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宋人尊杜学杜基本历程概述
一 宋代之前杜诗的流传与影响
杜甫隆誉身后，声名塞天，是宋代中叶以后的事，其生前则是寂寞的。大历四年 (769)，杜甫在其所作的《南征》诗中慨叹道：“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一年之后，即大历五年，杜甫卒于耒阳船上。这两句诗，可以看做杜甫对于自己诗歌创作境遇的概括。刘勰《文心雕龙》云：“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杜甫《赠毕四曜》:“同调嗟谁惜，论文只自知。”《上水遣怀》:“后生血气豪，举动见老丑。”流落夔州，杜甫等于为社会所抛弃。王赞《玄英先生诗集序》:“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杜甫生前和李白、高适、岑参、贾至、严武等人都有过交往，有过诗酒唱和，但是，这些人对杜甫的诗都不曾有赞誉和评论。例如李白，杜甫对其诗称赞有加，而李白对杜诗，则无一字提及。杜诗之不受重视，从当时的唐诗选本中也可以看出来。芮挺章《国秀集》(774) 和殷璠《河岳英灵集》(753) 成书于天宝时期安史之乱前，是时杜甫诗歌创作尚未进入佳境，二书未选杜诗可以理解；元结《筴中集》成书于乾元三年 (760)，该书仅就“筴中所有，总编次之”选诗28首，人仅七人，未选杜诗，也不奇怪。而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专门选肃宗到代宗末年的诗，选了26位诗人的诗，没有杜甫；姚合《极玄集》也是选大历前后诗人，姚合自谓该书选的都是“诗家射雕手”，也没有杜甫，这就足以说明当时对杜诗的态度。朱东润云：“杜甫之诗，与当时诸家，体调皆不相合。盛唐中唐诗选，不及杜公，良以此也。”
杜甫去世不久，约大历七八年，樊晃收集杜诗，成《杜工部小集》，并写了一篇序言，说到了当时杜诗流传的情形：“工部员外郎杜甫字子美……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常蓄东游之志，竟不就。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所知。江左词人所传颂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樊晃只收集到杜甫“遗文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为六卷”。所谓“戏题”，意为游戏之作，其创作态度和所写内容并非以道德教化等社会功利为目的。而且，杜甫这类诗的流传也不广，仅限于江汉之南巴蜀荆湘地区。
杜甫生前名位不显，死后诗歌无人整理刊刻，随即零落散佚。中唐时期，韩愈就说：“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到了宋代，散佚更加严重。苏舜钦云：“杜甫本传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经学者整理，古律错乱，前后不伦。盖不为近世所尚，坠遗过半。吁，可痛闵也。”在文学史上作家的实绩成就与其在当时的流传影响，生前的声名与身后被确认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贡献，两者之间往往会有错位，而在杜甫身上所体现的这种错位之巨，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却是绝无仅有的。
(一)
中唐元和时期，杜甫去世40多年后，杜诗的价值才得到承认，杜甫与杜诗开始受到重视与尊崇。
贞元、元和时期，社会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由于宪宗政治上的开明态度和由此带来的复兴气象，士人对政治的信心恢复，国家意识和使命意识增强，儒学思想特别是儒家用世精神得到发扬，出现了一批关注现实、重视文学社会功用的诗人。在这种形势和风气中，杜甫被发现并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杜诗的意义和贡献也开始得到赞佩和阐释。当时占据诗坛主流的韩孟与元白两大诗派，都是尊杜学杜的。所谓“诗到元和体变新”，而宗杜与学杜，乃是其变新的一大推力。罗宗强先生指出：“中唐以后，白居易、元稹继承了杜甫缘事而发、写生民疾苦的一面，且受到杜甫五言排律夹叙夹议的影响；韩愈、孟郊、李贺则受到杜甫的奇崛、散文化和练字的影响；炼字在晚唐更发展成苦吟一派；李商隐的七律得力于杜甫七律的组织严密而跳跃性极大的技法。他们都学杜甫的一枝一节，而开拓出新的诗派。”
