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研究，主要通过探讨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理论发展的宏大历史进程和内在演进逻辑，着重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形成、内涵及其地位，着重阐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的历史经验，着重阐明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的现实境遇、时代要求和未来走向。开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目前学术界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但还存在一定的学术探讨空间。开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研究，必须运用科学而又恰当的研究方法。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最根本方法的指导下，课题研究运用历史分析法、文献研读法、对比分析法等具体方法，遵循“历史梳理—理论分析—对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展开，力图在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内在逻辑上下功夫；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基本经验上下功夫；在阐明新形势下推进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现实境遇与长效机制上下功夫。

一 研究对象

本书题目中有三个基本的概念需要予以明确阐释，即“文化”“文化理论”和“发展”。首先，关于“文化”。我们知道，由于“文化”可以从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和）、中（精神文明）、小（特指意识形态）三个层面来理解，因此，“中国共产党文化”也可以相应地分为三个层次，在这里，笔者要研究的“文化”，主要是“中观”意义上的文化，即“精神文明”层面上的文化。其次，关于“文化理论”。我们知道，文化发展包括文化理论和文化建设实践两个方面的内容，笔者在这里要研究的，主要是文化理论本身的问题，这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当然，文化理论是在文化建设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中也涉及与文化理论基本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些文化建设实践的内容。最后，关于“发展”。这是本书题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词，意在说明本书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宏观上的历史梳理，即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史；二是微观上的历史梳理，即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代表人物文化理论的形成过程也进行历史的梳理与分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在不同时期的历史进程，具有不同的情况和特点，展现出不同的历史轨迹和具体形态。本书紧紧抓住“文化理论发展”这一核心命题，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的主要历史轨迹，深刻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的内在演进逻辑，准确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最新成果的整体性逻辑体系，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的主要历史经验，准确剖析目前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的时代要求，以期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

二 研究意义

运用不断发展着的文化理论指导文化建设新的实践，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繁荣，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理想追求，又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项重大时代课题。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历史进程，准确揭示和科学阐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主要成果和基本经验，对于当前文化多元化背景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有助于推动并深化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学术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史上一段十分重要的时期，也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研究视域。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研究，学术界关注较多的是个案研究，比如邓小平、江泽民等代表人物的文化理论；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历史这一整体性视角出发，进行历史梳理、体系概括、经验总结、规律提升，则关注相对不足。开展并加强本书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宏大进程和内在演进逻辑的认识，有助于科学总结和系统阐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理论架构和基本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二）有助于指导并推动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文化理论是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研究，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知道，文化理论是在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实践中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形成了丰硕的文化理论成果。开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全面梳理和科学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理论发展的具体做法和基本经验，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指导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另外，开展这一研究，还有助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经典著作与重要论述等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全面的分析与系统的整理，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研究数据库和资料库的建设与发展。

三 研究现状述评

1978年以来，身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在探索中国文化建设道路的实践中，推进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新形态。纵观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的研究史，主要形成了三个学术研究高潮期。一是随着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科学概念，20世纪80年代初期掀起了一个探讨与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基本问题的高潮；二是随着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科学概念，20世纪90年代后期掀起了一个先进文化建设理论问题研究的高潮；三是随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一科学命题，近年来形成了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的新高潮。下面，笔者对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的研究作一简要述评。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通过查阅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关学术著作和中国期刊网的相关理论文章，笔者发现，学术界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整体研究，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文化理论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框架之下进行整体性研究；二是个案研究，主要是分别探讨中国共产党代表人物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文化理论及其阶段性特征。目前来看，在这两种研究路径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研究都已经取得了十分丰硕的理论成果。

1．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整体研究

梳理学术界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遵循了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基本问题进行了整体观照。下面，笔者分主题择要阐述之。

（1）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条件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三个基本条件。这一观点已经基本上为学术界所认同和接受。因此，学术界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条件研究，主要沿着以下三个基本思路展开：一是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的承继关系进行逻辑分析，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理论根基；二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探讨，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思想来源；三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与改革实践的关系进行研究，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实践基础。这三种基本思路在具体研究中是相互交织的，只是不同学者因研究视角不同而在具体论述中侧重点有所差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论》（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一书中，陈胜云认为，苏共文化建设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毛泽东领导文化建设中积累的经验教训，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文化建设的重要借鉴。在《中国先进文化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王文章认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对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基本条件研究尚未解决或有待深化的问题：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条件的“全面性”上，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相对于“全面性”而言，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条件的“重点性”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理论基础，既要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也要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渊源，还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与作用机理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在这方面，缺乏专门的、整体性研究。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实践基础，既要探讨国际背景，也要分析国内境遇，还要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进程中国际背景与国内境遇的作用机理。在这方面，比较清晰、系统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

