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子今先生的大作《战国秦汉的交通格局与区域行政》即将付梓，嘱我为之作序，因而有幸先行拜读。作者十余年来倾注心力，在相关领域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该书就是在这样雄厚的研究基础上汇聚成书的。

在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里，战国秦汉属于新时代的奠基阶段。经过七雄的兼并与秦皇汉武的扩张，先后建立起区域性和全国性的统一政权。“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除，东南一尉，西北一候。”演变为幅员万里的泱泱大邦。封建王朝通过整齐法令制度和道德风俗，“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使神话万众的民族意识得以凝聚，对中国后世的存续进化起到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屡经战乱和改朝易姓，却能将国体延续下来，屹立东方二千余年；而不像西方的波斯、罗马、阿拉伯帝国那样，只是充当了匆匆过客。战国秦汉社会的繁荣与巨大进步，得益于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如果说经济是这个国家的血肉，政权组织是骨骼，文化思想是灵魂，那么交通可以视为其脉络。只有人员、军队、财赋和信息的顺畅流通，才能保证庞大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严耕望先生曾言：“秦皇统一六国，大治驰道，汉武开疆拓土，通道四夷，中国交通建设，至此可谓已具基础，对于当时政治之统一，民族之融铸，与夫各地区社会风俗之齐和，经济文化之沟通，皆与有力焉。故史公传货殖，已著眼于此。”又云：“就中国历史而言，每一统一时代之初期皆倾全力建设交通，以期增强其统治力，秦皇驰道盖其选也。至于边疆开拓，尤以治道通轨为第一要务。秦汉制度，县有蛮夷者曰 ‘道’，正以通道为统治蛮夷地区之首要政策耳。”

由于交通问题对战国秦汉历史尤为重要，曾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涌现出不少论著，其中王子今先生贡献非凡，堪称翘楚。他早年成名的专著《秦汉交通史稿》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当时道路津桥的建设，舟车制造，水陆运输状况，都市与主要文化区域间的交通，仓储与漕运线路，产业布局运销区划，乃至人口的迁移流动和通信形式，域外通路和人们的交通心理与习尚，受到诸多专家的好评。李学勤先生曾言：“长期以来，在秦汉交通史方面一直没有较为详细系统的专著，实为学术界的憾事。现在，这一缺憾已经由王子今同志的这部《秦汉交通史稿》补足了。”他新近完成的《战国秦汉的交通格局与区域行政》，则是在此前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这部著作在宏观体系和研究方法上均有鲜明的特色，即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当时的交通问题，将中国划分为若干个区域，它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情况迥异，因而在交通系统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影响，但是相互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子今先生曾对秦汉区域文化做过精深的研究，从这一视角来认识和探讨交通及行政虽属另辟蹊径，对他来说却是驾轻驭熟。《战国秦汉的交通格局与区域行政》一书采取了专题论文组合的形式，总共28篇文章分为6组，即：中原交通优势与文化重心地位，秦扩张路径的政治地理和交通地理考察，彭城与“梁砀之间”：交通形势与政治文化，北边：交通经营与行政建设，交通史与区域文化史视野中的人口流动的问题，战国秦汉交通格局与区域行政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出，作者的意旨并非求“全”，而是要抓住研究对象中的一些核心要点来作深入细致的考察。子今先生的《秦汉交通史史稿》是全面、系统地研讨交通问题，使人在整体上对其状况有清晰的了解。而这部著作则是将宏博的研究对象解剖为相互关联的几个有机组成部分，再分别予以探析，并与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紧密结合。采用上述方法研究交通问题，不仅是内容更为细致，而且和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联系密切。如果说单纯对交通制度、路线与区域行政问题的探讨比较枯燥，属于那种“非人性化”的研究，而这部著作的情况则完全不是那样。例如书中的下列文章：《河洛地区：战国晚期的会盟中心》、《南阳的交通地理形势与诸葛亮躬耕故事》、《秦人的蜀道经营》、《论西楚霸王项羽“都彭城”》、《芒砀山泽与汉王朝的兴亡》、《北边交通与汉帝国的文化扩张》、《汉代燕地的文化坐标》，所讲述的都是生动的历史，有人物，有故事，还有发人深省的结论，既给予专业人士启发与收获，又能吸引广大业余读者的关注，因此是值得赞许的。

