫精辟地表述了立宪民主党策略的实质，他认为，立宪民主党路线的宗旨是使革命运动走上议会斗争的轨道。

为了把群众运动从革命道路转到议会道路，立宪民主党人使用了各种宣传手段。他们有相当好的条件：出版物（近70种报纸）、口头鼓动宣传、“人民权利”俱乐部，等等。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有：《言语报》，发行量达1.2万～2万份；《人民自由党通报》（1906～1907年出版）。到1906年春，立宪民主党地方委员会在44个城市出版了124种小册子和传单。他们宣传只有通过和平的议会道路、通过杜马才能解决俄国现实中所有迫切的问题。与右派和十月党人不同，立宪民主党人竞选的方法更狡猾：他们许诺要在杜马中同政府“算账”，要进行彻底的农民改革和工人改革，通过立法途径实现所有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这样就能把那些具有民主主义情绪的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些没有政治经验的民主派认为，立宪民主党是反政府最坚决的政党，因此都投票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有179名候选人当选第一届杜马代表，其中有不少著名教授、律师、政论家。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著名法学家谢·安·穆罗姆采夫当选第一届杜马主席，中央委员彼·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和尼·安·格列杰斯库尔教授当选为副主席，中央委员德·伊·沙霍夫斯科伊当选杜马秘书。一些著名的立宪民主党党员成了杜马各部、各常设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的主席或秘书。立宪民主党人实际上左右了第一届杜马。

在第一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发起并起草了给沙皇的呈文，阐述了他们的主要纲领性要求，他们提出了大部分立法草案并向沙皇政府提出质询。立宪民主党人在严厉批评政府的同时，千方百计寻求同政府的妥协。1906年6月，他们就建立由沙皇警察总监德·费·特列波夫、内务大臣彼·阿· 100斯托雷平和外交大臣亚·彼·伊兹沃尔斯基组成的责任内阁问题再次同政府谈判，与此同时，他们批评左翼革命党团激进的立法草案和建议，否决了104名代表提出的土地法案，该法案要求实行土地国有化和公开建立农民委员会。他们还企图抵制社会革命党人和劳动派向沙皇当局提出的最尖锐的质询。

杜马的工作实践表明，立宪民主党的策略并不成功。他们最终也没能说服政府必须履行“10月17日诏书”的许诺。政府用刺刀回答了立宪民主党通过杜马进行社会改革的企图。这使群众对立宪民主党用和平办法、通过杜马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的能力感到失望。立宪民主党的妥协立场客观上导致自己在左、右两个方面的孤立。

1906年7月8日，仅存在72天的第一届杜马被解散。立宪民主党领导面临着一次选择：或者和平地解散杜马或者号召人民支持杜马。他们选择了第一条道路。1906年7月10日，120名立宪民主党代表同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人一起签署了著名的《维堡宣言》。这个文件的实质是号召居民消极抵抗：拒绝缴纳税款，拒绝履行税民兵役制，不承认国债，等等。但是，立宪民主党关于消极抵抗的号召实际上不过是对政府的口头威胁，因为除号召外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立宪民主党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国内出现新的革命危险。到1906年9月，立宪民主党人就放弃了《维堡宣言》，开始逐渐使自己的策略适应斯托雷平体制。1906年10月，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通过了第二届杜马选举的行动纲领，指出党进入第二届杜马是“为了立法，而不是在杜马中搞革命”。立宪民主党领袖决定改变党的策略，“在我们的策略和左派的策略之间”彻底划清界限。

在第二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比第一届杜马时期少了80个席位，但是他们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费·亚·戈洛文当选为杜马主席。同第一届杜马相比，立宪民主党党团一方面削减了自己的纲领性要求，不再“滥用”质询手段；另一方面加强了同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的思想斗争。立宪民主党人从他们提交第一届杜马的土地法案中删去了关于建立国家土地基金的条款，扩大了不出让的地主土地范围，让农民负担全部赎金。他们采取抵制左翼政党的质询策略，结果第二届杜马只进行了36次质询，不到第一届杜马101时期的1/10。

与此同时，立宪民主党不想同斯托雷平直接合作，因为那意味着放弃他们自己的纲领和同民主派彻底决裂。他们不满意斯托雷平纲领，更反对用暴力实施这一纲领。因此，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否决了政府的土地立法。