（2）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以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为标识，主要经历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文化理论发展阶段。这已经基本上为学术界认同和接受。比如：胡光宇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周向军等撰写的《科学发展观·文化建设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刘克利等撰写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与建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郑师渠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等研究成果中，都持有这种观点。在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历史进程问题时，也有学者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探索作为一个萌芽阶段。在《主导与多元激荡下的调适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探索历程》（《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4期）一文中，柳礼泉、张红明、黄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探索起点阶段：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推进阶段：从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到强调“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进一步深入发展阶段：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到强调“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新的突破阶段：从提出“构建和谐文化”到强调“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历史进程研究尚未解决或有待深化的问题：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分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四个时期，这已经达成共识，但对于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标志性成果的分析与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对于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具体形态之间的关联与区别，以及它们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地位，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与探讨。

（3）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内在逻辑体系研究

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这个主线、主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形成了内在的逻辑体系。学术界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取得了积极的研究成果。但是，因研究视角、方法和手段的差异，学术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逻辑体系的认识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在《先进文化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沈壮海认为，文化建设的根本在于，全社会能够形成共同理想、精神支柱；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在《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发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艺术百家》2011年第6期）一文中，韩永进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框架主要由文化繁荣论、文化建设论、文化规律论三个部分组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基本经验》（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一书中，朱敏彦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主要包括：文化建设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文化建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建设方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任务；文化建设纲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文化建设使命——建设和谐文化。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化理论逻辑体系研究尚未解决或有待深化的问题：尽管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逻辑体系进行了初步的建构，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逻辑体系的探讨与研究，并没有形成影响较大的学术成果，并没有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从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逻辑分析中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内在逻辑结构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缺乏，比较清晰、系统、专门性、整体性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

（4）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成果的基本特征研究

学术界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理论成果的基本特征问题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化理论成果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历史的继承性、浓厚的民族性、鲜明的时代性、显著的意识形态性、广泛的群众性、严密的科学性、博大的容纳性和相对的前瞻性。这在郭德宏、易炼红撰写的《先进文化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蒋乾麟撰写的《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篇章》（《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期）、郑师渠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等研究成果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但是，由于研究视角、方法和手段的差异，学术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基本特征的表述也存在差异。在《先进文化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沈壮海认为，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鲜明特色主要表现在战略性、时代性、实践性、继承性和创造性。在《中国共产党文化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刘文江认为，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特征是：鲜明的历史继承性、无产阶级先进性、鲜明的时代性、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和伟大的创新性。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基本特征的研究尚未解决或有待深化的问题：尽管学术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基本特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但是，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基本特征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文化理论的阶段性特征之间的内在关联，还缺乏充分的研究与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问题，则关注不够。

（5）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经验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深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经验，旨在解决实现文化强国梦的进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理论服务的研究性成果，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必须切实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文化建设方针。这在俞思念撰写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郑师渠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等研究成果中，都有明确的表述或体现。但是，因研究视角、方法和手段的差异，学术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基本经验的表述也存在差异。在《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周向军从“一般规律”视角对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理论发展遵循的原则问题进行了探讨，当前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理论发展，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即先进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实践指导规律。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基本经验研究尚未解决或有待深化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实践的基本经验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经验研究成果，则相对缺乏。从指导思想、前进方向、主要目标、基本原则视角出发，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经验的专门性成果，还相对不足；从文化理论发展内在规律，即如何处理文化理论发展中若干关系视角出发，探讨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经验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6）关于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面临的新课题及其未来走向研究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学术界对当前党的文化理论发展面临的新课题进行了分析，对当前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的未来走向进行了探讨。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不仅面临着外来文化的挑战，还面临着文化社会转型的挑战，也面临着如何切实解决好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文化认同问题。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都需要面对和解决这些现实挑战。在曹泳鑫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使命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胡光宇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刘纪兴撰写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涵与途径》（《江汉论坛》2009年第4期）、赵华兴撰写的《社会整合视阈下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探析》（《长白学刊》2011年第4期）等研究成果中，都有明确的表达或体现。但是，因研究视角、方法和手段的差异，学术界对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面临的新课题及其未来走向研究也存在差异。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赵理富认为，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转型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一些明显特征和发展趋势：从斗争哲学到和合精神；从相对封闭到全面开放；从浪漫精神到理性现实；从伦理中轴到制度中轴；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

