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体会

房宁

各位同仁，十分荣幸，再一次有机会应邀来到民族所，跟同志们进行交流。刚才张书记已经介绍了，这次院里成立了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宣讲团，我也是成员之一。这次宣讲活动，中央有部署，有安排，这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文件，叫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提纲》，要求原原本本地讲，按照提纲的要求讲，不能自由地发挥。这个要求很严格，院里也进行了部署。我想在提纲基本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我的理解，有重点地谈谈体会。

想必大家都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其实各方都很关注。中央也首先要求对《决定》的精神、对它的重大意义进行宣讲。在我看来，这个决定的意义，从根本上讲，也是中央的精神，就是我们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后一个阶段的历程表，它的意义就这么重大。也就是说，这个《决定》（包括十六个部分、六十条、三百项措施）的内容落实之日，就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它的确是对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目前取得的成果、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做出了全面的部署。所以，它的意义是很重要的。

从多个国家的工业化、政治发展的历史看，我们现在虽然是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条道路也同样属于人类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整体进程的一部分。因此，它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道路有很多的共性。从共性来看，我们现在正处于全面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最后阶段，一般认为，还会有20年左右。中国经济从以往的超高速发展降了下来，但是也会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转变时期，这个会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里最终实现。因此，现在中央提出两个一百年：建党一百年、（新中国）建国一百年，我相信大概就会在这个区间实现，这是意义。

中央要求宣讲这个过程，这是集中了全党全民甚至全民族的智慧的，实际上也是政治决策的一个过程。我们国家重大的政策，或者叫作方针政策乃至法律，它的形成是一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进行交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国家的决策机制。拿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来说，跟任何一项重大的政策决定是一样的，一般要在各部门广泛地征求意见，这个《决定》依然是全面深化改革，所以我相信它几乎涵盖了党和政府以及地方的主要部门，我相信也包括统战的、民委系统的。

从内容上看，我觉得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非常全面。经济、政治、社会包括国防和外交都涉及了，但是最重要的当然是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总体上，我谈谈个人体会，我认为是经济求进、政治求稳，基本是形成一个态势。所谓的经济求进，就是我们现在处于工业化、城镇化最后的关键时期，要解决很多深层次的问题，而且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改革和发展。从政治上讲，政治和经济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经济的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最终实现工业化、城镇化，要有一个很好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要创建一个好的政治的、社会的、国际的环境，就必须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体制和策略。也就是说政治建设需要一个好的策略，包括外交。这些在《决定》中都做出了全面的部署。我主要从经济、政治两个方面，结合这个内容谈谈体会。

首先是经济方面。经济方面确实力度很大、很全面，还是那两个词：全面、深化。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比较形而上的，就是作为总体的方针，或者某种程度上理论性的阐述。这个阐述和政策是直接相关的，因为名正言顺嘛，理论上没有定位、没有突破，政策就不能够实行。所以，它首先还是要讲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就成了一个政策的闸口，以后的政策就可以这样去定、可以这样去做。然后就是一些重大的政策。

我觉得从理论上讲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对市场经济作用的再定义、再定位，就是说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是以前没有说过的。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我们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间经历了很多的探索和过程，理论上的概括既是反映实践步伐的，也是不断地调整的。过去叫商品经济，后来叫市场经济，然后是计划的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现在把市场经济定义为市场是起决定作用的，原来我们讲是基础作用，这个是重大的步伐。

作为理论工作者，我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和同志们交心、交流。有人说，过去我们讲基础作用，怎么现在变成决定作用了呢？越走越远呢？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还是通过实践来观察这种说法背后究竟是怎么样具体实施的。通俗地说就是想法、做法、说法，三法有联系也有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背后实际的做法是什么？说法背后的想法是什么？我们还要进一步观察。

