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末乡村自治文化的培育

尽管在各种力量的联合推动下，我国传统乡村管理思想开始其近代演变的历史进程，然而在极其复杂多变的现实实践中遇到重重阻力，为此，乡村教育的初步普及、自治人才的培养、自治宣传与研究，亦即乡村自治文化的培育，就显得十分必要、重要，这不失为清末乡村管理思想历史演变的背景之二。

一 清末乡村教育的初步发展

乡村自治事业的推进有赖于文化教育的普及，没有最基本文化素质的村民不可能具有自治意识，更不可能自觉地践行自治权力，维护自身利益与社会公正，从根本上保持社会稳定发展。清人端方曾经指出，“非教育普及，则民智何由启发”。

清朝末年，国家内忧外患，经济发展缓慢，各类灾害频繁，广大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都不能得到保障，史载：“水潦之余加之旱魅，百姓典衣无食，卒死艰难，灾民哀鸿遍野，乡间灾黎谋生绝路，触目惊心。”在此种历史情形下，村民无暇顾及自身文化教育问题，国家在这方面也力不从心，乡村教育发展十分缓慢。清人樊增祥指出，“学堂之难，难在无学生，又难在无教习。通都大邑招考诚不乏人，若荒僻小县，秀才犹不知书，而况童穉，故曰无学生也。既改书院为学堂，则乡塾师不任教育，当取稍习时务者为之师，而天文、舆地、西文、西语就地取材，百不获一，聘之远方无此力量，故曰无教习也”。清朝末年，我国乡村社会中的文盲、半文盲占据乡村人口的绝大多数，文化教育水平可谓十分落后，边远地区更甚。

为了改变乡村教育严重落后的状况，使得乡民具有一定的现代知识，保证乡村自治事业的开展，政府与社会都加强了劝导乡民读书识字的工作。

其一，学堂、教育会、劝学所、识字会、识字学塾与基础知识的普及。以广西为例，史载：“教育为宪政本源，比年以来，学司整顿提倡。光绪三十四年两学期各项学堂人数，比较上年增多九千九百余名，宣统元年上学期小学人数，比较上年增多一万两千八百余名。风气渐开，人知向学。惟是桂省地方异常贫瘠，办学、就学两者均难，非急筹办简易识字学塾，俾年长失学及贫寒子弟得有从学之区，教育未由普及。间有边僻地方设塾较迟，文报未达，亦经严切督催，一律赶设。并有教育会、劝学所组织简易识字会，于通衢广众之间，将三五字义指画口诠，老幼男女均可听首传习，不必设校，不必延师。先经学司于分年筹备教育案内详定通行，以期编造识字国民，以促宪政进步。”由此看来，尽管面临着诸多困难，但是通过各种途径、各种形式的办学，广西地区的基础教育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进展，这无疑为自治运动的开展打下了一定基础。

其二，地方官府、劝学所与开塾教课、改良私塾。以四川为例，史载：“饬提学司转行各属，责成地方官劝学所实力筹设。复经刊行各属，督令开塾教课，并由司将各属具报设属之数，共计就原有小学附设者两千零二十处，就祠庙公所创设者六百零六处。其预为规划，应俟逐年筹设者九千零一十七处，仍一面注重养成师资，认真改良私塾。”私塾是乡村中最普遍的教育机构，大量私塾的相继设立无疑推动了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配合了乡村自治的实施，这方面地方政府与劝学所可谓功不可没。

其三，附设、开办土塾、学塾。以云南为例，史载：“现据昆明各属陆续禀报，计设学五十九所，学生共一千九百余人，复据沿边学务局禀报，先后成立土塾计一百三十五所，学生共四千一百八十余人。查此项学塾，欲谋推广，自以附设为便，迭经通饬各厅州县于城内所办初等小学，或高等小学，及繁盛乡镇所办高等小学堂内，先行附设，次则于城乡初等小学附设，又次则于各项学堂附设，其于户口稀少向无学堂者，或人民程度较低，不能遽设初等小学者，均酌量地方情形，借地另行开辟。”如同四川一样，云南地区也大力推广各类私塾，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财政、师资等各方面的限制，这一地区大力倡导附设私塾。

就文化教育普及而言，传统教育的利用、扩展固然必要，然而新式教育也十分重要。清政府予以特别关注，史载：“至本年关于学务，尚有各省所应办者，如学部分年筹备事宜清单内开：设立存古学堂，开办图书馆，省城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小学堂兼学官话。又学司拟订筹备教育年表，续办初级师范，推广汉语学堂，设立官话讲习所，改良调查风俗，改良宣讲所，一律成立。”由此看来，这些新式教育主要有存古学堂、初级师范学堂、中小学堂、汉语学堂、官话讲习所、图书馆等，可谓形式多样，这无疑有利于新式教育在清末中国的发展。