关于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面临新课题及其未来走向的研究中，还没有解决或者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问题：对当前党的文化理论发展面临新课题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研究视野需要再开阔些，需要从国内外的横向比较、理论发展的纵向比较中，阐释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学术界关于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视角出发，探讨文化强国梦给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的研究成果，还相对不足；学术界通过考量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的内在演进逻辑，观照和展望党的文化理论发展未来走向的研究成果，还相对缺乏。

2．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个案研究

梳理学术界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的有关成果，主要有两个研究向度：一是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的整体性观照；二是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各自文化理论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下面，笔者分别阐述之。

（1）关于邓小平文化理论的研究

1978年以来，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从精神文明建设的视角阐述了文化的本质、功能及其发展规律，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适应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和特点，学术界对邓小平文化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研究成果。

第一，关于邓小平文化理论的形成机制研究。

关于邓小平文化理论的形成机制，学术界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大的方面来分析和探讨的。从理论来源上看，大多数学者认同“邓小平文化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这一观点；另外，也有的学者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看作邓小平文化理论的来源之一。从实践角度来说，大多数学者认同“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文化理论形成的实践根据”这一观点。具体来说，不同学者的观点又有差别。大多数学者持“二源说”，主要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造性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两个方面探讨邓小平文化理论的形成机制。比如：郑师渠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沈壮海撰写的《先进文化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也有的学者持“三源说”，除了以上“二源说”的基本内涵之外，认为邓小平文化理论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比如：辛达海撰写的《近十年来邓小平文化思想研究述评》（《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年第4期）、赵明杰撰写的《论邓小平文化思想的渊源》（《决策探索》2011年第5期下）等。另外，也有的学者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视角论述了邓小平文化理论的形成机制。孙玉杰在《邓小平的文化观》（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指出，邓小平文化观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文化发展的总结，是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

第二，关于邓小平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涵问题研究。

1978年以来，身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邓小平，在大力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立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视角，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邓小平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思想道德建设、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关于这一观点，学术界的看法和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比如：俞思念撰写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周向军撰写的《走向理想的精神家园》（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研究成果中，都持有这种观点。但是，因研究视角、方法和手段的差异，学术界对邓小平文化理论的主要内涵的认识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表述。沈壮海在《先进文化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指出，围绕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主题、主轴，身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邓小平创造性地阐发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其基本架构主要包括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根本目标、基本内涵、实施策略、地位作用等。在《邓小平文化观探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4期）一文中，刘以鼎指出，作为一个文化价值判断观念体系，邓小平文化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物质文化价值判断、精神文化价值判断、制度文化价值判断。在《邓小平文化建设理论论要》（《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5期）一文中，张润泽指出，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是邓小平文化理论的立论基础；坚持批判、建构统一是邓小平文化理论的中心内容；提高国民素质、培育“四有”新人是邓小平文化理论的价值指向主要目标。

第三，关于邓小平文化理论特征问题的研究。

如何认识邓小平文化理论的主要特点，学术界也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邓小平文化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导下，通过对毛泽东文化理论的继承、发展，系统地解决了如何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发展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既洋溢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也体现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又反映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邓小平文化理论这种鲜明的时代性、浓郁的民族性特点，已经基本上为学术界认同和接受。比如：陈晋和王均伟出版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汪肖良撰写的《试论邓小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特点》（《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6年第6期）、李卓英和吴祖鲲撰写的《邓小平文化思想探析》（《长白学刊》1995年第6期）、牟岱撰写的《论邓小平的文化观特点》（《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4期）、黄南珊撰写的《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学说的创新性发展——论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体系建构和基本特征》（《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等研究成果，都持有这种观点。由于研究视角、方法和手段的差异，学术界对邓小平文化理论的基本特征的认识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表述。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中，童庆炳认为，邓小平文化理论最主要的特点，是把文化放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体系中去考察。在《邓小平与中国当代文化范式的转变》（《复旦学报》1993年第3期）一文中，俞吾金认为，邓小平文化理论的根本特征就在于，比较关切与注重物质形态的文化。

