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编 吴文化与越文化

第四章 吴越地区的土墩墓

在湖熟文化的台形遗址上经常可以发现红烧土层，却几乎没有在其上发现过墓葬，这说明台形遗址是湖熟文化先民的居住地而非墓地。但是在台形遗址附近的岗地山坡上却常常发现有数量众多的土墩墓，而且土墩墓中出土的器物与台形遗址出土的器物具有很大的一致性，所以学者们都把宁镇地区的土墩墓和台形遗址联系在一起，认为是继湖熟文化之后西周春秋时代吴文化的遗存。

商周时代中原地区流行的葬俗是“不封不树”的竖穴土坑墓，墓葬都有深浅不一的墓穴而在墓上没有封土堆，但是江南地区同时代的墓葬却普遍都有高大的封土墩，而墓内却往往不挖墓坑，甚至没有发现葬具，所以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发现土墩墓时曾经认为土墩墓的特点就是不挖墓坑、不用葬具、平地掩埋。然而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和发掘的墓葬日益增加，考古学家发现外观相似的土墩墓中实际上存在着平地掩埋的无坑无床型、用石块或鹅卵石铺成棺床的石床型、仅用石块排列在墓边的石框型、把墓边石框叠高的石椁型和用石块砌筑石室的石室土墩墓等各种各样不同的墓葬形制（表4—1），具有一墩一墓和一墩多墓等不同的丧葬习俗，还发现入葬后在墓上进行祭祀的遗迹，甚至发现了在营建墓室之前构筑在墓地上的墓下建筑遗存。由于土墩墓埋藏都不深，而且封土不经夯实，因此葬具与尸骨朽烂无存也是很正常的。

土墩墓的概念最早是根据宁镇地区的发现提出来的，而在太湖周围地区古人就已经发现丘陵小山顶上分布着内有石室的土墩，对于它们的性质，地方志与民间有瞭望台、风水墩、烽燧墩、藏兵洞、古战堡、炮墩、旺（望）墩等各种不同的说法，现代学者有的认为这是古人的祭天遗址，有的认为这些石构建筑具有多种不同的用途，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这是吴人的墓葬，或是越人的墓葬。实际上有石室的土墩墓是从没有石室的土墩墓发展而来的，近年来还发现有用木料构筑或木石混合构建墓室的，我们把这些不同形制但是都有封土墩的墓葬统称为土墩墓或土墩遗存。

第一节 江南土墩墓的分区

杨楠先生对江南地区的土墩墓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把江南的土墩墓分为西部的宁镇区、东部的太湖—杭州湾区和南部的黄山—天台山以南区三个区域（图4—1）, “土墩遗存最早出现在黄山—天台山以南区，其年代约当中原夏商之际至春秋后期；其次出现在太湖—杭州湾区，其年代约当中原商代后期至战国前期；最后出现在宁镇区，其年代约当中原西周前期至春秋后期”。

在这三个区域中，南部的黄山—天台山以南区是江南土著百越的老家之一，这一区域的文化应该属于古越文化，它与太湖—杭州湾区的马桥文化有渊源关系，与于越文化有密切的联系，而且这一地区也是汉代闽越国和东瓯国的所在地。

西部的宁镇区在商代是湖熟文化分布区，西周春秋时期是吴人生活的地区。湖熟文化受古越文化的影响很小，而吴文化受越文化的影响很大。尽管司马迁把这些江南土著称为“荆蛮”，但这只是中原人对他们的统称，并不是说他们也是楚人的一支，其实吴人也被视为是越人的一支——“干越”。“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吴越为邻，同俗并土”, “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因为吴人与越人的文化非常接近，所以王文清先生认为“吴越同族”，这是有道理的。然而吴人与越人还是有差别的，而且他们分别建立了各自的国家。

太湖—杭州湾区的情况比较复杂：太湖以南以及浙东平原是马桥文化分布区，后来也一直是越人生活的地区，越国的都城也在这一地区，而太湖以北地区在商代也是马桥文化分布区，西周和春秋前期也是越国的地盘，但是到春秋后期“诸樊徙吴”和伍子胥筑城之后却成为吴国的疆域和吴国都城所在地，因此这一地区的土墩墓就表现出既有交替又有融合的错综复杂的现象。

第二节 西周春秋时期太湖以南地区的越人土墩墓

这里所说的“太湖以南地区”包括杨楠先生所说的黄山—天台山以南区和太湖—杭州湾区的南部以及太湖西岸的宜兴、武进一带。

一 黄山—天台山以南区

黄山—天台山以南区是土墩墓的发源地，在夏商之际就出现了最早的土墩墓遗存，但是一则因为年代遥远难以被发现，二则因为那时的人口远比后世要少，所以已发现的早期墓葬数量极少，现知的资料仅有浙江江山肩头弄第1—4单元土墩墓、松阳县古市的后刘组与茵岗山组、苍南埔坪乌岩山土墩墓、福建光泽大干河东岸的马岭M1与M2等几例。由于年代久远，这一阶段土墩墓的封土都保存得不好，但是仍然可以发现有用石块铺底的现象，陪葬品中泥质陶有高领折腹罐、深腹罐、匜形罐、扁腹罐，印纹硬陶有瓮、坛、垂腹罐、长嘴平底盉、深腹盆等（图4—2），还不见原始瓷器。

浙江淳安、衢州、江山的土墩墓年代稍晚（附表六）。江山肩头弄类型是马桥文化的一个时代较早的文化类型，因此淳安、衢州、江山一带的土墩墓应该与后来的于越有关。

虽然在黄山—天台山以南区已发现的土墩墓数量不多，但是有三处土墩墓群非常引人注目。

1．安徽屯溪弈棋

安徽屯溪弈棋先后发掘了8座土墩墓。这些墓葬都位于平地的土墩下或低矮的土岗上，都不挖墓坑，M1、M2、M4用鹅卵石在墓底铺成25厘米厚的棺床，M3仅用石块在东、南、西边铺砌断断续续的边框（图4—3）。M1和M2共出土青铜器19件、原始瓷器71件、陶器6件、玉石器6件，M3出土青铜器53件、原始瓷器103件、印纹陶器11件、陶器17件、玉石器7件，其他几座墓葬出土器物较少。M1出土的一件铜尊上有“父乙”铭文，M3出土一件铜卣上有“公作宝尊彝其子孙永用”的铭文，都属于中原系统的铜器，而其他许多铜器则明显地具有地方特色。

关于屯溪土墩墓群的年代，大多数学者认为是西周中晚期，但是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是春秋晚期。这批墓葬并不是同一个时期的，它们的年代跨度较大，早的如M1应在西周中期偏早，而最晚的M8应在西周晚期偏晚，很可能已经进入了春秋初期。

安徽屯溪和浙江淳安、衢州、江山之间是一片山区，但是安徽屯溪弈棋的土墩墓墓主的族属是否也是于越先人？目前还难以确定。有人认为，鉴于屯溪土墩墓出土的器物非同一般，所以屯溪一带可能是早期越国的都城所在。然而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还无法证实这一推测。刘兴先生根据屯溪和丹徒两地土墩墓中都出土一、二件带铭文的中原青铜器断定，两地的这些土墩墓墓主都是周王朝派到江南来牵制荆蛮与淮夷的贵族，但是对于这一观点，无论在史书里还是在金文中都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因此也只是一种推测而无法得到证实。如果屯溪土墩墓墓主是南来的周人贵族，那么他们理应遵循周人的葬俗才对，然而现状显然并非如此。如果认为皖南和苏南的这些西周春秋时期的遗存都是南淮夷留下来的，那么当时的吴人又居住在哪里呢？虽然屯溪土墩墓中出土了带铭文的中原青铜器，但是出土的原始瓷器却与衢州出土的非常接近（图4—4），而与宁镇地区出土的差别较大，如果认为屯溪土墩墓的墓主是先吴贵族，这也难以解释。然而如果认为屯溪土墩墓墓主是先越贵族，那么没有任何记载表明越人在西周中期就已经与周人有过如此密切的联系，也难以理解西周时期的越人哪来这么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所以关于屯溪土墩墓墓主的族属问题现在还只能存疑。