我谈谈自己在方法论上的体会。我这个年龄和有的同志年龄相仿，比一些老前辈年轻，比有的年轻同志大一点，也是从改革开放过来的。我觉得我自己有个变化，不知道对不对。我过去看问题，我自己概括，叫作性质论。看一个问题，总是问，这是什么？区别在哪儿？是这么看问题的，当然这是需要的。比如这是市场经济，这是计划经济，这是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这是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这是改革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那是美国。当然，我觉得现在也还会这么看，也不是不这么看了，那就回到朦胧混沌的世界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现在看问题更多的不总是这么看了，就是说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好像不占很重要的位置了。我现在注意一个问题，我把它概括成阶段论。就是说，这个事情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非常注意阶段之间的区别。就是说，看来很多的事情，过去我们可能说这个是啥，这不是社会主义，那是资本主义，这不是什么，那不是什么，有些是这样，有些不是这样。有些是阶段问题，你没有见过这种事情，没有经历过的这种事情，可能是阶段没到，到了这个阶段也会遇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看法。就是说不能太多地用教条，或者被既有的观念束缚。进一步来讲，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阶段的问题呢？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因素可以考虑。

第一，可能你过去对问题的看法不够深入。比如，你过去对社会主义有个看法，对资本主义有个看法，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你原来认识的那个资本主义，有的可能是对的，有的可能是不对的，有的未必就是所谓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有些是，有些不是。你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是一样，原来的社会主义还要改革吗？社会主义还要探索吗？还要发展吗？它自身也是变化的，原来你说这是社会主义，那不是社会主义，有些对，有些未必对。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对问题的看法还是要从实际出发，再加上要与时俱进；还是要尊重实践，看实践中它是怎么走的。我们不是从教条出发，这个东西一旦形成了认识，甚至实践中一旦被证实的东西，就不变了，不见得。

第二，我觉得阶段性可能还体现一个主、客观。毕竟人类社会和客观世界还是有点区别的，也就是说有主观性和所谓的能动性。这个能动性也包括了我们对于经济，对于社会的管理、治理和驾驭。那就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上来。比如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究竟起什么作用？过去我们说起基础性的作用，现在我们说起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基础作用、决定作用并不完全是客观的东西，某种程度上也是主观的，与你的调控能力、驾驭能力有关。过去，为什么说是基础作用？因为我们都知道市场是有缺陷的，如所谓的市场失灵。既然有市场失灵，就有一个所谓的不到位的问题，就有救济的问题。还有市场带来了问题，你要对它进行调节。人们对市场的消极的或者不作为的方面进行制度的救济。这就有一个能力问题了，你对这个规律、对这个市场认识的水平和驾驭的能力究竟怎么样？我们可以这样来假设，当你的能力、认识水平低，调控能力差，救济不足的时候，可能一定程度上要限制这个市场的作用范围。当你对它的认识提高了，驾驭能力提高了，救济充分了，你就可以更大范围地放开。所以，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是不是这样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观察。

再一个就是混合经济。以前混合经济在学术界谈得很多，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在中央的正式文件里提出来了，这是一个重大的描述性的改变。当然我们现在两种说法是并行的，比如公有制为主体，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放弃，事实上现在也还是公有制为主体。当然怎么理解公有制为主体是有不同的标准的，但是我们这个说法还存在。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依然如故，甚至还有所加强，但是我们现在又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混合经济。我觉得混合经济的问题，意味着可能是更多的经济领域的开放。大家知道，现在的经济发展的速度、水平确实是很高的；同时，各种成分的经济，包括私营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迅速的，因此，现在确实要有一个整体的经济布局，市场的开放变得非常突出了。因为在实际政策当中，公有制为主体意味着大量的领域是其他所有制不能介入的。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民经济遇到了很大的瓶颈，就是大量的资金没地方去投放，这实际上是一个政策背景。所以，大家注意到这几年，包括城市的房价，各种轮番的炒作，各种投机性的活动；金融领域的不稳定性包括大量的内资外溢，都说明我们大量的投资没有地方去，没有很好的投资领域。这造成了现有经济秩序的不稳定甚至混乱；同时，又造成了浪费，影响了整个发展的速度和品质。现在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了，大量的资本闲置，或者变成了一种游资、一种炒作。我相信混合经济的说法为未来更多的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闸口。