第四，关于邓小平文化理论历史作用与当代价值研究。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邓小平立足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实践，着眼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发展的新需求，系统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基本原则等一系列问题，创立了精神文明建设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历史进程中十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发展，并成为指导精神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这一观点基本上为学术界认同和接受。这在郑师渠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陈胜云撰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论》（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等研究成果中，都有明确的表达或体现。由于研究视角、方法和手段的差异，学术界对邓小平文化理论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的认识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表述。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创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中，李春华认为，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新时期党的文化创新奠定了基础。在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有关文化建设的思想火花。立足于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要求提出了先进文化理论，从而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邓小平文化理论及其指导意义》（《华东理工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中，王荣发指出，邓小平文化理论的价值意义在于：为中国文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科学方法。

关于邓小平文化理论研究尚未解决或有待深化的问题：目前，学术界从形成、内涵、地位等方面，对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基本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但多数成果囿于文件的直观解读，缺乏深刻的学理性分析，缺乏“文件语言”向“学术语言”的二次转换；关于邓小平文化理论内涵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宏大视野出发，系统论证邓小平文化理论价值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文化理论在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战略地位研究，相对比较缺乏。

（2）关于江泽民文化理论的研究

江泽民文化理论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坚持、发展和创新了邓小平文化理论。对于江泽民文化理论问题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1997年十五大，特别是21世纪初提出“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新命题后，迎来研究的高峰期。学术界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了对江泽民文化理论问题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

第一，对于江泽民文化理论的形成机制研究。

关于江泽民文化理论的形成机制问题，学术界主要是从形成条件和发展过程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身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江泽民，科学总结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实现了对邓小平文化理论的创新。江泽民文化理论的形成，既有理论基础，也有实践根据，还有主观条件。关于这一点，已经基本上为学术界认同和接受。这在胡光宇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陈胜云撰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论》（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等研究成果中，都有着十分鲜明的体现。关于江泽民文化理论形成条件问题，由于研究视角、方法、手段的差异，学术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在《江泽民文化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张远新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侵蚀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日益加剧，这是江泽民文化理论形成的国际政治背景；社会转型对文化建设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任务与文化新挑战，这是江泽民文化理论形成的国内社会背景。关于江泽民文化理论的形成过程，多数学者认为分为三个阶段，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党的十四大到十五大；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大。也有的学者持不同的看法。在《中国先进文化命题的形成阶段与基本特征——读〈江泽民文选〉有关学习体会》（《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省直分校学报》2006年第6期）一文中，张丽萍认为，江泽民文化理论的历史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到1991年江泽民在建党70周年大会上首次阐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第三个阶段，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

第二，关于江泽民文化理论的主要内涵研究。

关于江泽民文化理论研究，学术界探讨最为热烈、深入的是关于江泽民文化理论主要内涵的研究，并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关于江泽民文化理论的内涵，学术界并没有仅仅受制于“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传统思路的束缚，从系统论视角创造性地探讨了江泽民先进文化建设理论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先进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特征、地位作用、方针原则、主体力量等。比如：俞思念撰写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周向军撰写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胡光宇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周三胜撰写的《江泽民对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理论贡献》（《长白学刊》2007年第1期）、童萍撰写的《江泽民文化观初论》（《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等研究成果，都持有这种观点或看法。另外，也有学者把江泽民文化理论的主要内涵，分为互相平行的不同板块进行阐述。在《江泽民文化思想研究论纲》（《理论探讨》2005年第2期）一文中，张远新认为，江泽民文化理论的内容可以概括为：文化旗帜问题、文化综合国力问题、文化中国特色问题、科学技术问题、哲学社会科学问题、文化创新问题、文化超越问题。在《江泽民文化观初探》（《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5期）一文中，包仕国认为，文化主权观、文化利益观、文化创新观、文化实力观、文化方向观、文化交流观、文化价值观，共同构成了江泽民文化理论的主要内涵。

第三，关于江泽民文化理论的基本特征研究。

对于江泽民文化理论的特征问题，学术界也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与研究。江泽民文化理论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历史的继承性、浓郁的民族性、显著的意识形态性、鲜明的时代性、实事求是的科学性、海纳百川的开放性、广泛的群众性。这一观点已经基本上为学术界认同和接受。这在郑师渠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周向军撰写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郭德宏和易炼红撰写的《先进文化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研究成果中，都有着十分鲜明的体现。对于江泽民文化理论特征问题，由于研究视角、方法、手段的差异，学术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在《论江泽民对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创新》（《青海学刊》2002年第5期）一文中，周正刚将江泽民文化理论的特色概括为三个“统一”或“结合”，即创造精神与科学态度、现实针对性与理论概括性、思维全面性与表述凝练性。在《论江泽民文化观的特点》（《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一文中，朱桂芳和陈伟把江泽民文化理论的特点概括为：“一个核心”——与时俱进；“两个结合”——文化与政党、文化与经济政治；“三个关系”——“一元”与“多元”、继承与发展、思想道德文化与科学文化。