2．浙江瓯海杨府山

温州瓯海杨府山是一座海拔53.8米的小山，墓葬位于山顶，原土墩直径15米，已被夷平，为平地掩埋的土墩墓。随葬器物83件（组），其中青铜鼎、簋、铙各一件，短剑、戈、矛、镞等铜兵器58件，镯、玦、柄形器和各种玉石饰件22件，年代为西周中期晚段。在温州附近的黄岩小人尖（图4—5）、瑞安凤凰山、苍南浦坪乌岩山等地都发现有年代或早或晚的土墩墓遗存（又见附表六），黄岩小人尖和苍南浦坪乌岩山土墩墓都位于山顶，都用石块铺底，瑞安凤凰山土墩墓位于山坡，用木炭铺底。温州一带是后来东瓯国的范围，在温岭大溪还发现过汉代东瓯国城址和贵族大墓，因此瓯海杨府山和黄岩小人尖、瑞安凤凰山、苍南浦坪乌岩山的这批土墩墓当与后来的东瓯有关。

3．福建浦城管九村

2005年在福建浦城管九村西北相对高度15—50米的丘陵山岗和坡地上清理了5个地点的33座土墩，共发现47座墓葬，其中一墩多墓的只有1座，一墩两墓的有6座，其余的皆为一墩一墓（图4—6）。共出土随葬器物280余件，其中原始青瓷器67件、印纹陶器146件、铜器55件、玉管等佩饰7件、石器7件。大多数墓葬都有长方形浅墓坑，墓底用鹅卵石铺成棺床，周围还有一圈沥水的沟槽。其中洋山D1M1墓坑北壁残存有排列较整齐的11根炭化的木立柱，立柱被烧毁程度不一；洋山D7M1墓坑底中部及南、北壁下清理出在一条直线上的三个柱洞，中部柱洞内还残存有直径0.25米、高0.37米的炭化木柱，墓室西北部残存有被烧毁的炭化木板，这些迹象表明墓内可能曾经有过人字形两面坡式的木构建筑。

福建浦城距离武夷山不远。武夷山是汉代闽越国都城的所在地，因此这一地区西周春秋时代的土墩墓可能与后来的闽越有关。

二 太湖以南区

太湖以南区是指杨楠先生所说的太湖—杭州湾区的南部，包括杭嘉湖平原、杭州湾南岸平原以及太湖西岸的宜兴至武进一带，这里一直是越人生活的地区，尽管在勾践时曾经被吴军短期侵入并局部占领，但是这一带始终是于越的中心地区，而且在安吉和绍兴都发现了越国的都城与王陵遗址。虽然黄山—天台山以南区是最早出现土墩墓的地区，然而那里是丘陵山区，自然环境并不适宜于农耕与发展，尽管在黄山—天台山以南区也发现过几处重要的土墩墓群，但是毕竟数量太少，这昭示着当时的人口不可能很多，实际上即使到了汉代，那里仍然人烟稀少。所以商周时期的先越文化——马桥文化是在杭嘉湖平原上发展起来的，而且春秋时代的越国也建立在那里。

太湖以南区的土墩墓数量非常多，仅经过发掘并发表的就有几十个地点的几百座墓葬（附表七），而运用航空遥感技术发现的土墩墓还要多得多，仅在太湖南岸的湖州地区就解译出了5412个土墩墓，并为系统的野外验证所证实。在太湖以南的杭嘉湖平原和杭州湾南岸的浙东平原上，土墩墓主要分布在海拔几十米的丘陵小山顶部，通常是大墓雄踞山巅，其余的沿着山脊一字排开，间距或近或远，而在山麓坡地和平原上较少见到（图4—7）。

本区的土墩墓有平地掩埋型、石床型、石框型、浅土坑型和石室型等各种不同的类型，各类不同的土墩墓往往错杂地分布在同一条山脊上。陈元甫先生在全面研究了土墩墓的发展演变过程后指出：“早期土墩墓结构可能经历了平地起堆，墓底铺设卵石，到四角或四边铺砌石块的发展过程，而西周中期以后出现的长条形石室，又显然是后者继续发展的结果。在一些缺乏板状结构石材的地区也不一定采用石室结构。总之，西周中期以后土墩墓内建有石室，既与当地有板状结构石材的自然条件相关，也与土墩墓自身结构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它很可能仅是土墩墓发展长河中的一段。当然，在石室出现之后，不建石室的土墩墓仍可保留下来，与建有石室者共存。”田正标先生把土墩墓的演变发展顺序归纳为：平地堆土掩埋型→石床型→石框型→石室型，而有的地方还发现了介于石框型和石室型之间的石椁型土墩墓，即把石框边壁加高成矮墙而形似石椁，可以看成是石框型土墩墓向石室土墩墓发展的过渡形态。用类型学的方法来分析，的确可以排出这样一条土墩墓的发展演变序列，但是从已知的材料来看，各种不同形制的土墩墓出现的时间虽然有先有后，但是并不存在从无石到有石、从无坑到有坑、从无室到有室这样一个简单的线性演变序列。先后出现的墓葬形制不同，不仅仅是因为时代有先后，还可能是因为墓主身份地位的高下、经济实力的强弱、家族人员的多寡等原因造成的，所以这些土墩墓的不同形制虽然出现时间有先后，但是并不存在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复杂的共存关系。无床无坑平地掩埋的土墩墓未必都是年代最早的，但是内有石室的土墩墓的确出现得最晚。在普遍流行石室土墩墓以后，其规模大小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也应该是墓主身份地位高下、经济实力强弱和家族人员多寡等因素的反映。

早期的土墩内部通常只有一座墓葬，但是西周时出现了在一座土墩中先后葬入几座墓葬的现象，这种葬俗和中原地区的葬俗迥然有别。一墩一墓和一墩多墓的土墩墓也混杂地分布在一起，但是本区一墩多墓的土墩墓数量比宁镇地区要少得多，这可能与本区土墩墓都位于山脊有关，也可能与土墩内部建有巨大的石室有关。但是我们发现在石室土墩墓内淤土的不同层位埋有时代不同的器物，这说明它曾经被多次用来埋葬死者。这种在一座石室土墩墓内多次埋葬的葬俗与一墩多墓的葬俗内涵是一致的。

石室土墩墓从西周时开始出现，发展到春秋末期其营造技术达到了土墩墓遗存的最高水平，不仅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石室土墩墓，例如在湖州肖皇山顶部发现的一座石室土墩墓，石室长35米、宽2米、高5米，而且还出现了用木料构筑墓室或用木料、石料混合构筑墓室的大型土墩墓。