韩愈赞佩杜甫无与伦比的艺术创造力和审美想象力，肯定杜诗辉煌的永恒的艺术魅力，对杜甫的命运遭遇和杜诗的散佚发出了不平之鸣。《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流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芒。”韩愈对于杜诗，重点强调其奇险的风格。赵翼云：“韩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顾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劈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瓯北诗话》卷三)
韩愈学杜甫“以文为诗”。所谓“以文为诗”，就是以散文化的章法、句法、笔法入诗，融叙述和议论为一体。这一写法始于杜甫。萧涤非《杜甫诗选序》云：“凡是他人用散文来写的，他都可以用诗的形式来写。”杜诗不但可以用来写景物，也可以写时事、发议论、评诗、论画、写生活琐事。以文为诗不仅包括散文语言手法入诗，也包括散文题材入于诗，包括诗歌题材主题的开拓，二者合起来，实际是诗学观念的一种突破。韩愈对老杜开创的“以文为诗”进一步加以拓展和发挥，踵事增华，变盛唐诗重兴象、重情景交融为叙写和直抒胸臆，形成其诗歌的一大特色。其《南山》《苦寒》《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嗟哉董生行》等篇，“以文为诗”的特色尤为突出。《南山》一诗，在构思、章法、句法等方面学老杜《北征》，叙述、描写、议论紧密结合，纵横铺排，学杜的散文句式，其中带“或”字的句子就达51句之多。曾季貍云：“韩退之《南山》诗，用杜甫《北征》诗体作。”(《艇斋诗话》)
元稹、白居易特别重视老杜乐府诗的写实性和干预现实的精神，并在理论上加以鼓吹。白居易《与元九书》强调老杜《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等诗的“风雅兴寄”。元稹充分肯定杜甫继承汉乐府“讽兴当时之事”这一传统，“《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乐府古题序》) 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谈到读杜诗所受到的震动和感悟云“得杜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
胡应麟云：“元和中，李绅作新乐府二十章，元稹取其尤切者十五章和之，如《华原磬》、《西凉伎》之类。皆讽刺时事，盖仿杜陵为之者，今并载郭氏《乐府》。语句亦多仿工部，如《阴山道》、《缚戎人》等，音节时有逼近。第得其沉着，而不得其纵横；得其浑朴，而不得其悲壮。乐天又取演之为五十章，其诗纯用己调，出元下。世所传白氏《讽谏》是也。”(《诗薮》内编卷三) 元、白写了许多新乐府、古题乐府和讽喻诗来反映现实，如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元稹的《乐府古题》《连昌宫词》，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学习杜诗的写实和关注时事，对中唐时期下层人民的苦难做了深刻的反映，对达官贵人的腐朽、暴虐、贪婪做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老杜“三吏”“三别”等作品以朴素真切的口语入诗，语言平易浅俗，显示了打破精雅高华的诗歌传统的倾向；元稹、白居易等人致力于打造通俗晓畅、平易浅近的诗歌语言，呈现了一种与韩孟诗派不同的审美风格。
元稹是对杜甫的伟大诗学贡献从理论上予以集中而深刻阐述的第一人。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一文中，元稹把杜诗放在先秦以来诗歌发展历史的流程中，对其思想艺术价值、风格特色做了概括而深刻的阐述：
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所总萃焉。始尧舜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之作，历夏、殷、周千余年，仲尼辑拾选练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其余无闻焉。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以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而作。至汉武帝赋《柏梁》，而七言之体具。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抑扬哀怨存离之作，尤拯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子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凌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元稹此文可谓杜诗研究史上第一篇经典文献，奠定了对杜甫和杜诗评价的根本基础。此文谓杜诗“小大之所总萃”“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为后来的杜诗集大成说之滥觞。《旧唐书·杜甫传》照录元稹上面这段文字，并云：“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胡仔则谓此文为宋祁《新唐书·杜甫传》、秦观《进论》之所本(《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