经济的方方面面非常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主要讲一个问题，和同志们的专业可能更紧密一点，就是所谓新土改的问题。正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我到境外去调研，我发现境外，特别是华人的媒体，非常准确地预测了三中全会的经济政策，他们通栏的标题叫“新土改”，实际上就是土地流转的问题。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决定》是工业化、城镇化最后阶段的历程表，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阶段，最突出的问题、最艰难的问题也是意义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农村土地的流转问题，就是集体所有制的问题。当然，改革永无止境，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将来还会改革，但是这样一种体制转换性的改革就结束了。所以，我后面会讲到政治问题，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一样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一种体制转到另一种体制，真可谓是转型，也就是说从计划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改革完全是一种性质上的区别。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就不一样了，政治体制改革是原有体制的发展、改进、完善，而不是从一种体制转到另一种体制。这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经济体制，我说的最后阶段，就是这种转型最终完成了，将来的改革可以被称为完善性的改革了，就不是这种结构性的变动了。

这个结构性的变动现在最突出的，就是所谓国外概括的新土改这个问题，也就是三中全会里讲的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我说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从农村开始的。但是从1979年到1984年，农村的改革基本结束了，改革就转入城市，城市的全面改革是从1984年开始的。前5年农村改革的成绩斐然，但是从那以后，中国的改革、发展主要是在城市，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主要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特别是工业化，农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变革了，所以，当时“三农”问题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日益突出。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现在看来要回到农村。这就圆满了，就完整了。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同志可能比我专业，比我懂，我只是谈谈我的理解，因为我这几年调研也很多，而且同国际上也做了一些比较，我确实也意识到问题了。过去，工业化、城镇化在我们脑子里是个概念，现在看来确实是一个相互的过程。

首先是工业化，从社会学上讲，社会流动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低的社会身份流向高的社会身份，也带动着身份的转变，包括地域的流动。对我国来说，从中西部向东南沿海集中，这就是社会的流动。这带来了一系列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组，也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但是现在农村这个问题日益突出了，因为中国是个大国，最重要的是解决现代化的问题。所谓的现代化，最实际的经济内容，一个是工业化，一个是城镇化。从工业化来讲，就是农业本身，也就是农业问题。因为如果农业不能够进入工业化，也就是农业如果仍然停在原来的生产方式上，那工业化也是不能完成的，因为我们所谓的工业化国家，它的农业是叫设施农业，是现代化的高效农业。农业现代化要解决传统农业的问题。

其次是城镇化，我们现在更熟悉了，就是农民工的问题。对我国来说，就是社会保障的问题。现在有人讲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个最表面的东西。户籍制度一天就改了，实际上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的人口，最根本的问题是身份上的距离，说白了就是经济发展水平下的一个社会身份的问题、社会保障的问题。在重庆调研时，当时的市委书记认为城镇化是“五件衣服”，农民穿上五件“衣服”，实际上就是五个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住房、就业、上学、退休养老，这叫五件“衣服”，实际上不止五件衣服，五件“衣服”可能是主要的。我们在云南开远市做了一个调研，是28件“衣服”。在开远这个地方，一个农民和一个城里人的差别，包括经济、社会、政治，主要是经济。比如一个复员退伍军人，如果是农民，他就要回到农村，没有人给他找工作；城里人就能得到安排，这就是差别。如果消灭这个差别的话，你就得给这个农民找工作，他就变成城里人了，所以不是户籍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开远调查的结论是28件“衣服”，在北京这个地方，我相信开远那28件“衣服”，北京都有，但是北京肯定还得多几件。首先汽车摇号就多一件了，不符合纳税要求的外地人不能摇号。买房，也是（一件“衣服”）。开远农民也可以到城里买房，这件“衣服”已经给他穿上了，差别已经勾销了。