固然，清末乡村教育的初步发展为乡村自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然而就自治文化的培育而言，乡村自治人才的培养、自治宣传与研究不失为重中之重。

二 清末乡村自治人才的培育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自治人才的培养、自治研究与思想宣传，以打造具有现代文化知识，尤其是具有自治意识的国人，即成为推进清末乡村自治事业的关键所在。毕竟，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村民是乡村自治最终的践行者与受益者。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末这场自上而下的自治运动中，当局者认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与优先性。

例如，陕甘总督长庚指出，“惟是办理自治，事属创举，必先造成自治之人才，而后可收自治之效果”。清人赵尔巽认为，“试办地方自治，拟先编订制度，培养人才。惟是奉省地方朴塞未闻，自治之义士绅未能尽解，何论编氓，非与培养人才，以为实行之储备，则虽编制尽善，而徒法亦终以不行”。为此，这方面工作成为乡村自治早期的重点，人才培养形式不一，其中包括自治讲习所、自治研究所、审判研究所、检验学习所、监狱学堂、政法学堂、绅校、公民养成所、筹办公所、事务所、律师传习所等。兹简单介绍如下。

首先，自治讲习所、自治研究所与人才培养。

纵观整个乡村自治实践的历史进程，自治讲习所与自治研究所的设置与功能发挥十分重要，而其中的人才培养即是其一，史载：“但事当草创，官民均未谙习，现在人手必以讲解研究为始基。俾人人皆知自治模范，颁发调查选举人名表式及投票规则等项，邀集同志分期研究。另设自治研究所，由各府厅州县保送品学兼优之绅，授以较深之学科，以培养议员之知识。此时办法，惟有开民人之知识，使其互相讲习，而发起其自治行政之心思。”由此可见，自治讲习所与自治研究所的重要性，可谓乡村自治之前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当时，各类自治研究所培养出了大量专门人才，史载：“查直隶前经设立自治研究所，选送学员者一百二十余属，毕业者将近千人。今未送学员各属，均选送三人入所研究。此外有自费来学者亦准选送附学，现共有学员二百五十一名。”依据学习成绩，这些学员有相应的毕业等级，以广东为例，史载：“第一届甲班，最优等二十二名，优等二十一名，中等二十七名，补考优等一名。第一届乙班，最优等二十二名，优等五十七名，中等三十一名，补考优等一名。第二届丙班，最优等十六名，优等五十一名，中等三十三名，下等三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自治研究所多为官方所设，但其中亦不乏民间设立者，其创办人为有实力的绅士。史载，“各省自治研究所，除官设各所作为模范外，其各地方士绅自愿照章设立者，均得呈明该管官批准照办。惟该所所长，应有该所公举通晓法政品学优裕士绅一员，呈请自治筹办处核派”，而“绅民有未经禀请自行设立者，均通饬各属调查，一律饬令补交章程办法，核明是否合法再予立案”。在士绅办理自治研究所的活动中，政府一方面予以积极支持，另一方面对其严加管理，以减轻财政支出及工作压力，可谓官民双益。

其次，审判研究所、学习所、监狱学堂与政法人才的培养。

乡村自治实质是一种近代意义上的依法治理乡镇，它已不再全靠乡规民约来维持乡村秩序，这无疑需要大量精通近代法律制度的人才。为此，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培养一定数量的政法人才。史载：“至审判研究所，录事、书记、承发吏学习所，现已次第毕业，检验学习所亦已提前毕业，审判官吏尚可就地取材，监狱学堂已经开学。”

再次，政法学堂、绅校与人才培养。

在全国上下自治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政法学堂、绅校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史载：“咸以地方自治为法政之一部分，因就原设法政学堂、绅校，扩赁房屋开办，讲员、管理员即在法政、官绅两校教职人员内慎选派冲，藉资节省。现一面督饬讲员认真讲授，并缩短暑假时期，俾得早日毕业；一面饬由该所将讲义札发各厅州县，加印多张，分给本籍士绅就近研习。俟研究所各生毕业后，再各赴本籍设所传习、讲演，庶官绅咸知自治之有裨地方，将来实行兴办，不致别生障碍。”由此看来，为培育足够的政法人才，保证乡镇自治的顺利进行，政府有意识地以政法学堂、绅校为基地，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其中包括扩大学校规模、就地聘请教师与本地士绅、就近研习讲义、毕业学生回本籍办所传习等。

