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强调的是，这本书当然有它的局限性。其中之一便是，许多技术细节都被省略了。自圆其说的解释是，在美国，钱学森并不是因为他的科学成就而被大家铭记的。相反，人们记住的是他被遣返，并成为中国科学带头人的事实。毫无疑问，钱学森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者，但他的同事们反复向我强调，他并不能跻身于牛顿或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之列，甚至也无法匹敌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导师西奥多·冯·卡门。在美国，钱学森或许解决了一些空气动力学领域的理论问题，但他并未令他所在的领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也未能开创出一个自己的领域。如果钱学森在1955年去世，此后没有回到中国，他的生平不可能成为一本一流传记的素材。
许多人都认为，尽管作为一名理论学家的钱学森天资聪颖，但他最值得人们铭记的是在中国发挥的领导作用，而不是在美国的科学成就。“在科学的预见性上，他不像冯·卡门、爱因斯坦和特勒等科学巨人一样，富有远见卓识，”钱学森的朋友、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航空系教授的马丁·萨默菲尔德（Martin Summerfield）指出，“他和他们不是一类人。他可以帮助那些人完成计算工作，成为他们的左膀右臂，但却无法成为大师。我认为，钱学森的长处在于复制。复制大师们所创造的东西。”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盖福德·斯蒂弗（Guyford Stever）也持同一观点：“钱学森对美国的贡献很大，但并不是无与伦比的。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才是惊人的。”曾受教于钱学森门下的霍尔特·阿什利（Holt Ashley）猜测：“如果不是钱学森回到中国，并致力于向美国展开‘复仇'行动，中国可能不会拥有相对于美国的某种技术优势。回过头来看，这真是非常不幸的事。”
此外，这本书也并无野心揭示麦卡锡时代发生于钱学森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全部活动。我依据《信息自由法案》向联邦调查局提出的许多信息披露请求仍在处理过程中，一旦这些请求得到答复，或许会对钱学森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的经历有更多了解。法律规定，联邦调查局必须对依《信息自由法案》而提出的请求在10天之内给予答复，但由于请求堆积如山，通常的回复时间至少要等上两年，有时甚至长达10年。
幸运的是，有很多其他消息来源愿意讲述钱学森的生平故事。关于钱学森留美那20年中发生的事，资料并不匮乏：在美国政府和大学的档案、公开出版物和学术杂志中，可以找到大量文献记录。联邦调查局关于钱学森的文件一部分保存在美国海关文件中，大量陆军情报部门的文件可以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钱学森在美国时的同事和学生大多均尚在人世，且健康状况良好，他们都很愿意提供关于钱学森个性、科学成就和与美国政府之间关系的口头历史记录。钱学森回国后，也有大量关于他的新闻报道，英文部分都可以在计算机数据库中找到，此外，我的研究助理、中国科学院科学史学者姚蜀平也系统性地帮我挖掘并翻译了大量材料。
最大的问题是获取钱学森在帮助中国建设导弹和太空项目的那几年中的个人情况。他从事了哪些科学工作？他在政治上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关于钱学森生命中各阶段的记录几乎是一片空白。事实上，整个20世纪60年代，几乎没有任何关于钱学森在中国活动的新闻报道。
我很幸运地找到了少数愿意与我交谈的中国火箭科学家。总体上，这些人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留苏工程学研究生，在钱学森归国时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比钱学森年轻一代的这批人仍思维敏捷，当我与他们交谈时，他们依然清楚地记得中国太空项目的发展历程。他们说，我是唯一一个到中国来就此进行深入采访的美国人。我和他们先后在华盛顿、上海和北京见面。谈及中国太空项目的缺点和优势，他们身处其中的共产党政权，以及钱学森其人，他们都非常坦诚，对此我深表感激。不幸的是，由于某些敏感问题，在写作时我只能隐去许多人的姓名。
与我最初的预想相反，我在中国访问过的绝大多数人渴望谈论钱学森。他们对这一写作项目的热情和诚挚帮助令我惊讶。他们邀请我到家中，与他们共进晚餐，与我一道分享那些老照片、信件和回忆录。没有一个人拒绝我使用录音机。我采访的人中包括钱学森的亲戚、朋友、老同学、同事、学生和手下的工作人员。此外，还有一些间接认识钱学森但却提供了非常好的线索和素材的人：一位最近刚刚拍完一部关于中国导弹项目的纪录片的制片人，几位新闻记者，歌剧演员，历史学家，以及图书编辑。为了完成这些采访，我的足迹遍及三个城市，从杭州山上的高塔，到举行于上海的太空展，从北京一条小巷子里的小学，到只有少数政府官员才有资格参加的晚宴。
与钱学森之子钱永刚的对话是最重要的采访之一。1991年，我有幸在加州弗里蒙特采访到了钱永刚，当时他正在一家台湾电脑公司中任职。钱永刚与他父亲40多岁时几乎一模一样：个子不高，长圆脸，圆眼睛，皮肤光洁无瑕，带着温和的微笑，乌黑的头发留着偏分的发式。他把车开到附近的一个公园，我们就在车中交谈，因为他不想让室友知道他是钱学森的儿子。
钱永刚乘船离开美国时只有7岁。直到30多年后，他才再度踏上这片土地。“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他的学业，钱永刚不得不参军入伍，在工厂里待了10年，教工人们如何操作机器。“文革”结束后，钱永刚重返大学，并于1983年毕业于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获得学士学位。3年后，钱永刚被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系录取，并于1988年拿到硕士学位。
在这次难得的采访中，钱永刚告诉我的第一件事便是，他的父亲仍对美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对他的所作所为心怀怨恨。“这就像有人在你家里做客，你却把他踢出去一样，”钱永刚说，“如果我父亲在这个国家犯过罪，那倒也无话可说。但我父亲却将他生命中近20年的时间奉献给美国，为这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作出了那么多的贡献，得到的唯一回报却是被赶出这个国家。”
钱永刚说，这便是钱学森为什么拒绝重回美国的原因——即便是在1979年，被加州理工学院颁授了“杰出校友奖”，也没有使他改变主意。钱永刚指出，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最好的朋友、航空学教授弗兰克·马布尔（Frank Marble）曾邀请钱学森前往帕萨迪纳参加颁奖典礼。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李·杜布里奇（Lee DuBridge）甚至与美国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Frank Press）协商解除钱学森驱逐令的事宜。然而，钱学森却并没有回去。
在钱学森的中国同事中，那些年轻一点儿的人很多都完全不了解钱学森与美国移民局的这段痛苦往事，因此，他们对钱学森拒绝重返美国大惑不解。钱永刚回忆说，有人劝告钱学森抓住这个去美国的机会，让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
但钱永刚对我说，世界上只有一件事可以让他的父亲重返美国：来自美国政府的道歉。这是一种姿态，为美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把钱学森当成犯人一样关押起来的所作所为而赎罪，弥补钱学森在被遣返回中国前的那5年中所经受的折辱。钱永刚指出，这甚至不需要是来自总统一级的道歉：“只要政府中有人站出来说，美国在40年前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那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