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丛林法则(3)

1989年8月，斯坦利来到了匹兹堡。之后的两年半里，斯坦利在布坎南-英格索尔（Buchanan Ingersoll）律师事务所跟随福西特工作。当两人走过这家令人仰慕的律师事务所的走廊时，身高六点一英尺的福西特总是迈着长腿，沿着走廊中央稳步前行，似乎他是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而斯坦利则总是急急忙忙跟在后面，溜着走廊的一边走，看上去不像个初级律师，倒像个修电脑的小伙计。

斯坦利是民主党人，他认为共和党表面上文雅体面，实则热衷于帮助富人维护其财富。福西特是温和的共和党人，在宾夕法尼亚州，这样的人物就如同濒临灭绝的物种古柏丰底蚌一样少见。

两人在工作中也展现出不同的职业风格。福西特办事有条不紊，而斯坦利则喜欢凭直觉行事；福西特为人冷静克制，善于掌控局面，而斯坦利则需要竭力抑制着自己近乎狂热的活力；福西特要求每个行动、每份文件都周密安排、井然有序；而斯坦利则习惯按照自己的节奏行动，而且经常在夜深人静时分工作，有时表面看来杂乱无章，浪费了时间和良机，可又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发挥出独门秘笈般的作用。

福西特做任何事情都是不慌不忙。在匹兹堡大学求学时，一位法学教授曾经向他指出，他的思考方式“与其说像海豚，不如说更像鲸鱼”。鲸鱼行动缓慢，但在深海中它们是无与伦比的庞然大物。福西特喜欢这样的形容，他习惯于慢条斯理，不会经常出现灵机一动计上心头的情况，他更愿意深思熟虑后做出正确决定，而不愿意匆忙间做出错误决定。

福西特以近乎狂热的勤勉来对待工作。他对诚实极为看重，很难相信人们站在证人席上作证时会不诚实。所以，当他面对证人席上那些善于伪装的证人时，有时会被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呆若木鸡。

福西特偶尔也会表现得非常专横，以至于卡珀顿送给他绰号“戴夫王”（King Dave）。福西特本来可以表现得非常自信、非常优秀，但他总是担心自己做得还不够、表现得还不够好，内心深处对不完美的恐惧成为其人生的巨大推动力。如果认为自己代理的官司裁决结果不够公平公正，他往往会自责不已。

而斯坦利则会表现出缺乏安全感等诸如此类的负面情绪，掩盖了他充满自信，有时甚至是过分自信的心理。这种过分自信的心理有时也会让他深陷困扰，认为自己永远不会输。

对于福西特来说，他最高的职业理想就是追求公平公正。无论强者还是弱者，只要他认为他们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他都会乐于为他们辩护。而当斯坦利看到不公正现象时，他通常会发现不公正往往裹挟着某种不平等，他相信法律意义上的公正必须与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公正同在。

与斯坦利这位更加感性的合作伙伴相比，福西特致力于在诉讼中击败布兰肯希普的时间要长些。十多年前他就投入到这场战斗中来了。很长时间以来，他的脸上总是一副不可战胜的表情，即使当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如意的时候也是如此。

与斯坦利一样，福西特自己也独立接手过起诉梅西公司的官司。2004年，梅西公司违约没有给惠灵-匹兹堡钢铁公司运送冶金用煤，导致该公司濒于崩溃，数千名加入工会的炼钢工人面临着失业威胁。

今天，福西特八十一岁高龄的父亲小戴维·B.福西特（David B.Fawcett Jr.）与他一起从匹兹堡驱车南下，来参加最高法院法庭辩论。这位老人是匹兹堡最负盛名、口碑最好的辩护律师之一。在他看来，律师要面对现实，顺其自然，对当事人和对手都要一视同仁坦诚相待。律师要公平合理地提起诉讼，工作要竭尽全力，而后不论官司输赢，只管继续前行，翻开生活中新的一页就可以了。可是他的儿子却不是这样，他养育了一个“为诉讼而生”的儿子，只要“戴夫王”认定他的当事人是正确的，他就会执着于打赢官司，所以他现在还不太确定该如何评价“戴夫王”。

在福西特的职业生涯中，他从未像这场起诉梅西公司和布兰肯希普的官司这样如此看重自己的努力。一想到历时十年代理卡珀顿的诉讼官司付出的努力有可能在今天上午付诸东流，他的内心简直无法忍受。假如真是那样的结果，他肯定会从自身找原因从而自责不已。福西特外表上给人沉稳的印象，但其实几乎无人知晓他内心的焦虑是多么强烈，他是多么脆弱不堪。几年来，他总是在夜深人静时借助威士忌来缓解内心的痛苦。现在，他基本上不再借助酒精的力量了，而是通过长跑来放松身心。然而，他内心深处的焦虑仍然挥之不去，当他站在法庭上处境糟糕至极时，这种焦虑情绪便会油然而生。

