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末乡村管理思想历史演变的发端与动力

我国传统乡村管理思想的近代演变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历史进程，源于多方力量的推动；发端与动力既是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又不失为清末乡村管理思想历史演变的社会背景之一。

一 乡村管理思想近代演变的发端

晚清时代，伴随着东西方列强侵略的步步加深，国家内外交困，民族危机日益凸显，救亡图存意识逐渐高涨，此种历史情形下，各种思潮相继兴起，传统元典精神也开始了近代转化，以寻求救国之路，乃至形成了一种重视现实、变革传统、学习西方的新思维，这无疑成为传统乡村管理思想近代演变的发端。乡村社会管理思想近代演变的发端源于多种历史与社会因素，笔者拟从以下两个方面约略梳理。

（一）经世思想、洋务思想与学习西方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想逐渐兴起而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其中魏源最具代表性。有学者指出，“鸦片战争前后，在农民起义火光的惊照下，尤其是在‘海警飙忽，军问沓来’刺激下，魏源异军突起，高扬经学经世、史学经世、学术经世的大旗，并究心现实问题，拉开了经世思想复兴的契机。与此同时，贺长龄、龚自珍、林则徐、黄爵滋、姚莹、徐继畲、包世臣、张穆等一批敏于时事的封建士大夫也将视野从故纸堆转向矛盾丛生、危机四伏的现实世界。由是，一股生机勃勃的经世思潮蔚然兴起。魏源的经世思想是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中的一排巨浪”，“他（魏源）由经学转治史学，倡经世致用，其学术思想和社会改革主张，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其中最为人们认可的，即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对此，郑大华先生评价说：“魏源则通过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认真反省，既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承认西方列强有其‘长技’，同时又没有丧失反抗列强侵略的勇气，认为中国只要把列强的‘长技’学到手，就一定能打败侵略者。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认识，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一思想后来成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源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一般认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种理论观点的结晶，主张在不动摇中国文化根本的前提下，通过掌握西方先进的技术而达到制服夷人的目的，不失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开始，也是重新认识近代早期中西文化关系的尝试，带有早期“中体西用”的理论色彩，客观上代表了当时和以后国人的主流意识。

如果说经世思想引导世人关注现实，初步思考变迁后的中西关系，那么，洋务思想则将人们带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现实实践。

以李鸿章为例，这位著名的洋务派代表人物指出：“是必华学却可制敌，即可敌夷，尚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洋学实有窬于华学者，何妨开此一途？”他进一步指出，“（西方）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然而，“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因此，“自强之道在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耳”。这方面有学者评价说：“李鸿章的洋务思想，特别是洋务经济思想及其活动，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

毋庸讳言，经世思想、洋务思想在中国的相继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对国人进行了思想上的启蒙，使得人们逐渐认识到学习西方、改造并发展中国的益处，从而在无形中改变了国人对中西关系的认识，这无疑成为我国传统乡村管理思想近代演变发端的前奏。

（二）传统变通思想、维新变法思想与近代转换

晚清时期，面对不可逆转的千年未遇之变局，国人对传统变通与改制思想的认可与强调，体现出思想文化上返本开新的努力，向世人展现出我国传统元典精神的近代转化，也符合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思想上的探索成为整个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寻求传统变革而适应现代的一个缩影。对此，有学者指出，“近代中国面对古今中西一大变革之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发生着全方位的转型。这一切催促人们竞相追求变易之道、会通之道。除向西方探求变革之理外，近世中国人还力图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找寻启示，而中华元典反复申述的‘变易’哲学和‘行健自强’观念，正是中国近代改革家着意借重的民族原创性精神”。这里以张之洞、邓华熙、郑观应、梁启超为例。

