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在旧大学普及新哲学的功绩
1949年，艾思奇同志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艾思奇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在青年中有广泛影响。不少知识青年读了他的《大众哲学》，投奔了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是与旧大学哲学界广交朋友，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臣。
记得北平解放后，北京大学定期举行哲学双周座谈会，参加者有两部分学者：一部分是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者，其中有侯外庐、何思敬、徐特立、艾思奇和胡绳。另一部分学者是当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师。北京大学有汤用彤、朱光潜、贺麟、郑昕、胡世华、齐良骥、任继愈，清华大学哲学系有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任华、王宪钧、张岱年。座谈地点在北大孑民堂。这是北大最大的一个会议室和对外接待室。时间定在隔周的星期日上午。每次座谈会，推一位主讲人，大家提问题讨论，不拘形式，交换意见，会场气氛生动活泼。清华大学远在城外，交通虽不便，但清华大学的教授们都按时参加，风雨无阻。因为大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很感兴趣，新旧哲学工作者互相交流，获益很多。
讨论的题目，记得有西方美学思想、黑格尔哲学、康德哲学、罗素哲学、杜威哲学、形式逻辑、数理逻辑、中国近代思想。记得关于形式逻辑是不是形而上学，当时有过争议，艾思奇同志主张形式逻辑即形而上学，金岳霖及清华、北大的学者都认为这两者不是一回事。经过反复辩论，后来取得共识，认为形式逻辑不是形而上学。金岳霖为形式逻辑正名，坚持真理，艾思奇虚怀若谷的风格深为哲学界称道。时隔几十年，当时争辩的问题早已不成问题，这次争辩已被遗忘。但在当时，却被看作一件大事。
旧中国有一个“中国哲学会”，完全由会员交纳的会费维持，是一个纯粹民间的学术团体。这个学会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哲学”而是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研究哲学的学会，中外哲学史、逻辑及其他属于哲学的领域都包括在内。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学会自动停止了活动。原来在延安成立的“新哲学会”在北京成立，重新选举了会长和副会长，会长是李达，副会长由艾思奇和郑昕两人担任。李达当时任湖南大学校长，常住南方，实际负责人是艾思奇同志。
新哲学会成立后，吸收了社会上更多有造诣的哲学爱好者，记得当时佛教界巨赞法师也申请加入了中国新哲学会。按照学会章程，新会员入会要有两位会员介绍，会长批准才能入会。郑昕和我充当了巨赞法师的入会介绍人。中国新哲学会会址在北京南河沿金钩胡同19号一所两进院的平房内。下设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逻辑、中国近代思想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5个组，各组分别为大学哲学系编写教学大纲及有关资料，也在这里举行过多次学术讨论会。新哲学会成立后，孑民堂的双周座谈停止了活动，中国新哲学会的活动吸收了更多人参加。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物资匮乏，编写的讲义都是手工刻写蜡纸，用手工操作的油印机印刷的。编写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提纲》就是在金钩胡同新哲学会中国近代思想史组筹备，后来由北京大学的几位教师完成的。
艾思奇同志在北京大学讲课，最初讲的是《社会发展史》，这是北京大学全校学生共同必修课。当时北京刚解放，北京大学有文、理、法、农、工、医等学院，地址分散，人数众多，无法集中听课，而且也找不到能够容纳万人的大课堂。北大集中了几十位青年教员，成为辅导班，由艾思奇同志先向辅导班教员讲一遍主要内容，然后由辅导班教员分别回到各个分班向同学授课。艾思奇先向辅导教师讲一次，辅导教师回到各系，结合各系的情况，分别编写教材，向学生讲授。讲课方式与旧大学方式不同，隔周上课，隔周讨论，有点像“西明纳尔”（seminsr）的教学方式。艾思奇同志在这门全校必修课上，既负责讲课，隔一周又负责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我作为“社会发展史”的辅导教师，既要上课，又要解答上课讨论中遇到的问题。因为有3位教师轮流讲课，有充分时间准备，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有关参考书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新领域，从此开阔了视野，打开了思路。艾思奇同志是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老师。在清华大学，讲《社会发展史》也采用北京大学的讲授方法，任华也担任过辅导教师。
在孑民堂双周座谈会期间，学习过《实践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会上大家讨论过几次，后来又在新哲学会举行过讨论会。这几次讨论会艾思奇、胡绳等，都作过多次发言。因为《实践论》中讲到知行问题，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研究者多有自己的体会，发言很踊跃。冯友兰、贺麟、汤用彤、任华都有较长的发言，艾思奇同志也有多次发言，解答问题，与会者都有不同的收获。