在最高法院庭审的前夜，福西特带着他的父亲、妻子凯瑟琳和十九岁的女儿克莱尔住进了华盛顿的一家酒店。那天，他从酒店前台拿起一份《华盛顿邮报》，赫然发现头版头条关于最高法院庭审的大字标题：“诉讼官司可能定义法官何时必须回避自己：西弗吉尼亚州法官为那个花费数百万美元助其当选的人做出裁决。”

“休·卡珀顿出生于煤炭世家，然而十多年间，他在法院大楼度过的时间比在煤矿度过的时间还要多，”罗伯特·巴恩斯（Robert Barnes）在他的文章中是这样开始的。“他本周将向最高法院陈述的法律故事错综复杂，阴谋丛生，足以衍生出一部悬疑小说。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约翰·格里沙姆（John Grisham）在他的畅销书《上诉》中就借用这个故事来作为书中的基本情节。”

福西特现在已经成为品味本案新闻报道的行家，这篇文章是他所看到的非常不错的一篇。其中最好的环节，很可能就是每天早晨一份《华盛顿邮报》被送到每位最高法院法官家门前的台阶上。

3

上午八点半，奥尔森和泰拉尼从办公室乘电梯下楼，步行来到停车处，随即开车前往国会山。尽管奥尔森曾经多次踏入最高法院，然而每次到来都会令他兴奋不已。“而如果有幸被允许进入最高法院办理案件，”那兴奋程度就会翻上一番。“那种感觉真是无与伦比、无法言传，但的确是一种极其有意义的重要经历。”

奥尔森和泰拉尼从侧门进入最高法院大楼，保安核对了他们的名字。两人来到律师休息室，福西特、斯坦利以及今天上午要审理的第二件案子的律师都在那里等候着。

不多时，另一辆车也到了，车里坐着五十三岁的休·卡珀顿、他四十八岁的妻子凯茜，还有他们十一岁的女儿普雷斯顿。卡珀顿身高六点二英尺，长着浓密的眼睫毛和硕大的鹰钩鼻，紧紧地抿着嘴唇。凯茜身穿蓝色长裤套装，戴着珍珠项链，看上去很像是事业有成的公司主管的妻子。

卡珀顿一家走进法庭时，里面已经座无虚席。在庭审开始前的半个小时里，法庭中弥漫着教堂般安静肃穆的气氛。卡珀顿与坐在他旁边的女士低声耳语，这是一位华盛顿联邦法官，今天特地来旁听卡珀顿案的法庭辩论。

与此同时，奥尔森同他的协理律师泰拉尼、福西特和斯坦利一起走过法庭过道来到律师席位就座。他们的座位正对着高大的法官席，九位大法官端坐在那里，监督着法庭内的庭审情况。哈特菲尔德在黎明之前赶到法院等候，此时也终于获得了回报，得到了一个座位，尽管这个座位位于听众席后部比较偏远的位置。福西特的父亲和女儿坐在法庭的另一边。

九点五十分，大批记者鱼贯而入，坐在法庭靠边的一排座位上。斯坦利认出了几位新闻界最有名的人物，他拿出黄色信件簿写道：“卡珀顿诉梅西公司案，美国最高法院，2009年3月3日。”然后侧过身去，指着信件簿，向福西特眨眼示意。“可不是每天都得写这个哟，”他说道。

福西特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地无动于衷。尽管他此前从未踏入美国最高法院，可是这里的一切却那么熟悉。这座美国最高法院大楼，是由建筑师卡斯·吉尔伯（Cass Gilbert）特仿照自己曾经设计建造的西弗吉尼亚州最高上诉法院大楼设计的。对福西特来说，他在西弗吉尼亚州最高上诉法院度过的那几天，可以说是理想破灭、精神受挫。今天上午来到最高法院的大部分人都心怀敬畏之情，在他们看来，最高法院就如同大教堂。然而，福西特来到这里却并非为了顶礼膜拜。

“我之前曾在这种有着大理石墙壁的法院大楼里被欺骗过，”福西特想道。在他看来，今天来到这里做案件陈述还不算是胜利，他并不在乎今天来到这里会给自己的经历加分，他所看重的是，错误必须得到纠正，罪恶必须受到惩罚，如果实现不了这个目标，那么其他的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在他就学的那所昂贵的预备学校，还有他就职的那间规模可观的律师事务所，那里的人们受周围环境的熏陶，往往认为自己应该具备较高的道德标准，而很容易忽视与权力和金钱相伴而生的责任和义务。

