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俄国主要政党的出现及其纲领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主要政治力量

19世纪末90年代中期，俄国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无产阶级阶段：工人代替了平民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思想流派变成一种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着密切关系的积极的政治力量。列宁写道，在19世纪90年代，俄国两个深刻的社会运动汇合了：一个是工人阶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另一个是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学说的社会思想运动。

但是，俄国工人运动是在劳动者毫无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国家开展起来的。1894年尼古拉二世即位。他在接见各地方自治局、各城市及各阶层的代表时宣称：“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将像我难以忘怀的亡父那样坚定不移地维护专制制度的基础。”一些地方自治局胆怯地向新沙皇提出关于吸收“社会人士”参加内部事务管理的请求，新沙皇把这种请求称作“毫无意义的幻想”。专制政府连对现存制度最微小的抗议都要残暴地加以镇压。沙皇政府对工人运动采取特别残酷的政策。内务大臣哥列梅金发出通令：“绝对禁止工人的任何集会，如果集会的目的是搞罢工，就要查明主谋，予以逮捕。”1895年4月，军队在“平定”雅罗斯拉夫尔大纺织厂的罢工时，有18人被打伤，3人被打死。尼古拉二世在这次事件的通报上批示：“对军队在工潮中所采取的镇静而又坚定的行动非常满意。”专制政府对人民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罢工和抗议浪潮此起彼伏。

沙皇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仅在对内政策方面使用各种镇压手段，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是如此。专制政府企图通过推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和侵占新的领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19世纪末形成的国际局势为沙皇政府实现这种企图提供了方便。英国这个最大的殖民主义强国和海上强国由于在非洲进行扩张而使自己的力量受到牵制，在欧洲，法德对抗的局面依然存在，从而迫使法兰西共和国的统治阶级同沙皇俄国结成军事和政治联盟。沙皇政府利用这种有利的时机，在远东疯狂地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扩张。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受到了列宁的揭露和批判。

改革后发生的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动，为19世纪末的工业高涨做好了准备。这种高涨是世界性的，但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比其他国家较晚的俄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却最快。1891～1900年，俄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是8.5%，德国是4.9%，美国是3.3%，英国是2.4%，法国是1.6%。铁路建筑的规模是空前的。19世纪90年代俄国修筑了大量铁路。欧俄境内的铁路几乎全是由私人资本即沙皇政府扶持的大铁路公司修建的。与此同时，商业银行逐步深入到工业中去，垄断组织开始形成。但是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在沙皇政府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所以俄国资产阶级是一支软弱的队伍，同专制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既反对沙皇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又想寻求沙皇政府的保护，在反对无产阶级反抗的斗争中，俄国资产阶级往往同沙皇政府站在同一立场上。

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农民群众纷纷破产，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起来。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形成过程已接近完成。根据列宁的统计，到19世纪末，俄国约有1000万雇佣工人。工人基本集中在彼得堡地区、中部地区、克里沃罗格—顿涅茨地区、巴库地区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和乌拉尔。工厂工人有一半集中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周围的一些地区。工人阶级受到企业主的残酷剥削。工厂在采用现代资本主义技术的同时，仍在使用野蛮的剥削方法。纺织企业每日的工作时间长达13个小时，有时甚至长达15个小时，而工资却不能满足工人最低的生活需要。工人被禁止集会、结社、罢工。因此，工人的反抗浪潮从没停止过。1897年6月2日，沙皇政府被迫颁布了关于把工厂每日的工作时间缩短到11.5个小时，并规定节日休假的法律。无产阶级取得了很大胜利。这个法律的颁布表明，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一些在罢工运动中被捕的工人常常被政府流放到农村，他们给农村带去了一股强大的革命动力，他们唤醒了农民，使农民认识到必须为更好的生活而斗争。于是，深受农奴制残余和资本主义双重压迫的农民反抗当局的事件日益频繁起来。

学生运动也在发展。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和具有革命倾向的大学生积极参加抨击专制制度、反对警察暴政、声援城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斗争。他们经常借用罢工这一无产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举行罢课。

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使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都积极行动起来。他们为了维护本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纷纷成立各种政治组织、政治团体和政治党派。分析和研究这些党派的政治纲领和活动情况，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俄国社会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跃在俄国政治舞台上的政党和政治组织有数百个之多。这里只能介绍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几个全国性政党。

二 君主制的卫士——黑帮和“10月17日”同盟

1．黑帮

在中世纪的罗斯，“黑帮”一词指的是城镇纳税居民，没有任何贬义。20世纪初，当人们把专制制度的维护者、爱国示威游行的参加者和搞大屠杀的人称为“黑帮”时，这个词就有了贬义。后来“黑帮”一词又开始指一些政党，如“俄罗斯人民同盟”。黑帮也不拒绝自由派和革命派给他们起的这个称号。他们甚至说获得这一绰号感到很荣幸，因为所谓“黑帮”，是指干粗活的普通工人。与此同时，他们更愿意称自己为“真正的俄罗斯人”“爱国者”“君主派”。

组织结构、人数、社会成分

第一个黑帮政党——俄罗斯会议——成立于1900年，其宗旨是维护斯拉夫和俄罗斯文化，成员大都是高官显贵和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但是其始终未能成为一个巩固的组织。

1905年革命事件促进了黑帮运动的发展。1905年春，莫斯科出现了以保守的《莫斯科新闻》编辑出版人弗·安·格林格穆特为首的君主党。1905年10月17日诏书颁布后，右派分子的活动合法化了。黑帮组织开始迅速增加，几个月时间里有数十个黑帮同盟和政党注册登记：奥廖尔的法制和秩序协会、库尔斯克的人民秩序党、喀山的沙皇—人民协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专制君主党、下诺夫哥罗德的白旗协会、基辅的“双头鹰”青年爱国主义协会，等等。黑帮组织在名称上都突出民族主义和宗教色彩以及忠君保皇思想。

黑帮组织的最高机关是“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经常称为君主派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只具有建议性质。黑帮领袖们多次想整顿本组织的活动，1906年曾试图建立统一的中央，但是没有成功。

1905年11月在彼得堡成立的“俄罗斯人民同盟”是最大的黑帮政党。该同盟一开始是一个地方组织，但是由于后来影响越来越大，联合了大多数从前独立的黑帮组织。同盟的日常事务由一个总委员会（有12名正式委员和18名候补委员）主持。地方分支机构有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市委员会和最基层的村小组。尽管该同盟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和集中制原则，但它始终是一个不定型的组织，许多分部并不认为总委员会的指示和指令具有约束力。总委员会出版同盟正式机关报《俄罗斯旗帜报》，各省也有黑帮出版发行的报纸和杂志。

政府的资助是通过内务部秘密基金拨款，它是黑帮同盟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这些钱主要用于出版宣传鼓动材料和开展竞选活动，政府资助的具体数字始终是个谜。政府通过向黑帮提供资金来影响其政策。一些富商、贵族也向黑38帮提供资助。黑帮声称，他们通过政党、同盟、协会、联合会等组织联合了300多万人。但是黑帮的政敌说，黑帮最积极的力量不过一两万人。

绝大多数极右组织成员都集中在俄国欧洲部分。然而在俄罗斯居民稠密的地区，黑帮的鼓动宣传并没有产生大的效果，因为缺少挑起民族纠纷的条件。黑帮在各民族混居的地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最为活跃。有一半以上的极右组织成员集中在15个“犹太人居住区”。

在“俄罗斯人民同盟”和其他君主派同盟中，上层领导人和普通成员之间有很大区别。最著名的黑帮领袖是地主普利什凯维奇和马尔柯夫。弗·米·普利什凯维奇（1870～1920年）的曾祖父是一位神职人员，从他父辈起才成为贵族。普利什凯维奇在比萨拉比亚省的同乡甚至怀疑他是否具有“真正的俄罗斯人”的血统。尽管如此，正是他成了贵族特权最狂热的捍卫者和对“外族人”的迫害者。

普利什凯维奇毕业于新俄罗斯大学历史-语言系，攻读古希腊文学和历史。当俄国兴起革命运动时，他是俄罗斯会议的成员。但是他不满意这个组织的“学究”（他的用语）性质。他渴望有更广阔的活动天地，于是号召志同道合的人高喊右派口号走上街头，走向人民。普利什凯维奇是“俄罗斯人民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在第二届至第四届国家杜马中，他是极右党团的领袖之一。他性情暴戾，经常同政敌发生冲突，甚至发展到决斗地步。自由派瞧不起普利什凯维奇脾气暴躁和经常闹出恶作剧的作风，但是更敏锐的观察家则认为普利什凯维奇具有成为高明的政治家、聪明的策略家的潜质。

尼·叶·马尔柯夫（1876年生）是普利什凯维奇在极右党团的同事。他是库尔斯克的地主，其父是19世纪著名的贵族作家。1905年，他同库尔斯克一些地主共同创建了人民秩序党。在第三、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该党取得很大成功。马尔柯夫在政治上极其厚颜无耻。与多数黑帮不同的是，他公开承认专制制度的阶级属性，认为没有必要用漂亮的语言掩盖自私自利的目的。

