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

新石器时代是和农业与陶器的发明联系在一起的。各地新石器时代的先民都能制作陶器，但是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与拥有的自然资源不同、掌握的烧造技术与各人的审美观念也不同，因此各地先民所制造的陶器从质地、工艺到造型、装饰都不一样，分析陶器的形态成为我们辨别不同考古文化的主要依据。

在陶器表面拍印几何形纹饰是江南先民普遍采用的修饰陶器的工艺和共同的审美取向。出土几何印纹陶的遗存分布区域极其广阔，而且各地几何印纹陶的文化面貌也并不完全一致，张之恒先生把它们分为江浙皖、闽台、江西、广东四个区，李伯谦先生将其分为赣鄱、宁镇、太湖、湖南、岭南、闽台、粤东闽南七个区（又见图2—1），彭适凡先生也将其分为赣鄱、太湖、宁镇、湘东湘南、岭南、闽台、粤东闽南七个区（图5—1），他们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这七个区域大致就是百越的分布范围，其中宁镇区与吴文化分布区相当，太湖区与越文化分布区相当。

陶与瓷常常被视为是同类而合称为“陶瓷”，但是实际上它们存在着三大差别：第一，瓷器的原料是高岭土（瓷石）；第二，烧制瓷器的温度要高于1200℃；第三，瓷器的表面要上釉。虽然陶与瓷都被用来制造日常生活用的饮食器皿与炊器，但是这三大差别使它们成为两种性质迥异的物质。发明瓷器用来制作饮食器皿，既清洁又美观，大大提高了生活的质量，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四大发明，它是古代的中国人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一大贡献。然而因为技术的原因，刚刚发明的瓷器质量远不如成熟的六朝青瓷，所以被称为“原始瓷”。目前所见最早的原始瓷是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龙山文化晚期地层中出土的原始瓷片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盉形器，但是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仍然极少见到原始瓷器，而在太湖地区和宁镇地区的土墩墓中出土的原始瓷数量已经非常多了，而且都与几何印纹陶同出，它们成为吴文化和越文化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因素。

第一节 吴人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

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北阴阳营文化除了有少量彩陶和红衣陶以外，陶器的纹饰有弦纹、划纹、附加堆纹、戳印纹和指捺纹，既没有几何形印纹陶，也没有原始瓷。

继北阴阳营文化之后出现在宁镇地区的点将台文化已经不见了彩陶和红衣陶，陶器纹饰除了有继承北阴阳营文化的弦纹、划纹、附加堆纹、戳印纹和指捺纹以外，还出现了拍印绳纹、篮纹、方格纹、穗纹和刻划梯格纹。绳纹、篮纹、方格纹与晚期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十分接近，而穗纹与早期湖熟文化的叶脉纹、小穗纹似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至于将平行的划纹或篦纹用弦纹划断而成的梯格纹更是开了早期湖熟文化梯格纹之先河。

一 宁镇地区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的萌芽

宁镇地区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萌芽于湖熟文化早期。

早期湖熟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例如北阴阳营遗址第三层的夹砂红陶占61%、泥质红陶占26%、灰陶占9%，而硬陶只占2%；点将台遗址中层的夹砂红陶占60%、印纹硬陶占10%，而原始瓷只有0.2%；昝庙遗址中层的素面陶占75%，夹砂陶和灰陶上都有拍印绳纹的，但是只有10%是真正的几何印纹陶。早期湖熟文化陶器上拍印的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梯格纹、云雷纹、折线纹、叶脉纹、小穗纹、贝纹、饕餮纹等，组合纹饰也占一定的比例（图5—2）。

晚期湖熟文化的陶器仍然以夹砂红陶为主，不过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略有增加，例如镇江马迹山遗址的夹砂红陶占67%、泥质陶占30%、几何印纹硬陶占2%、原始瓷占0.3%；点将台上层的夹砂红陶占76%、几何印纹硬陶占2%、原始瓷占0.5%。纹饰有梯格纹、云雷纹、划纹、回纹、席纹、折线纹、叶脉纹、网纹、菱形填线纹和两种纹饰组成的复合纹，印纹拍得较深，也不甚规整（图5—3）。

湖熟文化的台形遗址是当时人们的居住地，它们一直被沿用到西周、春秋时代，由于长期居住的缘故，地层被扰乱破坏得比较严重，出土器物破碎零乱，所能提供的有效信息很少，但是西周、春秋时期在台形遗址附近出现了大量土墩墓，土墩墓的内涵与台形遗址是一致的，而土墩墓中保存的历史信息比台形遗址要丰富得多。这一时期正是太伯仲雍奔吴以后，所以宁镇地区以土墩墓为代表的考古文化应该就是吴文化。

