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境界

正是痛心于马二之辈的沉迷，吴敬梓让迟衡山斩钉截铁地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这两句话，只有明白了前述朝廷正是靠“功名”、“做官”羁縻读书人的大背景，才能掂出它的分量。朝廷功令就是要用“功名”、“做官”统驭一切“学问”，窒息一切思想生机，使读书人尽日“揣摩”官方哲学。如果在朝廷功令之外再讲什么“学问”，那岂不是越轨出格？

实践这种出格的，首先是以作者自己为原型的杜少卿。他也像现实中的吴敬梓一样，写了一部《诗说》。他批评而今“只依朱注”是“固陋”。他常翻朱说，如朱熹《诗集传》说《溱洧》是“淫奔者自叙之词”，他反驳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他务要说出“前人不曾说过”的话，说出自己的话。从学术上说，他是在提倡学术中的知性主体精神，具有学术启蒙的意义。从前述背景看，他是在实践“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要挣脱名缰利锁，冲破“泥定”朱学的文化桎梏，通过独立的学术，培育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这是他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对待学问的态度上，杜少卿与马二首先形成对照。

在对待朝廷功令的态度上，杜少卿与马二也形成对照。马二是八股举业的虔诚信徒和传教士，几十年科场不利，他非但毫无怨尤之心，而且弥久弥笃，自觉自愿地让功名的笼头越套越牢。离乎此，他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境界、还有什么别的价值。杜少卿则鄙弃八股举业，“不喜欢人在他跟前说人做官、说人有钱”，一提到县里的秀才，他就骂他们是奴才。臧荼像马二一样，对他说举业的好处是可以做官。他嬉笑怒骂地说：“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当马二之辈把受朝廷征辟去做官视为无上荣宠时，他却冒着欺君之罪，“装病辞征辟”，执意不受朝廷的牢笼，声称自己是“麋鹿之性，草野惯了”。辞征辟后他索性连秀才籍都抛弃掉，再不参加科举的各类考试。挣脱各种“爵禄之縻”后，他高兴地说：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这是挣脱名缰利锁、精神获得解放之后的高兴。“做些自己的事”，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逍遥自在”，表现了一种不为外物所囿的超拔情怀，一种以主体为本体的人生境界。他热衷于在逍遥自在的人生境界中体验着自己的真实生命。他妻子问他：为什么装病不应征辟？他道：“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只有从摆脱封建统治的羁縻、追求独立人格的角度，才能理解这段话的积极意义。他虽不是那种以自己的历史主动性和英勇行为揭开新时代序幕的完整意义上的“新人”，但他是敢于逸出文士“正途”、傲视礼俗庸议走自己的路的探索者。在南京游览姚园，他“竟携着娘子的手”，当着两边看得“目眩神摇”的人，大笑着，情驰神纵惊世骇俗地走了一里多路。可见他对妻子说的“同你出去看花吃酒”不是单纯的玩乐，而是带有明显挑战意味的举动。“五四”时代女作家冯沅君写她与丈夫同行，被世人侧目讥笑，何况在吴敬梓时代。杜少卿的挑战行为冒渎了那个时代行之已久的“体统”，悖离了“从来如此”的生活方式。“竟”敢如此？就是敢如此！他颇有一股“豪杰”情怀，夷然不顾窃窃私语，昂起头走自己的路。

人是人类社会的自觉主体，马克思把“人的自由的自觉活动”视为人的最高本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从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人要获得自由发展，精神就要从依附性和奴性中解放出来。这是思想启蒙的重要任务。朱自清先生说新知识分子是“五四”之后才有的。“五四”之前一百多年出现的杜少卿，当然还不是新知识分子，他的社会政治理想还不可能从传统中蜕变出来，但他已经表现出摆脱依附性和奴性、争取精神解放的历史要求，这与当时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

冲出功名富贵的体制和机制，他也就冲出势利的世俗风气。县太爷是“父母官”，又直接管秀才。杜少卿所在县的王知县传话给杜少卿，想见见他。这是势利者巴不得的好事，可杜少卿偏偏不理睬。不久，这位县太爷出事了，被“双规”赶出衙门没地方住。杜少卿一听这消息，马上去把前知县接到自己府上，待为上宾。人家问他为什么前倨后恭？他说，当县太爷有权势时我去见他，就有巴结之嫌，现在他落拓了，我就应当照顾他——这跟胡屠户之类势利眼的“倨”“恭”恰恰相反，反其道而行之。

杜少卿反其道而行的是势利的世风而不是传统美德，例如他为人至孝，“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指其父）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第三十一回连写三例：一、他父亲时的老仆人娄老爹生病了，杜少卿亲自照顾老爹，早晚请安，家仆王胡子很不能理解说：“我家这位少爷（指杜少卿）也出奇，一个娄老爹，不过是太老爷的门客罢了，他既害了病，不过送他几两银子，打发他回去，为什么养在家里当作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服侍？”二、他本不愿见戏班的鲍廷玺，但一听说是“我家太老爷极其喜欢”的人，就一定“要照顾”。三、对父执韦四太爷更是恭敬有加，找出其父埋在地下九年半的老酒招待，故人情的温馨直扑人面。齐省堂评曰：少卿“待父执旧人煞有至性”。这就是杜少卿的为人。摆脱势利而循传统美德，由孝延展出人间真情。过去有论者把杜少卿的孝、贾宝玉的孝，都视作未咬断儒家脐带的“局限”，仿佛只有彻底反传统才算“新人”。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根本就不应咬断中华文化的脐带，不应否定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

杜少卿之外，小说中还有一批奇人的剪影。“奇”女子沈琼枝被扬州的盐商宋为富骗娶为妾，她不甘“伏低做小”，携带宋家财物逃奔南京，靠卖诗刺绣，独撑门户，自谋生计，什么礼教的清规，妇道的戒律，人言的围攻，官府的迫害，她都夷然不顾。她的出现像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放射出女性自立的思想光芒。会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裁缝荆元合称“市井四奇人”。他们身份微贱，被世俗所轻，因而激为狂狷。王太去看下围棋，被大老官鄙夷轻贱，他偏要杀败不可一世的“大国手”，把大老官惊得目瞪口呆，他认为这才是天下最大的“快活”。季遐年不修边幅，傲视富人，施乡绅请他写字，他仰着脸大骂道：“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傲岸狂狷实是一种扭曲的反抗性格。他们还以恣情任性为特征，季遐年写字“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请他写字要看他的高兴，“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这些方面与“楔子”里的王冕同调，都表现了历史上的“狂”人徐渭、郑板桥的某些特征。荆元要做同自己“性情相近”的事，认为裁缝职业并不玷污读书写字，他很以自己的职业自得：“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话？”这种生活情趣具有反对封建束缚、反对权钱异化、要求个性自由发展的积极因素。

杜少卿以及“市井四奇人”、女奇人沈琼枝的形象，都是《儒林外史》奏出的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前进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