其一，张之洞与传统变通思想。

作为晚清时代的一位政治家、教育家与思想家，面对近代社会的巨大变迁，张之洞引经据典，宣扬变通思想，以图学习西方而富国强兵。张之洞指出，“窃维今昔情形，实多不同，变通之道，因时而宜，因地而用”。他认为，“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趋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器非求旧惟新，《尚书》义也。学在四夷，《春秋传》义也。时措之宜，《中庸》义也”。他在奏折中进一步指出：“臣等常闻之《周易》:‘乾道变化’者，行健自强之大用也。又闻之《孟子》：过然后改，困然后作，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生于忧患之枢机也。上年京畿之变，大局几危，其为我中国之忧患者可谓巨矣，其动忍我君臣士民之心性者可谓深也。穷而不变何以为国！”就道、法而言，他指出，“曾子固曰：‘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由吕之说，则变而有功；由曾之说，则变而无弊”。就我国茶业的发展而言，这位督抚大员指出，“查中国茶种之佳，地球无匹，徒以株守旧说，不知变通，栽种既未合法，焙制又复失宜，遂为洋商所厌弃，若不急图变计，何以挽利源而维商本”。由此看来，张之洞较为系统地表达了危难之际变通图强的思想主张，这在当时颇具代表性。

其二，邓华熙、郑观应、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

作为早期维新思想的推动者，邓华熙在奏折中指出，“际穷久而思通，贵有易辙改弦之举。古来制治保邦，未有不因时制宜，而能成长治久安之盛业者。溯自洋务肇兴，我朝孜孜求治数十年，几经筹划以图自强，而国势迄未能张，岂财力之真有未逮哉？不思倭与吾本同文之国，彼以能自得师而效著，吾何难幡然变计以维新”。由此看来，这位富有地方治理经验的布政使很好地总结了洋务运动的教训，明确指出了中国进行维新变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可谓封建统治集团中的开明者，这在那个时代实属可贵。

与上述历史人物相比，早期维新思想的鼓吹者郑观应则更多地从维新实践中，表达出了适应时代变迁而会同古今中西的变通思想，这里以乡村道路、民团为例。

有关乡村道路，郑观应认为，“泰西对于路政甚为注重。乡间固不必尽然，当就其天然之势为之。欧洲各国于国内官道尤多种植果木，于国内风景、人民卫生多有裨益。西人谓修路种树与人群之进化及经济问题均最有关系。今地方自治逐渐恢复，若有自治职员随时督率吾民使于农隙通力合作修筑道路，而数十年之间遍中国尽坦途也。一举而数利皆得，富强由此渐致，国基亦由此巩固而不可动摇”。由此看来，郑观应十分重视乡村道路的改善，提出了一些融合中西，尤其是学习西方路政建设的思想主张，他将路政建设与近代卫生事业、地方自治、人群进化及其经济问题结合起来，可谓变通传统观念而具有近代化的色彩。

有关民团，郑观应指出，“寓兵于农，古之良法。后世民团，亦差近之。考德国军制，民除残疾即充伍籍，余则团练以保地方。盖泰西各国，寓兵于士、农、工、商。有警则人尽可将，人尽为兵。缓急征兵，顷刻可集数十万，兵费不糜，而兵自足。设局训练，一俟学成，各教其所辖之十人，十人学成，则各自教其家之人。而民兵未尝学问者，更为设塾延师，使忠义之心油然而生。处处团练，村村联络，而国无筹饷之艰，兵无远调之苦。将见士皆劲旅，人尽知方，转弱为强在此一举”。由此看来，为根本改变乡村治安形势并实现强国之梦，郑观应融合古今中西而提出了新的民团建设思想，可谓富有变通与时代特色。

鉴于时代的巨大变迁，在近代乡村问题上，作为维新变法领军人物之一的梁启超，则更加明确地提出“秉西法、重乡权，建立地方自治政体”的乡治主张。

由上可知，如果说经世思想、洋务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那么，逐渐兴起的变通思想与维新变法思想则逐渐改变国人的文化观念与价值理念，使国人逐渐认清世界大势，变法自强而救亡图存，这无疑在潜移默化之中为传统乡村管理思想的近代演变进行了思想上的奠基，不失为其历史演变的发端。