二 宁镇地区西周春秋土墩墓出土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

1．西周时期土墩墓出土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

宁镇地区西周时期重要的土墩墓遗存有句容浮山果园、寨花头D6，溧水柘塘，丹徒烟墩山、华山大笆斗墩、小笆斗墩、石家墩、四脚墩，大港上聂村馒儿墩、双墩、母子墩，丹阳大仙墩、青墩山，金坛鳖墩等（又见附表八）。这一时期土墩墓中出土的陶器除了夹砂红陶和泥质陶以外，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数量都比湖熟文化时期增加了，而且时代越晚所占比例越大。

以句容浮山果园为例，第一次发掘了两座西周中晚期的土墩，共清理出24座墓葬，出土了425件随葬器物，除1件青铜戈以外各类陶器的比例如下（见表5—1）。

第二次发掘了五座从西周中期到春秋晚期的土墩，共清理出29座墓葬，出土了362件随葬器物，根据其打破、叠压关系可以分为三期，三期陶器中各类陶系的比例如下（见表5—2）。

西周时期宁镇地区土墩墓出土的几何印纹陶器主要有坛、罐、瓿等几类（图5—4），纹饰以席纹居多，折线纹、方格纹以及这几种纹饰的组合纹次之，其他纹饰较少，一、二期的印痕较深，三期的印痕较浅（图5—5）；出土的原始瓷器有碗、盂、盅、豆、罐、提筒（直腹罐）等器形（图5—6）。

安徽屯溪弈棋土墩墓与宁镇地区早期土墩墓同时代，但是出土的原始瓷器却存在一定的差异。

屯溪弈棋M1与M2总共出土了102件器物，其中只有5件陶器和1件印纹硬陶罐，却有71件原始瓷器，占全部器物的2/3强，器类有作为食器的碗、盂、豆，作为酒器的尊、盉和作为水器的盘、罐等三类，各类器物的造型与铜器相似，有的器形如尊、盉、盘甚至是仿青铜器做的。M3与M4除了青铜器与玉石器以外也出土了15件泥质陶、12件印纹硬陶和75件原始瓷器，器类除上述七类以外还有瓿、大口罐（提桶）、匏壶、瓮和带座盂等。据分析，这批原始瓷的胎质为高岭土，原料可能就出自邻近的祁门县，但是提选得不如现代那么精细（图5—7）。

关于屯溪弈棋土墩墓的性质还有争议，有人认为属于吴文化，有人认为属于越文化，还有人认为属于南淮夷文化，但是屯溪弈棋土墩墓出土的器物和宁镇地区的吴文化及太湖以南地区尤其是衢州、江山一带的越文化都有联系，其重要性绝对不容置疑。

2．春秋时期土墩墓出土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

宁镇地区春秋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土墩墓遗存有句容寨花头D2、下蜀中心山，溧水乌山岗沿山D3、凤凰井、宽广墩、秀才墩，江宁陶吴，大港上聂村金山，丹徒南岗山、磨盘墩、青龙山、北山顶，谏壁王家山、粮山，金坛连山、薛埠裕巷，溧阳天目湖庙山、门口田，武进淹城龙墩等（又见附表八）。这些土墩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位于小山顶部，一墩一墓，有竖穴土坑或岩坑，如沿江的青龙山、北山顶、王家山、粮山等大墓，被认为是吴国前期的王陵。这类土墩墓通常陪葬了大量的青铜器，例如丹徒青龙山大墓尽管早年被盗，但是仍出土了85件青铜器，另外还出土了30件印纹硬陶坛、31件泥质灰陶和2件原始瓷器；北山顶大墓也早年被盗，但还是出土了140件铜器，另有16件陶器、3件印纹硬陶器和2件原始瓷器。另一类位于山麓坡地，有平地掩埋、石框、石床、石椁、熟土坑等各种不同的形制，多见一墩多墓，被认为是江南土著的墓葬，极少出土青铜器，随葬的几何印纹硬陶、原始瓷和夹砂陶、泥质陶大约各占1/3，例如江宁陶吴D1共出土陶器44件、印纹硬陶器44件、原始瓷器58件；金坛薛埠裕巷D1共出土陶器60件、印纹硬陶器24件、原始瓷器24件。尽管这两类土墩墓的形制与陪葬品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出土的几何印纹硬陶的纹饰都是一致的（图5—8），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器的器类与形制也与西周时期一脉相承（图5—9、5—10）。

三 春秋晚期苏州及苏北吴墓出土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

春秋晚期由于诸樊徙吴、伍子胥筑城，吴国的重心转移到了太湖以北地区，于是在苏州地区也出现了一批位于小山顶部的土墩墓，如真山大墓（D9M1），也有位于山麓与平地的土墩墓，例如何山墓和江阴大松墩、曹家墩。