所以，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真的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现在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了，根据社会学的统计，我们的城市人口2013年占到总人口的52%了，是很伟大的成就了。1978年是多少呢？28%，因为那个时候是和户籍吻合的。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户籍这一说，就是按照常住地，如果我们按照户口，现在不到40%，按照世界统一的常住地的标准的话，我们现在是52%了。

你想想35年的改革，为什么说最后这二三十年，根据我们对各国的研究，这当然也是个学术问题，工业化、城镇化，包括政治发展转型的指标在哪？关键点在哪儿？量变到质变的关键点在哪儿？世界各国所谓实现民主化，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它的转折点在哪儿？我现在领导的课题组在研究探讨国际经验，他们一般用人均GDP，这个现在看来是一个很初级的指标，实际上是不太可取的。为什么？第一，各国结构不一样，经济规模不一样，用人均GDP很难衡量不同的发展水平。第二，没有解释，不是一个结构。我们现在更倾向于城市化率。我认为70%是关键，一旦达到70%的城市化率，应该说这个国家就进入了所谓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这是一个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因为城市化率绝对是反映某种经济发展，除非是特小的国家，像新加坡本身就是城市，一般的成规模的国家，城市化率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民身份的转变、社会流动的转变，所以更接近于以经济和政治来衡量社会的发展。如果按照70%这个指标的话，当然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是不是和别的国家经验相同，这个再说。但是假定是70%，那我们现在还有20%。前面用了30多年，完成了20%多。后面至少还要20年才能够接近70%，那时候是差不多了。问题在于，这个问题现在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了，更多的是社会保障的问题了。所以，我说这个话，其实同志们基本就明白了，就是农村改革的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在地方上，基层政府现在主要在干吗？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要确权。可以看出，党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主观的，不是中央提出来的，实际上是实践的，甚至是对实践中正确的实验、探索的认可。这就是咱们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尊重实践，从实际出发。实际上，基层大量的已经在这样做了，就是四权流转。他们首先要确权，土地、耕地、承包地，然后是宅基地，田、宅、林、水，水就是水利，这四权都在确权，为什么要确权，这是为流转做准备，或者就是在流转了。所以，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变革，20年以后，我相信这个问题会最终得到解决，也就是“三农”问题没有了，因为传统的农业没有了，传统的农民也没了，传统的农村也没了。中国所谓的农耕社会，我们称之为一个伟大的时代，就在这个时候了。因为农业要真正地实现现代化，就是发展高效、设施化的农业。说白了，就是像工厂生产工业产品那样生产农业产品，就是这样的过程。但是靠传统的农民，甚至靠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必须是公司化的，就是由大的农业公司从金融、市场、营销、物流，最后到科学实验、生产的组织，所有的环节是一体化的，这才是现代农业。所以必须解决土地的流转问题，必须用现代化的农业公司来进行农业的生产经营。

接着一个问题是农民流转出来了，一旦离开他那个土地，他干吗去？如果要划个线的话，基本上以45岁为界，45岁以前还可以转行，农民可以变成城里人，45岁以后的农民就不太可能了。因此必须给整个农民社会一个转型。现在的宅基地是关键。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流转。很简单，你有钱了，你到农村，他把宅基地，或者对半分，或者统一解决。甚至到城里买套保障房，住一套，租一套，农民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关键是产权问题，如果流转起来，会大面积地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但是，这问题极其复杂，这不是小产权房的问题吗？所以，三中全会《决定》刚一公布，我注意到了，北京已经开始拆小产权房。当然，我相信可能是占了耕地了，那肯定不行。我们规定得很清楚，不能改变用途。这个18亿亩耕地的红线，在没有农业技术、没有取得革命性的重大突破之前，这18亿亩，一亩不能少。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极其复杂，山里怎么办？边远地区怎么办？没有那种价值的地方怎么办？这个问题必须非常谨慎，如果做不好，就不如不做，会引起严重的问题。现在大家争论很多，方向是没错的，但是做法要非常谨慎，政策需要统一，而且需要连贯，也才真正能够带来双赢和多赢的结局。