二 乡村管理思想近代演变的动力

乡村管理思想近代演变的动力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动力并非单一，而是由内、外两个方面构成的完整系统。

（一）外部冲击：多种外力的正面诱导

龚书铎先生指出，“近代中国文化同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道路不一样，中国文化没有在自己的社会内在发展中走向近代，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引起了变化”，清末乡村管理思想的历史演变亦是如此。鉴于亡国灭种的社会现实，来自西方的启蒙思想不仅在客观上起到了正面诱导的作用，而且成为最早的推动力，它们主要由进化思想、民权思想与自治思想构成。

其一，进化思想。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个绝大的刺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术语”。孙中山先生指出，“进化者，自然之道也”，他高度赞扬说，“自达文之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总之，“就历史上进化的道理说，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由此看来，以严复、孙中山为代表的晚清进步人士成为了宣传进化思想的旗手，进化论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不失为近代中国各种变革思想的温床。

当然，中国传统进化思想也不失为进化思潮的组成部分，这以康有为代表，他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论述了进化思想，他指出，“物不可不定于一，有统一而后能成；物不可不对为二，有对争而后能进”。这方面有学者指出，“近代以来西方进化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为国人所接受，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在改造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上，尤其是在改造古代哲学发展进化思想和变易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毋庸讳言，在西方进化论的激发下，这种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兴起的进化思潮，为我国乡村管理思想的近代演变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其二，民权思想。

清末，尽管封建专制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乃至后来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事件的发生，但是这种源于国外而逐渐为国人所接受的民权思想，在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方面冯自由先生指出，“民族、民权二大主义之潮流滔滔然急湍全国，唯使人人皆得享人权自由之幸福，脱专制之羁轭而民权之说生焉”，其中“所译卢骚《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斯宾塞《代议政治论》等，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

当时的思想界极力论证民权的必然性，梁启超指出，“虽以孔孟之至圣大贤，而不能禁两千年来暴君贼臣之继出踵起，何也？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他进一步指出，“医今日之中国必先使人人知有权，人人知有自由，《民约论》正今日中国独一无二之良药”。孙中山先生指出，“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李振铎认为，“统计历史孰优胜、孰败劣，靡不视民之有权无权、国之有民权无民权为因果矣”。由此看来，作为新时代的知识精英，尽管处在不同社会集团、不同社会阶层，却不约而同地对民权思想进行鼓吹与提倡。

其三，自治思想。

“自治”思想最早由外国传教士传入国内，较早出现于沿海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就自治的东西方比较而言，知县唐桂认为，“日本自维新后采用西法，其市町村行政与中国乡官同，即西人所谓地方自治政体者是盖桑梓之地，利弊咸知而又暗合上古乡举里选之法”。就自治的现实需求而言，时人指出，“今吾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而不听民自治，救之之道听地方自治而已”。就自治的推行而言，时人指出，“今国家诚宜考证中外，分省会府县乡邑等各定以自治条章颁行全国，其尤裨益于治道者无不可一任绅士办理，费省情熟而事易举”。就自治的广泛性与发展趋势而言，有学者指出，“政治以自治为正鹄、兵略以自治为方针、教育以自治为臬圭、律令以自治为归宿、工艺以自治为目的、伦理以自治为煆治、生计以自治为炉锤，热海可超、汤池可步而自治主义不可移”。由此看来，晚清时期，在自治问题上，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一种共识，自治成为一种必要与必然。

我们觉得，如果说进化思想是一种萌动力量，民权思想是一种潜在的鼓动力量，那么自治思想的兴起则是一种较为直接的推动力量，它们共同汇聚成一股外在的诱导力量。

（二）内部驱动：多重内力的共同推动

伴随着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启蒙与刺激，以及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晚清社会内部也相应凸显出几种动力，这种内在的合力逐渐上升为这一动力系统中的主导力量。