中唐诗人学杜，除了韩孟元白之外，值得提出的还有李贺。吴乔《围炉诗话》:“长吉、义山，亦皆致力于杜诗者甚深，而后变体，其集俱在，可考也。”李贺特别注意诗中的意象营造，张耒谓李贺“独爱诗篇超物象”(《李贺宅》)，杜甫在意象营造上的手法与特点，为李贺所特别注意和效法。老杜写景，将物拟人，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唯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别房太尉墓》)“宿鸟行犹去，岸花笑不来。”(《发白马潭》) 李贺不仅仿效，而且踵事增华，备极形容，如：“木叶啼风雨。”(《伤心行》)“竹啼山露月。”(《黄头郎》)“细绿及团红，当路杂啼笑。”(《春归昌谷》)“冷红泣露娇啼色。”(《南山田中行》)“芙蓉泣露香兰笑。”(《李凭箜篌引》)“露压烟啼千万枝。”(《新笋》) 老杜诗有“鸟惊出死树，龙怒拔老湫”(《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潜龙无声老蛟怒”(《观打鱼歌》)。李贺《帝子歌》云：“山头老桂吹古香，雌龙怨吟寒水光。”等等。有时则在杜诗意象的基础上进行联想与想象，造成新的意象。如老杜《登慈恩寺塔》:“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李贺《天上谣》则云：“银浦流云学水声”,《秦王饮酒》则云：“羲和敲日玻璃声”。老杜《兵车行》:“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玉华宫》:“阴房鬼火青，坏道哀湍泄。”李贺《感讽五首》:“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秋草。……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李贺诗的意象和诗语具有一种幽奇冷艳而又浓丽凝重的特色，也不无杜诗的启发和影响，如老杜《郑驸马宅宴洞中》:“春酒杯浓琥珀薄，冰浆碗碧玛瑙寒。”李贺《将进酒》:“玻璃盅，琥珀浓，小槽滴酒珍珠红。”老杜《题王宰山水图歌》:“焉得并州快刀剪，剪取吴松半江水。”李贺《罗浮山人诗》:“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
(二)
晚唐前期，“诗人多轻元白而崇杜韩”,“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差不多都受到杜甫的影响”。
李商隐《漫成五章》其二：“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集贤殿与金銮殿，可是苍蝇惑曙鸡。”赞扬李、杜诗才之高，感叹李、杜遭谗谤，不能为世所用。李商隐有济世忧民的情怀，自觉地继承了杜甫以时事入诗的作法，反映文宗、武宗、宣宗三朝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经济凋敝、民生涂炭的社会现实，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写“甘露之变”后长安京郊农村凋敝残破和农民的悲惨处境，在构思和写法上学老杜《北征》，真实叙写与议论、抒情相结合，颇似老杜写战乱的作品。冯浩谓此诗“拟之杜公《北征》，面貌不同，波澜莫二”。李商隐的一些近体诗，如五律《寿安公主出降》、七绝《霸岸》，学老杜关注时事、抒发悲慨的写法，《隋师东》《曲江》《汉宫词》《贾生》等，以咏史、怀古的形式讽喻时事。清人朱鹤龄云：“且观其活狱弘农，则忤廉察；题诗九日，则忤政府；于刘贲之斥，则抱痛巫咸；于丁卯之变，则衔冤晋石；太和东讨，怀积骸成莽之悲；党项兴师，有穷兵祸胎之戒。……此指事怀忠，郁纡激切，直可与曲江老人相视而笑矣。”李商隐诗深情绵邈的风格，与杜诗之情思沉郁颇为相似。
老杜七律在中唐未受到重视，白居易谓律诗“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元稹谓“律体卑庳，格力不扬”(《上令狐相公诗启》) 韩愈重古体并致力于此。李商隐学杜，则特别体现在七律的创作上。老杜七律的内容，包含对现实政治的直接描写、巨大现实背景中的身世之感、咏叹史事表现政治内涵三个方面，“杜甫所开创的这一传统，正是在李商隐诗中得到了真正的继承”。李商隐七律《有感》《重有感》写“甘露之变”这一晚唐大事件和政治惨祸，朱彝尊谓之“用意精严，立论婉挚，少陵诗史又何加焉”。在艺术方面，李商隐也多方向老杜七律学习，诸如律法的精严，用典的融而不隔，意象的错综跳跃，章法的回环曲折，词语的精工富丽等。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九：“玉溪七律，前人谓能嗣响杜公。”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卷十八《七律凡例》:“善学少陵七言律者，终唐之世，惟李义山一人。”陆崑谓义山七律“可与老杜齐驱，其变化处乃神似，非形似也”。