第四，对于江泽民文化理论历史作用与当代价值的研究。

立足于对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江泽民文化理论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发展方向和基本原则，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观点基本上为学术界认同和接受。比如：陈晋和王均伟撰写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俞思念撰写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华撰写的《历史地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0期）等研究成果，都持有类似的看法。由于研究视角、方法和手段的差异，学术界对江泽民文化理论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的认识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表述。在《江泽民文化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张远新认为，江泽民文化理论的价值意义主要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形态；它强调了文化发展的终极目的——人的全面发展；它阐明了文化发展的内在属性——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学习江泽民关于文化的论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5期）一文中，张景荣认为，江泽民文化理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文化思想，并且为党的文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贡献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江泽民文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重要环节，在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史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关于江泽民文化理论研究尚未解决或有待深化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江泽民文化理论的形成、内涵和地位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但文件解读的研究成果较多、深入的学术研究成果较少；对于江泽民文化理论的主要内涵和基本架构缺乏系统的分析，对江泽民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文化理论，缺少清晰、系统的梳理与阐释。

（3）关于胡锦涛文化理论的研究

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身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胡锦涛，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出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关于胡锦涛文化理论问题，学术界开展了深入探讨，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第一，关于胡锦涛文化理论的形成机制研究。

关于胡锦涛文化理论的形成机制问题，学术界重点对胡锦涛文化理论的形成条件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并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胡锦涛文化理论的形成，既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基础，也离不开中国文化建设这一实践根据，更离不开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这一主观条件。这在段联合等撰写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杨凤城撰写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发展观述论》（《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3期）、李传兵撰写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思想教育研究》2011年第9期）等研究成果中，都有着比较清晰的表达。当然，由于研究视角、方法和手段的差异，学术界对胡锦涛文化理论形成条件的认识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表述。在《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新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3期）一文中，孙成武、李艳认为，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是胡锦涛文化理论形成的国际背景；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际，是胡锦涛文化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构成胡锦涛文化理论形成现实根据的是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第二，关于胡锦涛文化理论的主要内涵研究。

关于胡锦涛文化理论的主要内涵研究，学术界并没有囿于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基本的方面，而是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十六大以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的新发展》（《红旗文稿》2005年第7期）一文中，韩永进认为，胡锦涛文化理论的内涵主要包括十个方面：突出作用论；指导地位论；文化生产力论；文化创新论；文化权益论；文化产业论；文化体制改革论；文化安全论；三贴近论；提高建设文化能力论。在《论胡锦涛同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观》（《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年第2期）一文中，程新平认为，胡锦涛文化理论的内涵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发展地位论；发展目的论；发展方向论；发展动力论；发展路径论。在《试析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创新》（《党史文苑》2009年2月下半月刊）一文中，邓显超认为，胡锦涛文化理论的内涵主要包括：战略指导思想——新的文化发展观；战略途径——改革文化体制，促使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战略保障——先进文化建设能力的全面提升；战略重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战略目标——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郭如才在其撰写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路》（《党的文献》2012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胡锦涛文化理论的内涵主要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主线；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是着眼点；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是基本内容；提高党的文化发展能力是关键。

第三，对于胡锦涛文化理论的基本特征研究。

关于胡锦涛文化理论的基本特征问题，学术界也开展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十六大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创新与实践析论》（《中国共产党90年研究文集》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一文中，徐清泉认为，胡锦涛文化理论的主要特点是：一是完全遵循“求真务实”的原则；二是从促进国家全面发展的文化使命出发；三是彰显了文化创新的精神；四是致力于文化理论创新成果的及时转化，即文化建设实践的应用。在《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新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3期）一文中，孙成武、李艳认为，胡锦涛文化理论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时代性、人民性、科学性、创新性这四个基本的方面。在《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5期）一文中，郭宇光认为，胡锦涛文化理论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其一，本质属性：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其二，价值取向：崇尚和谐、追求和谐；其三，目标定位：培养“四有”公民；其四，基本理念：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其五，时代特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其六，鲜明个性：和而不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其七，核心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其八，前提条件：文化自觉；其九，发展途径：以先进文化为引领；其十，理论品格：以实践为基础，与时俱进。在《文化建设与社会重建》（《文化建设24题——社会学视角下的文化建设》，张春华、杨红娟、尹小俊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版）一文中，张健认为，胡锦涛和谐文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建设一种相融合的文化，即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共存、共生；其二，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新相融合；其三，民主和法治相融合的和谐文化；其四，党的引领和民众自觉行动相融合的和谐文化；其五，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相结合的和谐文化。