真山大墓（D9M1）出土了7件原始瓷盖碗（盅）、1件原始瓷罐和1件印纹硬陶罐、1件印纹硬陶瓮，位于其北边的D16M1出土了7件原始瓷盖碗（盅）和2件印纹硬陶瓮，在大真山北端的D33是一座石椁墓，主墓已被盗掘一空，但是留下了两个未被破坏的器物坑，共出土58件器物，其中有26件印纹硬陶瓮，7件印纹硬陶罐和20件原始瓷盖碗。何山墓出土了33件青铜器，但只出土1件印纹硬陶罐和1件原始瓷碗。大松墩出土了1件印纹硬陶罐和20件原始瓷器，有豆、盘、罐等器形。曹家墩出土了18件原始瓷器，器形有豆、盘、盅三种，11件印纹硬陶器，器形有坛、罐、瓿、筒形器（提桶）等。纵观这些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无论器类、造型，还是纹饰都继承了宁镇地区土墩墓的传统（图5—11），而且都有用5件、6件或7件原始瓷盖碗（盅）摆成梅花形的习俗（图5—12）。

随着吴国势力范围的拓展，在长江以北的六合程桥、和仁与邳州市九女墩也发现了一批吴国贵族的墓葬。

六合程桥先后发现3座春秋末期大墓。M1出土包括食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和工具在内的57件铜器，8件陶器，铁器和玉饰各一件；M2共出土46件青铜器，3件陶器和1件铁条；M3虽遭破坏，但还是出土了鼎、甗、盘、簠、匜、舟、勺、剑等9件青铜器，1件几何印纹陶罐和2件石饰。M1出土的编钟铭文中有“攻敔仲终□之外孙，坪之子臧孙”的字样，据刘兴先生考证，铭文中的“仲终□”即阖闾的太子终累，墓主臧孙自称是其外孙（甥），应该也是吴国的一位贵族。墓中出土制作精良的青铜剑、戈、矛、戟等兵器，墓主还应该是一位镇守棠邑前线的将军。M3出土的铜匜铭文中有“吴王之（甥）子□公□坪之子”的字样，M3墓主和M1墓主都是“坪之子”，因此应为兄弟，但是“坪”和“臧孙”无考。和仁墓出土25件青铜器，主要是兵器，还有7件陶器和4件印纹硬陶器。

邳州市戴庄乡西边有十几座土墩墓，俗称九女墩。1995年发掘了其中的D2，墩内有一座带前室与左右侧室的T形竖穴木椁墓，前室出土马骨和铜器、陶器、石磬等77件（组）器物，主室有6具人骨，出土铜兵器等42件（组）器物，左右侧室出土了5具人骨和印纹陶罐、铜削等5件器物。此墓年代为春秋晚期，出土的编镈铭文中有“巢曰：攻（吴）王之玄孙”字样。据冯时先生考证，该墓墓主“巢”即王僚之子诸樊注1，所以也应该是一座吴国贵族墓葬。

注1冯时：《巢钟铭文考释》，《考古》2000年第6期。

在苏北地区发现的这几座吴国贵族墓葬出土的器物都以青铜礼乐器和兵器为大宗，没有出土原始瓷器，印纹硬陶器的数量也不多，仅有罐与坛两类，但是无论器形还是纹饰都与苏州地区出土的一脉相承（图5—13）。

第二节 越人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

新石器时代晚期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只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陶系，红褐色或黑褐色的夹砂陶主要用来制作陶鼎，泥质陶有灰陶、灰胎黑皮陶和橙红胎灰皮陶几种，以素面为主，有的陶器上用凸弦纹、凹弦纹、划纹、镂孔和刻划细腻的鸟蛇纹等图案的方式来装饰。没有几何印纹陶，更没有原始瓷。

夏代太湖地区人烟稀少，已发现的钱山漾文化没有印纹陶；广富林文化的陶器中夹砂陶占65%、泥质陶占35%，泥质陶中素面陶占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装饰各种花纹，有压印的绳纹、篮纹、方格纹和刻划的单线方格纹、复线菱格纹、叶脉纹、斜线纹等，在大型器物如瓮上常见附加堆纹，但是也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几何印纹硬陶。

一 太湖地区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的萌芽

在太湖地区几何印纹硬陶与原始瓷萌芽于马桥文化。

根据20世纪90年代马桥遗址的发掘报告，该遗址出土的陶器可分为夹砂陶、泥质灰陶、泥质黑陶和泥质红褐陶四个陶系，夹砂陶为橘红色、灰黄色或灰褐色，器形主要是鼎、甗、釜等炊器，泥质的灰、黑陶主要用于制作盆、簋、豆等盛食器和觚、觯、尊等酒器，还有一类泥质红褐陶，主要用于制作罐、小盆和鸭形壶等器物，有些质地相当坚硬，而且表面常拍印条纹、条格纹、叶脉纹等纹饰，这是太湖地区最早的几何印纹硬陶。根据马桥遗址20世纪90年代发掘报告发表的568件陶器统计，马桥文化的陶系见下（表5—3）：

马桥文化陶器表面纹饰有绳纹、弦纹、方格纹、条纹、席纹，等等，数量大、种类多，弦纹和镂孔是最常见的具有本地传统的装饰，而其中方格纹、席纹、条格纹、叶脉纹、篮纹、折线纹、菱格填线纹、条纹等几何形印纹饰占所有纹饰出现次数的16.7%（图5—14），数量仅次于本地因素的纹饰，而来自中原地区的绳纹所占比例数最少。