东阳前山六石镇派园下马宅村东小山顶上有2座土墩墓，D1为石室土墩墓，早年已被破坏，D2的封土墩东西长36米、南北宽26米、中心最高处4.7米，封土分层夯筑而成。墓坑为长方形浅土坑，长13.52米、宽4米、深0.3—0.35米，底部用河卵石铺设成石床，上面有8条枕木沟。整体平面呈甲字形，通长17.82米，墓室西面的甬道与墓道长4.3米，用石块垒砌，形同石室，而墓室本身用木料构筑成人字形两面坡的木屋结构，高2.4米。

绍兴兰亭印山大墓建在海拔41.7米、相对高度20余米的印山顶部，封土堆底部东西长72米、南北宽36米、高9.8米，墓坑系凿岩而成，墓室内部长33.4米、宽4.78—4.98米、高5.5米，用长5.9米、0.5—0.8米见方的枋木构建成人字形两面坡的木屋。印山大墓的规模之所以如此巨大，是因为它的墓主是勾践的父亲允常（图4—8）。

这一类有木结构或木石混合结构墓室的土墩墓可以比照石室土墩墓称之为“木屋土墩墓”。土墩墓中的“石室”与“木屋”都是建在墓底或墓坑之上的建筑，而不是建在墓坑之中的椁室，因此不能称之为“木椁”，而应该称为“墓内建筑”。木屋土墩墓在宁镇地区和太湖以北地区同时代的吴人土墩墓中也能见到（详见下节），而在战国西汉时代的越人大墓中仍然被继续使用，但是并未成为一种固定的墓葬制度。

第三节 西周春秋时期宁镇地区的吴人土墩墓

商朝末年太伯仲雍奔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太伯仲雍所奔之“吴”在哪里？自古以来却一直众说纷纭。历代方志都说太伯仲雍所奔之“吴”是在无锡梅里，并以太伯墓和太伯庙为证，但是方志上明明记载着，“至德庙，即泰伯庙，东汉永兴二年（154年）郡守糜豹建于阊门外”。糜豹自己在《泰伯墓碑记》中也说：“予……受命南邦诏建泰伯墓庙于梅里皇山，乃率群僚各属鸠工庀材，四方人士子来如云，不数月而就。”可见无锡的太伯墓和苏州的太伯庙都是东汉时始建的衣冠冢和纪念性建筑。

《史记集解》引《世本》曰：“诸樊徙吴。”如果太伯仲雍所奔之“吴”就在无锡梅里，那么诸樊所徙之“吴”又在哪里呢？如果诸樊所徙之“吴”就在今天的苏锡地区，那么他又是从哪里迁来的呢？如果诸樊已经居住在今天的无锡梅里，那么他又迁往哪个“吴”呢？显然诸樊所徙之“吴”和太伯仲雍所奔之“吴”肯定不在同一个地方。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阖闾元年，“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伍子胥所筑的城是新的吴国都城，后世称之为阖闾城。历代方志都认为伍子胥建造的阖闾城就是今天的苏州老城。然而，如果太伯仲雍所奔之“吴”和诸樊所徙之“吴”都在今天的苏州老城，那么伍子胥就是在原地筑城，何必还要“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呢？显然伍子胥所筑之吴都和太伯仲雍所奔之“吴”、诸樊所迁之“吴”也都不在同一个地方。

由于在无锡和苏州先后发现了两个春秋古城遗址，并且都获得了“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称号，因此关于阖闾时代吴国都城遗址的问题在学术界与社会上又引起了新的争议。

吴国晚期的都城在今天的苏锡地区，这是没有疑问的。地本来并没有地名，是因为有人居住，人们才给地起了地名。古代地广人稀，当久居一地的人们迁走以后如果在随后的几百年内再也无人来此地居住，那么原来的地名就会慢慢地被人遗忘，以后再来到此地的新居民会重新起一个地名，于是在后人看来同一个地方就有了几个不同的地名。当人们迁徙到另一个地方以后常常会用原来的地名来命名新的居住地，于是几个不同的地方就会有相同的地名，这在后人看来就好像是地名迁徙了。商朝的都城都叫“亳”，楚国的都城都叫“郢”，就是这个道理。地名迁徙现象在古代司空见惯，所以，太伯仲雍所奔之地叫“吴”，诸樊所迁之地也叫“吴”，伍子胥所筑之城还叫“吴”，吴人先后居住过的地方都叫“吴”，然而此“吴”非彼“吴”，不能认为自古至今只有一个“吴”，也不能认为某一个地方自始至终都是“吴”。

张敏先生认为，丹阳珥陵镇的葛城遗址是“迄今为止江苏境内发现的时代最早、延用时间最长，使用次数最多、保存最完好且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址”, “吴国都城自西而东，不断地迁徙”。他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肖梦龙先生认为镇江谏壁至大港一带是吴国的王陵区，钱公麟先生认为苏州西部山区是吴国的王陵区，他们的观点看似对立，实际上并不矛盾，这恰恰反映了吴国疆域的变迁和吴国政治中心的转移。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宁镇地区发掘的土墩墓数量越来越多（附表八），而据遥感调查发现的数量更多，仅仅在镇江地区发现的土墩墓就有3134座（图4—9）。与其他三个地区相比，宁镇地区也有平地堆土掩埋型、石床型、石框型土墩墓，但是没有石室土墩墓；也有一墩一墓和一墩多墓两种葬俗，但是一墩多墓的数量要更多，而且墩内的墓葬布局更复杂；土墩墓墓内建筑的样式也更多，而且还发现在营造墓葬之前建在墓地上，而在营造墓葬时被叠压在墓坑之下的各种不同的墓下建筑遗址。西周春秋时期宁镇地区吴人的土墩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多种形制的土墩墓并存

典型的吴人土墩墓即邹厚本先生所说的“山坡丘陵土墩”和耕夫先生所说的“平原类型土墩墓”。这一类土墩墓主要分布在以丹徒、丹阳、金坛为中心的宁镇地区，西至句容、溧水、高淳、江宁、南陵，东至常州、无锡、苏州。经常是数十、上百座土墩墓成群分布在一地，土墩的大小不尽相同，一般底径7—8米、高2米左右，每群土墩墓中常常有一座或几座特别高大的，最大的底径可以达到80余米，高10余米。由于这一带的土墩墓都坐落在平地或山冈缓坡上，因此在大土墩的附近或周围常常有取土筑墩形成的土坑或池塘（图4—10）。

土墩墓可以分为无墓坑和有墓坑的两大类，无墓坑的土墩墓可以分为平地掩埋型、石床型、石框型、石椁型和熟土浅坑型五种类型，有墓坑的土墩墓可以分为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岩坑墓两类（表4—2）。宁镇地区吴人土墩墓的这些不同的墓葬类型与太湖以南地区越人土墩墓的墓葬类型是类似的。

2．一墩一墓和一墩多墓的土墩墓并存

大多数土墩墓是一墩一墓，但是很早就已经发现还存在着一墩多墓的现象，而且在一墩多墓的土墩墓中还发现有周围不同层面墓葬的墓主头向均朝向土墩中心主墓的布局方式。在宁常、镇溧高速公路沿线发掘的40座土墩墓中就发现了11座具有这种向心结构的布局方式，最典型的如句容寨花头D2（表4—3中右）、薛埠许家沟D2、东边山D1，等等。

无论一墩一墓还是一墩多墓的土墩墓都有在堆筑土墩墓的过程中渐次埋入祭祀器物的现象（表4—3下列）。在一墩多墓的土墩墓内居中的墓一般都是首次下葬的，其他墓葬有的可能是同时下葬的，有的是以后多次利用该土墩先后埋入的，即所谓“借墩葬”。有些首次下葬的墓规模较大，如天王东边山D1和句容寨花头D2，但是大多数后来葬入的墓与首次下葬的墓相比，在规模大小和随葬品多寡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它们不像是后世的陪葬墓，它们与主墓之间的关系倒是更像家人与家长或族人与族长的关系。