在第二届杜马存在的103天里，以及在杜马内外进行的激烈的思想政治斗争中，立宪民主党人既没能同俄罗斯官方找到“共同语言”，也没能同俄罗斯民主派找到“共同语言”，他们想在群众和统治阶级之间架设“桥梁”的企图再次破产。

立宪民主党人的所作所为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它充分表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在俄国政治舞台上的作为是有限的。在无产阶级政党已经建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日益成熟起来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想利用革命来投机已经越来越困难。实际上资产阶级想在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这在西欧是行得通的，而在20世纪初的俄国，立宪民主党等资产阶级政党要走这条路则遇到了来自两方面的阻力。

事实上，在“六·三”政变君主制获胜的形势下，立宪民主党又对策略做了调整，目的是进一步适应斯托雷平的政治方针。右翼立宪民主党人号召“同历史上形成的权力彻底妥协”，这一立场反映在《路标》文集中。文集作者根本否定任何革命，不仅反对社会革命，也反对政治革命。他们认为，在个性没有得到思想净化之前，任何革命和变革都是没有意义的。路标派声称，俄国革命的主要罪魁祸首是那些感染上“反国家”、“反宗教”和“世界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对立宪民主党领导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比以前更明确地划清了自由派和左翼政党的界限。在第三届杜马选举运动中，米留可夫声明说：“我们和整个俄罗斯的敌人来自左翼。”米留可夫认为，这个敌人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与此同时，立宪民主党领导决定暂时放弃“责任内阁”的口号，开始更多地强调自己对君主制原则的忠心。正是在这时，米留可夫声明立宪民主党人是“陛下的反对派”。在以后的事态发展中，立宪民主党同沙皇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六 斯托雷平改革及其失败的原因和意义

俄国第一次革命被专制制度镇压下去了。列宁在革命开始时就没排除这场民主革命有可能失败的结局。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不容忽视的。革命第一次沉重地打击了沙皇专制制度，为新的决定性战斗奠定了基础。列宁指出：“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 1917年的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不可能的。”革命没有达到自己的直接目的并且最后失败了。这首先是因为工人阶级在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没能同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农民行动分散、进攻力不强，无产阶级本身也缺乏必要的团结和协调一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队伍内部缺乏统一，组织上、思想上和行动上都不能团结一致。

但是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在人民的政治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俄国无产阶级以英勇的斗争迫使沙皇政府做出重大让步。无产阶级争得了（虽然时间很短）在俄国前所未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革命迫使沙皇政府建立了代议机构，这意味着沙皇制度开始沿着向资产阶级君主制度转变的道路演变。无产阶级也争取到了一些权利，如在某些部门缩短工作日、降低罚金数量、提高工资等。沙皇政府被迫向农民做出让步，取消赎金，而地主则被迫降低了土地的租金和出售价格。

此外，要全面了解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影响，还必须分析革命后的斯托雷平政策时期，这样才能看到这次革命所产生的客观结果。

斯托雷平是大地主和贵族的代表，当时任大臣会议主席。他是以镇压1905～1907年革命和进行改革而闻名的。

专制政府对革命的参加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目的是消灭一切使人想起革命的东西。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横遭折磨、枪杀和绞刑，讨伐队到处肆虐。据不完全统计，从1907年到1909年，受到沙皇法庭审判的超过2.6万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达5086人。1906年8月19日，整个俄国都设立了战地法庭。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从他衣袋里搜出一支勃朗宁手枪，他就可以由几名部队军官任意处置，多半是被处死。斯托雷平时期，有数千人被战地法庭处死。而斯托雷平仍对战地法庭的“温和”表示不满。

斯托雷平在政治上是一个君主派，经济上是一个自由派。他要进行改革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造就千百万富裕的农民私有者、农场主，以平息革命危机，他认为“富裕农民永远是秩序和安宁的支柱”；二是以此建立政府的支柱。这是一个在保存沙皇专制制度的前提下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的改革方案。显而易见，这个方案本身就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斯托雷平改革的政治考虑是，没有农民的参与，俄国不可能发生任何革命，因此要通过改革把农民拉拢过来。而经济上的考虑是，没有坚实的农业基础、发达的农业、廉价的食品，不把千百万从前的农民——廉价的劳动力投向劳动市场，俄国不可能有真正强大的工业，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斯托雷平改革的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破坏俄国农村传统的村社，建立独立田庄；二是向东部空旷地区大量移民。