黑帮领导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知识分子，有教师、医生、法学家、工程师。比如“俄罗斯人民同盟”总委员会主席亚·瓦·杜勃洛文是一位儿科医生、医学博士。总委员会成员A. И．索博列夫斯基是著名语言学家、科学院院士。君主派同盟领导机构中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绝大多数人出身于底层，39依靠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手段发了财；也有一些大地主和贵族代表。尽管当时禁止军人和官吏参加政党，但是黑帮组织除外。黑帮组织还得到教会的支持。

同上层领导人不同，极右组织的普通成员大都来自无产者阶层。同盟领导人千方百计把更多的农民、小手工业者、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高级僧侣支持黑帮的那些地区，常常是只要神父发布一个指示，整村整乡的人都会参加“俄罗斯人民同盟”。但是，促使大批人加入同盟的主要原因是帝国边远地区的民族矛盾。因此，在多民族聚集地区和民族、宗教冲突严重的地区，同盟的活动最为成功。城市和“犹太人居住区”的手工业者往往把爱国主义团体视为阻止犹太手工业者与己竞争的保护伞。在这些地区，黑帮往往用各种反犹宣传把俄罗斯人团结起来。

右翼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

极右翼吸取了斯拉夫派的许多观点，他们的信条是：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极右分子从斯拉夫派学说中采纳的最主要的东西，是把俄国和西方截然对立起来，他们认为，西方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文明。极右分子不否认西方的技术成就，但是认为取得这些成就的代价是可怕的：精神贫乏，孤独空虚，物质上狭隘的自私自利，等等。

黑帮分子同彼得一世以前罗斯时代的文人一样，认为一切罪恶都来自西方。他们对彼得一世的改革持否定态度，批评他企图把异己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移植到俄罗斯来。黑帮认为，俄罗斯又一次面临来自西方的主要危险之一是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学说是反基督教的学说，而且傅立叶或欧文的共产主义空想从来没有被实践检验过。不仅如此，所有按非宗教原则建立公社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他们宣称，资本主义是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的根源，俄国有可能避免资产阶级奴役。

与政府旨在使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政策相反，极右分子认为：“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应该把俄国视为一个以农民和农业为主的同家。”他们推崇小手工业生产，要求宣布俄罗斯各工业中心出现的垄断组织为非法组织。

黑帮认为，民主是西方世界产生的最大邪恶。他们绝对不相信民主价值，认为所谓言论自由一文不值。至于选举产生的机构，他们认为毫无益处可言，那些以多数票通过决议的民主程序是愚昧的，因为聪明人的一票可以胜过千百40万愚昧的，或他们所说的“笨拙、恶毒的小人”的喊叫。黑帮主张实行独裁原则，认为这种权力形式最符合俄国国情，君主派H. H．切尔尼亚耶夫说：“俄国专制制度是把俄国1.4亿人统一起来的最好方式。”

黑帮纲领最大的弱点是土地问题。极右分子声明：“任何旨在改善农民生活的措施都不能触动土地所有制。”黑帮首领们不同意各种各样的妥协方案（部分没收土地等），他们主张仅限于向农民出售空闲的国有土地，发展租赁和改善信贷。这种立场使黑帮赢得了领地贵族的支持和执政集团的好感。在改善工人的状况方面，黑帮没有提出什么具体措施，尽管他们想在劳动与资本之间充当调停人。

民族问题在黑帮纲领中占有很重要位置。黑帮产生本身就是俄罗斯帝国民族矛盾的自然结果。黑帮所代表的俄罗斯人的地位具有很鲜明的双重性。一方面，帝国的核心是俄罗斯，俄语是国家语言，东正教是官方宗教，沙皇政权在各民族边区实行粗暴的强制俄罗斯化政策，使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俄罗斯居民并没有从沙皇政府的大国政策中得到什么好处；俄罗斯中部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并不比边区高，有时甚至更低。应该指出，黑帮根本不接受作为斯拉夫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基本思想的全斯拉夫统一的思想。他们指出，一旦斯拉夫人在俄罗斯庇护下联合起来，国家会遇到更多的麻烦，因为一旦那样，一部分信奉天主教和习惯于立宪制度的民族就会涌入这个专制主义的东正教国家。

甚至在帝国内部，黑帮也没有想实现斯拉夫统一。他们认为，向往西方天主教的波兰人是俄国的潜在敌人。与此同时，极右分子认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完全是一个民族。这同官方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不认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是独立的民族，认为他们的语言只不过是民间土语。

黑帮的纲领性文献宣布：“俄罗斯民族是俄罗斯土地的采集者，是俄罗斯国家的创建者，是具有统治地位和领导地位的大民族。”他们把国家领土分为“俄罗斯人的骨干州”和少数民族边区。俄罗斯人在使用、出售和租赁土地方面具有优先权，他们主张根据对俄罗斯民族的态度，把其他民族划为“友好民族”和“敌对民族”，并对其实行区别对待的民族政策。

黑帮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反犹主义。他们不仅拥护立法方面对犹太人规定的41所有限制，而且要求进一步强化这些限制。黑帮建议剥夺犹太人的所有权利，把他们从有基督教儿童学习的学校中赶出去。与此同时，禁止犹太人创办自己的学校。禁止犹太人从事的职业和行业，几乎包括了所有人类活动项目。黑帮的目的是“让犹太人下决心尽快迁移到自己的王国，从事自己的营生”。

总而言之，可以把黑帮意识形态归结为：它是一些社会阶层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经济和生活中发生的巨变的一种独特的反应。这种意识形态既有保守成分，又有最激进的成分。它的社会基础是失去以往特权地位的领地贵族，还有相当一部分最贫困的居民，他们害怕习惯的生活方式被破坏，从而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环境。黑帮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俄罗斯大国意识即扩张主义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黑帮的命运是同沙俄专制制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贫困居民一旦觉醒，势必会抛弃黑帮，投入到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去。

2．“10月17日同盟”

严格地讲，把“10月17日同盟”（因十月党人而著名）称为君主派政党并不十分确切，因为它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介于立宪民主党人和极右派之间的中间立场。但是，这些社会政治集团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一些同十月党人有联系的组织（和平革新党）在实践中几乎同立宪民主党人融合了，而许多具有十月党人色彩的政治组织（法制党、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的“十月党同盟”即人民党等组织）在实际活动中同极端保皇党的区别只在于称号不同。因此，“10月17日同盟”的左翼反对派认为十月党人同黑帮是一路货色，而黑帮又说十月党人暗地里搞立宪主义。

十月党人作为一股政治思潮是在地方自治机关城市代表大会的右翼少数派的基础上产生并开始形成的。1905年10月17日诏书颁布后，自由派阵营内部基本上完成了党的界限划分，未来的十月党人认为，俄罗斯已经具备了走立宪君主制道路所必需的政治条件，于是便开始组建政党并以沙皇诏书颁布日为党的名称。他们认为，诏书的颁布是“我们祖国命运中发生的最伟大的变化”。“10月17日同盟”的纲领性宣言中说：“从现在起，我们的人民在政治上将成为自由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将变成法治国家，我们的国家制度中将实现42新的原则——实行立宪君主制。”

组织结构和社会成分

“10月17日同盟”是1905年11月在莫斯科地方自治机关城市代表大会期间成立的。代表大会期间，制定了纲领，选举了领袖。代表们针对代表大会通过的一般性政治决议提出了“特别意见”，主张支持政府建立秩序和立刻召开国家杜马会议，反对直接选举国家杜马和把杜马变成立宪会议。此外，他们还坚决反对波兰自治，反对在各地立刻取消针对革命形势宣布的“非常措施和戒严状态”。

11月，地方自治机关城市代表大会期间，十月党人推荐古契科夫兄弟之一——亚历山大为党的领袖。亚历山大·古契科夫（1862～1936年）出身于莫斯科著名的企业主家庭，是世袭荣誉公民，从1902年起任莫斯科贴现银行行长。他曾声明，对他来说，划分政治“敌人”与“朋友”的标准是波兰自治和立法的非集中化问题。他本人坚决反对波兰自治和立法非集中化。亚·古契科夫的哥哥费多尔（1860～1913年）在“10月17日同盟”中央担任财务主管，后来还任同盟中央机关报《莫斯科之声报》的领导。弟弟尼古拉是莫斯科市市长，任十月党人中央莫斯科分部委员。十月党人领导机关中有地方自治运动的首领、大土地所有者、企业家和贵族官僚阶层的代表。

除中央委员会各分部外，1905年年底，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还建立了“10月17日同盟”市委员会，在地方上还建立了60个同盟的支部。1905～1907年总共有260个支部，其中大部分是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出现的。这一时期共有党员7.5万～7.7万人。

从地理位置上看，“10月17日同盟”的绝大多数地方支部分布在俄国欧洲部分贵族土地占有制相对发达的地方自治省。在其他非自治省，尤其在少数民族边区，十月党人的组织不多。在农村也有一些十月党人支部（30个左右）。

在组织方面，“10月17日同盟”是一个松散的结构。十月党人从一开始就允许党员拥有双重党籍，可以同时参加其他政党和组织，参加“10月17日同盟”并不需要履行特别的义务，如缴纳党费。大多数普通党员把党看成一个辩论俱乐部，而不是一个应该遵守严格纪律和等级制度的组织。由于十月党人社会出身的缘故，他们从来不接受其他革命政党党员那种为党的目标而献身的精神。亚·古契科夫坦率地说：“在俄国国家制度方面，我们是坚定的君主派……但是在我们党内制度方面，我们是彻头彻尾的共和派，甚至还有某些无政府主义倾向……我们很难在党内树立起必要的纪律。”