3．土墩墓的墓下建筑

近年来在句容寨花头D2、D5、D1，下蜀中心山D1，江宁陶吴D1，金坛薛埠上水D2（表4—4）、金坛裕巷D1（表4—3下右）、丹徒薛家村大墩等土墩墓中心主墓的墓坑下都发现有房屋建筑的遗址。

句容寨花头D2M22F1（表4—4左上）是D2中年代最早的遗迹单位，位于土墩中部，平面呈长条形，西北—东南走向，方向300°，长约4.45米、宽约1.65米，由48个柱洞组成。柱洞口大底小，上部向内倾斜，底部多为尖状或三角尖状。推测原本用粗细不一的木材（或剖开的木材）劈削成尖形打入地面，搭成两面坡的木棚式建筑。

句容寨花头D5F1（表4—4中上）建在土墩中部，由基槽和柱洞组成，基槽的南、北、西三面环绕形成长条状，东部有缺口，基槽密集分布着32个柱洞，柱洞基本向内倾斜。基槽的东西向中轴线上还有4个圆形柱洞，推测原来也是两面坡人字形建筑，中心墓葬的石床与基槽范围基本一致。

句容寨花头D1（表4—4右上）为一墩两墓，另有10处器物群。Fl建在土墩中部底层，由两条西北—东南向的基槽和其间一端的1个柱洞组成（另一端的柱洞可能遭白蚁活动破坏）。基槽范围长度3—3.35米，宽1.85米。中心墓在其上层，有浅坑和石床，呈东北—西南向，随葬品7件。建筑遗存和中心墓葬开口于不同的层面，上下相隔约30厘米，位置与方向都错位。

句容下蜀中心山D1（表4—4下左）位于土岗北端，馒头状封土东西长16.9米、南北长18.5米、残高3.25米。下蜀中心山D1为一墩一墓，在营建墓葬之前先在墓地上挖掘基槽构建一座由55个柱洞构成的凸字形房子F1，房间南北两排柱洞向内倾斜，房间中间有两个承重柱洞，构成一座两面坡的木屋，西面有一长4.5米、宽1.3米的门道。墓主入葬后在木屋周围堆筑熟土二层台，最后填土堆成土墩。

江宁陶吴D1（表4—4下中）是一座大型土墩，椭圆形封土堆南北长62米、东西长48米。残高9.1米，墩内包含两座小墩d1、d2。d1内有一座小型的竖穴土坑墓M44, d2内有两座墓M42和M43，三座墓是一次葬入的。M43是主墓，在d2的中部，用石块铺成凹字形的石框，石框上用熟土堆筑成墓台，墓台口向西是两排68个喇叭形的柱洞，形成一个门道，待主棺入葬后全部埋入封土堆中。

金坛薛埠上水D2（表4—4下右）底部中心位置发现有一组20个柱洞，当是属于一座房址，编号D2F1。Fl的位置在M1的土台之下，保存有柱洞，但是未见墙基槽，地面以上的部分也未见保存。从柱洞的分布看，Fl平面形状略呈方形，长约5.2米、宽约5米，门道和房址的方向无法判断。

这些墓下建筑都建在土墩中心墓葬墓坑下面的基础层面上，建筑内不见遗物，它是在筑墓之前搭建在墓地上的一种标识性建筑，而在开始营建中心墓葬的时候这些建筑就被拆除或毁坏了，仅存基槽或柱洞，因此称之为墓下建筑。土墩墓内的墓下建筑与中心墓葬的位置基本是上下对应的。土墩墓中的墓下建筑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信仰和吴人特有的一种丧葬习俗，但是因为没有相关的文字记载，我们很难解释其中的含义与具体的做法，也无法用中原的丧葬习俗来进行比较。

4．有墓内建筑的土墩墓——木屋土墩墓

墓内建筑是指建在墓坑或墓底之上的建筑，而不是建在墓坑之中的木椁，环太湖地区的石室土墩墓中的石室就是这种墓内建筑。宁镇地区没有石室土墩墓，但是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木结构的墓内建筑。现已发现的墓内建筑由基槽、两面坡的木屋、石床等部分组成，有的还有通往墓葬的门道，等死者下葬以后再在木屋上堆土成墩（表4—5）。

句容浮山果园D29中共有45座墓葬，其中M45为中心墓葬，墓内建筑由墓门、基槽、柱子、石床及小路组成，总长7.2米，其中石床长4.3米、宽2米，小路长2.8米、宽1米。M45的墓内建筑是在土墩基础层面的中心部位挖弧壁、圈底的基槽，基槽内埋剖开的木片，搭成人字形两面坡的木屋，其东端立柱留门，门两侧用石块垒砌，在门外用黑土堆成通往屋内的斜坡道路，屋内铺垫20厘米厚的土，再在其上铺设石床。

句容天王东边山D2为一墩一墓结构，中心主墓由石床、基槽和柱洞组成。石床用34块大小形状不一的石块铺垫成东西向的长条形，上有人骨残迹和4件随葬品。基槽环抱于石床的南、北、西三面，东部形成缺口，基槽内有28个柱洞，形状不规则，柱洞均向中心石床倾斜。推断石床之上原来应有人字形两面坡式的木结构建筑，复原高度约2米，东面为进出的通道。

金坛裕巷D1是一座底径25米、残高2.5米的馒头形土墩，墩底有一南北4米、东西4.1米、深0.5米的半地穴房基，内有23个柱洞，分南北两排排列，所有柱洞构成一个平面呈“凸”字形的棚式建筑，门向朝东。

镇江大港双墩D2的墓室北部有12个柱洞，第一组5个呈东西向排列于墓坑中部略偏南处，第二组3个和第三组4个呈八字形大致对称分布于墓室北部，这三组柱洞与墓室北壁刚好围成一个可闭合的长方形，可能为一处房屋设施。

镇江华山大笆斗墩墓室内部作为棺床的生土台两侧有五对柱洞，在生土坑周围围绕坑壁有1.5米高的竹篱笆。类似的竹篱笆在丹徒薛家村大墩M1也能看到。丹徒薛家村大墩M1位于土墩西半部，墓葬为甲字形熟土浅坑竖穴墓，墓向朝东。墓道向东伸至土墩中心，墓道长6.1米、宽1.26米、深1.5米。墓道坑壁经火烧成红烧土墙，一侧坑壁留有横排木棍的痕迹，另一侧红烧土墙凹凸不平，坑底未发现柱洞。

宁镇地区发现有墓内建筑的土墩墓年代为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期，比春秋晚期的绍兴兰亭印山大墓要早，所以有些学者指出这些发现为“印山越王陵独特的墓葬结构在江南地区找到了最为直接的渊源”。印山大墓的人字形两面坡木结构墓内建筑是一种非常成熟的墓葬结构，显然已经不是初始阶段的形态了，而宁镇地区土墩墓内发现的各种木结构建筑却要简陋得多。宁镇地区一直被认为是吴国的地盘，如果越人的这种葬制确实来源于吴人，那么更能够说明“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和“吴越同族”了。不过在西周春秋时期宁镇地区的这种墓葬形制显然还处于尚未定型的初始阶段，而且也没有在本地区进一步发展下去，倒是越人在印山大墓中把它发展到了极致，并且在战国时期的大墓中继续予以使用，而且到了西汉初期仍然在闽越和南越的大墓中继续予以使用，成为越国与越人大墓的一种很有特色的墓葬形制。