艾思奇同志最初讲授全校的共同课《社会发展史》以后，接着在哲学系开设的课程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及马列原著等课程，哲学系的学生都听过艾思奇同志讲课。他在延安，在高级党校讲课多年，经验丰富，深受学生欢迎。教员中我也是旁听者之一。
艾思奇同志为哲学系讲过一系列的课程，他主要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他讲话有浓重的云南口音，缓慢而有条理，具有云南人朴实、厚重的风格，从不放声大笑，有时也迸发一句幽默的话。有一次讲到人的道德意识是自觉的行为，他说，“道德出于自我意识，不同于动物，狗就没有自我意识，只能给人当走狗”，引起同学们的笑声。艾思奇同志不笑，照常讲下去。
艾思奇同志讲历史唯物主义，引用中国“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的成语。他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英雄是在社会发展潮流中产生的。顺应社会潮流，英雄才能成为成功的英雄；不顺应社会潮流，或客观条件不具备，英雄便无用武之地。三国时诸葛亮只能三分天下占据一分，要统一中国，就没有办到。欧洲的拿破仑也是英雄，他只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当时法国没有拿破仑，法兰西也会产生一位相当于拿破仑的人物出来，完成法国这场变革。在1951年，胡乔木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文章中也讲到中国共产党按照中国工人阶级的需要，培养塑造出自己的领袖。艾思奇、胡乔木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很有说服力，有力地驳斥了国家的兴衰全靠圣人，“圣人出，天下治”的唯心史观。唯心史观认为有了尧、舜这样的圣王，天下大治，尧、舜不经常有，所以天下乱多治少。这种观点不合历史实际。
艾思奇在北大哲学系讲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时，关于“必然和偶然”一对范畴，他举例说，一切反动的、不得民心的反动派必然失败，这是必然；至于哪天哪月灭亡，这是偶然。科学的历史观不同于算命卜卦的先生，区别在此。又举长期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战争出于革命需要，出于群众的拥戴，有了革命，就有领袖，这是必然。至于这革命领袖产生于湖南还是江西，他是否一定叫毛泽东，则是偶然。他把道理讲透了，他的话是对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艾思奇同志讲授历史唯物主义，也受到当时历史的局限性。讲到社会的生产时，他引用恩格斯的说法，人类社会生产有两种，一种是物质生产，另一种是人的生产（生产下一代，生育子女）。当时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只承认物质生产，人的生儿育女不算生产。艾思奇讲课时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记得他说像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难免有错误，不过只是一小点，不算什么大事，恩格斯还是了不起的大思想家”。斯大林反对恩格斯关于生产的说法，后来已得到改正。可见，学术问题有它的严肃性，政治干预奏效于一时，但不能行久及远。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基人最早是20世纪20年代的李大钊，他讲授过唯物史观，后来中断了几十年。艾思奇来到北大后，中断了的马克思主义不但活跃起来，而且发展了。
艾思奇同志在北大讲课，大约5年，把马克思主义普及到高等学校，在北大哲学系留下深刻的印象，和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艾思奇同志功不可没。
1953年以后，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北京大学也分配来几位苏联专家。他们讲课很机械，只讲正面结论，不讲反面论点，不提倡辩论，不许反问。本来内容十分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课，被苏联专家讲成了干巴巴的教条。考试也提倡死记硬背，学生的创造性受到压抑。《联共党史》讲到十月革命后，农村消灭了富农阶级。学生问，“当年那些富农哪里去了？”苏联专家不耐烦了，反问学生“你打听他们干吗，是不是要与他们通信？”学生们不敢再问了。
后来才知道，苏联派来的这些教师大多数不是第一流专家，也有从党政机关抽调来的，学术造诣和艾思奇同志不在一个档次上。
艾思奇同志向广大社会、向群众普及哲学，人们早已熟知。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把马克思主义普及到大学、高等研究机构，与知识分子广交朋友，似未引起注意。当时形势下的哲学普及工作，十分艰巨。他把本来站在唯心主义阵营的大批旧知识分子引导到马克思主义一边来，固然是由于整个革命形势决定的，但他的功绩是卓越的，我就是闻道较迟，接受启蒙教育的一个。
1961年，参加编写大学文科教材，我负责主编《中国哲学史》教科书，集中住在西郊的高级党校，见面的机会较多，对艾思奇同志了解渐多。他多才多艺，喜游泳，喜音乐，爱好绘画，收藏齐白石的国画。对中国哲学史也有广泛的兴趣和独到的见解。为人豁达，能容忍，不与一般俗人争一日之短长，真理所在，则分毫不让。深为他英年早逝而悲伤，又为他在“文化大革命”前离世而庆幸。
[本文选自《缅怀与探索——纪念艾思奇文选（1981—200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