就社会成分而言，“10月17日同盟”是贵族或贵族化的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政党，既拥护君主制，又想实行一些有利于自己的改革。同盟的创立者曾试图吸收更多的居民阶层，首先是工人和农民入党，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尤其是经过两次选举运动以后，党的领导人终于悟出：他们不可能得到大多数居民的支持。1907年在十月党人一次中央会议上，他们终于承认：“我们是贵族的党。”

主要纲领性原则

“10月17日同盟”制定纲领的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05年11月以前，制定了纲领第一稿，发表了由33名第一届中央委员签署的纲领性宣言；第二阶段是1906年至1907年上半年，1906年2月，“10月17日同盟”的纲领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加工修改后获得通过，1907年5月第二次代表大会又对纲领进行了加工修改；第三阶段包括两次党代表会议（1907年10月和1913年11月）和第三次代表大会（1909年10月），在这一时期，某些纲领性原则得到具体化，并作为立法案提交杜马。

纲领的中心问题是俄罗斯国家权力的性质问题。纲领第一条指出：“俄罗斯帝国是一个世袭的立宪君主制国家，沙皇作为最高权力的代表受基本法规定的若干决议的限制。”因此十月党人反对保存无限君主制。与此同时，他们坚决反对在俄国实行议会制，认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政治角度看，议会制都是行不通的。他们认为，保存君主政体是为了保证“同过去的联系”，使“国家的航船沿着正确的航向航行，防止无谓的风暴和颠簸”。十月党人还认为必须保证立宪君主的“专制”地位，认为这个地位是俄国的“历史财富”。

根据十月党人的构想，俄国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包括君主（实行统治和管理）和两院制的“人民代表制”。人民代表机构按有财产资格限制的选举制选44举产生，在城市实行直接选举，其他地方实行间接选举。下院国家杜马按这种办法选举，上院国务会议的半数成员由君主任命。上院是一个有限资格的机关，其作用是纠正和修改国家杜马的决议。在确定“人民代表机制”和君主的权力分配时，十月党人明显偏袒后者。没有沙皇的同意，任何法律都不能生效或被废除；沙皇有权任命或撤换大臣，尽管理论上大臣对君主和人民代表机关负有同样的责任。实际上，立法院、上院和下院只能进行立法倡议、咨询和批准预算，没有真正的立法权和监督权。

在公民权利方面，十月党人纲领中列举了自由派政党通常提出的那些原则，如信仰自由，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言论、集会、结社、迁徙自由，等等。就其内容而言，十月党人纲领中这一部分最具有民主主义精神，但是他们在实践中根本不遵循这些原则，经常违反这些原则，尤其是涉及犹太人的公民权利时。他们在纲领中提出这些原则不过是赶时髦或做做样子而已。

在纲领的民族问题部分里，十月党人认为必须保存“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俄国，反对“任何直接或间接肢解帝国的企图和联邦制思想”。但是芬兰可以例外，在一定条件下，芬兰可以拥有建设“自治的国家制度的权利”。在谈到少数民族的权利时，十月党人同意满足他们的文化“要求”，但是不同意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在有关解决俄国尖锐的民族问题上，十月党人没能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思想的束缚。

“10月17日同盟”纲领中有很大篇幅谈社会问题，首先是土地问题。十月党人意识到少地农民的艰难处境，认为应该满足农民关于扩大土地的要求。他们提出如下具体方法：第一，国家通过专门的土地委员会将空闲的官地、皇室土地分给农民；第二，通过农民银行“鼓励农民从土地私有者那里赎买土地”；第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强制出让”私有者的“部分”土地，同时对土地所有者给予必要的奖励。十月党人对农民说，赎买土地“应该价格公平，不能损害地主经济，不能无偿地掠取土地。这样不公平，也不会有好结果”。实际上，十月党人维护的是地主经济的利益，只有在形势的压力下才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10月17日同盟”是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组织，所以十月党人纲领中关于工人地位的问题阐述得非常模糊。他们先是谈提高工人的文化教育水平和改善45工人的居住条件问题，然后才涉及企业主和工人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罢工是违背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他们严格禁止罢工。在关于工作日时长的问题上，十月党人的立场是努力维护企业主的利益，在纲领中只是非常笼统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只谈“调节”工作时间过长和“调整”加班问题。十月党人B. W．彼得罗沃-索洛沃沃在一本小册子中说：“当然，我们同盟欢迎缩短工作日，如果不影响工业和贸易的话，但是不能坚持必须……实行8小时工作制。”十月党人认为，由于俄国技术落后，而且宗教节日太多（同西欧相比），把工作日缩短到欧洲水平会使俄国商品价格昂贵并失去竞争力。

十月党人的纲领显然是在维护剥削阶级，而且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的利益。1905～1907年革命期间，他们同劳动群众处于对立状态，他们的命运是同整个剥削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三 陛下的反对派——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自由主义运动发展的产物。俄国知识分子精英感到，落后的上层建筑——沙皇专制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当局和社会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导致国内局势不稳，国家前途面临巨大威胁。他们希望通过走议会道路对国家进行彻底的变革。虽然立宪民主党领袖帕·尼·米留可夫（1859～1943年）声明立宪民主党是一个“非阶级的”、符合“俄罗斯知识分子情绪”的政党，但是从立宪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判断，它无疑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

党的组织情况和社会性质

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党章和党纲，选出了党的临时中央委员会。1906年1月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立宪民主党最终形成。此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党的主要称谓“立宪民主党”之外再补充“人民自由党”的称谓。会上选出了新的中央，对纲领和章程做了某些修改。

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由两部分组成：彼得堡分部和莫斯科分部。彼得堡分部的主要职能是进一步制定党的纲领，制定向国家杜马提交的法案，领导杜马党团。莫斯科分部主要从事组织鼓动宣传工作和出版工作。而总体上，由中46央委员会监督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领导党的地方建设，定期召开省委代表会议，确定党在当前的策略路线。

各省建立省委员会，由省党代会每年改选一次。省委有权组建市、县和乡委员会。

根据党章第二条，“凡承认党纲，愿意服从党章和党代表大会规定的党的纪律”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至1905年10～12月，已经有72个立宪民主党组织。它们主要分布在“解放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协会”从前活动的那些地方。大多数地方的立宪民主党组织是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中产生的。1904年1～4月，已经有224个立宪民主党委员会。1905～1907年，立宪民主党人数达五六万人。

立宪民主党同大多数俄国政党一样，在组织上相当分散。实际上，立宪民主党中央始终未能同地方组织建立起稳固的经常性的联系。省一级党的“事务”处于根本无人管理的状况。甚至在一省范围内，省委和县委之间的联系也带有一种偶然性质。立宪民主党领导机关通过的决议往往在很久之后才能下达到县级组织，更不用说乡级组织，因此常常跟不上形势的要求。

中央委员会和杜马党团之间的关系相当混乱。立宪民主党杜马党团是自治性质的，实际上不受中央组织的监督，往往根据议会形势和党团之间的关系制定行动路线。如果说第一、二届杜马期间立宪民主党中央尚能对党团进行监督的话，那么在第三、四届杜马期间立宪民主党杜马党团基本上是自行其是。

参加立宪民主党的主要是俄国知识分子精英，一些具有自由主义情绪的地主，城市中等资产阶级即职员、教师、医生、店员等。立宪民主党的社会成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1905～1917年革命期间，地方党组织中有很多“社会基层”代表：工人、手工业者、职员，乡组织中还有农民。革命失败后，相当一部分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对立宪民主党在第一、二届杜马中的政治行动路线表示失望，纷纷退党。

1907～1917年，立宪民主党内的城市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不断增加。党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关系不断密切，包括商人、工业家和银行家。二月革命胜利后，党的社会成分又发生了变化。“10月17日同盟”、进步党的成员和从前一些君主派组织的代表开始参加执政的立宪民主党，使党的成分更加复杂，党内形势更加混乱。

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及主要理论家是帕·尼·米留可夫。米留可夫1859年生于莫斯科一位建筑师家庭，曾就学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言系。1892年，米留可夫通过硕士论文答辩，从此开始教授生涯。1894年，米留可夫因参加解放运动被大学开除并被行政流放到梁赞。1897年留放期满后，他被迫到国外生活，先后在索菲亚大学和波士顿大学授课。1899年他回到彼得堡后，参加了当时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展开的思想政治斗争。不久，米留可夫因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再次被捕，在拘留所和监狱被关押一年。

作为历史学家和“极左派革命家”，米留可夫在俄国和西欧社会各界享有很高声望。旅居国外期间，他经常会见各政党的领袖，包括彼·阿·克鲁泡特金、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维·米·切尔诺夫、弗·伊·列宁以及美、英、法和巴尔干各国的政治活动家及社会活动家。