土墩墓中这种断面为人字形的墓内建筑应该如何命名？有人称其为“木棚建筑”、有人称其为“木构椁室”、有人称其为“‘人’字顶木椁”、有人称其为“截面呈三角形的两面坡椁室”。其实“椁”是构筑在墓坑内用于挡土的葬具，只有像丹徒薛家村大墩M1、M2墓室内的木桩和竹篱笆才可以称为“椁”。土墩墓中一般没有墓坑而只有墓床，或者是用熟土堆筑的二层台形成一个浅墓坑，这种墓内建筑是构筑在墓床或浅墓坑之上的，其功能类似于石室土墩墓中的石室，因此可以称其为“木屋”，而这类有“木屋”的土墩墓则可以称为“木屋土墩墓”。

5．山顶类型土墩墓

在镇江谏壁至大港一带的长江南岸的小山山顶或丘陵的山脊上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土墩墓，已发掘的有烟墩山M1、M2，青龙山M1，北山顶，母子墩，粮山M1、M2，王家山，双墩M1、M2等。这类土墩墓都有高大的封土堆，有凿山为穴的竖穴岩坑墓，也有其他类型的土墩墓，这类土墩墓往往随葬了大量的青铜器。王根富先生称之为“山顶类型土墩墓”（图4—11）。

烟墩山M1即1954年出土宜侯夨簋的土墩墓，发现时墓坑已被破坏。1985年发掘的M2位于M1正南坡下70米处，土墩底径约20米、残高2米。墓底用238块青石和玄武岩砌成“石床”，东西长3.6米、南北宽2.4米，墓主头向朝东。出土的随葬器物有炊器、盛器、食器和装饰品等共36件，其中有19件原始瓷坛、豆。据墓葬位置和出土器物分析，M2可能是M1的陪葬墓，年代在西周中期。

青龙山M1现存有高8米、底径60米的封土堆，墓室为凿岩而成的石室，东西长12米、南北宽7米、深5.5米，附有一长方形的斜坡墓道。在墓室周围用采出的土石堆成一个直径30米、高1.2—1.4米的圜丘。该墓在下葬后不久就遭大规模的盗掘，墓室内杂乱无章，许多器物残缺不全、支离破碎、多已移位。但是仍然出土80余件青铜器，墓道中出土两个殉人、三匹殉马，大型印纹硬陶坛中盛有各种祭品。大墓东侧10余米的山坡上有一座附葬墓，也是凿岩为穴，东西长4.6米、南北宽2.2—2.5米、深2米，但是在基岩上又用石块垒成石椁。封土堆底径17米、残高1.5米，出土青铜兵器等陪葬品。年代为春秋晚期。

北山顶大墓的封土呈椭圆形，高5.5米，顶部南北7.05米、东西12.25米，底部南北30.75米、东西32.25米。墓坑是在山顶将厚约1.5米的岩石风化土修成平台后再下挖成的，东西长5.8米、南北宽4.5米、深1.35—1.45米，墓道偏在墓室的西北，长5.8米、宽2.35米、深1.15—1.25米，整个墓坑平面呈刀形，墓向朝西。墓坑北面的土台长18米、宽13米，南面的土台长18米、宽7米，上面各有一殉葬人。墓葬早年被盗，但是出土器物仍很丰富。北山顶大墓的年代为春秋晚期，发掘者认为是吴王余昩的墓。

母子墩位于乔木山山脊上，是一座石框型土墩墓，墓底用石块垒砌成长6.1米、宽3.2米的墓框，埋葬后堆土成墩，底径30余米，残高5米。出土9件青铜礼器，矛、叉、镞等兵器百余件，车马器数百件，印纹硬陶坛、罐3件，原始瓷罐、豆9件。年代为西周早期。

粮山M2是竖穴岩坑墓，位于海拔78.3米的粮山顶部，墓穴口东西长11.2—12米、南北宽6.4—7米、深9米，墓底西端有一宽1.5米、高0.6米的二层台，上有一殉人、马骨和4件原始瓷碗。墓底出土54件器物，以原始瓷为主，另有8件青铜器和7件玉饰品。墓上封土原高4米，底径14米，在封土和填土中各有一层沙石层，在封土中出土20余件原始瓷罐、碗和1件铜锸。年代为春秋前期。

王家山东周墓为竖穴土坑墓，位于王家山东北端，墓坑南北宽3米、东西残长6米、深6米，东部是生土二层台，高1.2米，长约3米，骨骸和陪葬品都出在二层台上，东部方坑内出土13件硬陶瓮，内盛各种食物，似为陪葬坑。时代为春秋末期。

双墩D1位于海拔42米的山脊上，土墩底径36米、残高5米，墩底用9块石块铺成东西长3.6米、南北宽1米的石床，墓内随葬器物已被盗掘一空。时代估计为商末周初。D2位于D1以东50米处，馒头状封土堆平面呈椭圆形，南北41米、东西36.2米，残高5.9米。墩中心用熟土堆筑后再挖墓坑，墓室呈凸字形，长7.6米，东部宽6.1米，西部宽5米，高1.6—1.8米，墓室南面有喇叭形墓道，长7.5米。墓室西壁有用竹木棍支撑墓壁的痕迹，墓室内有三组12个柱洞，与墓室北壁刚好围成一个可闭合的长方形，可能为一处房屋设施。墓室中没有出土遗物，但是在盗洞中出土了4件原始瓷豆、2件原始瓷瓿，时代为西周晚期（表4—6、附表八）。

谏壁至大港一带长江南岸的这类土墩墓都坐落在小山顶部，北依长江、南望平川，气势宏伟，虽然墓葬形制并不一致，但是都出土数量众多的青铜器，因此肖梦龙先生认为这里是吴国早期王陵的所在地。其他地区的土墩墓虽然也有明确的墓穴或石砌的棺床，也有不小的封土堆，但是出土的器物都以陶器与原始瓷为主，很少见到青铜器。因此有学者认为：“镇江东乡一带的大港、谏壁一带的土墩墓处于山脊之上，面对浩浩长江，气势开阔，多出青铜礼器，如烟墩山 ‘宜候夨簋’墓、北山顶吴王余昧墓、青龙山带墓道的竖穴石坑大墓等。说明沿江一带的山脊之上主要是王侯贵族墓地，而丹徒一带离长江较远的丘陵岗地上分布着的土墩墓和遗址证明那里生活着的是普通的土著居民。”

大港、谏壁一带发现的土墩墓都是一墩一墓，而且像北山顶大墓和青龙山大墓那样有竖穴岩坑和高大封土堆等特点都被苏州西部山区的大真山、阳宝山等大墓所继承，表现出文化的一致性。

第四节 西周春秋时期太湖以北地区的土墩墓

太湖以北地区存在着三类不同的土墩墓，一类是位于山巅与山脊的石室土墩墓，年代为西周与春秋前期，另一类是也位于山顶但没有石室的山顶类型土墩墓，年代为春秋后期，而到了春秋末又出现了位于平地上的石室土墩墓和木屋土墩墓。