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实际也就解决了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的问题。我相信在未来20年，最多30年，这个问题会得到解决，很多问题会随着发展、随着时间淹没了，所以说这是最后的历程。你想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什么问题？就没有什么根本性的问题了。目前这还是个巨大的挑战，还有20%左右人口的工业化、城镇化的问题，未来我们会看到这场历史性的变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的部分，确实也很重要，有的人普遍预期高了点。但是，我还是比较认可这个力度的，我觉得还是有力度的。同时，从整个人类的工业化来讲，从普遍的规律、成功的经验来看，所有工业化成功的国家，特别是后发达国家，一定是经济求进、政治求稳，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关于政治，这次实际上有三个亮点：第一个还是协商民主的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中国政治改革、政治民主建设的一个基本策略，这是十八大提出来的，三中全会又进一步细化强调的。第二个就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权力的制衡与监督，这一点特别突出，它把权力制约与监督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它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是提出了一个国家治理的概念，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想简单地把这三点讲讲。

协商民主不用多说了。把民主分成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很大程度上还真是中国人的说法，我没怎么看到西方有这么明确说的。一般讲，民主是按要素来分的，比如议会的民主。这是谁分的？江泽民在2000年的时候是这么分的。他说我们这个民主有两种主要的方式，一种是人民选举，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一种是政治协商。从那时开始，到十八大，到《决定》，以协商民主为主，这是什么意思呢？有很深的意思。十六大讲的“三统一”，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统一”。我们也找了一个词，政治学有个专门的术语叫政治沟通，有三种语言，政治语言、学术语言、生活语言。这个《决定》是政治语言，政治语言有三大特点：第一有惯性，第二有弹性，第三是有暗示性，或者叫启发性。什么意思呢？你看所有的文件，从历史一路走来必须要有根据的，就是说一定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改革开放这么大的变化，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区别这么大，但是你看邓小平和毛泽东他们说的话，让西方人看差不多。所以，西方政治学有一个方法论，一个研究中国的政治，叫“文本学”。他天天看你的字缝，哲学讲的是语言哲学，但是这些话实际上是需要解释的，也就是它本身有很大的弹性。不能是只有一个说法，必须是有很多的弹性，可以解释这么说也对，那么说也对。不像学者说话，语不惊人誓不休，生怕说得不言之凿凿。但是所有的政治文件必须有弹性，不能一下子掉地下了，对人民不负责任。美国也是，奥巴马说的话，什么意思啊，怎么说的，怎么听不懂啊，不是英语听不懂，英语听得懂你也听不懂。他这话怎么都对，谁听着都舒服，实际上他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听着舒服，这是弹性。还有暗示性，话不能说到头。比如刚才我讲的，什么基础作用，什么决定作用，什么混合经济，背后的做法是不能直接告诉你的，需要你自己去体会。再就是启发式教学，就像学校教书的时候，一半在我，一半在你。你说我这话是这个意思，那不是我说的，是你说的，那是你理解的。我要让你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的话引导你，但是这话是你得出的结论，我还有我的解释。

所有的政治语言都是这样的，法律也具有这个特点，当然法律要更加确实一点，不能太空。所以，我们要有学术语言，学术就是科学工具，你要具体地描述、刻画事实。它是什么？因果关系是什么？这是学术语言。协商民主为主，这是政治语言，学术语言呢？按我的说法就是保障权利、集中权力；保障人民的权利，集中国家的权力。所谓保障人民的权利，就是市场开放；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最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让一拨人先富裕起来了，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分配。政治是什么？政治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是社会利益的总开关。你整个改变了中国的利益格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这难道不是政治吗？所以邓小平一句话，大家听不懂，那就是政治语言，叫“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我们搞政治学的人，懂不了这句话。