意识形态和纲领

立宪民主党人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最佳方案。他们反对社会革命的思想，主张社会应当渐进发展。但是，他们也承认在某种情况下可能甚至必然会发生政治革命。如果当局不能及时解决那些客观上成熟的历史任务，就会发生政治革命。他们认为，政治革命是政府采取“不理智”政策和不能及时进行改革的结果。

立宪民主党理论家认为，1861年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但是这次改革实际上没能触动政治上层建筑。当局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基础同旧的封建上层建筑之间的“剪刀差”。立宪民主党纲领中的基本思想是对旧的国家政权逐渐改良。他们要求用立宪君主制代替无限君主制，立宪民主党人的理想是英国式议会立宪君主制。他们主张实行立法、执行和司法三权分立，要求建立对国家杜马负责的政府，对地方自治和法院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主张在俄国实行普选制，实现一系列民主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要求严格遵守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当时的俄国，立宪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具有进步意义。

但是，立宪民主党人仍然坚持大国主义，继续奉行俄国单一制的国家体制。他们不承认各民族的政治自决权。在民族纲领中，立宪民主党人只限于要求民族文化自治（在学校、法院等场合使用民族语言），认为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可以实行区域自治。

在土地问题上，立宪民主党人认为，应该强制地主出让部分土地，否则就不能解决俄国的土地和农民问题。他们准备牺牲大地主土地占有制，与此同时，立宪民主党人认为，也可以让那些独立经营的地主出让部分土地。他们主张通过赎买方式出让地主土地，主张由地主、农民和官吏代表组成的土地委员会解决土地问题。

因此，与试图维护大地主利益的十月党人不同，立宪民主党人主张更进一步“清除”土地制度中最粗暴野蛮的半农奴制剥削方式，建立“典型的”纯资本主义经济。

立宪民主党纲领中关于工人问题的中心内容是要求工人有言论、集会和罢工自由。他们希望把工联主义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壤上，认为建立合法的工人协会有助于和平地调节劳动和资本、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相互关系。当时已经在公开建立工会组织，但是其法人资格需由司法当局决定。工会可以捍卫工人的物质利益，利用罢工基金和失业救济金，有权建立工会联合会并完全独立于行政部门。立宪民主党人主张必须由工会同企业主签订集体合同，而且只有通过法律程序才能取消这种合同。

立宪民主党人主张在有工人和资本家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由专门的仲裁机关（调停所、仲裁法庭和各种协商委员会等）解决劳动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建立调停所可以防止罢工的发生。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在工会领导同资本家49谈判未果的情况下，工人有权宣布罢工。

工作制和工人的社会保障问题在立宪民主党工人纲领中占有重要地位。纲领中提出逐渐实行8小时工作制，缩减成年工人的超时劳动，禁止让妇女和儿童超时劳动。立宪民主党人主张，当工人由于不幸事件和职业病而丧失劳动能力时，应该对他们进行补偿，补偿费应该由企业主承担，应该实行养老、生病、死亡的国家保险制度。

立宪民主党提出了相当广泛的财政和经济改革纲领。纲领的基本要求包括：在大臣会议下设专门机构（吸收立法机关和实业界代表参加），研究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长期发展规划；修改过时的工商业立法，废除限制实业活动自由的监管制度；修改税制，缩减国库的非生产性开支；扩大国家杜马的预算权，建立国家监察总署；向私人资本开放铁路建设、矿业、邮电事业；取消或最大限度地缩减非营利企业；对所有官办工厂实行所有税种的征税；建立工商会和交易法庭；扩大外贸，建立领事部。立宪民主党的经济纲领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教育问题上，立宪民主党人在纲领中主张在入学方面取消性别、民族和信仰等各种限制，个人和社会团体有开办各种学校和校外教育机构的自由。纲领指出，必须在各级教育之间建立联系，以利于从低级教育向高级教育过渡。立宪民主党人还主张大学自治，高等学校教学自由，自由招收大学生，扩大中等学校数量和降低学费，实行普遍、免费和义务初等教育。纲领还指出，地方机关必须建立成人普通教育机构，建立大众图书馆、人民大学，发展职业教育。

从1908年起，立宪民主党纲领理论家开始重视制定对外政策纲领。他们对外政策纲领的实质是建立俄罗斯自由派世代所幻想的“大俄罗斯”。

总而言之，立宪民主党纲领反映了对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一般民族利益。立宪民主党人幻想建立一个没有不可克服的阶级冲突的“理想”社会，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为个性的发展创造理想的条件。但是俄国事态的发展表明，立宪民主党人在关键时刻都表现出了自己同资产阶级的密切关系和对专制政府的暧昧态度，他们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立宪民主党经常表现出对君主制的忠心。党的领袖米留可夫曾声明：“只要俄国有监督预算的立法院，俄罗斯反对派依旧是陛下的反对派，而不做别人的反对派。”

四 农民社会主义的鼓吹者——社会革命党

社会革命党在俄国政党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它是人数最多、最有影响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很快便成为最大的一股政治力量，人数达到百万人，在地方自治机关和大多数社会团体中占有统治地位，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它的代表在政府中担任很多重要职务。稍为详细研究和介绍该党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20世纪初俄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因素对当代俄罗斯的影响。

社会革命党的出现

社会革命党的形成时期相当长。成立大会是在1905年年底1906年年初召开的，但是早在19世纪中叶就有一些组织以这个名称活动。1894年，在伯尔尼成立了“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 1895～1896年，在基辅出现了社会革命党人小组，在萨拉托夫出现了“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

在俄国解放运动发展的新时期，无产阶级取代平民知识分子成为主要力量，主要搞个人恐怖斗争和阴谋活动的民意党人的威信迅速下降。“民意党人”的称呼本身也越来越失去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民粹派分子开始使用“社会革命党人”的称呼。他们之所以使用这个名称，首先是为了同民意党人和自由主义民粹派拉开距离，同时也是为了同社会民主党人拉开距离。此外，“社会革命党人”的称呼是当时革命民粹派别和组织都能接受的称呼。

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沃罗涅日、彼得堡、奔萨、波尔塔瓦等地又出现了一些社会革命党组织。这些组织曾尝试联合起来并曾召开若干次代表大会（1897年8月在沃罗涅日、1897年11月在波尔塔瓦、1898年8月在基辅），商讨联合问题。

社会革命党人的主要理论家是维·米·切尔诺夫（1873～1952年）。切尔诺夫生于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市。祖父是农奴，父亲是出纳员，父亲曾获个人贵族身份。1894年，切尔诺夫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读书时因民权党人案件被捕。在经过一年半的监禁后，先被流放回老家，后又被流放到坦波夫市。在他的协助下，当时坦波夫省建立了俄国第一批革命农民协会。在他的努力下，1900年在国外建立了社会主义土地同盟，任务是帮助俄国农村的革命工作。1901年年底，切尔诺夫加入社会革命党，成为党的主要理论家，参加了社会革命党所有期刊的编辑工作，是党中央委员。切尔诺夫的理论观点既受西方关于农民问题论著的影响，也受民粹派经济学家弗·巴·沃龙佐夫和尼·弗·丹尼尔逊著作的影响。切尔诺夫的理论观点对社会革命党意识形态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社会革命党人运动史上的转折时期。由于工业危机、1901年饥荒以及工人和大学生骚乱的增加和政府镇压措施的强化，社会形势严重恶化。民粹派的著名活动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甚至提出恢复恐怖活动。很多人在这一时期加入社会革命党组织，有些是曾服过苦役的民意党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后来成为该党的著名人物，如米·拉·郭茨、O. C．米诺尔，以及大批年轻的大学生，如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弗·米·晋季诺夫、И. И．冯达明斯基。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创建人、党的创建者之一格·安·格尔舒尼放弃文化启蒙活动并加入秘密活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刊物：在国外出版了《前夕》杂志（1899年，伦敦）,《俄国革命通报》（1901年，巴黎），等等。

1897年，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从萨拉托夫迁到莫斯科，不断扩大自己的活动区域，在彼得堡、雅罗斯拉夫尔、托木斯克等地有一批拥护者。

1899年，在明斯克成立了俄国解放工人党。党的纲领性小册子——《自由》一书中指出，只有进行经常性的恐怖活动才能使俄国获得政治解放。

与此同时，在国外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开始联合，各种流派的代表都在《前夕》杂志和《俄国革命通报》上撰写文章。1900年在巴黎建立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是走向联合的具体表现之一。切尔诺夫是建立同盟的发起人，他还为此写了一篇纲领性文章《革命事业的迫切问题》。同盟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农村工作并出版有关宣传品。这项具体工作使同盟联合了在国外的各种民粹派组织的代表。同盟还同社会民主党人的《火星报》编辑部达成协议，由《火星报》编辑部发行同盟出版物。

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在联合的问题上还有一些障碍，条件尚不十分成熟，主要是存在一些分歧，包括在理论、纲领和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在政治改革的规模和速度方面的分歧，各阶级在改革中的作用问题上的分歧，在斗争方式和方法问题上的分歧，尤其是在恐怖活动问题上的分歧，在建党原则问题上也有分歧。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和南方的党组织主张按联邦制原则建党。他们认为，在秘密活动条件下很难由“合适人选”组成一个中央，而中央一旦被破坏，势必导致整个事业垮台，就像民意党那样。但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领导人持另一种观点，主张把社会革命党人联合成统一的全俄政党。在建党原则问题上，他们既不主张联邦制，也不拥护集中制，认为党应该围绕共同的事业发展。所谓共同的事业，他们首先指的是出版报纸。