一 西周与春秋前期越人的石室土墩墓

“在环太湖周围的低山丘陵上以及太湖中的岛山上，这些地区包括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湖州市以及所辖的吴县、无锡县、武进县、宜兴市、长兴县和吴兴县。根据统计，这一地区石室土墩的分布总数在2700座左右。”（附表九）太湖东北的苏州一带是石室土墩墓的密集分布区。从上方山、七子山到尧峰山东西7公里、南北6公里的范围内，整个山体低于300米，山脊浑圆、脊线平缓，在主峰线上分布着十几座大型石室土墩（图4—12）。这些大型石室土墩巍然屹立在山巅，互相之间间隔较大，而在200米以下各条山脊线上小型石室土墩密集地呈串珠状排列。太湖西北的无锡至武进一带也是石室土墩墓的密集分布区，但是不见大型石室土墩墓，而太湖西南的长兴一带不仅石室土墩墓分布密集，而且有20多座大型石室土墩墓。

因为在这些土墩内建造石室所用的材料均为板状和条状的岩石，所以石室土墩墓都分布在具有层理构造的沙岩、页岩和石灰岩构成的山丘上，而在火成岩构成的山上没有石室土墩墓。虽然石室土墩的分布与基岩的性质有关，但是在相同条件下也有明显的集群分布现象，例如太湖边光福的西迹山和玄墓山上有较多的石室土墩墓，而毗邻的长山和米堆山上就基本没有；太湖中东山和西山上的石室土墩墓都集中分布在岛的东北部低于200米的山脊上，而岛的西南部山上石室土墩墓就很少，这一现象应当与当时的人口分布状况有关。

石室土墩墓主要分布在50—200米的低山丘陵上，200米以上的山上很少见到。石室土墩墓在山顶和坡麓都有分布，大型的石室土墩墓都居于山顶高处，中小型石室土墩墓则呈串珠状沿着山脊线排列分布，但是朝向并没有一定的规律。土墩内的石室用块石垒砌而成，平面为长条形，如同狭长的巷道，底部大多铺有小石块或石片。石室后面有墙，两侧的石壁向内斜收，顶部用大石块或条石覆盖，小的高2—3米，大的可达6米以上。石室前部用条石架构的门楣和向内突出的石垛形成门框，有的用石块垒砌封门墙，或者用乱石封门。封门前有石块砌筑的甬道，甬道侧墙呈斜坡状，甬道上不用石块覆盖。石室上面堆土形成馒头状的土墩，小型土墩的底径6—8米、高1—2米，大的底径30—40米、高5—10米。大型土墩的边缘还常常用石块铺砌一、两道护坡。由于在已发掘的石室内几乎没有发现过遗骸，也没有发现过葬具的痕迹，因此曾经认为它不是墓葬。然而由于南方山区土壤是酸性的，而且石室有缝隙、土墩又未经夯实，因此尸骨无存、葬具全朽是可以理解的。石室土墩墓中几乎没有出土过青铜器，出土的器物主要是印纹陶与原始瓷器皿，还有少量泥质陶与夹砂陶，偶尔出土几件玉饰与石器。

太湖以北地区已发掘的大型石室土墩墓有苏州上方山6号墩、鸡笼山1号墩、常熟西岭1号墩和无锡龙山上的“石冢”。

苏州上方山6号墩的土墩东西长42米，南北长28米，高7.15米，墩内有一长条形石室位于墩的西半部偏中，长为9.6米，宽约为1.84米，最高处为6.15米。据出土的原始瓷与印纹陶器判断年代为西周中期。2007年发掘的苏州鸡笼山1号墩是一座典型的石室土墩墓，位于海拔111米的鸡笼山西部最高峰，墩底直径约50米，墩高约10米，墩内石室长13.5米、底宽1.84米、内高4.6米，甬道长约11米、宽3米、高约5米，墓为东西向，墓门朝西，门框门楣用条石砌筑。墓内不仅出土原始瓷与印纹陶器，还出土了小件玉饰，其年代为春秋时期。常熟西岭1号墩，墩底南北长52米、东西宽50米、中心高约10米，墩内石室长11米，石室东部是长14.5米通道，通道与石室之间有2.5米长的过道。年代相当于中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无锡龙山“石冢”的具体数据尚未公布，但是从发表的照片来看也是同时代的大型石室土墩墓无疑。笔者在苏州上方山迤北的福寿山山脊上发现一座因修筑防火路而被拦腰切断、仅剩后壁的石室土墩墓，可以看到这种大型石室土墩墓的横断面（表4—7）。

关于这一类广泛分布在太湖周围地区小山丘陵顶部数以千计内有石室的土墩的性质，方志与民间有瞭望台、烽燧墩（风水墩）、藏兵洞、古战堡、炮墩等各种不同的说法，学者们又提出了祭天台和石构建筑的见解，然而它们的数量之多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些用途的需要，所以大多数考古学家都认为它们应该是西周春秋时期的墓葬。不过究竟是谁的墓葬呢？丁金龙先生认为，苏州鸡笼山的石室土墩墓是春秋时期吴国贵族的墓葬，张敏先生把无锡龙山上的石冢（石室土墩墓）和龙山下的阖闾城联系在一起，也认为是吴国大墓。然而石室土墩墓并不只是分布在太湖以北吴国的范围内，它在太湖以南的越国领地内有更加广泛的分布。虽然吴国在夫椒之战大败越国后曾经深入越国腹地，但是时隔不久就被勾践卧薪尝胆反败为胜，吴人不可能在越地留下如此众多的墓葬。再说，如果太湖南北各地的石室土墩墓都是吴人的墓葬，那么同时代的越人葬在哪里呢？吴文化和越文化虽然非常接近，但还是有区别的，宁镇地区的土墩墓与太湖以南地区的土墩墓在葬俗、葬制等方面的区别正是吴文化与越文化区别的表现之一，所以石室土墩墓应该是越人的墓葬而非吴人的墓葬。

太湖北部地区广泛分布的石室土墩墓说明西周春秋时期这里曾经是越人生活的地区。陈梦家先生认为：“上古之越，其族散居于江浙闽粤，而最初当在苏境，渐次而南。”“余考春秋时吴地，皆越之故土也。”“《越绝书》云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秦余杭山则在姑苏西北五十余里，其地为越王都地。”他的观点非常正确。吴人和越人本来相安无事，但是后来吴人却把都城迁到了太湖以北的苏锡地区，这才引起吴越两国几十年你死我活的冲突。在无锡阖闾城附近的龙山上发现有石城叠压在石冢（石室土墩墓）之上的现象，如果石冢是春秋早中期的吴国贵族墓葬，而石城又是春秋晚期吴国阖闾大城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吴人绝不能如此大不敬地把作为防御工事的石城筑在自己先人的墓葬之上。这一事实恰恰可以反证龙山上的这些石冢并不是吴人的墓葬，而只能是原来曾经居住在这里的越人的石室土墩墓。

二 春秋后期吴人的土墩墓

西周和春秋前期吴人的土墩墓都分布在宁镇地区，春秋后期诸樊徙吴、伍子胥筑城以后，苏锡地区就成了新的吴国都城所在地，成为吴国的腹心地区，于是吴人的山顶类型土墩墓也在苏锡地区出现了，所以在杨楠先生划分的三个区域中唯有太湖以北地区是山顶类型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并存的。由于吴人东迁，吴人与越人之间发生了争夺生存空间的激烈冲突，但是这也加速了他们在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因此春秋后期苏锡地区的土墩墓又出现了许多与春秋前期宁镇地区的土墩墓及太湖以南地区石室土墩墓都不同的新现象。

1．山顶类型土墩墓

从阖闾元年（公元前514年）伍子胥筑城到吴国灭亡（公元前473年），吴人在苏锡地区只逗留了短短的41年，因此留下的墓葬并不多，目前在苏州西部小山顶部已发掘的春秋晚期大型土墩墓只有在真山、阳宝山、獾墩、树山、横山、馒头山、挂灯山等有限的几座（附表十）。