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和广富林文化中泥质红陶的数量都很少，而且也没有几何形纹饰，但是在邻近太湖的赣鄱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江西修水山背、清江筑卫城等遗址中就出现了拍印几何形纹饰的夹细砂红陶。尽管以后发展起来的印纹陶大多为灰硬陶，质地与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硬陶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二者的纹饰均属几何形纹饰系统，因此可以把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陶系视为与南方几何印纹陶文化区关系密切的一类文化因素，有的学者认为这类陶系的源头就在浙南闽北的肩头弄一单元文化遗存，也有学者认为马桥文化与浙南闽北的“肩头弄类型”是属于同一个考古文化。

二 浙南闽北地区西周土墩墓出土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

浙南闽北地区发现的土墩墓数量很少，已公布的资料仅浙江衢州西山村东山、大石塔山，江山小红岗，黄岩小人尖，瓯海杨府山，瑞安凤凰山，苍南埔坪，福建光泽马岭，福建浦城管九村社公岗等有限的几处（又见附表六），但是这些遗存的年代都偏早，一般都在西周时期，有的可能更早一些。因为年代较早，所以浙南闽北地区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的制造工艺显得比较原始落后。虽然器物的种类不多，但是浙南土墩墓出土器物的器形与皖南屯溪土墩墓出土的器形多有相通之处（表5—4），而闽北土墩墓出土器物的器形与马桥文化的器形多有相通之处。

三 太湖地区西周春秋土墩墓出土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

马桥文化的几何印纹陶数量还不多，原始瓷还没有出现，到了西周春秋时期的土墩墓中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才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元素。

1．太湖以南地区土墩墓出土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

这里所说的“太湖以南地区”是指除了太湖以北地区以外包括太湖以东和以西在内的环太湖地区，在这一地区已发现的西周春秋时期遗址很少，见于报道的仅有上海马桥上层、亭林上层、崧泽上层、金山坟上层、戚家墩下层、寺前村中层、骆驼墩，苏州越城上层等几处（又见附表四）。由于文化层都位于遗址的上层，因此被破坏得很严重，所能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但是属于这一时期的土墩墓数量很多，而且保持状况较好，提供的信息非常丰富。

在太湖以南地区的小山顶上往往从西周至春秋各个时期的土墩墓交错分布在一起，平地掩埋、石框型、石床型、石椁型和石室土墩墓等各种不同形制的墓葬也错杂分布在一起，而且出土的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器物变化并不显著，墓葬形制和丧葬习俗也都具有延续性，说明这是同一个族群的遗存。具有代表性的西周土墩墓有上虞驿亭凤凰山，义乌平畴，东阳六石等；春秋土墩墓有德清三合塔山，安吉三官村，宁波卢家山、东阳前山等；兼有西周至春秋时期土墩墓的有长兴便山、石狮村，德清独仓山、南王山，湖州妙西独山头，海宁审坟山、夹山，上虞羊山、白马湖畔，余姚老虎山，慈溪彭东、东安、掌起缸窑山，宜兴洑东四墩山、黄梅山、丁蜀南山等（又见附表七、附表九）。

太湖以南地区土墩墓出土的器物以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为主，泥质陶和夹砂陶数量极少。几何印纹硬陶器主要有坛、瓮、罐、瓿等器形（表5—5），原始瓷器主要有碗、盅、豆、盘、尊、提桶（筒形器）、器盖等器形（表5—6）。

2．太湖以北地区石室土墩墓出土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

太湖以北地区的石室土墩墓在很早以前就被发现了，但是因为从未在其中发现过骨骸，相反倒是发现有后人利用这些石室居住的遗迹，所以一直未被认为是墓葬，方志与民间对其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见本书第四章）。太湖以北地区小山丘陵顶部的石室土墩墓数量极多，但是经过科学发掘的很少（又见附表九），重要的只有苏州上方山6号墩、常熟虞山西岭、苏州鸡笼山、无锡龙山等几处，而鸡笼山和龙山的发掘报告尚未发表。

太湖以北地区石室土墩墓的年代早的为西周中晚期，如上方山6号墩，晚的为春秋早中期，如常熟虞山西岭，其他几处土墩墓的年代据已报道的材料来看也应该在春秋早中期。太湖以北地区已调查和已发掘的都是位于山脊的石室土墩墓，未见有类似宁镇地区和太湖以南地区那种不同形制的土墩墓交错分布于一地的现象，这是不是因为太湖以北地区的土墩墓年代较晚、石室土墩墓的形制已经发展成熟的缘故？还是因为发掘数量有限的缘故？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太湖以北地区石室土墩墓出土的器物中泥质陶和夹砂陶很少，基本上以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为主（表5—7、5—8），而且器类与器形都与太湖以南地区土墩墓出土的几何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相似。