1901年12月，联合会领导人之M. Ф．谢柳克在柏林同格·安·格尔舒尼等人经过协商同意将南方的社会革命党人和联合会联合成统一的社会革命党。1902年1月，在国外出版的《革命俄国报》报道了这个消息。《革命俄国报》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被确定为党的机关刊物。一般认为，上述消息的发表日期为社会革命党的建党日。后来，格尔舒尼回到俄国，说服许多俄国组织加入社会革命党，结果所有社会革命党人的组织都联合起来了。

在19世纪90年代初的革命形势下，社会革命党人的威信不断提高，人数不断增加，地方组织不断发展。到1905年年初已有40多个委员会和小组。

社会成分和组织结构

秘密活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的人数很难确定，因为组织不稳定，也没有对党员进行登记。根据警察司的文件估计，第一次俄国革命前的10年里，有2万～2.5万名社会革命党人。按社会成分划分，大部分人是知识分子，占70%以上，工人占26%，农民占1.5%左右。据近年俄国出版的史学著作介绍，社会革命党不仅在世界观方面不同于其他党派，而且其思想方法、社会心理也与其他政党53不同。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是些理智、稳健、性格内向的人，而民粹主义者（尤者是右翼民粹派）通常是些易于感情用事、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未得到满足的人。这种情况对党的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众所周知，政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其效率是由组织性决定的。社会革命党的组织性远远不如布尔什维克。据切尔诺夫说，他们同布尔什维克好像是处在两个极端，社会革命党人的缺点是“组织上的虚无主义，没有明确的组织界限”。在宣布建党时，根本没有讨论组织结构问题。至今没有确切材料谈中央委员会成立的时间和组成情况，作为党的基础的地方组织、委员会和小组是按地区原则建立的。每个组织中通常有宣传员协会、鼓动员会议和技术组（印刷组和运输组），从事出版、保存和散发书刊的工作。

社会革命党的战斗组织影响很大，这是负责搞恐怖活动的组织。1901年秋，格尔舒尼开始组建战斗组织。1902年4月，战斗组织宣布正式成立，当时的任务是暗杀内务大臣德·谢·西皮亚金。战斗组织是一个集中的纪律严明的组织，其成员分散居住，随时听从组织领导的召唤。该组织在党内享有自治权，中央只是给它下达恐怖活动的任务，指出施行恐怖的合适时机。战斗组织有自己的金库、秘密接头地点、地址、住所，中央无权干涉其内部事务。在战斗组织的整个存在期间（1901～1908年），总共有80多名战斗队员。战斗组织的领导人格尔舒尼（1901～1903年任职）和亚捷夫（1903～1908年任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组织者和最有影响的人物。但是亚捷夫实际上是沙皇政府警察司的奸细。

1902年，为了扩大党在农村的工作，建立了社会革命党农民联合会，1903年5月又成立了人民教师联合会。1903～1904年，一些委员会中开始建立“工人联合会”，负责在工人中开展工作。

社会革命党地方组织之间、地方组织和中央之间的联系都很薄弱。联合初期，社会革命党人与其说是实现了组织上的联合，不如说是以《革命俄国报》为载体实现了思想上的联合。

纲领、意识形态、策略、章程

早在1902年，社会革命党人就开始讨论纲领问题，但是直到1904年5月，纲领草案才在《革命俄国报》上发表。1906年1月初，在社会革命党第54一次代表大会上，对纲领草案（第四稿）做了某些修改后，通过了纲领。维·米·切尔诺夫是纲领的主要起草人。

社会革命党人是旧民粹派的直接继承者。旧民粹主义的实质是认为俄国有可能通过非资本主义途径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社会革命党人根据20世纪初俄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的变化，对民粹派关于俄国特殊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做了重大修改。

社会革命党纲领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情况；第二部分分析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第三部分分析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特殊条件；第四部分论述这一运动的具体纲领，各条款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与法律、经济和文化。

社会革命党纲领在分析资本主义时，特别注意资本主义消极（破坏性）和积极（创造性）方面的关系。这是社会革命党经济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消极方面指“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而积极方面指“内容本身”，即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至于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的关系，则被界定为在工业领域和工业发达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较好，而在农业领域和农业国家这种关系则不好。根据这个理论，这种关系越好，资本主义所起的创造性作用就越大，就会更积极地实现生产社会化，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创造物质条件，促进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和联合。社会革命党人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其创造性的、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倾向同黑暗的、野蛮的破坏倾向”之间的关系是最不理想的。在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只会起到破坏作用。不难发现，这里并没有否定旧民粹派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反动性的理论，只是针对农村问题做了某些修改。

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国内社会力量的组合是由资本主义积极和消极方面的不良关系决定的，是由存在专制警察制度、存在宗法制关系的事实决定的。同社会民主党人不同，社会革命党人不认为社会上有三个阵营，而认为只有两个阵营：一个是受专制制度保护的阵营，是贵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官僚的阵营；另一个是由工业无产阶级、劳动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阵营。

贵族土地所有者阶级被认为是俄国专制制度的主要支柱。该阶级保存了第一等级过去所有的特权（除了可以拥有农奴的权利）。但是，1861年改革后，55这个阶级的基础不断被削弱，在失去其主要财富——土地后，人数在减少，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思想生活中的作用在降低。这个阶级中有进步情绪的代表正在脱离它，而极端的反动分子，即所谓的“死硬派”在这个阶级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贵族土地所有者阶级日益变成“国家的荣誉寄生虫”，成为主张变革的社会力量所鄙视和仇恨的对象。他们感到了自己生存的危险，因此同独裁政权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支持和鼓励它的反动政策。

关于将资产阶级也列入第一阵营之中，社会革命党人是这样解释的，首先是因为俄国资产阶级历史较短，政治上不成熟，产生的条件特殊。在欧洲，专制制度能战胜封建主义要感谢资产阶级，在俄国则相反，资产阶级应该感谢专制制度。资产阶级实际上是政权的宠儿，能享受各种特权：贷款、各种补贴、出口奖励、收入保障、官方订货、保护性关税等。俄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具有集中的特点，甚至脱离小资产阶级。

由于外资的引进，工业中出现辛迪加化现象，这使资产阶级组织中的政治联系得到加强。这些资产阶级组织往往能够得到政府的立法保护。因此，工商业资产阶级中层人物有“不成文的法律”所赋予的特权。在经济方面，这种“不成文的法律”对他们而言比针对所有人的宪法更优越。俄国国内市场较小，在国际市场上，俄国资本无法同发达国家资本进行自由竞争，它只有在俄国的领土上，在沙皇俄国的关税保护下才能平安生存，俄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胃口只有依靠专制制度的军事实力才能实现，因此资产阶级同贵族和上层官僚的关系非常好。资本家广泛吸收高官贵族参加自己的企业，专制制度成了资产阶级的保护人。

农民在社会革命党的理论和实践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就其人数和经济作用而言，农民“几乎决定一切”，而他们在法律和政治上又处于“根本无权的地位”。切尔诺夫认为，农民同外界只有一种联系，即纳贡。社会革命党人不认为农民经济是小资产阶级经济，不同意农民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经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极分化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在这方面，社会革命党人继承了民粹派经济理论家的观点，认为农民是稳定的，它可以抵抗大经济的竞争。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农村的村社—合作社关系培育了一种独特的劳动法律意识，这种意识很容易同先进知识分子宣传的农业社会56主义结合起来。

关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首先认为，同农村的贫穷困苦相比，城市工人生活得要好些，但是比西欧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要低得多。俄国工人没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没有规定改善他们生活的法律。因此任何经济性质的行动往往导致同当局的冲突，变成政治行动。由于工人没有合法的行业组织，工人的发动通常是由秘密的政党组织和领导的。社会革命党人承认，工人阶级人数少于劳动农民，但是优势在于他们集中在国内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因此他们是“最活跃、积极和进步的社会阶级”，是现存制度中最危险的阶级。他们还非常重视工人同农村的联系。

社会革命党人认为，知识分子属于一个独立的社会范畴，是从事精神价值生产和传播的创造性劳动的社会群体，他们往往倾向于最能反映社会发展利益的阶级。社会革命党人认为，俄国知识分子是反资产阶级的。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大于创造性，因此资产阶级在精神方面是无所作为的，在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没有吸引力，资产阶级那些不良品质反而会促使知识分子反对它，使知识分子转向社会主义和劳动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

社会革命党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特点是土地社会化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俄国的社会主义应该从农村开始。首先，社会主义的基础、它的早期阶段应是土地社会化。土地社会化首先是指废除土地私有制，但不是把土地变成国有财产，不是实行国有化，而是变成不能买卖的全民财产。其次，将全部土地转交中央和地方人民自治机关（包括用民主方式组建的农村和城市村社以及州和中央的有关机关）管理。最后，土地应该按照“平均-劳动”的原则进行使用，即所有劳动者都具有平等使用土地的条件。土地社会化最终将会导致农业社会化，即借助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使农业生产社会化。