所以，中国最大的民主、最大的政治，实际上就是给人们权利、自由，当然主要是经济社会权利和经济社会的自由，特别是经济的自由。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调动了积极性。中国为什么改革开放？习近平在浙江当书记的时候，曾说“无中生有，莫名其妙，点石成金”。按经济学的术语就是各种要素都不具备的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反而是脱颖而出，反而是后来居上。道理当然是莫名其妙，妙处何在？就是给人民权利，经济学叫“形成预期”。所有的国家无非如此，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这样的，把一个以世袭为主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以个人受教育，或者以个人成就为主的社会，这就是价值的改变。中国也是一样，从“文化大革命”后期以家庭出身和个人政治态度为主的决定地位，变成了现在以受教育和个人成就为主的决定地位。当然也有官二代、富二代，以后是代际传播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一打开，改革开放的洪流就打开了。

但是另一方面，集中国家的权力，就是邓小平讲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实际上就办四件事，我们概括成学术语言，即战略性发展：第一，提供规划，这是市场做不到的。第二，提供初始资金，这是最重要的。像韩国搞新村建设，国家提供资金，包括引进外资等种种手段。第三就是基础设施，说白了就是开发区，全世界搞工业化，最大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开发区，谁搞得最好，中国搞得最好。有什么例子？就是深圳。深圳从改革开放前那么一个渔村，到今天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这恐怕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甚至是绝后的，而且还搞得不错。最后是软环境，法治、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还有党的建设。为什么义乌搞得好，就是党建搞得好，干部好，才能好，因为现在毕竟是以人的作用为主的时代。将来我们希望有一天，都自动驾驶了，那才好呢，有了一个法律，这个社会就好了，不用人管了。但是这个很遥远。现在的关键还取决于干部，所以邓小平说，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

再说一句深的话，那就是不开放选举，还有这个含义在里头。这个话不明说了。实际上，各国的经验也是如此，为什么？我就说是生产性激励和分配性激励。中国为什么不能开放选举？其实，不是说素质差，不是这么回事，什么叫素质差？中国人素质一点也不差，比很多国家都高，比选了几十年的国家都高，不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金钱政治，你们到基层去看，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中国现在基层的社会结构在发生变化，权力结构在发生变化。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共治成为我们搞政治学、研究中国政治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了。湖南衡阳的选举，让人大吃一惊，因为我们一直在东南沿海做研究。现在中国的村委会的选举是竞争性的，但是这不是政权，那是村民自治组织的选举。什么叫竞争选举？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大代表，我说的人大代表是县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已经是竞争性选举了。衡阳大面积的贿选就是一个表征。你到东南沿海看，代表分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我们党政干部，一般占到33%，这个在浙江叫放选代表，福建叫即选代表，剩下的代表就是竞选代表了，这些人基本都是老板，可以说基本上都是。这个选举完全是竞争性的，根据我们的研究，东南沿海地区，主要是珠三角、长三角，大概在有竞争的情况下，县级市的人大代表大概要花500万元。这个选举就是充分的竞争，而且是“两党制”，特别有意思。一个席位一定是两个人争，不会是三个人争。村委会选举已经产生了竞争性了。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政治体制有一个说法叫结构，这是一个专业的认识。就是说宪政体制，权力结构、社会结构，或者叫利益结构，就是一个政治体制。我们一般看都是法律、机构，这叫宪政体制。在这个体制之下，有一个权力的结构，就是实际的利益分配的权力是按照什么样的结构组织起来的？什么样的机构、个人、组织和按照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运行的？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政治体制是由三个层次的结构组成的。

