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杜诗学”这一概念是元好问提出并使用的：“乙酉之夏，自京师还，闲居崧山，因录先君子所教与闻之师友之间者为一书，名曰《杜诗学》。子美之传志、年谱，及唐以来论子美者在焉。”(元好问《杜诗学引》) 元氏所编《杜诗学》已佚，具体内容不得其详。但根据其《杜诗学引》所叙，此书是唐以来关于杜甫传志、年谱和杜诗的研究评论文章的辑录，可能还有元好问的父亲、老师、朋友关于杜诗的文章与评论，元好问把这些东西辑录在一起，以供后代学习之用。本书所谓的“杜诗学”，就是借用元好问“杜诗学”这一概念来称谓有关杜甫和杜诗的研究，这只是为了表达的简便，而不是认为杜诗研究是一门不同于其他诗人研究的、具有独立学科意义的专门学问。

尊杜与学杜，是宋代文坛乃至文化领域特别重要、特别触目的文学文化现象，它由最初的个别诗人和诗人群落发展到整个文学界，由文人爱好发展到官方提倡，由诗界发展到教育，由成人发展到童蒙，成为辐射全社会的文化潮流和文学景观。陈寅恪先生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在有宋一代文化发展的历史场景中，从北宋庆历嘉祐开始直到南宋亡，几乎持续不衰的“杜诗热”是一个特别耀目的亮点。

首先对杜诗本身，搜集遗篇、传抄评点、校订文字、考订本事、整理编年、注释典故之作，不断出现，到南宋形成所谓“千家注杜”的局面。杜诗在有宋一代就有如此之多的注家，这在中国古代诗人诗集的注释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在从《六一诗话》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宋代诗话著作中，杜诗是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南宋初年胡仔所撰的《苕溪渔隐丛话》，其前集关于杜诗的诗话就达13卷之多，接着，又出现了专门关于杜诗的诗话著作《诸家老杜诗评》《草堂诗话》。

其次咏杜之作大量涌现。当时许多著名文人或读杜集，或观老杜遗像，或经杜墓以及成都草堂、夔州东屯等老杜遗迹，大都写有诗文作品，感叹老杜遭际命运，称许其人格精神，赞美其诗歌成就。据初步统计，两宋咏杜诗多达一百余首，当时著名文人如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宋祁、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陈师道、陆游、杨万里、刘克庄、戴复古、文天祥等人皆有咏杜之作。诗人们把杜诗比作“太阳垂光烛万物”(韩维《读杜子美诗》)；谓杜甫“笔追六艺回千古，名薄三光亘九天”(邹浩《勉祖道修子美祠堂》);“凌万乘以峥嵘之气，储千古以磊落之胸，笔下有神，洗宇宙而一空者，大哉诗人之宗也”(朱翌《杜子美画像赞》,《隐居通议》卷十七)。宋人尊崇杜甫，对杜甫其人其诗可谓极尽赞美之能事。

不仅如此，宋代“杜诗热”还从诗坛走向绘画和书法领域，老杜的画像和杜诗诗意图，是两宋文人画的重要题材，出现了《饮中八仙图》《羌村图》《老杜浣花溪图》《醉杜甫像》《杜子美骑驴图》《卜居图》等，许多诗人还为之题咏。一些杜诗被当时的书家写成诗帖，镌刻成碑。杜甫在成都等地的故居，得以修葺或重建，供人参观瞻仰凭吊。杜甫所居之地，还建立了祠堂以祭祀杜甫，如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夔州瀼外杜甫祠堂、衡州耒阳杜甫祠堂等。

杜集成为文人必读之书，记诵吟咏杜诗成为文人的重要功课。南宋李石《题杜甫诗本》记载其“两客东西，往返四万里，此书无一日不在几案”。士人甚至以背诵多少杜诗为学问素养之表现。搜罗、收集、交换杜集，一起谈论杜诗，往来书信谈注杜，做“分韵摘句”的功课以备作诗酬唱之助，还有集杜、櫽栝杜诗成词，是不少文人日常生活的一项内容。有人建筑房舍，堂、轩、斋、廊、庑都“采名于杜诗”(王十朋《渊源堂十二诗序》)。读杜成为一种时尚，未读杜诗者被认为“其读之卑也”(吕南公《韦苏州集序》)。

当时出现不少嗜好杜诗的轶事。叶梦得《石林诗话》记载，有吴门下喜论杜诗，谈杜成癖，公余强与属下论杜诗，人以为苦，只好想办法躲出去；梁中书与同事在办公期间背诵评论杜诗，不惜耽误公事。叶梦得在同书中还记载，自己曾信老杜诗句“西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每以腊月种竹，更无一竿活者”的往事。

