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交通优势与文化重心地位

一 河洛地区：战国晚期的会盟中心

杨宽在《战国史》中曾经使用“战国初期”、“战国前期”、“战国中期”等时段概念。他写道：“春秋末年晋国六卿分别进行了田亩制度的改革，其中赵、魏、韩三家取得成效较大，于是在兼并过程中造成 ‘三家分晋’的局面，到战国初期三晋顺着这个潮流的趋势，进一步谋求改革”，“战国前期各国先后进行变法”，“战国前期秦连续攻魏，迫使魏献给河西之地”，“战国中期以后，铁工具能够普遍使用于农业生产，使得耕作技术飞跃地进步。”如果对战国史进行分期，也许以公元前308年作为战国晚期的起点是适宜的。《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在这一年，秦武王表示了“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的愿望。事又见《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及《战国策》卷四《秦策二》。秦武王于是与甘茂有息壤之盟。这是秦史中所仅见的君臣之盟的史例。甘茂随即艰苦作战，攻克宜阳，事在公元前307年。发生于河洛地区的这一事件，开始了秦军凯歌东进的历程，也宣告历史进入了秦逐步实现统一的阶段。

（一）列国会盟的记录

自秦武王时代至战国时期结束，史籍记载各国间以“会”为标志的外交活动凡19次：（见表1）

其中“新城”地望不详，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部分可见3处“新城”，一在今河南伊川西，一在今河南密县东，一在今山西朔州南。清人陈厚耀《春秋战国异辞》卷首下《春秋战国通表下》“周赧王三十一年”（前284）条下写道：“秦昭王与魏昭王会宜阳，与韩釐王会新城。《年表》云：与秦王会西周。”“周赧王三十三年”（前282）条下写道：“秦王与韩王会新城。《年表》：韩与秦会西周间。”似陈厚耀以为“新城”其地即在今河南洛阳。《史记》卷五《秦本纪》：秦昭襄王二十五年（前282），“与韩王会新城，与魏王会新明邑。”按照常理分析，“新明邑”应在韩魏地方，很可能也在河洛地区。

对于这些国君相“会”的外交记录中“会”的理解，与《史记》卷四三《赵世家》所谓赵武灵王九年（前317）“楚、魏王来，过邯郸”及赵惠文王十六年（前283）“王与赵王遇”等一般性会面不同，多有学者称之为“会盟”。这样的认识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如此，前举战国晚期各国会盟20例中，其地属于河洛周边地区者，有（1）（2）（3）（4）（5）（6）（9）（13）（14）9例；其地位于河洛中心地区者，有（8）（11）（12）（15）（16）（17）（18）7例；与河洛地区距离较远者，只有（7）（10）（19）3例。

战国晚期河洛地区成为会盟中心，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

（二）河洛会盟与秦人东进态势

河洛地区之所以能够在战国晚期成为会盟中心，原因之一，是强大的秦国在向东方扩张的进程中首先将这一地区作为侵吞的目标，并随即进而以河洛为兵员和作战物资的中继基地，向赵、楚、齐、燕等强国进军。

秦国是战国晚期河洛地区国际会盟的主角。前举19例中，除（7）（8）之外，其余17例都是秦王与其他国君会盟。《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所谓“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的传统已经完全改变。秦国国君频繁出没于河洛地方，成为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秦王积极的会盟行为，可以看作秦国在实施战争打击的同时，采用外交方式作为强化政治威慑，进行心理征服的手段。从前引例（18）可以看到相关情形的细节。《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史记》生动的记述颇得后人赞誉，然而其中文学笔法似不免渲染成分。不过，基本史实应当是可信的。所谓“赵王畏秦，欲毋行”，“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都显示出这种所谓“好会”背后军事霸权的实质。

本书讨论的“会”，《史记》称作“好会”者，又有卷四〇《楚世家》：“十四年，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于宛，结和亲。”“（楚顷襄王）十六年，与秦昭王好会于鄢。”

（三）周王室的地位

河洛地区成为会盟中心，很可能也与周王朝政治权力虽然衰败，然而依然余威残存，有一定的政治影响有关。

秦王对于这种政治权威，久有侵夺之心，在战国晚期，则以日益强大的军事实力为依恃，终于将此意图付诸行动。

《史记》卷五《秦本纪》：“武王元年，……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长封伐宜阳。”张守节《正义》：“在河南府福昌县东十四里，故韩城是也。此韩之大都，伐取之，三川路乃通也。”关于秦武王“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的愿望，《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写作：“寡人欲容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战国策·秦策二》写作：“寡人欲车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宋人鲍彪《鲍氏战国策注》卷三曰：“‘闚’、‘窥’同，小视也。周室，洛邑。盖欲取之，不正言耳。言三川，知其志不止镐京也。”

《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司马错和张仪在秦惠文王面前的一次争论，张仪主张伐韩，其说曰：“下兵三川，塞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已经表露了“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志在“王业”的雄心。