社会革命党人认为，社会主义的最主要条件和它的主要形式是政治自由和民主。切尔诺夫曾讲：“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就犹如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政治民主和土地社会化是社会革命党最低纲领的基本要求。纲领还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实施各种公民权：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年满20岁的公民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纲领还要求对各州、城市和农村村社实行广泛的自治，尽可能广泛地在各地区实行联邦制并承认它们有绝对的自决权。社会革命党人比社会民主党人更早提出了俄国的联邦制问题，他们还更大胆地提出了在选举机关内实行按比例分配代表和实行直接的人民立法（全民公决、提案权）的思想。

在国民经济方面，社会革命党的纲领首先注重重新分配已有的财产和收入。具体提出了以下措施：在国家经济和财政政策方面实行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彻底免除低收入人的税赋；取消间接税、保护税和针对劳动者的各种征税。在工人立法方面，要求用立法规定最长工时（8小时工作制）和最低收入，由国家和工厂主为工人缴纳保险并实行保险人自己管理的原则；建立工会并让其参加工业企业的劳动组织工作。在改造土地关系方面，社会革命党人主张，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和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斗争，应该依靠俄国农民的生活传统和形式、他们关于村社和劳动的观点，尊重农民关于“土地是无主的，谁劳动谁就有权使用”的信念。在实行土地社会化时，应该在不付赎金的情况下将土地变成全民财产。

在社会制度改造方面，社会革命党在纲领中首先要求召开立宪会议。他们对专制制度持不妥协的态度，认为只有通过暴力，即革命手段才能推翻它。

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认为，由于现实生活复杂多变，策略方式应该多种多样，包括宣传、鼓动、和平的议会斗争和各种议会外的、暴力的斗争方式（罢工、抵制、武装示威、武装起义等）。值得注意的是，社会革命党人承认对个人进行恐怖行动是政治斗争的手段。他们并不认为恐怖行动是“唯一的和万能的斗争手段”，但认为它是“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最极端和坚决的”手段之一，恐怖行动是鼓动和唤醒社会、动员革命力量的有效手段。他们特别推崇对有权势的、极端反动的国务活动家采取恐怖行动。此类恐怖行动由战斗组织实施。1905～1907年革命前，战斗组织的活动最有成效，被他们枪杀或打伤的人有：内务大臣德·谢·西皮亚金（1902年4月2日被斯·瓦·巴尔马晓夫枪杀）和维·康·普列维（1902年7月15日被E. C．索佐诺58夫杀害）、哈尔科夫省省长伊·米·奥勃连斯基公爵（他曾残酷镇压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1902年春季的农民骚动，1902年7月29日他被Ф. K．卡秋拉致伤）、乌法省省长H. M．波格丹诺维奇（他因组织屠杀兹拉托乌斯特工人而于1903年5月6日在兹拉托乌斯特被O. E．杜列波夫枪杀）。1905年2月4日，莫斯科总督、沙皇的叔父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被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队员伊·普·卡利亚耶夫投放的炸弹炸死。

恐怖活动提高了社会革命党的知名度。但是在组织群众革命方面，他们明显逊色于自己的主要政治竞争伙伴——社会民主党人。根据警察司的材料，1901～1904年，社会革命党人有37个印刷所，而社会民主党人有104个，社会革命党人有277种革命书刊，而社会民主党人有1903种。社会革命党人在这一时期在工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明显不如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革命党的组织章程（临时）是1906年5月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直到11年后，在1917年召开的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才对这个章程做了一些重要补充。组织章程共有八条。第一条规定党员资格：“凡承认党纲，服从党的决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这一条中没有谈缴纳党费的问题。章程也没有规定党员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必须履行的具体工作义务。

党的最高机关是党代表大会，每年应至少召开一次。实际上这一条没能得到遵守。党存在的整个时期只召开过四次代表大会，两次在第一次革命时期，两次在1917年。代表大会选出由5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负责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领导党的活动。当选的中央委员有权增补中央委员，但总人数不超过5人。社会革命党第一届中央委员有叶·菲·亚捷夫、A. A．阿尔古诺夫、尼·伊·拉基特尼科夫、马·安·纳塔松和弗·米·切尔诺夫。由中央委员会任命党的中央机关报责任编辑和党在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中央下设专门委员会或局，有农民局、工人局、军事局、书刊出版局、技术局等。

党章还规定建立党务会议制度。党务会议由中央委员、各州、彼得堡和莫斯科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党务会议根据需要由中央或一个州党组织的倡议召开，讨论和解决策略及组织方面的迫切问题。第一次党务会议于1906年5月召开，最后一次，即第十次党务会议于1921年8月召开。

五 举黑色旗帜的无政府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学说产生于古希腊和中世纪，具有悠久的历史。它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潮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在这个历史中占有一定位置，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米·亚·巴枯宁（1814～1876年）和彼·阿·克鲁泡特金（1842～1921年）。巴枯宁是主张暴力革命改造世界的理论始祖；克鲁泡特金则创造了无政府共产主义（不要国家的共产主义）理论。18世纪法国革命时，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以黑颜色作为自由的象征，从那时起，黑颜色一直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标志。

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形成

早在19世纪40～50年代，亚·伊·赫尔岑等思想解放的激进代表人物就表现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成分。这一时期德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麦·施蒂纳和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波·约·蒲鲁东发表了阐述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著作，对俄国有一定的影响。俄国无政府主义是19世纪70年代在巴枯宁思想的影响下作为一种群众社会运动确立下来的。无政府主义对民粹派的社会政治观点有一定的影响。

巴枯宁主张通过废除国家来实现社会革命。他认为，国家是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他在《国家与无政府主义》一书中写道：“我们是所有政权的敌人，所有国家的敌人。”巴枯宁只承认一种革命斗争形式——立刻举行工人群众的全民起义，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在它的废墟上自下而上地建立“自由生产者联合会”。他认为，举行全民起义的主要障碍是村社的封闭性和农民的分散性，因此应该打破农民的封闭性，在工厂工人和农民中间建立起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能立刻在全国进行社会革命的力量。

俄国早期的平民知识分子小组积极地接受了巴枯宁的思想。

从19世纪70年代初起，克鲁泡特金也开始自称无政府主义者。他为当时的柴可夫斯基小组起草纲领性文献《我们是否应该研究未来的理想制度》，指出未来理想的制度是“无政府主义”，即没有中央国家权力的“自由公社联盟”。

当时许多俄国青年信奉无政府主义。19世纪70年代政府审理的几宗革命者案件中，最著名的被告都以自称无政府主义者为荣。

后来，克鲁泡特金进一步发展了无政府主义理论。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他写了一系列著作（《一个反叛者的演说》《夺取粮食》《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和理想》《国家及其在历史中的作用》等），阐述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他认为：“无政府主义乃是一种机械地理解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现象的世界观。”

克鲁泡特金非常重视革命理论问题。他认为，人民对革命发动尚未做好准备，因此提出建立无政府主义政党，“以便进行冷静的思想准备工作”。他认为，社会革命乃是历史发展合乎规律的现象，是一次跃进，最终会导致彻底消灭所有国家设施和机构。在推翻旧制度后可立刻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克鲁泡特金认为，“只有劳动者自己，即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才能进行这场社会革命。他否认有必要建立革命政府，不承认任何革命思想。

20世纪初的俄国，阶级斗争异常激烈，革命热情普遍高涨，为无政府主义的活跃创造了合适的环境。

组织结构和社会成分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最初是在国外开展活动。1900年，日内瓦出现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流亡组织“国外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小组”。该组织发表了关于推翻专制制度和进行社会革命的宣言。1903年，果戈利亚夫妇在日内瓦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小组——“面包和自由”小组，对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运动有一定影响。在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帮助下，“面包和自由派”分子当年在国外出版了俄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机关报——《面包和自由报》。

1900～1904年，在其他国家（保加利亚、德国、美国、法国）也出现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小组。1903年春，俄国国内开始出现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到1903年年末，在西北、西部、南方的27个居民点共有29个无政府主义者小组。

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1905年有125个，1906年有221个，1907年增加到255个组织，活跃在180个城市和居61民点。

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手工业者、商人、农民、一部分知识分子以及少数不满现存制度的工人。但是无政府主义组织中几乎没有产业工人。

1905～1907年革命期间，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是些18～24岁的年轻人，是受过初等教育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其中，犹太人占50%，俄罗斯人不到41%，还有乌克兰人等。年龄最大的是运动创始人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和领导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

俄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流派

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俄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出现三个主要流派：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个人主义。

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克鲁泡特金和“面包和自由派”。他们的目标是实行“社会革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国家，代之以无政府共产主义。在政治方面，他们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国家杜马和立宪会议；在经济方面，他们主张实现工业的非集中化，建立直接的产品交换和劳动一体化（城乡居民都可以耕种土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建立生产技术培训制度）；在土地问题上，克鲁泡特金等人认为，必须将通过起义得到的土地交给人民，即交给耕种土地的人，但不是交给个人，而是归村社所有。

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家和组织者有雅·伊·基里洛夫斯基（丹·伊·诺沃米尔斯基）、鲍·纳·克里切夫斯基、弗·亚·波谢。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是使劳动完全彻底地摆脱各种形式的剥削和政权统治，建立作为劳动者主要的和最高组织形式的自由职业联合会。在各种斗争形式中，工团主义者只承认工人同资本的直接斗争，以及抵制、罢工、消灭财产和对资本家施用暴力等斗争形式。