以太湖以北地区石室土墩墓出土的几何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和太湖以南地区土墩墓出土的器物相比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研究者都把它们划为一区，它们应该是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人们留下来的遗存，即都是越文化。至于太湖地区几何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和宁镇地区几何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的区别，也就是越文化与吴文化的异同，将在本章第三节加以论述。

四 战国前期越墓出土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

勾践灭吴后越人北徙琅琊，后来又迁回太湖地区（见本书第八章），因此在连云港一带和环太湖地区都留下了许多越文化遗存，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无锡鸿山战国越墓，其次是在浙江安吉、德清、湖州、上虞、绍兴等地发现的一系列墓葬与出土的遗物（附表十一）。

经过春秋至战国前期激烈的政局动荡与社会变迁，越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仍然是越人最富有特色的文化因素，但是器类和器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5—9、5—10），春秋时代常见的豆（或称碟）已经很少见到，而饰麻布纹的硬陶杯和原始瓷杯（或称盅、盅式碗）成为富有特色的器皿，新出现的匜、盉、盒、壶、兽首鼎、带盖鼎等器形显然是受到周边的楚文化与徐舒文化影响的产物，特别是新出现了成套的仿青铜礼乐器，充分说明越文化正在向华夏文化趋同，只有印纹硬陶坛（瓮）和越式鼎三足外撇的风格始终保持着古老的越文化传统，而以前极少见到的角形器、璧形器、铃形器（镇）等不明用途的器物成为了战国前期越文化的新特色（见本书第九章）。

表5—9 战国前期越墓出土的几何印纹硬陶器表

五 秦汉以后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的传播

陶坯尤其是大型陶器的坯在盘筑或拉制成型以后需要用陶拍将其拍实，这是制陶工艺过程的一个必要步骤。由于刚刚成型的陶坯还是湿的，因此要在陶拍上缠上绳索或藤条以防止粘坏陶坯，这样经过拍打以后就会在陶坯上留下绳纹或篮纹的印痕。由于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审美观，有人在拍实陶坯后保留了绳纹或篮纹，有人则把绳纹或篮纹重新抹平制成素面的陶器，还有人另外再加上其他的图案纹饰。如果在木制的陶拍上刻上几何形的图案，那么拍打陶坯后就会在陶器上留下几何形纹饰。江南地区的几何形印纹陶就是这种制陶工艺与审美观念结合的产物。

战国中期楚威王“大败越”以后“尽取故吴地至浙江”，楚人占领了太湖地区。因为楚人的制陶工艺与审美观念和越人不同，所以在环太湖地区发现的战国后期楚墓中基本不见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而只有楚式的黑皮陶（见本书第十一章）。越人被楚人打败以后向南方逃遁，他们的后裔在浙南闽北地区建立了东瓯与闽越两个小国，所以在温岭、武夷山等地出土的西汉初东瓯闽越墓葬中出土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明显地继承了战国时期的越文化。在毗邻的福建武夷山和江西贵溪一带的崖墓中也出土了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其器类与形制和战国前期太湖地区的越文化相比也颇有类似之处。广州地区发现的西汉墓数量很多，其墓主有汉人与越人之分，在越人墓中出土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数量比汉人墓出土的要多得多，而在汉人墓中也出土部分越式器物（见本书第十二章），与战国前期太湖地区的越文化相比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表5—11）。

在陶器上拍印几何形纹饰的工艺并不复杂，而是否用几何形纹饰来装饰陶器主要取决于审美观，这种审美情趣在江南地区一直到汉晋时代仍然保持着，所以在汉代的陶器中仍然可以看到几何印纹陶，只是由于时代变迁，陶器的形制和拍印的纹饰都发生了变化。至于烧制硬陶，主要取决于烧窑时必须达到较高的窑温，这种技术也是烧制原始瓷的必备条件，而江南地区早在商代就已经发明了龙窑，做到这一点对于越人来说不在话下，但是汉人的几何印纹陶器都是质地较软的灰陶和红陶（图5—15）。六朝时期仍然有印纹陶，但是由于青瓷已经成熟，印纹陶已成末流，因此考古学家也不予重视了。

战国前期越人的原始瓷制造工艺比春秋时代明显地要进步得多，其精美程度简直可以与真正的六朝青瓷相媲美，但是由于文献上没有记载，因此自古以来人们一直不知道战国前期越人的制瓷工艺竟然已经达到了如此之高的水平，以至于偶尔有战国原始瓷器出土，也被误认为是六朝青瓷。近十年来在江浙地区发现了多座战国前期的越国大墓，出土了一批年代可靠的原始瓷器（图5—16），这才使学者和世人认识了战国时期的越人原始瓷。然而令人感到疑惑不解的是自从楚威王大败越国、越人散去以后，如此高超的制瓷工艺竟然就一下子销声匿迹了。战国后期占领太湖地区的楚人完全没有继承这一技术，而且连后来会稽郡的汉人也只能烧制局部上釉的釉陶而不能烧制原始瓷，而汉代釉陶的工艺水平还不如战国前期越人的原始瓷。中国的瓷器从战国后期开始出现了一个将近五百年的缺环，直到东汉晚期才重新出现真正的青瓷，而青瓷的产地仍然是在昔日的越地——浙江。这五百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使得源远流长的瓷器制造工艺中断了？又是什么原因使得越窑青瓷凤凰涅槃？这是中国瓷器史上一个令人费解的谜。