有宋一代杜诗的运用和影响远远超出诗学范围。杜诗被用于当时书塾教育，南宋曾噩《九家集注杜诗序》云：“乡校书塾，髫龄之童，琅琅成词，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杜诗也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南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跋》载：“我国家祖宗肇造以来，设科取士，诗词之余，继之以诗。诗之命题，主司多取是诗。”

闻一多说：“杜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远的一道光彩。”杜甫生前寂寞，中晚唐始受重视，到了宋代中期，声名塞天，杜诗真正大放光彩，确立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杜诗热”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持续二百余年，直到南宋灭亡。在中国诗史上，在中国古代文人中，从未有人受到过如此广泛而集中的推尊与效法。这一文学文化现象所蕴含的历史的、思想的、文学的深刻意义，值得认真思索和深入研究。

老杜在宋代得到高度的评价，成为学习的典范，其社会原因在于，有宋一代社会问题严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内忧外患交织，士大夫中存在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老杜忧国忧民的情怀，忠君爱国的精神，以及空怀壮志而无从施展的痛苦，杜诗千汇万状、海涵地负的审美境界，时时触动着宋代诗人的思想感情，启示着他们诗歌创造的路径与审美想象。宋代是儒学发扬时期，陈亮云：“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上孝宗皇帝第三书》,《陈亮集》卷一) 刘熙载云：“杜甫一生不出儒家之界。”(《艺概》) 儒学复兴的社会思潮所彰显的价值观念和人格精神与杜诗有着深度的契合，这是宋代尊杜诗潮的基本思想文化背景。

姚斯在《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中指出：

 

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

 

宋代是杜诗阐释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宋人从他们的诗学观念和价值理念出发，对杜诗的思想、艺术、诗学渊源、时代影响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解读与品评，使得杜诗文本的意义逐渐地、多方面地、深刻地呈现出来。经典的一大特征在于他暗含了多重阐释的可能，而其意义总是在阐释中得以呈现。杜诗意义与典范地位是在宋人的理解和阐释中得以确立的。宋人研习杜诗，从杜诗中读出了“集大成”“实录”“诗史”“一饭不忘君”“无一字无来处”“备极全美”诸般价值和特点，总结出杜诗在下字、造语、用典、对偶、章法、体式、声律等方面的一系列创新和技法。宋人对杜甫的推崇、阐释、效法、批评，是一个对杜诗进行选择与强化的过程，一个继承与扬弃的过程，一个经典阐释与现代抉择相结合的过程。这也是宋人从自己的文化立场与需求出发对杜甫的发现与形塑过程。浦起龙谈到读杜的过程云：“既乃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读杜心解·发凡》) 宋代的“杜诗热”从根本上说，是宋人和老杜的对话与交流，其中有相当强烈的心灵共鸣，所谓“读甫诗者，意岂徒无厌怠之意，亦咨嗟、咏叹、欢欣、歌舞之不暇，不独怡然而已。”(毕仲游《上范尧夫龙图书》,《西台集》卷三)

伽达默尔在《论解释学反思的范围和作用》中说：“解释学的出发点是建构桥梁，在过去中重新发现最好的东西。”阐释的最终目的在于应用，“把要理解的本文应用解释者的目前状况”。宋人杜诗阐释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寻求对杜诗的一种历史与美学的认知，洞察真相、纠正谬误、发现新意；另一方面也是为宋诗的建构寻求一种历史的、理论的、审美的借鉴和支援，为新的创作实践建构一种审美规范、审美方式。中国古代诗学的一大特点是重视树立诗学的古代典范，杜诗在宋代以具体而非抽象的诗学样态昭示和作用于当时的诗歌创作，不仅为诗人提供了写作的榜样和范式，而且是他们对当下诗歌创作审美价值取向和文学风气进行评判所依据的重要标准。宋代是在唐代诗歌辉煌高峰之后对诗学理论进行建构的时期，宋人宗杜和学杜过程中的思维成果和理论建树，宋人关于杜诗的主题取向、意象营造、体式构成、创作手法、修辞技巧、诗学渊源、声音格律、审美风格诸多方面的概念、思考、阐释，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宋人的诗学思想，是宋代诗学思想理论最重要的一部分。