另外，作者凭借深厚的功力，在著作的选题上独具慧眼，致使书中的许多个案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精辟论述。例如：作为“开下之中”的河洛与联系南北的枢纽南阳，因其交通方面的优势和文化重心地位而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秦国东扩造成的关中经济、政治重心地区的移动；秦人经营蜀道对当时中国西部文化优势、经济强势和军事威胁形成的重要影响；以简牍资料结合文献来论证秦汉“关中”概念的不同含义；项羽定都彭城的经济、政治原因；芒砀地区对汉王朝的政权巩固与初期建设所发挥的突出作用；“梁宋”区域的地理基础与交通形势；汉王朝在起初之兴与最后之亡都与“沛谯”或“谯沛”英雄集团的崛起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帝国北边交通建设对其文化扩张与政治威势形成的显著促进作用；九原是汉代北边道和直道的交叉点，因而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民放交往途径；北边双方的“亡人”推进了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融合；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的亚阳，依然保持着赵国兴起时代的区域领导地位，受到权力集团的特殊重视，其政治、文化地理方面的优势，超过西汉时期一般的郡国行政中心；两汉西河郡的特殊交通形势使其采取了跨河分治的行政建置，东汉以降黄河在此区段的下切作用严重阻碍了当地交通，故难以维持过去的行政管理形式。诸如此类，推出了许多颇具新意的见解。

除了宏观的研究，书中还有一些精微的考证，例如通过对吕不韦在洛阳的政治文化活动，来认识当时河洛地区对于中原交通格局和行政控制的意义；从“梁砀之间”生态环境、文化空间的特点来理解申屠璠的社会理念和人生追求；根据河北元氏《封龙山颂》及《白石神君碑》铭文记载，来考察“北岳”祭祀内容前后发生的变化；关于西汉齐地“三服官”设置情况各种岐说的辨证；对《全汉赋》辑注班彪《冀州赋》的篇名和文字内容之疑议；这些论述亦反映了作者厚重的学术功底。

我与子今同城居住，相识多年，深知其为人的诚恳热情。他在业内硕果累累，有口皆碑，这应是重要原因之一。子今先生待人处世颇有古道热肠，他在学界身负要任，却从不会冷面白眼、盛气凌人。如今职场如官场、似战场，各方压迫之下居大不易，故常有同仁遭遇缓急前来寻助，他总是有求必应，或竭力提携，或慷慨解囊，或上下奔走，厚施而薄望，其无私的精神与平易之态赢得了广泛的人脉。子今先生的热情又表现在业务钻研上，学术研究需要殚精竭虑，本是艰苦的劳动，时人戏称为“自戕”，先哲所谓站在科学的入口处如同是在地狱的入口处，而子今虽年过花甲仍精神矍铄，乐于笔耕不疲。他研究秦汉历史涉猎范围之广，发表文章数量之众，当代同行未有其匹，而创作的动力正是来处自他对历史学的由衷热爱。子今史近年来事务缠身，各种应酬、会议应接不暇，经常拖延到深夜，而他在结束后往往还坚持工作至凌晨才辍笔休息。外人只见其成果泉涌，却不知其背后付出的辛劳和汗水。记得有一次朋友聚会，席间有人戏问：若有来世大家会选择什么职业？唯有子今先生认真地说他还要从事史学研究。作为熟人，我相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而并非逢场作秀。历史对于他既是工作和事业，又是乐趣与精神寄托，唯此才能成就斐然。希望读者不仅从其著作中吸取养分，获得启示，还能以其行为举止作为楷模。勉为此序，以示敬意。

宋杰2013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