第四，关于胡锦涛文化理论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研究。

党的十六大以来，身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胡锦涛努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胡锦涛文化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又一个重要成果，是新形势下中国文化建设实践的行动指南。这种观点已经基本上为学术界认同和接受。这在周向军等撰写的《科学发展观·文化建设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李禄俊撰写的《十六大以来党在文化建设理论的探索与创新》（《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李庆云撰写的《论党对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理论视野》2011年第12期）等研究成果中，都有着比较明确的表达。当然，由于研究视角、方法和手段的差异，学术界对胡锦涛文化理论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的认识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表述。在《我国文化建设的创新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新经验》（《理论探索》2009年第4期）一文中，杨利英认为，胡锦涛文化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建设和谐文化是文化建设在理论上的创造；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建设在实践上的创造；提高文化软实力是文化建设在战略布局上的创造。在《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一文中，张凤莲认为，胡锦涛文化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既重视经济效益，又重视社会效益；把考量社会效益放在突出位置；坚持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文化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关于胡锦涛文化理论研究尚未解决或有待深化的问题：关于胡锦涛文化理论形成机制，特别是关于胡锦涛文化理论的形成过程研究，相对薄弱；关于胡锦涛文化理论内涵的理解与把握上，虽然在“和谐文化”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初步的共识，但对于“和谐文化”的认知，还缺乏比较权威的或经典的阐释。

（4）关于习近平文化理论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出发，积极推进文化理论发展。伴随着习近平文化理论的发展，学术界关于习近平文化理论基本问题，也开始给予积极的关注与探讨。

第一，关于习近平文化理论的形成机制研究。

习近平文化理论的形成、发展，其思想渊源在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当然，中华传统文化也为其提供了丰厚滋养。这一点已经基本上为学术界认同和接受。在《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论述》（《光明日报》2014年1月27日）一文中，沈壮海认为，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文化观的指导，习近平明确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鲜明态度，即必须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宣传教育，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在《“原点”之思：历史、典籍中的执政思想源泉——传统文化精华与习近平治国理念》（《学术前沿》2014年第1期上）一文中，叶自成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念，不仅借鉴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结合新的形势赋予其时代内涵，因此，既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从中华传统文化中获取正能量，又使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在新形势下获得新的生命力。在《“马魂、中体、西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宗纲》（《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5期）一文中，方克立认为，习近平同志同我们党的前辈领导人一样，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既不是保守主义的尊孔崇儒派，也不是激进主义的反孔批儒派，而是“马魂、中体、西用”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

第二，关于习近平文化理论的主要内涵研究。

关于习近平文化理论的内涵问题，学术界也进行了积极的分析与探讨。在《中国梦与文化强国建设——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文艺报》2013年10月18日）一文中，韩永进认为，习近平文化理论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文化强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树立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是推进文化理论发展的关键环节；要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在《铸民族文化道德之魂》（《中国教育报》2014年2月26日）一文中，肖群忠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理想、文化、道德建设方面提出了三个极其重要的论述，即中国梦的国家理想、“四个讲清楚”的民族文化根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的道德价值论。在《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论述》（《光明日报》2014年1月27日）一文中，沈壮海认为，在习近平文化理论内涵中，摆在第一位的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即国内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人们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在《习近平文化建设思想初探》（《求实》2015年第3期）一文中，刘春田、马运军认为，习近平同志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文化建设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点和发展实际，深刻阐述了文化的重要作用、文化建设方针原则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蕴含着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是党的文化建设工作理论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文化建设思想，对于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三，关于习近平文化理论的基本特征研究。

关于习近平文化理论的特征问题，学术界专门性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但在阐述习近平文化理论基本问题时，对习近平文化理论特征问题也有所涉及。比如，在《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论述》（《光明日报》2014年1月27日）一文中，沈壮海认为，习近平文化理论表现出“内不失固有之血脉，外不却有益之采借”的鲜明特性。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贵阳日报》2013年10月10日），李翔海明确指出，习近平的文化理论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和气度，虚心吸纳外来文化的长处”的基本特征和鲜明品格。在《文化自觉：习近平文化观最鲜明的特点》（《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一文中，吴桂韩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当代中国实际和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在继承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发展的重要论述。文化自觉是习近平文化观最鲜明的特点，集中体现在多向度观照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基、大力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上。