真山大墓（D9M1）位于大真山的主峰，海拔76.9米，封土呈长方形覆斗状，底部东西长70米、南北宽32米，顶部东西长26米、南北宽7米，墓底到封土顶高约8.3米。有内外两层封土，内封土南北两端各有一道用石块垒筑的挡土墙，相距13米；外封土内部夹有二十多道南北向的石墙，外封土南北两端也各有一道挡土墙，相距27米。墓室在基岩上凿出，东西13.8米、南北最宽8米、最深1.8米，墓口四周有一圈高约0.2米、宽约0.4米的二层台，墓室东面有一条长3.6米、宽3米的墓道。墓室中部偏西有一棺床，长4.04米、宽1.92米、高0.2米的棺床，其上有两条宽0.25米、深0.2米的南北向沟槽，葬具为七馆二椁。墓的正中有一盗沟直达墓底，虽然该墓早年就遭到了破坏性的盗掘，但是仍然出土了12573件遗物。发掘者认为真山大墓（D9M1）是吴王寿梦的墓（图4—13、4—14）。

阳宝山大墓的长方形覆斗状封土顶部东西长25米，南北宽12米，底部东西长60米，南北宽40米，残高4米，封土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墓室为长方形石穴墓，墓底铺一层10厘米厚的木炭。东西长11.3米，南北宽4.5米，深5米，西侧有长19.7米、宽3.6米的斜坡墓道。墓道底部两侧各有一道沟槽，连接墓室底部，墓室上原有墓上建筑，朽烂后封土下陷，使夯层呈V字形。墓葬早年被盗，墓中仅出土1件原始瓷罐、12件原始瓷碗、1件玉管、30余颗绿松石珠和铜凿、铜箭镞、铜剑残部、陶纺轮等。在墓道中出土2件楚人的黑皮陶双耳罐，透露出了盗墓者的信息。

獾墩大墓位于东渚镇南山村大宅上村。獾墩是一座海拔17米的小山，南部被开山取石破坏。封土直径30米、高3米，墓葬为竖穴土坑墓，全长11.6米，东面为墓道，长2.25米，墓室长9.35米，残宽1.9—2.7米，墓室北侧和西侧有熟土二层台，墓室西北有一坑，东西2.8米、南北2.5米、深1.5米，当为陪葬器物坑。墓葬早年被盗，又遭后期破坏，仅出土一些玛瑙管、条形玉器、绿松石珠、绿松石片、原始瓷碗、陶纺轮等，墓底有漆皮遗迹。时代为春秋晚期。

树山大墓位于山顶，封土直径约60米，墩顶有长条形盗沟；横山大墓在横塘镇横山南端，封土直径40米；馒头山大墓在东渚镇西，封土直径50米；挂灯山大墓在浒关镇西阳山东北侧。这些墓葬除横山大墓外大都未经发掘（又见附表十）。

1986年在海拔22.5米的严山东麓在爆破采石时出土了一批玉器，这批玉器出在一个长2米、宽1. 5米的长方形土坑中，坑底距山坡表土0.5米。出土器物402件，其中软玉器204件，其余的为各色玛瑙、绿松石、水晶和玻璃，除玉石器外没有其他遗物同出。发掘者认为这批玉器是春秋晚期吴国王室的器物，是夫差在最后被越军包围时仓促埋下的窖藏，但是钱公麟先生认为严山的遗存是夫差的陵墓。

真山D16M1、D33和何山东周墓属于中型墓。

真山D16M1位于大真山北部山脊，距D9M1约200米，先在岩石上凿出浅坑，再用石块垒筑墓壁，墓底长4.3米、宽2.9米、深3.5米、东西向。入葬后填土未经夯实，封土堆底径34米、残高5米。墓室西部出土7件原始瓷盖碗，摆成梅花形，另有印纹硬陶瓮、陶盘、陶纺轮等，时代也是春秋晚期。

真山D33是位于大真山北麓的一座直径30米、高3米的土墩墓。墓葬在山体基岩上铺垫一层厚30—40厘米的碎石后用大小不一的石块垒成的石椁，石椁外围东西13米、南北9.3米；内径东西7.2米、南北6米，最高处为1.8米，然后再覆以封土。D33的主墓室已被盗掘一空，但是还留下两个器物坑没被破坏，共出土器物58件。其中1号坑出土器物48件，有印纹硬陶瓮24件，印纹硬陶罐4件，陶鼎5件，原始瓷盖碗15件；2号坑出土器物10件，有印纹硬陶瓮2件，罐3件，原始瓷碗5件。时代为春秋晚期，石椁结构和器物坑在苏州都是首次发现。

何山东周墓位于何山西南麓的缓坡上，出土器物分布在南北长8米、东西宽5米、距地表2米的同一平面上，墓穴在取土时被破坏，当为一座土坑墓。墓中出土了33件青铜器、1件硬陶罐、1件原始瓷碗。墓的年代为春秋晚期，但是出土的青铜器中一部分为吴器，另一部分为楚器，发掘者认为这些楚国青铜器是吴军入郢后掠回的战利品。

宁镇地区大多数吴人的土墩墓都分布在平地和山岗的缓坡上，只有少数大型土墩墓位于小山顶部，它们通常都是一墩一墓的，而且往往有凿石而成的墓穴，这些特点在苏锡地区都得到了继承，如果前者是吴国早期的王陵，那么后者应该是吴国晚期的王陵。

2．平地上的石室土墩墓与木屋土墩墓

这类土墩墓是以前被忽略的，它们最大的特点是在土墩内部筑有像山脊上的石室土墩墓一样的石室，但是又坐落在平地上。这类土墩墓的典型代表是江阴周庄的伞（）墩。伞墩高约8米，直径50—60米，土墩的周围有一圈宽宽的壕沟，就像护城河一样。在伞墩西头有一个用石块垒砌的洞口，高1.7米、宽1.3米，洞内较洞口宽大，中间高2—3米，宽1—2米，洞内纵深32.1米。两壁都以黄石砌成，洞顶用大石条覆盖，石条宽者达0.7米。伞墩早在明代就已经被打开了，当时出土过些什么东西？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洞口门楣的石条上刻有明正德五年（1515年）吴郡都穆所书的“珊瑚洞”三字（图4—15）。《光绪江阴县志》卷二三《冢墓》载：“吴王子墓在周庄伞墩，《寰宇记》‘吴王第八子葬于此’。《黄志》云：‘墩西侧有穴，入深可十余丈，皆石所为，盖隧道也，今称仙人洞。'”

在伞墩东北0.5公里处还有一个类似的土墩，名为“大松墩”，其中也有一条用黄石砌成的十几米长的石弄，上面也用长达3米的石条覆盖，形制和伞墩相仿，但是规模似比伞墩要小一些。后来因为石弄倒塌露出了洞口，常州博物馆派员进行清理，出土了1件几何印纹硬陶罐，20件豆、盘、有盖罐和鱼篓形罐等原始瓷器，各种玉玦、玉璜、玉镯、玉管、玉珠等饰品共70件。根据出土物的特征判断，大松墩当是一座春秋晚期的墓葬。由此推测，伞墩也应该是一座同时代的墓葬。