政治体制就是《宪法》法律机构，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在这个体制之下有一个权力的结构，这个权力是掌握在谁手里，这些人是怎么产生的，他们是按照什么规则运行的、怎么运转的？权力结构和宪政体制是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不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就是利益结构。现在这个变化在哪儿呢？就在利益结构。我们一直称之为社会结构、社会阶层。这个利益结构现在影响到我们的权力结构，不光是中央，地方也是一样的，一个县也是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这是方法论的切割。也就是说它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为什么？最简单的一句话，副县长的选举是人大代表差额选举产生的，这就是后台，这就是权力结构，这是你表面看不到的东西。这时候你再和共产党的官员见面的时候，你再托他办点事的时候，他可就不能装糊涂了，他装糊涂也可以，到时候我也装糊涂，你别忘了，到时候人大还要做报告，还要审议呢，人民代表还要监督呢。这个权力监督和制约，我们党都承认了。将来这些人谁审议你，人大代表审议你，给你打分。别说打分了，口碑就受不了，而且这些人是有集体的。所以在工业化时期，不是说不能民主选举，不是说选举不是民主手段，是的，而且是民主的重要手段。但是为什么在现阶段，我们一定要以协商民主为主而不能以选举民主为主？其实这是世界各国的经验，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一选就乱，为什么亚洲很多国家，早年发展得还可以，比如菲律宾1960年的时候，人均国民收入仅次于日本，亚洲第二，现在腐败、混乱、落后，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国家要在这个阶段采取这么一个策略是非常重要的。你说中国将来有没有选举那一天啊，有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以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并重，我相信会有的。这有根据，小平同志讲了这个话了，我算了算，大概是两个一百年的第二个一百年。我完全根据小平同志的推断，他老人家当时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根据我们的研究我发现，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城市化率一定是达到或者超过70%了，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完成了，那个时候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了。我们观察西方发达国家，你要说一选举就乱，为什么发达国家选举不乱呢？美国人为什么要向中国推行它的民主，中国人的经验，中国人的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美国不搞的，让我们中国人搞，这不是害我吗？美国人自己搞这一套，让中国人搞，而且还不遗余力地搞，其实就是个阶段性。我们现在确实不能搞，你现在能搞，我们不能搞。你为什么能搞？美国2000年选举的时候，布什和戈尔差了几千票，最后从选票来讲，戈尔还多了一些，结果布什选上了，但是没有什么大的社会风潮，那要在发展中国家，还了得。泰国，选上了都不算，选上了都给你瘫痪了，楞要你下台，说不行了我再选，不能再选，你就下台，咱不选举了，最后黄衫军把军队围困，这是城市中产阶级要军人出来政变，怎么理解？美国的教科书上从来没写过这个，这就是问题，这就是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新兴集团和传统老集团的斗争，他信代表新兴产业集团，国王和军队是传统产业集团，他们在斗。为什么？就是泰国的城市化率现在才40%，没有中国高，所以斗争极其尖锐。但是目前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70%以上的城市化率、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以后，它会稳定，会把政治和生活适度分开，在保守意识形成一股稳定的力量、民粹主义不能够主导这个社会的时候，选举的正能量就发挥出来了，不像发展中国家，一选就乱，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最后我总结一下，一个是权力制衡，这个是过去没有过的，也是江泽民提出来的。以前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这个问题包含在哪个话语里呢，用什么概括和反映这个问题呢？民主集中制。所谓民主，就是分散，我们有不同的机构。在国家制度、机构层面上的民主，有人民代表大会，有政协，也有党委，也有政府，也有监督机构，这就是制约。但是，现在我们党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们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战略。你必须承认，我们这个体制是比较集中的，我们要集中国家权力，保障人民权利。这个权力是相对集中，相对稳定的。

我们经过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改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做到理想中的能上能下，能进能出，革命工作都是一样的，只是分工不同，我们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权力的制约问题，我们第一次承认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带有历史性的、理论性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说得那么清楚，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强调，我们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叫作“三统一，四制度，五不搞”，基本上可以从各个角度概括，正反两方面来概括这个制度。

我们的“五不搞”里就有不搞三权分立，邓小平一再强调了。但是现在看，光有监督是不够的，监督是什么？监督是体制外的监督，结构外的监督，相互的监督。但是大家一直有一个问题，你这个监督只能是操守的监督。所以现在你看中央的“八项规定”，让群众监督，这个好监督。为什么呢？八项规定是你的操守，什么比较难呢？是你的政策不好监督，这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你说一个外行、一个老百姓怎么监督政府呢？监督是内部人相互监督，制约是相互监督。但是得有一个前提，就是权力要进行适当的分解，而分解不能分解到西方那个地步。