第四，关于习近平文化理论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身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习近平，对文化建设问题作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又一重要成果，是中国特色文化建设实践的行动指南。这种观点已经基本上为学术界认同和接受。这在沈壮海撰写的《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论述》（《光明日报》2014年1月27日）、蔡武撰写的《坚守文化责任 彰显文化力量》（《人民日报》2013年9月12日）等研究成果中，都有着十分明确的阐述或表达。当然，由于研究视角、方法和手段的差异，学术界对习近平文化理论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的认识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表述。在《牢牢把握“两个巩固”根本任务 扎实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人民日报》2013年9月9日）一文中，雒树刚认为，作为习近平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意识形态建设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发展，既确定了原则，又指明了方向，还提供了遵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开辟了新境界。在《论习近平的文化建设思想》（《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一文中，李欢、周建超认为，习近平的文化建设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明了方向。

关于习近平文化理论研究尚未解决或有待深化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关于习近平文化理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有待于深入发展；关于习近平文化理论的思想来源，传统文化根基研究较多，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主脉研究相对薄弱；关于习近平文化理论的逻辑架构与基本特征问题，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国外学术界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的专门性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但是，国外学术界对当代文化的作用与新变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地位与新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有关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并在国际上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这为我们探讨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来源。

1．关于当代文化的作用与新变化研究

在人类社会的变迁、国家的发展方面，文化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文化多元化的快速发展，随着文化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国外学术界对文化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并涌现出诸如约瑟夫·奈、萨缪尔·亨廷顿等一批从文化战略层面研究文化作用与新变化的代表人物。在《软实力》（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中，约瑟夫·奈认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软实力主要来自于一个国家或组织文化中所彰显出来的价值观；对于一个政府而言，软实力与硬实力同样重要；要学会驾驭和运用软实力的技术和方法。约瑟夫·奈是国际关系方面研究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之一就在于，最早提出了“软实力”这一概念。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文化吸引力，其核心理念是：“软实力”作用的充分发挥，主要靠的是国家或组织文化的吸引力，而不是强迫他人做不想做的事情。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萨缪尔·亨廷顿认为，决定国际局势走向因素，可以概括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印度文明，另外，还有非洲文明；目前世界冲突的原因，主要的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在萨缪尔·亨廷顿看来，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的差异；各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2．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地位和新发展研究

国外学术界关于文化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早，已经形成了一些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直接使用“文化”一词的地方并不多见，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促使、造就马克思和恩格斯，必然会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具有界碑意义的人物。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是推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转向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葛兰西《狱中札记》发表至今，国外研究文化问题的著作层出不穷，其中有较大影响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霸权：一个实在论者的分析》（2002年）、《霸权：共识与强制研究》（2008年）、《霸权与反霸权：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及其与性别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关系》（2007年），等等。可以说，葛兰西文化理论对当今国外文化研究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总体来看，葛兰西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主要经历了四次大的转向，形成了四种比较成型的研究范式，即新葛兰西主义研究范式、后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实在论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回到葛兰西”学派的研究范式。文化理论是当代国外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视域，国外学者从多角度、多层次开展了文化理论问题研究。在《文化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文化研究》一文中，道格拉斯·凯尔纳立足于系统梳理、全面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问题研究状况基础之上，把20世纪西方各派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文化问题的积极关注、探讨而呈现出的浓厚兴趣，一并统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克劳、墨菲也同样十分关注文化理论问题，积极推进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科学发展，进而开拓了关于文化权力结构中阶级、种族、性别、消费文化的政治研究的一个新视域。

3．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问题

国外学术界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专门性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但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有关著作中、在研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有关著作中、在研究当代文化新变化的相关成果中，如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沈大伟主编的《邓小平：一位中国政治家的肖像》、B．吉莱撰写的《悬崖边上的雄虎：江泽民和中国的新精英》等论著，都或多或少地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问题有所涉及。在《全球化时代中的先进文化》（《光明日报》2001年8月21日）一文中，美国卡尔敦大学教授赵启光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第一个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立党之本的执政党，这是令人十分钦佩和尊重的。由于国外学者受所处历史环境和自身主观条件的限制，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往往鱼龙混杂。批判性地借鉴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当前文化理论研究的“阵地战”中探寻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和创新点，就构成了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来源和关键环节。