其一，隐性鼓动力量：传统思想资源。

清朝末年，如果说社会变迁是时代动力，一种客观而外在的力量，那么传统实用意识、乡里自治思想、民本观念等则共同组合成一股潜流，客观上生成了乡村管理思想历史演变的文化土壤。这方面有学者指出，“通过对早期地方自治主张萌生机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早期地方自治思想的衍生既源于当时自强求富的时代主题，也源于一种朴素的分权与民权思想意向”。

实用观念在历史上长期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由此发展成为一种民族思维习惯与价值判断导向，尽管有其不利的方面，例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思想家有一种过于狭隘的实用观点，对于与安邦治国、国计民生关系不密切、不明显的纯理论、纯知识缺乏热情”，但是在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历史情形下，这种重实用的民族品格日益凸显其优越所在，在不自觉中重视强大的西方列强，思考他们先进的文化而加以学习、模仿，其中即包括自治思想的接纳与改造。

与此相呼应，传统民本思想、乡里自治思想客观上也形成一种潜在的动力。虽然民本思想与民权思想还是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概念，前者相对于中国封建时代的君权而言，后者则是在近代资产阶级人权基础上的政治宣言，但是传统民本思想的长期存在，却为近代西方民权思想的吸收与传播奠定了一定的历史基础。这方面有学者指出，“在晚清思想界，无论是温和君主立宪派还是激进的共和革命派，在民权观念上都已实现对民本的超越，但形式上却仍保持连接”。另外，自秦代以来，伴随着郡县制度的建立与推行，乡里自治即为历代统治者所默认，从而客观上成为乡村管理思想近代演变的历史资源与潜在基础。

其二，内部制度诉求：郡县制度的时过境迁与自治的必然。

清朝末年，传统郡县制度下国家对乡村的管理，已经不能适应巨大变迁后的近代乡村社会，可谓弊端重重，乡村自治成为历史的必然。史载：“民生所需经纬万端，国家设官董治仅挈大纲，非独政体宜然实亦势有不逮；强以官府之力行一切之法，意本出于爱民，而受之者或反以为不便。”

清人胡惟德指出，“中国幅员辽阔户口殷繁，一省之中州县数十、大或千里，统治之权仅委诸一二守令，虽有循吏治绩难期。至于编户齐民散而不群、各务私图，为之代表者不过数绅士又复贤愚参半。使无地方团体实行自治制度图功程效，其道无由”。清人赵尔巽在奏折中说道，“奴才伏惟近世地方政务日积，就一州县而论，学务、警察、农工商务百端待理，为牧令者讵一身而万能也。东西列国皆使地方之人任地方之事而地方以治，政府所设之官吏仅监督而已。奴才先后奏请筹设乡官，皆以谋地方自治之要计也。查各国地方自治之制，凡一切议决执行皆责之市町村会曁公选之长经营维持”。由此看来，这两位开明的官员就实际国情、时代变迁与国际比较的视野，对清末乡村自治的必然性进行了很好的分析，可谓言之有理。

其三，现实推动力：政治利益的需求。

清朝末年，满族统治者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危局。就乡村社会而言，“清末十年抗粮抗捐、仇教排外等多种形式的乡村民变此起彼伏，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为历史上所罕见，大大小小规模不一的民变加剧了晚清社会动荡”。当然，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毕竟“清末十年，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转变时期，所有这些农民反抗行为都是农业社会特别是瓦解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

此种历史情形下，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不得不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推行新政而变被动为主动，以获取其统治得以延续的社会基础。这方面有学者指出，“清政府打出‘新政’的旗号很快产生了有利于清政府的社会效果，使之摆脱了庚子事变后全然遭唾骂的被动境地，得以重新控制局面”，其中即包括乡村管理的历史性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乡村管理思想的近代演变，是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矛盾激化与关系调整下的必然结果，借以维护晚清王朝的统治与满族统治者的政治利益。

总之，传统乡村管理思想的近代演变既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又是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影响与交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