西方的确是三个“政府”。你看现在美国，它真正分歧了以后，非常混乱，集中体制不奏效，它是不工作的。所以民主不是最好的，但是可以避免最坏的，它现在就是最坏的，因为它做不出任何决定，那就是个问题啊，你哪怕做个坏的决定，也让大家认识认识这是个坏的决定，以后我们照好的干，走弯路也是走路啊。它现在是拖，拖到什么时候，就不知道了。当然不那么严重啊，就是说这个性质已经出现了，它就是达不成协议。我们去美国调研，美国的上层、高层，痛心疾首，但是没办法，党派斗争，骂别人。其实你也一样，人家也骂你呢，因为咱们去了都听啊，民主党也见了，共和党也见了，他们都说得特有道理。我觉得他们说的都对，但是都没用，这个体制不好，没办法，沟通不了，做不出决定。所以，这个问题呢，不能到那个程度，但是完全是一人说了算，或者一旦做了决定，没法调整，也不行。

现在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怎么做？我觉得这个路还很远。当然这也是我们政治学者应该努力的。现在我们提出什么呢？叫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要分开。应该说这三权本身不太一样，分了以后能相互制约，因为分权的目的不是分权而是在于制约。本身这几个权就是不同的领域，他决策了，不去执行，无非是换一帮人去执行。但是，你说决策和执行，这东西能形成制约吗？好像还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几个权力怎么监督？怎么制约？当然现在有一条。纪委将来应该是人大和纪委这两个权力，相对的要强化一些，我觉得是可以的，现在有这个趋向。

再说说治理体系，我觉得治理体系是一个细化的。现在政治学界的人，有的也很兴奋，说是从西方引进的概念。这不乱讲嘛，我们党早讲了治国理政，另外自打有了国家，自打有了政治，尤其是中国，治理是历朝历代都有这个问题，怎么成了西方的理论了呢？他们说概念上也分统治、管理、治理，这是三个阶段。莫名其妙，治理就没有统治？管理就没有治理？美国现在是治理，他们说这是从美国来的，叫善治，不是恶治。那美国没有恶治啊？斯诺登怎么回事啊？美国没统治啊？它这么大规模地监督它的人民，它不是统治吗？按他们所说的，是同意的治理就叫善治，它经过谁同意了？这种说法是根本不对的，自相矛盾，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很幼稚。现在咱们不是老讲“四个自信”嘛？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现在已经形成，大的框架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近。你看这些话是在铺陈什么呢？就是铺陈我们的基本制度已经形成了。

一个单位也好，一个家庭也好，个人也好，基本路子已经有了，基本制度已经形成了，那么你下一步做什么呢？就是一个落实，就是一个精细化、管理的问题了，就是要把它全面地体制化、机制化，然后把它很好地运行起来，落实下去。这个其实就最符合治理的味道了，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中央不讲那么大的话，也反映了它的执政理念、执政风格。所以，底下干部讲的话，就叫大话好说，小事难做。也就是说，一个制度的建立还是相对容易的，真正落实甚至最后转化为全民自觉的行动，也就是说文化，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很艰巨的，需要锲而不舍、常抓不懈。

所以，我觉得中央这一代领导人有这种风格，从小事抓起，但是一抓到底，有这种思想、理念。所以治理这个概念，我相信也和他们的执政理念、风格有一定的关系。他们不讲那么多大话，这概念那概念的，不太说，但是他们希望能把说的做到，能够落实，体现在社会实践当中、生活当中。我是这么来理解这个治理的，不一定对啊，和同志们进行交流。今天耽误大家两个小时的时间，非常感谢！

主持人：同志们，刚才房宁所长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生动、内容非常丰富的三中全会精神的辅导报告，非常有特点。他刚才说了，中央有一个宣讲提纲，房所长并没有按照提纲照本宣科，但是基本精神是非常符合宣传提纲要求的。同时也围绕着大家特别关注的重点问题，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经济建设方面的重点问题，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些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非常专业性的阐释。应该说对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我相信大家听完这个报告以后，结合我们的研究领域，对进一步深刻领会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会有非常好的启发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