无政府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有A. A．巴罗沃伊、O．维肯特、H．勃朗斯基。他们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认为这“既是出发点，也是最终理想”。他们主张把集体主义原则和个人主义原则结合起来，主张通过经常性的恐怖活动同专制制度做斗争。

六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与党内分裂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俄国工人阶级反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风起云涌，罢工、抗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沙皇政府慑于罢工的规模，答应在1897年1月以前颁布缩短工作日的法律。1897年6月2日，沙皇政府在拖延近半年的时间后，终于在罢工浪潮的压力下，颁布了关于把工作日缩短到11个小时并规定节假日休息的法律。这件事表明，俄国无产阶级已变成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社会民主党人通过实际接近无产阶级的斗争，开始引导无产阶级去认识工人的利益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必须同沙皇制度进行政治斗争。

19世纪90年代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都确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同西欧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当时领导社会进步运动的是资产阶级）的命运是一样的。列宁则认为，俄国的情况与此不同。在俄国所有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列宁还指出，社会民主党的使命是把工人的分散的经济斗争转变成整个工人阶级反对剥削制度的自觉的有组织的斗争。为此，就必须把无产阶级团结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列宁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在它的活动中要把理论工作与实际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形成的过程中，出现过形形色色的思潮。列宁为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同各种错误思潮和流派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是经济主义。经济主义和经济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科娃等人。经济派反对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提出政治要求，主张工人阶级只限于搞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此外，他们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否认从外部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必要性，认为在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会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列宁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经济主义和经济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899年）和《怎么办？》（1901～1902年）等著作中，对经济主义63进行了批判。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通过分析工人运动中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关系，批判了经济派崇拜自发性的错误，指出社会主义学说是由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创立的，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进去。列宁通过阐述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中经济形式和政治形式的相互关系，指出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不能只局限进行阶级斗争，而应通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揭露来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此外，列宁还阐述了众所周知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革命思想。

列宁不仅进行大量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还进行积极的革命实践活动。他为在组织上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做了大量工作。1895年11月，他在彼得堡创办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是继1883年9月普列汉诺夫创办的“劳动解放社”后，俄国出现的又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列宁创办的《火星报》为在俄国建立战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列宁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他坚信：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列宁认为，党的核心应该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这些人要献身革命，具有坚定的理论信念和广阔的政治视野，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并无限忠于工人阶级。在秘密活动的条件下，集中制是党的最重要的组织原则。

1898年3月1～3日（13～15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倡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早在1895年12月列宁就在狱中草拟了党纲草案，并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由于彼得堡等地的组织遭到警察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基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承担。代表大会选出了由3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会后中央委员会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宣布了党的成立。但是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党纲和党章，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而且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遭到逮捕，所以实际上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党。

20世纪初，列宁创办的《火星报》编辑部已成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导核心。《火星报》在列宁的领导下为建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加紧工作。编辑部为制定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制定党的纲领方面，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倾注了不少心血，他们分别起草了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草案。虽然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观点不同，但是都为社会民主工党的理论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02年11月2～3日（15～16日），在普斯科夫召开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成立了组织委员会，负责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大会。但是由于后来有2名成员被捕，组委会未能开展工作。1902年春天和夏天，列宁提出成立新的组织委员会并要求火星派在组委会中起主导作用。

1903年7月17日（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成立）代表大会召开，8月10日（23日）结束。代表大会期间召开了37次会议，前13次会议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不得不迁移到伦敦，在那里举行了后24次会议。

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26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在代表大会上，43名代表有51票表决权。按照代表大会的章程，每个享有全权的组织，不管它派来几名代表（2名或1名）都拥有2票表决权。23个社会民主党组织有2票表决权。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拥有3票。2个彼得堡组织各有1票。14个人有发言权，其中2人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代表大会上有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思想派别的代表，有党内的主流派——火星派，也有火星派的各种反对派。

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基础和组织基础上建立真正的党”。需要解决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的一些根本问题。大会的议事日程是：崩得在党内的地位，党的纲领和章程，党的地区组织和民族组织，党内工作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社会革命党人和俄国自由派的态度以及其他策略问题，选举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选举党的总委员会。

列宁认为代表大会对于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是把党内群众的意志变成法律的最高机关，他参加了所有最重要的决议草案的准备工作。他被选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纲领委员会和章程委员会的成员。列宁为使《火星报》的纲领和方针成为党的纲领和方针，为使《火星报》的组织计划能够在党章中固定下来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代表大会上，列宁得到了普列汉诺夫的积极支持。

在讨论崩得在党内的地位时，崩得分子主张按照民族主义原则，按照联邦制原则建党。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为被压迫各族人民的团结和解放而斗争的战士，按民族特征把它分割开来，就会使它遭到削弱，因为多民族国家的统治阶级总是竭力使民族之间的不和永远存在下去，以此作为自己进行统治的基础。列宁提议，如果崩得分子一定要搞联邦制，那就立即散伙而单独召开会议。列宁主张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他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

党纲对工人阶级政党具有特殊意义：它决定党的本质、党的政治战略和策略。代表们一致决定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所写的并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提交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为党纲基础。这个草案的特点是具有彻底的革命性，明确表达了党的最终目的和最近任务以及工人阶级在反对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斗争中的领导作用，概括了俄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

但在讨论党纲时与会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在讨论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问题时，与会代表阿基莫夫认为，无产阶级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可能会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这个在今天看来已是明确的观点当时遭到普列汉诺夫的反驳。他说，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就是机会主义。普列汉诺夫说：“实际上，如果工人阶级的状况不断改善，如果越来越广大的群众现在也能得到这种改善，那么很自然，社会改良主义者便有一切可能和一切权利成为无产阶级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维护者，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则只好站到机会主义旗帜下去了。然而，不，阿基莫夫同志，我们不会站到那边去；越来越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状况不断相对恶化和绝对恶化的事实，在召唤着我们站到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之下。”

代表大会批驳了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贫困化的原理的做法。纲领中保持了下面这样一种提法：“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更容易使小生产者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赖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的而有时是绝对的恶化。”

阿基莫夫还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写进纲领。他反对的理由是：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并没有类似的要求。他说：“当我着手研究我们现在所分析的纲领草案时……我发现几乎每一条都偏离了所有其他的纲领，有时是明显的，有时是隐晦的。”但是，《火星报》纲领草案的特点就在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纲领性文献之后，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在这个纲领草案中明确地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列宁把阿基莫夫及其同伙的观点称为社会改良主义观点。“他们发表了已经被称为（被正确地称为）机会主义的见解。他们已经达到了‘推翻’贫困化理论、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步。”

在审查纲领的一般政治部分的过程中，讨论到民主原则（普选权、国会选举等）问题时，某些代表不顾革命斗争在某一阶段的具体阶级力量对比，想把这些原则绝对化。火星派代表指出，对待任何一项民主原则都应当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社会主义利益的角度出发。普列汉诺夫说，对于革命者来说，革命的成功是最高法则，如果为了革命的成功要求暂时限制某项民主原则的作用，比如普选权的作用，那么在这种限制面前停止下来就是犯罪。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就像上层阶级限制它的政治权利那样。”普列汉诺夫的讲话在代表中间引起强烈反响，赞赏的掌声和反对的嘘声交织在一起。列宁高度评价普列汉诺夫的发言。1918年同考茨基论战时，考茨基攻击布尔什维克，说他们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列宁指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那种所谓“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看作神圣的东西，并且举了普列汉诺夫1903年的发言为例子。

在讨论民族问题时，列宁提出了全体公民不分民族完全平等、承认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一切民族都拥有自决权的纲领性原则，发展了各民族工人联合成统一的阶级组织的原则。列宁所理解的民族自决是指有分离和建立独立国家的绝对权利。但是他强调，必须从阶级的立场、从国际主义的立场来解决民族问题，解决民族问题要服从无产阶级的任务。民族自决权——这首先是为反对一切民族压迫而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不一定在任何条件下都要求分离。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纲领条文。

在讨论列宁所写纲领中的土地部分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列宁的纲领包括下列要求：废除赎金和代役租，废除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律，把以赎金和代役租形式从农民手里勒索去的钱归还给农民，把1861年改革后从农民手里割去的并成为盘剥农民的手段的那部分土地归还给农民，成立农民委员会。不言而喻，实现这些要求就能够把农民从地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就能够消灭农奴制残余并保证农村阶级斗争有自由发展的条件。

列宁的土地纲领的实质，就是要在全体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起来反对农奴制残余、反对地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建立并巩固工人阶级和全体农民的联盟。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支持并促使全体农民为摆脱地主霸道和专制压迫而斗争。列宁是从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广阔前景来考察党的土地纲领的。他说：“我们相信，由于社会民主党现在为农民的利益进行了斗争，我们将来就会看到这样的事实：农民群众会习惯于把社会民主党看作他们的利益保护者。”