村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这种制度维护了沙皇制度，但是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斯托雷平改革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村社。1904年他任萨拉托夫省省长时就曾给沙皇写过一份报告，在“追溯”俄国农业发展的“祸因”时指出：“村社土地占有制，即村社制度对于整个农民生活方式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这个制度在人民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不能说人民喜爱这个制度，他们只是不理解其他制度，认为其他制度是不可能的。同时俄国农民喜欢大家一律平等，使大家达到一个水平，但因为不能使群众都提高到最能干和最聪明的人的水平，所以优秀人物势必屈从于最坏的和怠惰的大多数人的见解和意愿……对土地的渴望，土地的混乱状态，其本身就要求采取措施使农民摆脱当前的不正常状态。个人所有制是对村社制104的一个自然平衡力量。它也是秩序得以维护的保证，因为小私有者是国家赖以稳定秩序的细胞。”

在这个问题上，斯托雷平不是孤立的。1904年赫尔松省省长写的一份报告中也说：“在村社制度下，由于使用土地有临时性，所以不仅妨碍农业技术的改进，而且使所有权的概念不明确，并且成了发生纠纷、争执和互相倾轧的根源……为了使农民的土地得到妥善安排，最好实行下列措施：规定一些便于从村庄土地占有制过渡到个体农户土地占有制的条件，并规定政府的奖励措施，使农民在其份地范围内分散居住，以便过渡到建立独立农庄经济。”

斯托雷平当上大臣会议主席后，于1906年11月9日颁布的法令中规定：“村社占有土地的每个农户有权随时要求将这块土地中应该归他的那部分固定为自己的财产。”按照斯托雷平的计划，凡是24年来没有进行重分土地的地方，也就是在村社已经仅仅成了一种空洞的法律形式的地方，应该强制实行这种划分，在其他任何村社里，只要有1/5农户主（假如农户主不到250人）提出要求，或者只要有50个农户主提出要求（如果全部农户主在250个以上），也可以强制实行这种划分。如果进行重分，那么甚至每个单独的农户都可以要求划分土地。第二届国家杜马抑制了斯托雷平政府的政策，但是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政府在实力上占有了优势。根据新颁布的选举法选出的第三届杜马，地主阶级的代表在其中占多数，因此对政府是很顺从的，这对于斯托雷平实施自己的改革计划无疑是有利的。

截至1916年1月1日，在280万声明愿意退社的农户中，实际上退出村社的有200万多一点，退出的农户主占全俄所有村社制农户的21.8%。属于他们份地的土地占全部村社份地的16.4%。但是这些数字并不说明村社在迅速解体。非黑土地带的地主一般都反对斯托雷平的改革，因为工厂是他们最可怕的竞争者，他们完全有理由担心，一旦大部分农民都脱离土地，他们势必会失掉村社所提供的廉价劳动力——雇农。因此，在非黑土地带，退出村社的农民所占比例只有15%～17%，而在北部地区甚至低到6%。在伏尔加河流域，退出村社的农民也不多。

斯托雷平认为，要彻底完成“改革”，需要20年时间。从1910年起申请退出村社的农民不断减少，到1914年，愿意退出村社的农民比1909年时已经少了4/5。从这个意义上说，斯托雷平的纲领远没有完成，甚至可以说“失败”了。但是，俄国中世纪土地占有形式在1906～1910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从深度和广度来看，斯托雷平的改革可与1861年的改革相媲美。

斯托雷平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向东部空旷地区大量移民。这项措施也取得了某些效果。1900年以前的300年间，往乌拉尔以东地区移居的俄罗斯人总数只有500万，斯托雷平改革时期（1906～1911年）就移居了300万人，斯拉夫民族在东部所占的比重一下子提高到85%。斯托雷平政府千方百计帮助富裕农民，通过农民银行向他们提供优惠贷款。与此同时，向农民提供实物性援助，比如修建基础设施，在移民区修筑铁路、公路、水井、水库、医院、学校等，向农民提供种子、农具等。当时很少提供资金援助，主要是担心现金被农民用来喝酒和挥霍，被商人、官吏和金融机构滥用。

