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研究基础

第一节 基础理论

（一）内生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经济增长理论也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不同阶段。在古典经济学中，Smith（1776）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Malthus（1978）则认为由于居民收入水平超过均衡水平时会出现死亡率下降和生育率上升的状况，从而长期来看每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都将处于一个静态的均衡水平，并不会出现长期的经济增长；Richardo（1817）认为由于土地、资本和劳动等要素存在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因此长期的经济增长将是不存在的。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始探索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Schumpter（1934）认为经济增长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是对旧的生产方式的摒弃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应用，主要包括引进新产品、应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的供应来源和企业的新组织等；Harrod（1939）和Domar（1946）则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不同于Harrod－Domar模型，Swan（1956）和Solow（1956）认为生产要素是可以充分替代的，并基于此来进一步探讨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在缺乏技术进步时，长期的经济增长也将是不存在的，也即长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Cass（1965）和Koopmans（1965）将Ramesy（1928）提出的代际交叠思路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内生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储蓄率，但是在满足稻田条件（Inada,1964）的前提下，Ramesy－Cass－Koopmans模型依然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长期的经济增长仍然依赖于外生的技术进步；Arrow（1962）认为技术进步是资本积累的产物，并将技术进步看作经济系统内部的内生变量，提出了“干中学”模型，但是当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率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也即当不存在人口增长时，技术进步也将停止不前，从而也得不到长期经济增长的证据。至此，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没有找到经济长期增长的源头，并且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种种弊端已经愈发凸显，因此Romer（1986）、Lucas（1988）和Rebelo（1991）通过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化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来寻找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

在Arrow（1962）提出的“干中学”模型的基础上，Romer（1986）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来克服“干中学”模型的不足，并提出了Arrow－Romer模型。Arrow－Romer模型认为技术或知识是厂商进行物质资本投资的副产品，并且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因此一个厂商积累的技术或知识并不仅仅服务于自身的生产活动，而且能够带动整个社会的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但是由于外部性的存在，技术或知识的生产是非帕累托最优的，因此Romer（1986）进一步指出为了达到帕累托最优，必须有相应的补贴、管制等措施来解决外部性问题。

不同于Romer（1986）的观点，Lucas（1988）则从Uzawa（1965）的思路出发分析了人力资本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Lucas（1988）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也是技术进步的来源，但是人力资本的作用效果会受到劳动者个人选择的影响，而制度安排会显著影响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并影响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因此不同制度安排下的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Romer（1986）和Lucas（1988）都强调外部性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认为技术进步是物质资本投资或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副产品，然而它们仅仅是避免了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从而并不能对经济长期增长提供有效的依据。Romer（1990）、Aghion和Howitt（1992）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则将研发（R＆D）和不完全竞争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之内，认为技术是厂商有目的的研发活动的产物，其生产过程常常以某种事后的垄断为奖励，从而经济增长和研发活动处于非帕累托最优状态，产品和生产工艺的创新会带来经济扭曲。因此，在这种框架之下，经济的长期增长往往取决于税收、法律、基础设施建设等政府行为。

（二）人力资本理论

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亚当·斯密最早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提出人通过接受教育和当学徒等过程中获得的有用的能力应该被纳入固定资本；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也提出了具有特殊才能的企业家对生产活动有着重要的作用；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认为人类智力成果的积累可以形成精神资本。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人力资本理论主要从教育方面来讨论人力资本：Strumilin（1924）在《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一文中提出了教育投资收益率的概念，并且通过测度发现受过一年初等教育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是直接在工厂工作的工人的1.6倍；Walsh（1935）在《人力资本观》中从教育支出和教育收益的对比来定义教育的经济效益，并讨论了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在经济上是否是合理的；Galbraith（1958）认为熟练劳动力是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并且对人的投资和对物质资本的投资是同样重要的。最后，Schultz发展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来源渠道是多方面的，包括营养和医疗保健、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和为适应就业机会的变化而发生的一切活动等；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显著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并且其可以在各个要素之间发挥替代和补充效用，因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教育可以通过提高个人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增加个人收入，并改善个人的收入结构，促进收入分配平等化。此后，Romer（1986）和Lucas（1988）等也将知识作为人力资本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框架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

（三）环境经济理论

自从马尔萨斯在其1978年出版的《人口论》中提出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著名命题之后，环境资源作为重要的因素开始进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分析框架，并且20世纪50年代因环境污染而产生的社会争议也促进了环境经济理论的发展。在Harrod－Domar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D'Arge（1971）讨论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Foster（1972）将环境污染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函数，并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来研究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单向影响；Martinez－Alier（1995）则将环境划分为两类商品，需求收入弹性低的环境奢侈品和需求收入弹性高的环境必需品，并讨论了收入不平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Magnani（2000）认为环境是一种需求富有弹性的产品，因此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商品结构将会向环境友好型方向发展，环境质量也将会得到改善；Jones和Manuelli（2001）利用代际交叠模型分析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在经济水平较低时，由于居民消费水平也较低，因此环境保护治理投资的效益也较低，但是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人们对环境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环保治理投资的效益也将提高。在环境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Grossman和Krueger（1991, 1994）的研究结果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其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将会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渐增加，而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则会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渐降低，并且其结论被Panyotou（1993）发展成为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对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到底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亦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已有研究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讨。Grossman和Krueger（1991, 1994）认为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加，经济活动所排放的环境污染物也得到增加，但是当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技术升级所带来的经济技术的提高会导致单位经济产出所排放的环境污染物下降，所以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Thampapillai等（2003）则从环境资源的外部性出发，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资源也逐渐变得稀缺，环境资源的外部化行为逐渐内部化，环境资源的成本也逐渐提高，这会增加环境破坏型经济活动的成本，从而迫使经济结构向环境优化型方向发展；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Gawande等（2001）则认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家庭的选择行为和流动行为的结果；也有研究从国际贸易（Copeland and Taylor,2004）、科技进步（Markus, 2002）和政策导向（Deacon, 1994）等角度来解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