崩得分子、“经济派分子”等起来反对土地纲领。例如，马霍夫声明，土地纲领根本就不需要。他说：“如果说的是农民无产阶级，那我们可以拿出纲领总的部分；既然现在说的是农民的另一部分即非无产阶级部分，那我们就什么也不能给他们。所以，我建议将整个土地纲领全部否决。”马霍夫等人不承认农民的革命作用。他认为，无产阶级是唯一的革命阶级，“其余的阶级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他断言，农民革命即使发生，“那也不会是革命，而是反动”。他的观点受到大多数代表的反对。经济派分子马尔丁诺夫则批评纲领中关于“割地”的论点。他认为不能用归还农民割地的办法来纠正历史不公平现象。对此，列宁认为，把割地归还给农民这一要求的重大政治意义就在于，应当通过革命的方式来实现这个要求，由被压迫阶级来实现这一要求。列宁还指出，把割地归还给农民只是解决土地问题的第一步。在革命达到一定规模的情况下可以提出没收全部地主土地的要求。

土地纲领在代表大会上以多数票获得通过。

在做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后，在1票（阿基莫夫）弃权的情况下，全体代表通过了《火星报》的整个纲领。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普列汉诺夫在对纲领的讨论进行总结时说：“同志们，自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现在起有了自己的纲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通过的纲领为我们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同敌人进行斗争的牢固而可靠的武器。”

纲领确实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个重要文献，它回答了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所关心的问题，精辟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及其所固有的社会对抗，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纲领着重指出，资本主义本身造就了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人民的不满情绪将日益增长，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也会日益尖锐。随着技术的改进、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的集中、劳动的日益社会化，造成了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前提。纲领中说：无产阶级革命将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将有计划地去组织生产，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消灭任何形式的剥削。

纲领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特殊作用，即领导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阐明当前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把劳动群众的所有阶层都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启发他们准备进行伟大的斗争。

纲领（最低纲领）宣布，党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并代之以民主共和国，这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实现最高纲领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只有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广泛民主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提到高级阶段，才能保证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条件。因此纲领中要求实行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制，要求实行地方自治，要求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和结社完全自由，要求教会同国家分立、学校同教会分立，要求废除等级制，实行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宗教信仰、种族和民族一律平等。

此外，纲领还要求对法官实行选举，用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废除间接税，实行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纲领中还提出了旨在认真改善工人阶级和广大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经济状况的措施。

纲领完全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和原则，指出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是无产阶级专政，有了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在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这是唯一包含了无产阶级专政要求的纲领。

此后，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与纲领有密切关系的关于策略问题的各项决定。

列宁向代表大会提出了党章草案，其中规定了接纳党员的手续，应根据党组织完备的代表选举制的原则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决议要经过简单的多数，要实行地方组织在地方事务上的自治。党章草案的基础是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一切组织问题的方法。此外，党章草案根据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特殊条件（秘密状态），提出建立两个中央领导机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

在讨论党章第一条即关于党员资格的条文时，发生了严重分歧，列宁和马70尔托夫都提出了一个条文。列宁提出的党章草案指出，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列宁认为，只有那些能够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忘我斗争并在群众中进行经常不断的工作的人才能入党。马尔托夫提出的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协助党工作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马尔托夫说，党员称号散布得愈广愈好。

马尔托夫的条文是把党和阶级混为一谈，贬低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领导作用。马尔托夫的条文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他们想为“党的外围”知识分子敞开党的大门。比如，阿克雪里罗得说：“的确是这样。让我们拿一位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并声明了这一点的大学教授作例子。如果我们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虽然不能被直接吸收到组织中，但终究还是党员的那一部分人抛弃掉。”

列宁指出，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他进一步解释说，由真正的革命家组成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不坚定性和动摇性就愈少，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的影响就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绝对不能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队伍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普列汉诺夫拥护列宁的条文。

马尔托夫联合自己的拥护者，使代表大会通过了自己的条文，但是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派经过努力，使列宁提出的其他党章条款获得了通过。

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机关是党代表大会，在可能的情况下，代表大会至少每两年举行一次。党的总委员会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它的责任是使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活动协调一致。党章规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应该在思想上领导党，中央委员会则在实践上领导党。党章还规定了党中央机关同地方组织的关系以及党员的权利等内容。

在讨论民族组织问题时，由于几个火星派分子不同意代表大会意见而退出大会，列宁的火星派成了多数派。在这种力量分布的情况下，代表大会开始转入选举中央机关。

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获得了多数。代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的总委员会委员。总委员会由5人组成，由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各2名委员参加。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马尔托夫派被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列宁指出：“我们第一次摆脱了小组自由散漫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传统，把几十个极不相同的集团结合在一起，这些集团过去往往是彼此极端敌对……它们准备（在原则上准备）为了我们第一次实际创立起来的伟大整体——党而牺牲所有一切集团的特点和集团的独立性。”

代表大会的主要成果是在俄国建立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

代表大会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

代表大会结束后，这种组织上的分裂活动并未停止，代表大会之后，两个派别各自出版书刊反对他们不久前的战友。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在普列汉诺夫的帮助下控制了《火星报》编辑部，并在党的总委员会中得到2个位置，争取到了参加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4年）的代表权。在派别争论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党的建设问题，孟什维克认为，应该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榜样建设工人政党。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1903年，列宁不仅是布尔什维克公认的领袖，而且已经成为一个非凡的领袖人物。有许多回忆作品描述列宁的吸引力和非凡才能。不仅列宁的战友们这样写，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切尔诺夫、瓦连廷诺夫等同列宁有分歧的著名革命活动家也这样认为，波特列索夫就曾坦率地写道：“无论是普列汉诺夫，还是马尔托夫或其他什么人，都不具备列宁那种天生造就的对人的影响力，我甚至认为是统治能力。人们对普列汉诺夫是尊敬，对马尔托夫是热爱，只有把列宁看作唯一可以追随的、无可争议的领袖，因此在俄国条件下，只有列宁是一个非凡的人才，他有铁一般的意志、充沛的精力，他令人难以置信地相信运动，相信事业，也相信自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说：‘国家就是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列宁始终感觉到，党就是他，他身上集中了运动的意志。他也是据此而行动的。”

总的来看，列宁这时已经感觉到自己对孟什维克领袖的优势，他信心百倍地为实现自己的原则而斗争。

1904年是列宁及其拥护者最困难的年头之一。孟什维克在《火星报》编辑部内占据上风，因此在党的总委员会中也占据优势并严格限制列宁派的财权。由于同《火星报》的争吵，工作更难开展了。《火星报》发起了一场公开反对列宁的运动。普列汉诺夫在报上尖刻地说列宁搞“波拿巴主义”；马尔托夫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批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搞“戒严状态”。1904年春，两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在俄国被逮捕。到1904年夏，列宁在党中央和党总委员会中都成了少数派。由于害怕列宁的做法引起分裂，中央中的布尔什维克对列宁的支持越来越不坚决，比如，1904年年初，列宁就出版论战性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问题征求中央的意见，中央反对出版这本小册子。但是这部著作还是出版了，这引起中央多数人的不满。列宁提出召开党代表大会的主张也遭到中央的抵制。最后，1904年7月，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和孟什维克针对列宁搞了一次“政变”，他们通过特别宣言，禁止列宁代表中央讲话。

普列汉诺夫对列宁在党内处境的变化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普列汉诺夫在党内享有崇高威信，他倒向孟什维克一边使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列宁的变化。列宁评价普列汉诺夫时说，1903年夏他还是一名布尔什维克，秋天时他左右摇摆，到年底他就成了一名狂热的孟什维克分子。

1904年8月，列宁的拥护者聚集在日内瓦，要求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次由列宁发起的、在日内瓦举行的、共有22名布尔什维克出席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份《告全党书》，它成了布尔什维克为召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奋斗的纲领，会上选出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负责筹备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实际工作。此外，还创办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前进报》。

1905年4月，一些代表冲破重重阻力来到伦敦参加代表大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孟什维克代表没有参加会议，他们认为这次代表大会不合法。几乎在同一时间，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了全俄党的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就其实质和作用而言，日内瓦代表会议相当于孟什维克代表大会。于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个主要派别在同一时间各自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是组织上的彻底分裂，实际上出现了两个党——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党。

在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上，列宁的思想取得了胜利，列宁有关党章的第一条条文获得通过。领导机关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取消了党的总委员会，建立了统一的权威机关——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接受了列宁所有的理论和实践方针。此时第一次俄国革命已经开始，代表大会针对一系列策略问题做出了决议。

孟什维克代表会议也根据俄国已经开始革命的现实，通过许多策略决议并通过了新的组织章程，选举了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在实际活动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遵循的都是1903年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但是孟什维克中，除普列汉诺夫外，没有出现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分歧，在最初阶段更多表现为策略上的分歧。严格地讲，列宁派和马尔托夫派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

还有一种情况也值得注意，普列汉诺夫、列宁、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托洛茨基等活动家在国外流亡多年，第二国际各政党以及西欧生活的特点不可能不对他们的心理和他们对俄国现实的认识产生影响。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往往根据欧洲的情况思考问题，而列宁派更多的是根据俄国的生活方式思考问题。总体上讲，列宁对俄国的了解比他的政敌和思想上的反对派更深刻，所得出的结论和制定出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更符合俄国的传统和实际。这一点在1905～1907年革命和此后的事态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