杜牧也十分重视和喜爱杜诗。《读杜韩集》一诗云：“杜诗韩笔愁来读，思倩麻姑搔痒处。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答合续胶。”(《樊川诗集注》卷二) 罗宗强先生云：“杜牧和李商隐之学杜、韩，为其诗歌思想所决定。他们反元白之浅俗，而崇杜、韩之壮大。”对于杜诗掣鲸鱼于碧海的壮美风格，杜牧极为倾心，《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赞许“少陵鲸海动”。杜牧诗多有感事讽时之作，诸如《郡斋独酌》《李甘诗》《雪中书怀》《杜秋娘诗》《河湟》等，在写法上，也有意效法老杜《北征》《咏怀五百字》等诗叙事、议论、抒情相结合的表现方式，笔力纵横，感慨深沉。
晚唐后期，政治腐败，兵戈扰攘，经济凋敝，士人俯仰苟活于战乱和朋党倾轧之间，士风更加衰败，诗风趋于感伤，或流于退避衰败，鲁迅称之为“一塌糊涂的乱泥塘”。晚唐诗学评论也多流于对诗之字句的考量与分辨，如齐己的《风骚旨格》讲十体十势，徐寅的《雅道机要》讲八势，等等。《蔡宽夫诗话》云：“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诗句，议论锋出，甚有狮子跳掷、毒龙顾尾等势，览之使人抚掌不已。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而于李杜诗特不少假借。……杜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峰。栏杆更上处，结缔坐来重’，目为病格，以为语言突兀，声势寒涩。”李杜此时已不行时，反而遭到挑剔和批评。
然而就是在此种情形之下，还有人依然尊崇杜甫，对杜诗予以很高的评价。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中说：“国初，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思于李、杜，极矣。”(《司空表圣文集》卷一) 裴说《经杜工部坟》:“骚人久不出，安得国风情。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罗隐《经耒阳今杜工部墓》:“紫菊馨香覆楚醪，奠君江畔雨萧骚。旅魂自是才相累，闲骨何妨塚更高。騄骥丧来空蹇蹶，芝兰衰后长蓬蒿。屈原宋玉临君处，几驾青螭缓郁陶。”(《甲乙集》卷八) 杜荀鹤《哭陈陶》:“耒阳山下伤工部。”其《山中寡妇》《题所居村舍》等诗，真实地反映了唐末战乱中农村的凋敝，沉重赋役租税下农民的苦难，是杜诗实录精神的继承与发扬。皮日休《正乐府十篇》《感讽九首》等诗，皆以时事入诗，讽时感世，沉郁深切，与杜诗颇为相似。
唐末至五代时期，在学杜方面，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韦庄。韦庄对老杜十分崇敬，“生平心仪子美，至以草堂为句，浣花名集。”韦庄编《又玄集》，收150位诗人之作，以杜甫开端，置于李白前。是书选了老杜五首五言律诗，两首七言律诗。《唐诗纪事》载：韦庄临死时，“诵老杜‘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吟讽不已。”
韦庄学老杜以时事入诗，写了不少伤时讽世、反映唐末社会战乱相寻、灾难深重的作品。如《闻官军继至未睹凯旋》《过内黄县》《过旧宅》《辛丑年》《又闻湖南荆渚相次陷没》《悯耕者》《汴堤行》等。著名的《秦妇吟》，学习老杜《北征》等以诗写时事，长篇大笔，反映黄巢兵马攻占长安以及此后三年的唐末社会现实，描写了唐王朝土崩瓦解的历史场面，黄巢军与官军烧杀掳掠的暴行，真实地再现了大动乱中民众的苦难、社会的惨象，可以谓之唐末的史诗之作。陈寅恪谓“此诗为端己平生著作之冠”“平生之杰构，古今之至文”。韦庄感时伤事之作学杜甫，其沉郁的风格亦近似老杜，如《遣忧》《收京》《忆昔》《长安清明》《寄江南逐客》《台城》《燕来》等，颇似老杜笔力，只是不像老杜之雄劲顿挫。
五代时刘昫主持编撰《旧唐书》，为杜甫立传。传中对杜甫家世、生平、仕履有简要明确的记述，对杜甫性格特点亦有记述，如言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时，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传中还写了杜甫凭醉戏侮严武一事，不知何据；而以此事即谓杜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有失史家立论之允当。对于杜甫的诗学成就，此书则照录元稹所作的杜甫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