第三节 吴、越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之比较

吴国和越国是近邻，“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同俗并土”, “同气共俗”，所以有学者认为“吴越同族”，而吴文化与越文化也常常被合在一起被统称为吴越文化。吴文化与越文化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以吴人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和越人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相比，简直相差无几，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吴越同器”。

一 吴越同器

吴人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以宁镇地区及苏州地区土墩墓出土的器物为代表，越人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以太湖以南地区土墩墓及太湖以北地区石室土墩墓出土的器物为代表，把两者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几乎是一样的（表5—12、5—13）。

因为吴人使用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器和越人使用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器十分相似，所以如果仅仅比较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器的器类、器形，那么几乎无法区分哪些是吴器、哪些是越器，实际上江浙两地的考古学家在为发掘出土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分期时也常常不分地区互用对方的标准器作为断代标尺的。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说“吴越同器”。

既然吴人与越人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难以区分，那么如何来区别吴文化与越文化呢？我认为可以根据伴出的夹砂陶炊器来判断。土墩墓中出土的夹砂陶炊器都是实用器，和遗址里出土的夹砂陶炊器是一致的，它与族群的生活方式的关联最为密切，因此可以作为反映文化特色的典型器。

西周时期宁镇地区土墩墓出土的炊器中最富有特色的是陶鬲。鬲是北方旱作农业区先民使用的主要炊器，而江南稻作农业区先民的炊器不用鬲而用鼎，所以宁镇地区土墩墓出土的陶鬲是和太伯仲雍奔吴、中原文化南播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出土数量不多，但是可以成为辨别早期吴文化的一种具有标志性的器物（图5—17）。

句容浮山果园D1和D2除了各出土了一件夹砂红陶鬲以外，还分别出土了48件和8件夹砂红陶鼎，其中主要的形制是盆形鼎。到了春秋时期，宁镇地区土墩墓中陶鬲渐渐不见了，而夹砂红陶盆形鼎成为主要的炊器，这应该是南迁的周人断发文身、入乡随俗接受江南荆蛮生活方式以后形成的吴文化的一种表现（图5—18）。这种盆形鼎在春秋晚期吴人的土墩墓里也有发现，尽管发现的数量不是太多，但是这应该是同一文化的延续（图5—19）。在宁镇地区的土墩墓中还有一种炊器——陶釜和釜形甗（原报告称陶甑），也是很有特色的标志性器物（图5—20）。

太湖以南地区始终是越人的生活区，尽管越人土墩墓中的几何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和吴人使用的同类器物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太湖以南地区从西周到春秋各个时期的土墩墓中始终都以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为主要的陪葬品，这说明制造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对于越人来说是非常方便的事情。也许是同样的原因，太湖以南地区土墩墓中出土的泥质陶和夹砂陶比例就远比宁镇地区要小，由于文化的差别，越人的墓葬中不仅没有陶鬲，而且也不见陶釜与釜形甗，连陶鼎也非常罕见，偶尔见到有原始瓷鼎，但是这种扁腹、矮足的原始瓷鼎更像是安了三足的盘或簋，而不是作为炊器使用的鼎（图5—21）。在马桥文化遗址里出土的夹砂陶鼎以三足外撇为特色，越人的青铜鼎也具有三足外撇的特点，这种独具特色的鼎形就是越式鼎（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还有一种泥质陶的三足盘，也具有三足外撇的特点。马桥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甗是束腰形的，有的腹下有三锥形足，和中原地区甑鬲合体的甗及宁镇地区土墩墓出土的釜形甗都不同（图5—22）。

尽管我们努力想找出一些具有标志性的器物来区分吴文化和越文化，但是由于吴人和越人是习俗相近的邻居，而且吴人并不拒绝使用越器，越人也不忌讳使用吴器，所以常常能够见到同样的器物出现在不同的遗址或墓葬之中的现象，例如在常熟钱底巷遗址的马桥文化晚期地层中就出土了3件绳纹鬲足，在镇江马迹山的湖熟文化台形遗址中也出土了泥质灰陶三足盘，在丹徒青龙山大墓中出土的青铜甗也是束腰甗，在常州淹城遗址也出土了三足扁腹的原始瓷鼎，等等。一方面由于“吴越同器”，另一方面由于吴、越器物常常互见，因此就给判断遗址的性质与墓葬的族属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与难度。