最后，公民养成所、筹办公所、事务所与人才培养。

有关公民养成所，史载：“又由该局设立公民养成所，为武昌、汉阳两府试办自治之预备，业于上年四月开办，期以年终毕业。”有关筹办公所、事务所，史载：“现计依限设立筹办公所或事务所者二十八属，提前设立筹办公所者八属，各所学生研究毕业，足为办事之资。”由此看来，上述三个自治培训机构也培养了不少急需的自治人才，取得了一定成效。

三 清末乡村自治宣传与研究

清朝末年，全国上下初步发展基础文化教育与培养自治人才的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加强自治知识、自治思想的宣传，借以培育人们的自治意识，减轻人为障碍，加快乡村自治的历史进程。例如，史载：“该县属乡民因调查滋事，阻碍自治进行，仰即将首犯惩办，一面仍应实行宣讲，勿令再醸事端。”

首先，宣讲所、宣传员、城乡宣传社与自治宣传。

清末自治宣传的形式多种多样，而宣讲所、城乡宣传社、宣传员可谓其重要体现。有关宣讲所，史载，“来牍阅悉，所请将自治宣讲所，就原有二处之外，复在清嘉坊口圣帝殿内推广一处，自八月初一日为始，于自治前途甚有裨益，深仰热心，应准立案”，“推及宣讲所、白话报各事，各属类能照章兴办”。有关城乡宣传社，史载：“且各属筹办自治事务，所调查一切，以及各城镇乡分设宣传社，在在需员。”有关宣传员，史载：“目前教育未周，识字之民尚少，设有误会，流弊滋多，乃遴派曾习法政、熟谙土风之绅士为宣讲员，周历城乡宣讲自治利益。”毋庸讳言，上述三种宣传形式可谓切中时弊，简单而有效。

其次，在自治宣传中，自治话报、白话广告、自治学社、白话告示与白话公报也不失为重要的形式。

其一，有关专门自治话报，有学者指出，“1906年以来，地方自治思潮高涨的第一个突出现象是鼓吹、宣传和讲解地方自治的报刊大量兴起。从国内到国外，从内地到沿海，从城市到乡村，国人创办的以‘自治’命名的报刊大量涌现”，连官方也积极提倡自治话报的创办，史载：“复饬处编纂自治话报，按期分发，责成各地方官派员分头宣讲，俾共知选举为公民之特权，被选为与闻政事之始基。”由上可知，自治话报成为当时自治宣传的重要形式之一，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其二，白话广告、自治学社与自治宣传。史载：“复编印法政官话报，分发津属州县以资传习，并将自治利益变成白话，张贴广告，以期家喻户晓，振聩发聋。乃设自治研究所，饬津郡七属选送士绅之阅历较多、素孚乡望者，四个月毕业后，各回原籍设自治学社，为定学社通则，以研究所得者传习之。”

其三，白话告示、白话公报、自治浅说与自治宣传。有关白话告示与白话公报，史载：“现在各省自治筹办处，或撰拟白话告示、白话公报、自治浅说，以期开通愚氓，办法甚为得宜。”这里尚需指出的是，不仅现代报刊、学社等不同程度地成为自治宣传的阵地，而且白话宣传亦为时代所需。时人指出，“原来地方的事是人人有份的，自治的事是人人应该做的。况且自治的书道理很高，文法很深，不是读书人本难通晓，就是各种报纸有文法的，也是如此，如今要使一般人都晓得，《自治报》所以定要用白话”。

如果说自治宣传机构与刊物成为清末自治思想传布的主要途径，那么来自官方与民间的自治演说则更为直接、更为有效。这方面学界已经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兹不赘述。最后尚需指出的是，为配合自治运动的开展，在清末自治宣传活动中，汉语学堂、官话讲习所也相继建立，同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清末乡村自治运动前期，自治人才培养、自治知识与思想宣传、自治研究可谓三项重要而基础性工作。在当时，自治研究所的举办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关注，乃至地方督抚大员多次上奏朝廷。

自治研究方面，各类自治研究所固然是重心所在，例如：史载，“查省城地方自治研究所第一二届，业已办理完毕，毕业学员已有三百二十五名，而各属官绅闻风兴起，禀请遵章设所研究者，亦复不少”，然而一些地区的研究社也功不可没，以广东新会江门自治研究社为例，其章程规定：“第一章：定名；第二章：宗旨；第三章：权限；第四章：社员；第五章：名誉赞成员；第六章：社长；第七章：办事员；第八章：书记员；第九章：会计员；第十章：编辑员；第十一章：调查员；第十二章：经费；第十三章：事务所；第十四章：会议；第十五章：选举；第十六章：支社，本社得于各乡设立支社；第十七章：附则。”尽管我们仅从章程中还不能看到这一地区性学社所发挥的作用，但毕竟出现了这种专门性机构，可谓分工精细、规章完备，已具有一定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