总体来看，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学术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文化理论，都进行了高度关注，对重要人物文化理论的形成、发展、内涵、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为学术界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研究取得丰富成果而高兴、欣慰的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深化、拓展的空间。其一，学术界虽然比较充分地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历史进程中不同阶段文化理论发展的情况和特点，但能够清晰地揭示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内在演进逻辑，并系统地阐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整体性的逻辑体系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其二，尽管目前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多从时代需要出发，但大多侧重于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视角分析，而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比较研究，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成果的基本架构，借鉴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经验，立足于从当今世界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宏大视野，探讨目前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面临的新课题及其未来走向的系统论著，相对还比较缺乏。

四 研究思路与基本架构

（一）研究思路

本书以深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条件为切入点，以科学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为铺垫，以系统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为关节点，以准确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经验为中心内容，以科学提出新的实践中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对策建议为落脚点和归宿。

（二）基本架构

本书研究框架的设计理念可以概括为“两条线”和“一个根本”。“两条线”就是从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两个层面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最新成果。“一个根本”就是准确地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主要成果、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旨在提出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切入点、着力点。整体来说，本书架构主要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条件。本部分主要从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阐明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生成机制，为研究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提供基本条件。

第二部分：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本部分主要遵循历史的逻辑梳理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为研究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提供历史铺垫。

第三部分：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本部分主要遵循理论的逻辑研究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最新成果的基本架构、主要特征、价值意义。这构成了研究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的关节点。

第四部分：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经验。本部分主要通过对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历史经验进行提炼和总结，为新形势下推进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与基本遵循。这构成了研究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中心内容。

第五部分：探讨目前新形势下推进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主要着力点。本部分主要通过对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面临新课题的深入分析，阐明推动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努力方向与未来走向。

五 研究方法

开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研究，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的同时，还必须遵循以下具体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读法

开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研究，需要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特别是《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下册）、《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册）、《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册）、《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册）、《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册）、《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册）、《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册）、《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基本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深入的研读。只有加强对涉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的基本文献和经典文本的学习与研读，才能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生成机制、逻辑体系，才能准确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时代特点，才能真正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内在理路、基本经验。因此，文献研读法是开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二）历史分析法

开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研究，要重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要求人们把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历史上出现的重要人物，都必须置于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中去客观地分析、科学地评价，要尊重历史事实，要防止研究中的“主观投射过多”，既不能拔高“历史”，也不能苛求“历史”。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的研究中，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系统考量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阶段性特征和历史经验，从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分析和研究中探索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三）系统分析法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这一主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成果有其内在的基本架构与逻辑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深入探讨与科学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的文化本质论、文化发生论、文化发展论、文化特征论、文化功能论，切实加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的整体性理解和把握。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研究，又涉及宏观（社会）、微观（政党）两个子系统，两个子系统之间以及每个子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都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系统分析法是开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方法。

（四）个案分析法

开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研究，既需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历史进程进行整体性研究，也需要分别对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形成、内涵、地位等基本问题开展个案研究。只有对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进行分析研究，才能真正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才能准确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才能科学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精神实质。因此，个案分析法是开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方法。

（五）比较研究法

开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研究，既需要对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形成、内涵、地位等基本问题开展个案研究，也需要对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内在关联进行比较研究。运用比较研究法开展研究，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相似性或相异程度进行研究。通过比较研究，真正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科学揭示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经验，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因此，比较研究法是开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问题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方法。

六 创新之处

本书紧紧抓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这一核心命题，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最新成果、基本经验、未来走向等主要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始终贯穿着靠文化理论发展兴党、靠文化理论发展强党这样一条主轴、主线。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历史考量。一是在宏观上的历史考察，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厘清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宏观整体历史考察；二是在微观上的历史考察，对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人物的文化理论，也都指出了各自的历史发展轨迹。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历史进程考察的基础上，从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内部系统、外部系统两个层面总结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历史经验。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是基于中国文化建设的丰富实践而形成的关于文化建设的本质特征、价值功能、基本进路及其形成发展的系统认识。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路径依赖和理论框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逻辑演进和价值依归。在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历史发展基础上，运用系统分析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这一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新成果的内在逻辑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和整体性建构，明确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时代主题、理论架构、突出特点与当代价值。

第三，从总结历史经验角度，提出了一些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个人观点。比如，推动文化理论发展、获取民众精神认同、巩固执政地位基础，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本质属性，又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功能，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价值指向；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文化理论发展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发展水平和实际成效，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党对文化理论发展基本经验的充分借鉴，取决于党对文化理论发展基本经验的自觉遵循；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理论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协同进行，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引导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建立健全文化理论发展的法律保障，这是推进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科学发展的三个基本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