斯托雷平采取的这些措施带来了如下结果。首先导致农民无产阶级化。在200万退出村社的农民中，有120万农民把自己的份地卖掉了，占总数的60%。在中央农业区，出卖自己份地的占全体农户的7%，或退出村社的1/4以上；在新俄罗斯（即现在的乌克兰南部和克里米亚的一部分）甚至达到12.3%，或几乎达到退社农民的1/3。出卖土地的是贫农。他们曾向往个体经济，但是很快就确信，要想在这样一小块地上经营农业是不可能的，尽管它已经成了“神圣的私有财产”。一位农民写道：“这项法律（既11月9日命令）使富裕农民有可能购买份地而更加富裕，也使贫苦农民有可能出卖份地因而变成穷光蛋，而这并不是因为愚蠢或挥霍，只是因为倒霉。”份地与地主土地相比较，卖价非常便宜。在地主土地每公顷卖121卢布的地方，农民份地才卖97卢布；在地主土地卖124卢布的地方，份地才卖96卢布，如此等等。改革使相当一部分农民破产。他们不知道，这正是斯托雷平改革的初衷。其次，改革使播种面积扩大。如果把斯托雷平改革以前的1901～1905年同1911～1915年加以对比，就会发现播种面积扩大了，有的地方扩大了55%，甚至高达75%。播种面积的扩大主要出现在“移民地区”（高加索北部、西伯利亚、草原边区），可见移民措施起到一定效果。

与此同时，斯托雷平开始不择手段地制造农村资产阶级。农业机器的进口总额从1909年的1710万卢布增加到1913年的2370万卢布。随着农业资产阶级的产生，市场扩大了，市场扩大又促进了工业的发展。比如，棉花的加工从1908～1909年度的32.4万吨增加到1912年的39.1万吨；炼铁从280万吨增加到460万吨；采煤量从2630万吨增加到3630万吨。粮食出口比20世纪初几乎增加了1倍。俄国铁路货运量从1905～1909年的1740万吨，增加到1910～1914年的2000万吨。其中运往国外的，1905～1909年有1240万吨，而1910～1914年只有1150万吨，即国内市场在1905～1909年有500万吨，而1910～1914年则几乎有1000万吨。

在列举上述成果的同时，不应该忘记，斯托雷平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官僚、警察施加压力实现的。斯托雷平时期也以残酷镇压革命者而闻名，左翼政党的活动家们在这一时期遭到跟踪和迫害，当时的战地法庭可以不经审判枪杀公民。斯托雷平甚至禁止法学家参加战地法庭。但是高压政策并未保证斯托雷平改革成功，改革也并未平息人民的不满情绪。

斯托雷平改革的两个目的达到了吗？首先，斯托雷平想通过造就私有者，以平息革命危机，但是事实上，农民的反抗情绪从来没有被镇压下去。土地改革使相当一部分农民无产者化。虽然反革命猖獗时期，没有发生过大的农民运动，但是小规模的农民反抗运动从来没停止过，1907年全俄国有2557次运动，1910年有6275次，增加1倍多，到1911年有4567次。改革也没有缓解无产阶级同资本的矛盾，从1910年年中起，无产阶级开始从反动势力给他们造成的严重挫折中恢复过来，并且转入进攻，罢工运动又一浪高过一浪地席卷全国，冲击着沙皇专制制度。至于想通过改革建立政府的支柱，这个希望也落空了。政府不仅没有得到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1911年9月1日，斯托雷平在基辅被刺杀，改革随之夭折。

斯托雷平改革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第一，在沙皇制度下，斯托雷平搞改革必须征得沙皇同意，改革的措施要得到沙皇的理解和支持，因此主动权并不在斯托雷平手里；第二，斯托雷平所要造就的千百万农民私有者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积极性，其中富裕农民并不是改革的主体，而是改革的对象，其他农民也未从改革中得到好处，他们的出路是被迫移居，他们不仅自己对政府不满，还把这种不满情绪带到移居的边远地区；第三，专制制度和整个官僚集团很快明白了，千百万农民私有者最终会埋葬自己，因为一个考虑到千百万人利益的政权不会是专制制度，而是共和国，这种前途既不符合官僚的利益，也违反沙皇的意愿；第四，俄国资产阶级根本不想走西方式道路，他们已经同沙皇官僚集团勾结在一起，靠其保护生存。资产阶级不想取消沙皇官僚，只是想更多地影响他们。总而言之，斯托雷平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方针既不符合专制制度的利益、官僚的利益，也不符合俄国资产阶级首先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和农民、无产阶级政党和其他左翼革命政党更是严厉谴责斯托雷平的政策。斯托雷平本人成了孤家寡人。俄国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沙皇本人也参与了谋害斯托雷平的“阴谋”。可见，斯托雷平改革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表明，在俄国用改良办法改造专制制度、加快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已经被堵死，用新的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新的革命暴风雨必将再次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