福西特知道，他们能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主要归功于奥尔森和泰拉尼的申诉书。这两位华盛顿律师在申诉书中精心准备了专业和严谨的辩护方案，把辩护重点集中在如果法官接受了来自诉讼案件当事人的大笔捐款，那么他在案件审理中是否应该主动回避。福西特认为，这个论题意义更为重大，用他的话讲就是，“司法体系终结的开端就意味着国家正义支柱的坍塌。”他曾经非常纠结，不知道是否应该告诉奥尔森自己对如何陈述案情的看法。福西特认为，奥尔森应该站在法官面前用最明确最坦率的方式进行辩护，应该揭露布兰肯希普的卑劣阴谋，揭露他曾经如何妨碍司法公正；如果今天上午自己亲自辩护的话，一定会采取这种方式。

庭审开始前，斯坦利再次转头向法庭后面看去。很多人都认为布兰肯希普将会出庭，然而斯坦利坚信他不会露面。在斯坦利看来，布兰肯希普花数百万美元选出他中意的法官，并不意味着他尊重法庭，也不意味着他认为此举是对美国自由和个人生活的侵扰。

很多时候，斯坦利不用看到布兰肯希普就能感觉到这个人的存在，他会以自己的方式和角度来认识布兰肯希普，这是卡珀顿和福西特无法做到的；要是在其他时候，布兰肯希普也许会是他的朋友而不是他极端鄙视的人。斯坦利不断地扫视着听众座席，但是布兰肯希普和随从的影子都没有出现。斯坦利又转过头，他看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她们正带着前所未有的自豪感注视着他。

这时，观众席响起一阵低语声，原来退休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走进法庭在前排就座。奥康纳正致力于推进司法改革，她在公共论坛和著作中不断阐述自己的这些观点。尽管已经七十八岁高龄，但奥康纳说话很有魄力，她写道：“在太多的州里，司法选举正在成为政治上的职业拳击赛，坚定支持者和特殊利益集团寻求的是，支持那些能够对他们负责而不是对法律和宪法负责的法官就职。”今天上午奥康纳的到来表明，她认为这场官司的审理结果对于美国民主的未来非常重要。

九位法官从深红色的高大帷幕后面来到法庭。上午十点整，木槌声响起，书记官喊道：“肃静！肃静！肃静！”

那天晚上，最高法院庭审结束后，福西特和他的父亲、妻子拦了辆出租车，赶去参加斯坦利做东的晚宴。在出租车上，司机正在收听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总而言之》。当福西特听到法律事务记者尼娜·托滕伯格（Nina Totenberg）在评论上午的庭审，他兴奋地大叫：“把音量开大些！”这位记者正在就几小时前刚刚结束的庭审做扼要概述，并对案件背景情况进行了介绍。

“当本杰明成功当选法官后，他曾三次拒绝对自己回避审理案件的要求。”托滕伯格说道。“今天，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台阶上，休·卡珀顿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和感受。”

听到当事人的声音从出租车收音机中传出来，福西特被深深打动了。

“哦，你知道，当我看到一个法官收取了三百万美元，我当然就开始琢磨，这样审理案件的话如何能够保持公正。”卡珀顿说道。

新闻报道结束时，出租车司机把收音机音量调小，说道：“告诉你们吧，我来自尼日利亚，八年前来到美国。我很爱这个国家。”

出租车司机略停了一会儿，又提高嗓门说道：“我一直在关注这个案子。你知道，这种事情不应该在美国发生！如果法官都能够被收买，那么就没有什么公正可言了。在美国，事情不应该这样！”

福西特慷慨地付给了出租车司机更多的小费，然后走进酒店，斯坦利全家和卡珀顿全家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福西特让自己放松下来，喝酒，拥抱，欢笑。他和朋友布鲁斯在此之前曾经进行了长期艰难的战斗，可这么长时间以来，只有这一次，他从战斗中感受到了欣喜。

福西特拥抱了黛比·斯坦利，告诉斯坦利的女儿们他很爱她们的爸爸。他从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然而今天晚上他说了。福西特举杯向休敬酒，“要不是休·卡珀顿的勇气和乐观，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喝酒庆贺了，”他说道，“为敢于直面强权和不公干杯！”

到现在为止，福西特和斯坦利投身于同布兰肯希普和梅西公司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十年。他们相信这场充满挑战、激动人心的斗争行将结束。但是，他们或许无法想象，未来的道路将如同他们来时一样艰难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