二 吴越兼用的提筒（直腹罐）

1983年在广州象岗发现了西汉初南越王赵眜的墓。赵眜是汉人，但是由于久居岭南，因此在赵眜墓中也陪葬了许多越式器物，其中有9件铜提筒和2件陶提筒，分为直腹与鼓腹两型，子母口，有盖，口沿部有两贯耳或贴两附耳，主要用于盛酒或盛食物。

类似的铜提筒在岭南地区已经发现了23件，时代均为西汉初期，分布区域不出南越国的范围。南越国灭亡之后铜提筒也随之消失，但是与铜提筒同时出现的陶提筒却继续流行到东汉末期，除了南越王墓出土的2件以外，仅在广州汉墓中就出土了132件两汉时期的陶提筒（表5—14）。魏晋时陶提筒也渐渐消失，被有双耳或四耳的直身陶罐所取代。

裘锡圭先生认为南方的铜提筒源于竹筒（竹桱桯），与中原的铜（筒形卣）是平行发展的。黄展岳先生认为南方的铜提筒的造型虽然与中原的筒形卣相似，但是器盖、提梁、纹饰都迥然有别，二者不是同一个文化系统，不过“目前发现的铜提筒，造型匀称，纹饰繁缚，制作精致，显然属于成熟期的作品，距离原始型当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关于它的祖型，目前尚无考古实例可供佐证”。西汉初流行于南越国的提筒是典型的越式器物，所以它的祖型源头应该到越人的器物中去寻找。

在西周春秋时期环太湖地区的石室土墩墓和德清的原始瓷窑址中可以见到一种被称为直腹罐（或称筒腹罐、筒形器）的原始瓷或硬陶器，子母口，口沿处有两个贴塑的附耳，器身通常饰有勾连纹，而且有意思的是在宁镇地区的土墩墓中也出土同样造型的器物（表5—15）。

西周春秋时期直腹罐的纹饰基本上以变体勾连纹为主，而西汉初南越国铜提筒的纹饰都有三到五组几何形纹饰构成的晕带，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铜提筒（B59）上还有羽人舟船图案，这是典型的具有越文化特色的图案。在江南西周春秋时期的直腹罐和西汉初南越国的提筒之间尽管还存在着缺环，但是西汉初的提筒是南越的一种典型器物，而西周春秋时期使用直腹罐的主要也是越人，其间决不会没有关联，西周春秋时期越人的直腹罐应该就是西汉初提桶的原型，而且吴人和越人一样也在使用同样的直腹罐，这又是一个“吴越同器”的例子。

三 生产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的窑口

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烧造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的窑口是江西清江吴城、鹰潭角山和浙江上虞李家山的商代窑址。

学者们对吴城文化的族属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一支南下的商人的遗存，有人认为它是三苗文化的一支，也有人认为是古东夷的一支，还有人认为是古越族的一支，而袁进先生认为：“吴城文化实质就是先吴文化。太伯奔吴首先到达的是赣鄱流域，赣江中游的古新淦县一带，是句吴始建地，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

1989年在距吴城遗址不远的新干县大洋洲发现了一座商代大墓，出土了大批商代青铜器、玉器与陶器，可以分为中原式、土著式、融合式和先周式四类，这批遗物的文化面貌与吴城遗址二期文化的面貌几乎完全一致。尽管吴城文化中有若干先周文化的元素，但它的主体却是商文化，然而又不是纯粹的南迁的商文化，而是由南下的商文化与江南土著文化结合形成的，但是这件重大的事件在文献里面没有任何记载。三苗与东夷都是中国上古时代的部族，但是到了商代，三苗已经消失，东夷则分布在今山东、皖北、苏北一带，并不在今天的江西，因此作为吴城文化基底的土著文化只能是古越族。吴城文化中尽管有来自先周文化的因素，但是来自中原商文化的因素要强大得多，不仅在江西吴城，而且在湖北盘龙城、湖南宁乡等地发现的商代青铜器也都来自于商文化而非来自于先周文化，因此关于吴城文化是先吴文化和太伯奔吴首先到达赣鄱流域的说法既缺乏史料依据，也缺乏考古依据。

历年来在吴城遗址中已先后发掘出14座陶窑，其中横穴窑2座，升烟窑11座，龙窑1座。龙窑的窑头在西北，窑尾在东南，窑床残长7.5米、宽1.01—1.07米，窑壁残高0.1—0.22米、厚0.06—0.28米，从窑头至窑尾水平高差0.13米，坡度为1.7度，窑的北壁有一字排列的9个宽约0.4米的投柴孔。在残存的升烟窑和龙窑遗址内均出土了大量几何印纹硬陶片，还出土了少量原始瓷，原始瓷在吴城文化三个时期的陶瓷器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07%、5.08%和29.2%。原始瓷器的器形、装饰纹样与同期的印纹硬陶器形制完全一致，只是品种比陶器要少，第一期主要有折肩罐、折肩尊、钵等，第二、三期新出大口尊、折肩瓮、深腹盆、假腹豆、器盖等容器和马鞍形刀、纺轮、瓷垫等生产工具。尽管吴城文化有一些因素和吴文化、越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原始瓷的生活日用品与生产工具和吴人、越人使用的原始瓷的差别是主要的。