在伞墩和大松墩东南有一座曹家墩，馒头状土墩残高9.2米，平面呈东西向长圆角方形，封土占地面积近3600平方米。墓室建在土墩底部的垫土之上，两侧各铺两层并排的红沙岩质大石条构成墓室，后部（西侧）用两层石条封堵，东西长18.2米、宽4.3—5.2米，墓向朝东，用3块平置的石块封堵，在甬道和墓室南北两侧的石条上原先建有高近2米的木结构框架式建筑，除靠近东部墓口处保留有框架形制及高度外，其余部分皆已朽塌（图4—16）。

伞墩和大松墩都是石室土墩墓，而曹家墩是以条石为基础的木屋土墩墓，它们的形制都类似山顶上越人的石室土墩墓，但是，尽管附近就有小山，却不葬在山脊或丘陵顶部，而是像吴人的土墩墓那样葬在平原上。曹家墩出土的器物也是既有与宁镇地区相同的吴文化因素，又包含有越文化的因素，因此发掘者认为“可能就是春秋晚期吴文化东进的客观反映”。

在江阴以西的璜土镇西南也有一座这样的土墩，叫作“姬墩山”，高19米，直径约90米，据传是吴王阖闾的太子光的墓。太子光名终垒，是夫差的哥哥，未立而卒。因为未经发掘，不知墩中是否也有石室？

在苏州虎丘山西南不远处有一座大型土墩，叫作“金鸡墩”，俗称“吴女坟”，相传是阖闾女儿滕玉的坟墓。面积约2万平方米，原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后来在上面又叠压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墓葬。金鸡墩虽然未经发掘，但是据《吴越春秋》记载：当年阖闾“凿池积土，文石为椁，题凑为中，金鼎玉杯银樽珠襦之宝，皆以送女。”可见墩内也筑有石室，至少是像曹家墩那样以条石为基础的木结构墓室。

据《吴地记》记载，吴王僚死后葬在吴县西十二里的莋崿山，“莋崿山又名鹤阜山，今名狮子山”。在今狮子山南麓有一土墩，高约5米，四周还有残存的围壕，此墩俗称“皇妹墩”，相传为“王僚墓”，因未经发掘，也不知其内部结构如何。

在太湖以南地区，无墓坑也无棺床平地掩埋的土墩墓常常和有石床、石框的土墩墓以及石室土墩墓共存一地，但是在太湖以北地区则几乎全是石室土墩墓。如果土墩墓确实有从南向北发展的趋势，并且土墩墓的发展序列确实是“无坑无床型→浅坑型→石床型→石框型→石椁型”的话，那么用块石在墓中垒筑石室的石室土墩墓和用木料搭建木屋的木屋土墩墓应当是土墩墓发展的最晚形态。越人的石室土墩墓都筑在小山丘陵顶部并沿着山脊分布的，这种把死者葬在高处的葬俗应该是越人某种意识形态的反映，这种丧葬观念在后来的悬棺葬中仍然得到了体现（详见本书第十四章第五节）。在苏锡地区吴人的大墓中用石块构建石室的做法与越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像宁镇地区的土墩墓一样坐落在平地上，这反映出吴人的丧葬观念与越人还是有区别的。在土墩墓中用木料构建人字形两面坡木屋的现象最早出现在宁镇地区，但是这种木结构的墓内建筑在吴人的土墩墓中还只是初始状态，而在越人的印山大墓中却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并在吴国灭亡以后继续被越人所继承，成为越人墓葬的一大特色。这些现象都反映了春秋末期吴文化与越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3．隍壕围绕的大墓陵园

土墩墓最大的特点是在墓上堆筑有高大的封土堆，因为堆筑大型土墩墓的封土堆需要大量的土方，所以大型土墩墓附近常常能够发现一些池塘，这应当就是当年取土后留下的遗迹。例如真山大墓（D9M1）的封土堆需要的土方量多达万余立方米，可是山顶上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泥土，所需土方都是从山下运来的，所以封土中夹杂着许多山下遗址中的印纹陶片，而且至今在山下还能见到十几个取土坑。

到了春秋后期太湖以北地区的吴国大墓周围出现了方形的壕沟，这种围绕土墩墓的隍壕形成了保护坟墓的陵园，既可以提供堆筑封土的土方，又可以降低墓中的地下水位，真是一举数得。现在已知的有隍壕的吴国大墓有江阴曹家墩、伞墩、姬墩山和虎丘金鸡墩（吴女坟），而“王妹墩”与大松墩因为自然变迁与人为破坏，隍壕已经不甚明显了（表4—8）。

苏州的虎丘山是阖闾墓所在地，方志记载和民间传说都说阖闾墓位于剑池水下的洞穴里。2009年虎丘管理处抽干剑池水清淤，笔者曾亲自下到剑池底下考察，在池底北端确实有一个两米多高的洞穴，但是已被六块条石封堵住了。洞口前的甬道只有一米多宽，而且两壁非常粗糙，毫无人工开凿的痕迹（图4—17中），因此剑池只是虎丘山的一道天然裂隙，并不是人工开凿的墓道。春秋晚期刚刚出现铁器，而虎丘山的岩性是火成岩，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能力在这样的石山上开凿山洞来作为墓室，再说墓葬都要求避水干燥，把墓穴安葬在水下也不合常理。虎丘山是一座海拔36米的小山，但是周围却围绕着一圈方形的小河（图4—17左），其格局和曹家墩、伞墩、金鸡墩、印山一样，但是规模远比它们要宏大，面积约为印山越王陵的一倍，这正符合阖闾的身份与地位。根据上述分析，虎丘确实是一座有隍壕的陵园，阖闾墓也确实葬在虎丘山，但是墓穴并不在剑池水下，而应该像真山、树山、印山一样位于虎丘山的顶部。

剑池的北壁是一道用条石垒砌的挡土墙（图4—17右），墙的上方就是云岩寺遗址，在剑池下面用来堵洞的条石与砌墙的条石类似，它们应该都是五代末建寺造塔时为了加固山顶寺院的地基而封堵垒砌的。《汉书·刘向传》有一条记载：“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但是人们只是传说秦始皇和孙权盗挖阖闾墓的故事，而对这条史料却视而不见。五代末年人们在虎丘山顶兴建寺庙，《太平寰宇记》记载：“今寺即阖闾墓”，《姑苏志》也记载：“墓即虎丘寺法堂基”，但是人们对这些史料却同样置若罔闻，而是津津乐道阖闾墓在剑池之下。由此可见，阖闾墓在吴国灭亡之时就已经遭到越人盗掘，而在五代末建造云岩寺与虎丘塔时连遗址也被破坏殆尽，所以今天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圈隍壕，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有过一座吴王的陵园。

春秋晚期在凤翔雍城的秦公陵墓周围出现用隍壕围绕形成的陵园，大概在前后相若之时地处江南的吴国和越国的王陵大墓周围也出现了用隍壕围绕形成的陵园，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受秦文化影响的结果，是先秦秦公陵园制度南传的反映”，然而在秦公陵上并没有高大的封土堆，也没有木结构或石结构的墓内建筑，而是继承中原传统在墓口上面夯土修建享堂，可见吴越两国的陵园制度是独立形成的，未必见得是接受了秦文化的影响，而在历史文献中也没有秦人影响吴人和越人的线索。

春秋晚期在苏锡地区出现的这些土墩墓是吴人留下来的最后的土墩墓，当吴国被越国灭亡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吴人的土墩墓了。战国前期经北上争霸以后又从琅琊迁回来的越人已经放弃了石室土墩墓而采用华夏化的土坑墓了，所以战国时期在环太湖地区越人的土坑墓取代了吴人的土墩墓，而到了战国后期楚人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又取代了越人的土坑墓，这些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加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