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三十年学术争鸣

过去30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争鸣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十一个议题展开。第一个方面涉及中国如何认识外部世界。在这方面一共涌现出六个比较集中的争鸣议题，即时代主题、国际主要矛盾、国际格局、中国实力与身份、中国外交目标、中国外交原则。第二个方面涉及中国如何定位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在这方面有三个争鸣议题，即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国如何参与全球化。第三个方面涉及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在这方面主要围绕两个议题展开，即如何构建“中国学派”，以及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国际关系学术争鸣的主要特征有三个。第一，多数学术争鸣有明显的为政策服务倾向，但学理色彩在逐步加强。上述十一个争鸣议题中，与政策直接相关的议题有九个，与政策间接相关的议题有两个。这说明，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进步的主要动力仍然来自现实的对外政策问题。另外，学者在争鸣中所采用的话语正在逐步由政策话语主导向学术话语主导转变。这既得益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大量引进与普及，也得益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自主意识的增强。就前者而言，国家利益、国家社会、全球化、崛起等学术概念的引进大大丰富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体系，并使旧有的话语体系迅速向国际标准话语看齐。就后者而言，中国学界在有意拉开自身与官方的距离，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反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该提法太接近官方意识形态，不利于独立的学科建设。进入21世纪，各类争鸣越来越形成自己独立于官方话语的学术话语体系，但客观上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政策圈与学术圈的距离在不断拉大。

第二，中国学者的自主意识和本土意识比较强烈。在过去30年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自主意识一直非常强烈，即便像秦亚青、阎学通这样在美国受过标准学术训练的人，尽管他们主张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但同时也在积极推动具有本土色彩的国际关系理论甚至学派的建立，这是上述学术争鸣的一个重大特征。另外，尽管西学东渐的影响非常强烈，但是中国学者并没有完全抛弃一些独具特色的中式话语。比如，时代主题和国际格局，这两个专业名词完全是中国式的概念，其中还包含着一些马克思主义色彩。这两个名词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观察现实世界和理解现实问题的基本思维框架。

第三，争鸣的议题受时代发展的影响较大。随着时代的发展，个别曾经激烈争论的议题到现在已成陈年旧事，比如关于国际主要矛盾的争鸣就是如此。而多数议题则随时代的脉搏而波动。有的议题（国家利益）在一段时间的争论后取得基本共识；有的议题（时代主题）开始有共识，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开展争论；有的正在争论（中国如何参与全球化）。在上述十一个争鸣议题中，可能有两个议题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争论不休的。一是关于国际格局的争鸣。现在的国际格局及其变化趋势这个议题将会长期持续下去，而且关于它的争论还与中国的身份、外交目标、外交原则等议题的争论具有高度关联性。二是关于“中国学派”的争鸣。近年来，中国学者的本土意识急速上升，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派的呼声越来越高。与以前“有人呼吁但缺乏成果”的状态相比，今天的学界已经开始涌现出一些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比如，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在最新专著中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这标志着“清华学派”的初步形成。任晓、苏长和等一批上海学者正在努力以“共生”为核心概念构建“上海学派”。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这些原创性成果的出现未来将使关于构建“中国学派”的讨论更加热烈。

上述争鸣的进步性在于它促使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共同体逐渐形成，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学术队伍。这一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21世纪头十年逐步加强。目前，一个规模比较庞大的专业性学术队伍正在形成，并且他们之间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共同话语和共同规则。另外，它促使中国学者的方法论意识不断增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大规模翻译和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到2005年前后，中国的中青年学者基本上能对西方主流理论耳熟能详。但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传统式的，缺乏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训练。自2003年以来，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开始面向全国青年学者开设“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培训班，这个普及性的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初步方法论意识的博士生和青年学者。随后学界关于研究方法的争鸣使中青年学者进一步明确了方法论的作用，使其研究的学术性与可靠性有所提高。

然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仍然缺乏健康的学术争鸣氛围和习惯。首先，中国学界存在严重的“偏好伪装”问题，在很多重大议题上的辩论很不充分。中国学界目前还没有形成“对事不对人”的争鸣风气，学者们总体上还是不愿意批评别人，也不愿意接受批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很多会议综述中，都只有观点，而没有留下这种观点的持有者是谁。虽然从这些会议综述中明显可以看出有不同观点的交锋，但都隐去了名字，恐怕就是为了避免当事人的直接对立。所以，本书的出版也是希望能倡导一种健康的学术批评氛围，因为一个缺乏严肃批评的学科是难以改变落后局面的。

其次，有些争鸣缺乏实证方法的支持。很多时候，一些学术争鸣会出现大而化之的现象，各方提出的一些问题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导致这些争鸣总是非常容易上升到哲学层面。而本书的两位作者均认为，国际关系是一门“形而下”的学科，面对的是实际问题，需要讨论的也是实际问题，而哲学层面的泛泛讨论无助于我们解决实际问题。

最后，个别议题的争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话语的干扰和影响。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争鸣氛围受制于政治环境。没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就不容易形成热烈的争鸣氛围。但很多时候，中国学者自己主动制造一些不利于学术争鸣的环境。比如，少数学者喜欢拿政治话语来压人，特别是喜欢用领导人的讲话以及党和政府的文件作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从而试图获得一种“政治上的正确性”。这种方式其实不利于学术争鸣和知识进步。

总体而言，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在争鸣中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但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还有一段距离，中国的学术研究离美国学派林立的局面还有很大的距离。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它的开放性、活跃性和批判性，这种批判性不是隔靴掻痒、蜻蜓点水式的，而是激烈的、对抗的。小范围的、短时间的辩鸣和大规模的、长时间的论战充斥着理论成长的每一个阶段，甚至不少争鸣都是跨越国界的。学派的形成和健康学术争鸣格局的确立对于理论创新是不可缺少的。在学术探索过程中，没有彻底和永久的权威，学术的创造是挑战权力和权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