在鹰潭角山发现的商代晚期龙窑残长3.15米、宽1.45米，坡度15度，为平焰半地下式斜底隧道单室窑，形制比吴城龙窑要显得原始。出土的陶器多为硬陶，夹砂陶较少，此外尚有少量原始瓷，器形有甗形器、鼎、鬶、爵、壶、尊、豆、三足盘、碗、器盖、罐、瓮、缸、提梁罐、钵、高足杯、甑、支座、觚等。文化面貌和吴城文化、马桥文化、黄土仑文化都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自身的特点非常明显，不会是吴文化与越文化的前身。

浙江上虞百官镇李家山的一处商代遗址中发现了6座龙窑，其中Y2窑底倾斜16度，全长5.1米、最宽处1.22米，火膛平面呈半椭圆形，长1.3米、残宽0.96米、残高0.16米，窑床长3.8米、窑壁残高0.1—0.33米（图5—23），出土的陶片中硬陶占总数的87%，各类印纹陶的纹饰与上海马桥遗址中的商代文化层、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中所出的印纹陶纹饰基本一致，但是因为没有可以复原的器物，还难以分析其性质。

2010年初在浙江东苕溪流域发现了30多处商代窑址，其中德清龙山片区的商代窑址群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窑址群基本重叠，在5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内共发现10多处窑址，产品以大型的印纹硬陶罐或坛为主，原始瓷仅见豆等少量器物。湖州青山片区发现商代窑址20多处，部分陶窑主要烧制大型印纹硬陶罐、坛类器物，部分陶窑则几乎纯烧原始瓷。已发掘的三座窑址属于原始形态的龙窑，如南山Y3的窑床和火膛通长7.1米、宽2.2米，坡度为15—22度（图5—24）。出土遗物以原始瓷豆为主，晚期出现大量罐及器盖，还有一定数量的簋、尊、盆、盘、钵、盂等器物。南山窑址的产品和江南及北方包括殷墟地区出土的罐、豆等原始瓷的器形与胎、釉等特征都十分相近（图5—25），发掘者认为可能都是本窑址或本流域窑址的产品。

2010年冬在浙江西苕溪流域的长兴县林城镇牌坊沟龙山东北坡发现大面积窑址，年代自商末周初开始历春秋至战国时期，产品主要为印纹硬陶，兼烧少量原始瓷，器型以坛、罐、瓿为主，有少量的尊、瓮、罍，纹饰粗大清晰，排列整齐，主要纹饰有回字纹、云雷纹、叶脉纹、重菱形纹、曲折纹等（图5—26）。江南地区包括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土墩墓出土的器物无论是器型还是纹饰均与本窑址的产品十分接近或完全一致，许多器物可以确定就是本窑址的产品。

在东苕溪中下游的德清、湖州一带除了发现黄梅山、南山2处商代窑址和岳家坝、火烧山2处西周窑址以外，还发现了苦竹坞、岔路岭、防风山、泉源坞、白漾坞、响堂坞、缩头坞、河图里、烟霞坞、火烧山一区等10处春秋窑址和亭子桥、冯家山、鸡笼山、窑坞里、南山、弯头山、下南山、水东坞、宋家岭、姚家山、塔地山、金塘口、百家山、南塘坞、兼济桥、安全山、棚圩上、磨子坞、跳板山、毛田里、下漾山、竹鸡笼山、东坡岭、南坞里等24处战国窑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景德镇陶瓷学院的专家采用多种测试技术和多元统计方法对鸿山越国贵族墓中出土的陶瓷标本进行了系统的测试和分析，并通过与浙江各地出土的原始瓷和东汉晚期越窑青瓷的比较研究，证明鸿山越墓出土的原始瓷与浙江德清古窑址所烧制的原始瓷所用原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鸿山墓出土的原始瓷就来自于浙江德清地区。

在曹娥江流域的绍兴、上虞一带和浦阳江流域的萧山地区也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窑址群，形成了烧造原始瓷的三大窑区（图5—27）。在安吉和绍兴都有春秋和战国前期的越国都城以及八亩墩、九亩墩、印山大墓那样规模宏伟的王陵遗址，这就是越人的窑址之所以分布在这几个区域的原因。战国中期楚灭越以后“越由此散”，这几个区域烧造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窑口也都戛然而止了，从战国中期至东汉后期烧造原始瓷的窑址出现了一个大缺环，直到东汉晚期在上虞的曹娥江中游一带才重新出现烧造青瓷的窑口。

在吴人生活的宁镇地区和太湖以北地区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过成规模的烧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窑址，但是吴人和越人一样也大量地使用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器，而且器形、器类、纹饰都大同小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吴越同器”的现象，很可能是因为吴人使用的这些器物本来就是从越人那里输入的。当然这一推论是否成立还有待于考古发掘的证实或证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