《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说，秦惠文王去世后，秦武王刚刚即位，虽罢免了张仪，然而立即开始实践张仪的主张。“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张仪、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韩，拔宜阳。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这次秦武王“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是一次规格甚高的出使，而周的接待也“意甚敬”，同样规格甚高。于是导致了楚国的外交干预。“楚王怒，让周，以其重秦客。游腾为周说楚王曰：‘知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何则？无备故也。齐桓公伐蔡，号曰诛楚，其实袭蔡。今秦，虎狼之国，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仇犹、蔡观焉，故使长戟居前，强弩在后，名曰卫疾，而实囚之。且夫周岂能无忧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国以忧大王。’楚王乃悦。”游腾所谓“周岂能无忧其社稷哉”，表明秦的动向对“周”“社稷”的威胁，是显见的事实。

秦武王后来果然亲临河洛地区，遂了“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之心愿。《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武王竟至周，而卒于周。”他的死，竟然直接与周鼎有关。《孟子·告子下》正义引皇甫士安《帝王世说》：“秦武公好多力之士，乌获之徒，并皆归焉。秦王于洛阳举周鼎。乌获两目血出，六国时人也。”徐宗元案： “武公”当作“武王”。《史记》卷五《秦本纪》：“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族孟说。”又卷四三《赵世家》：“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杨宽以为“乌获两目血出”，可理解为秦武王事：“《帝王世纪》谓武王至洛阳举周鼎，因两目出血、绝膑而死，其说可信。”杨宽还指出：“《韩非子·定法》云：‘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 其实并非 ‘以秦殉周’，欲以秦挟周耳。秦武王在打通三川之后，即亲往周都洛阳，与力士在此比武而举鼎，所举者未必真是九鼎。但在其心目中，周鼎为传国之神器，为天下最高权力所凭依，必欲亲往举之而后甘心。”

秦人频繁在河洛地区与诸国会盟，用强国外交“以临二周之郊”，似乎也有威慑周室，令周人“忧其社稷”，甚至形成“周自知不救”的心理影响的用意。

（四）“天下”与“天下之中”

河洛地区成为会盟中心，还与当时社会观念中“天下”意识已经成熟，而河洛为“天下之中”的地位已经受到重视有关。

“天下”的说法，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这就是所谓“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可见“天下”的观念，一开始就是和“大一统”的观念相联系的。这一观念，显然不是单纯的地理观念，也不是单纯的文化观念，而是一种政治观念。《管子·霸言》：“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战国时期“天下”意识的普及，体现于许多思想家都以这一命题阐说相应的政治主张。《孟子·梁惠王上》说，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定于一。”孟子又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此外，孟子还强调说：“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仁人无敌于天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荀子·王霸》也提出“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的观点。《易·系辞上》也说，“圣人”以“易”为思想基础，就可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定天下之业”。管理“大一统”的“天下”，已经成为许多政治家的最高追求。《墨子·尚同中》曾经提出过“一同天下”的说法。甚至《庄子》中也有类似的涉及“天下”这一政治命题的讨论。如：“一心定而王天下”，“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

成为战国晚期秦国政治建设和政治管理指南的《韩非子》一书，可能是先秦诸子中说到“天下”一语频率最高的，竟然多达267次。其中多见所谓“霸天下”，“强天下”，“制天下”，“有天下”，“取天下”，“治天下”，“王天下”，“一匡天下”，“强匡天下”，“进兼天下”，“谓天下王”，“为天下主”，“取尊名于天下”，“令行禁止于天下”等。而“一匡天下”凡4见，“治天下”凡6见，“王天下”凡6见。很显然，谋求对“天下”的统治，谋求“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建立，已经成为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已经成为十分急切的政治要求。

这种“天下”观既已普及并形成广泛的社会历史影响，河洛地区于“天下”中心且曾经作为重心的地位自然愈为突出。

《易·系辞上》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体现出河洛文化优势对于华夏文明奠基的特殊意义。《逸周书·作雒》说，洛阳地处“土中”，“为天下之大凑”。《史记》卷四《周本纪》记载，周公曾经强调：“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说，“周人都河南”，是充分重视到其地“在天下之中”的地位的。战国时期，“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河洛地区商人或“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这一地区又成为天下行商的中心。

战国时期，东周、西周两个政权的存在，虽极弱小，仍然得到列国的尊重。然而以强大军力积极东向的秦国终于不能容忍这两个小国控制河洛文化优势地区的事实。据《史记》卷五《秦本纪》，公元前256年，秦取阳城、负黍之后，又发军攻西周，次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秦人占有具有重要地位的西周属地对于进取东方的意义，可以由第二年即“天下来宾”得到体现。秦庄襄王即位初，就命令相国吕不韦诛东周君，“尽入其国”，并“初置三川郡”。让出身商人，极可能曾经于这一地区从事过经济、政治活动的相国吕不韦实际控制这一地区，也体现出其地位的重要。而秦王嬴政亲自行临河洛地区，更是河洛地区的地位受到特殊重视的历史例证之一。

秦时以权臣李斯之子李由任三川郡守。汉代河洛地区作为“天下之中”的地位仍未动摇。与李由故事类似的史例，又有《汉书》卷七四《魏相传》所见霍光语：“幼主新立，以为函谷京师之固，武库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为关都尉，子为武库令。”这里所说的“武库令”，是“雒阳武库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