学杜是宋代诗歌创作与发展中特别重要的问题。宋诗作为宋人的文学创作，其基本形态当然是由宋人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态以及由这种社会状态造成的文人的审美文化心态所决定的。但是，他们不是凭空地创造，而是在此前诗歌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创作。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唐代，在体裁结构、章法、句式、声律诸方面都形成了相对系统的诗学积累，唐人正是运用这种诗艺系统的丰富积累，创造了中国古典诗歌最辉煌的高峰。宋人在诗歌领域面临的状态是诗歌体制样式灿然大备，技巧高度成熟，作品丰富多彩。“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他们只能在已经定型的诗歌体制范围内进行工作，只能在唐代已高度成熟的诗艺技巧的基础上进行探索开拓，进行语言上的加工锻造，创造出属于自身的诗歌作品。经过了宋初的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之后，宋人选择了学杜，“天下以杜甫为师”，把其杜诗作为研习与效法的第一经典。宋人认为，杜诗是集大成的诗学经典，学杜是学诗的正路，是取法乎上。黄庭坚云：“学老杜诗所谓‘刻鸪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与赵伯充书》) 吕午《书题紫芝编唐诗》云：“唐诗惟杜工部号集大成，自我朝数巨公发明之，后学咸知宗师，如车指南，罔迷所向也。”(《竹坡类稿》,《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卷三) 宋人对老杜心慕手追，“工于诗者，必取杜甫。”(黄裳《陈商老诗集序》) 老杜的人格精神、诗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有宋一代诗人的人格心态和诗歌创作，杜诗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与诗艺手法，对宋调的形成起了启示、示范、引导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杜诗的许多艺术成分在新的诗歌历史语境下得到尽量的发挥、衍生、拓展，以至形成新的艺术手法和审美意味。宋人对杜诗的阐释、接受是遗产接受的一种典范形态，宋代的大诗人几乎都有关于杜诗的评论，这些评论紧紧联系着他们的写作实践。宋人的诗学思想创作实践，同老杜诗歌精神的离合贯穿着有宋一代。

陈师道云：“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渊明不为诗，写其心中之妙尔。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尔。”(《后山诗话》) 杜诗有章法可循，有技巧可供借鉴，学杜本身蕴含着宋人对诗歌创作规律的理性自觉与积极认知。但是，杜诗为宋人所特别重视，却不仅是有规矩可学，更重要的还在于杜诗中有异于盛唐的变异处，为宋人开启了创新与进步的无限法门。叶燮《原诗》云：“变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诗人，惟杜甫为能。”胡适《白话文学史》谓老杜是“新传统的开拓者”。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云：“少陵正是诗国中一位狂热的革命家。”“子美作诗，内容及声律，都极力求避前人旧式，所谓用一调即变一调，后来宋人就学他的善变处。”宋人对杜诗的阐释，重视其体现传统的高度成就，更重视其区别于传统的变异之处。许学夷说杜诗“开宋人之门户”(《诗源辨体》卷十九)，宋人宗杜学杜，认为老杜是导夫先路的前代宗师，杜诗作为诗学资源在宋代诗学语境中的意义，宋人对老杜的心慕手追，其重点也在于此。杜诗既是此前诗歌创作成就的集大成，同时又穷态极变，为宋人提供了学习与创新的门径与方向，开启了唐宋诗转型的历程。陈衍《石遗室诗话》云：“余谓唐诗至杜、韩而下，现诸变相，苏、王、黄、陈 (师道)、杨 (万里)、陆诸家，延其波而参互错综，变本加厉耳。”从宋人宗杜与学杜的理论与实践中，可以窥见诗歌发展史上旧与新、传统与现实演变、融合、分离、扬弃的种种复杂的情形，这是中国古代诗学史上阐释与接受的一个典型范例。

人是一种历史存在，这种存在的历史性决定其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和在这种解读基础上学习与仿效的历史性。“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本文。”前代文学经典对于后代读者是敞开的，但是，后代读者选择何种方式与何种审美的、历史的价值观念进入经典之中，则取决于阐释者的历史世界，他们的历史存在决定着他们理解的长短局限。宋人当然也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制约。宋人对杜诗的评价有过高之处，而在学杜上也存在规行矩步、生硬模仿的弊端。宋人对尊杜与学杜的过程中出现的偏向和弊端是有所觉察与反思的。苏轼在学杜热潮开始时就曾感叹：“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南宋时期，对于学杜过程中产生的弊病的反思与批评就更多了。明人陆时雍《诗境总论》批评宋人尊杜太过：“宋人尊杜子美为诗中之圣，字型句矱，莫敢轻拨。如‘自锄稀莱甲，小摘为情亲’，特小小结作语。‘不知西阁意，更肯定留人’，意更浅浅。而一时何赞之甚？”明人于慎行《谷山笔尘》卷八云：“宋文之浅易，韩文兆之也；宋诗之芜拙，杜诗启之也。韩之文大显于宋，而宋文因韩以衰；杜之诗盛行于宋，而宋诗因杜以坏。虽然，宋文衰于韩而韩不为之损，未得其所以文也；宋诗坏于杜而杜不为之损，未得其所以诗也。”杨慎言：“诗歌至杜陵而畅，然诗之衰飒，实自杜陵始；经学至朱子而明，然经之拘晦，实自朱始，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担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升庵诗话》卷六《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 宋人尊杜与学杜存在的偏向，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