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包含很多令人心情沉重的内容，但我仍然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部作品：一方面是因为调查表明，大多数人对奥斯维辛的真实历史仍一知半解[1]；另一方面，我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一些独特的见解。
我围绕纳粹题材进行文字和电视节目创作已有十五年时间，这本书力图在这些年的积累之上，以一个具体场所为切入点，对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行进行最透彻的诠释，这个场所就是奥斯维辛。不同于反犹主义，奥斯维辛有确定的开始日期（第一批波兰囚犯到达，是1940年6月14日）；也不同于种族屠杀，奥斯维辛有确定的结束日期（1945年1月27日，集中营获得解放）。在这两个日期之间，奥斯维辛那段复杂的历史从许多方面反映出纳粹种族和民族政策的复杂性。奥斯维辛并不是专门用于杀害犹太人的灭绝营，也不仅仅与“最终解决”有关——尽管它后来成为奥斯维辛的主题。奥斯维辛营地的结构和设施一直在变，而这些变化常常与德国人在各个战场上的战况密切相关。奥斯维辛，通过其毁灭性的动态发展，成为纳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有形体现。
对奥斯维辛的研究，不仅是让我们更深刻地洞悉纳粹，还可以让我们了解在历史最极端的情况下，人类会做出什么。这里所涉及的故事，有不少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
这本书的写作离不开一些特别的调研，也就是对近百名集中营幸存者和纳粹行凶者的访谈。此外，我也参考了此前为另外几个关于第三帝国的节目所进行的数百场访谈，其中不少受访对象曾是纳粹党员。[2]与幸存者和行凶者的会面和对谈让我们收获颇多，他们提供了单凭文字材料很难获得的更深入的观点。尽管自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感兴趣，但真正的深入研究源于1990年与一位前纳粹党员的谈话。当时为了编写和制作一部关于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影片，我访问了威尔弗雷德·冯·奥芬（Wilfred von Oven），他是戈培尔的专属秘书，是这位臭名昭著的纳粹宣传部长的得力助手。在正式访谈结束后，我们喝着茶，我问这个头脑聪明而又极富魅力的人：“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你在第三帝国的经历，你会选哪个词？”冯·奥芬先生思考着问题的答案，我以为他会提及这个政权犯下的恐怖罪行——对这些罪行他供认不讳——以及纳粹主义对世界造成的伤害。“这个嘛，”他最后说道，“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我在第三帝国的经历，我会说——天堂。”
“天堂”？在我读过的历史书里，没有任何一本是这么形容纳粹时期的。这个词也不像是出自这位坐在我面前、优雅且通情达理的男人之口。说起来，他的言谈举止根本就不像个纳粹党员。这样的人怎么会选择这么一个词？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怎么可能这样评价第三帝国？而20世纪的德国人又为何犯下这样的罪行？他们毕竟是欧洲文化的核心、一个有着良好教养的民族。多年前的那个午后，这些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直到今天仍挥之不去。
在我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历史的两次偶然帮了大忙。第一，那些曾是纳粹一分子的受访者，在我向他们提问的时候，恰好处在即使公开表达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的人生阶段。早上十五年，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他们什么也不会透漏。而今天，包括迷人的冯·奥芬先生在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过世。
我们通常要花上几个月甚至长达数年的时间，说服他们接受采访并同意录像。促使他们最终说出一切的决定性因素为何，我们永远无法确切知道。但在许多案例中，受访者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已走到尽头，因此想把自己在那些重大历史时刻的经历毫无保留地记录下来。此外，他们相信BBC不会歪曲他们的观点。对此我会说，只有BBC才能提供必要的支持，帮我们完成这项事业。这些调研旷日持久，只有一个公共广播电台才能做出这样的承诺。
第二个机缘在于，这项研究恰巧赶上了柏林墙倒塌和东欧剧变。突然之间，我们能接触到的不仅有调研所需的档案，还有人。我曾在1989年共产主义时期的苏联进行拍摄，那时谈及国家历史，人们基本只能喊喊政治口号。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压抑已久的回忆和观点，一时之间如决堤的洪水般倾泻而出。在波罗的海诸国，我听到人们回忆他们如何将纳粹视为解放者而夹道欢迎；在卡尔梅克人[3]的大草原上，我获得了斯大林对整个民族进行报复性驱逐的一手资料；在西伯利亚，我遇见了两度陷于囹圄的老兵们——一次拜希特勒所赐，另一次则是苏联；在明斯克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我偶遇一位女士，她曾参与了现代历史上最残酷的游击战，回首过去，她认为，红军更为可怕，如果不是共产主义的倾塌，所有这些深埋的过去将随着当事人的离世，最终从这个世界被抹去。
更可怕的，是反犹主义。当我辗转行走于这些才获得独立的国家——从立陶宛到乌克兰，从塞尔维亚到白俄罗斯，我以为人们会告诉我，他们有多痛恨苏联共产主义——这才是他们该有的情绪。而恨犹太人？简直荒唐可笑，特别是没有几个犹太人还住在那儿。看来，希特勒和纳粹的工作相当“成功”。然而，波罗的海的一位老人在1941年曾帮助纳粹射杀犹太人，而六十年后他仍认为当年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甚至一些曾反对纳粹的人也持有狂热的反犹主义观点。我仍记得一位乌克兰老兵在一次午餐时向我提出的问题。他曾作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纳粹和苏军浴血奋战，并因此遭到迫害。他问我：“我听说纽约有个由各国犹太金融家组成的秘密团体，他们打算干掉所有非犹太人政府。你怎么看？”我愣住了。每逢意料之外且毫不掩饰的反犹主义，不是犹太人的我总会陷入震惊。“我怎么看？”我最终答道，“我觉得那纯粹是胡扯。”这个老兵抿了一口伏特加。“是么，”他说，“你是这么想的啊。有意思……”
最令我震惊的是，持有这种反犹主义观点的不仅限于老一辈人。我还记得立陶宛航空柜台的那位女士。她得知我们正在拍摄的影片主题后说：“你们对犹太人感兴趣是不是？记住一点就行了：马克思是个犹太人。”同样在立陶宛，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军官带我参观了位于考纳斯（Kaunas）的一个军事要塞，1941年，一大批犹太人在这里惨遭屠杀。他对我说：“知道吗，你漏了更重要的内容，该讲的不是我们对犹太人做了什么，而是犹太人对我们做了什么。”我并不是说在我去过的东欧国家中，所有人都持这种态度，认同这些观点的人甚至都不占多数，然而，这种公然的歧视实在令人不安。
所有认为本书所涉及的历史与当下无关的人，都应该记住前面写到的一切。所有认为只有纳粹分子甚至只有希特勒才持有极其恶毒的反犹主义观念的人，也应当认真反思。最危险的想法之一，就是认为欧洲人是在少数疯子的强迫下心不甘情不愿地犯下了灭绝犹太人的罪行。纳粹上台前，德国社会并不存在所谓的“独一无二的灭绝倾向”（“uniquely exterminatory”，引自时下最流行的专业术语），否则在20世纪20年代，怎么会有大批犹太人从反犹的东欧逃亡到德国寻求庇护呢？
然而，纳粹分子与其他许多极权主义国家的行凶者确实有不同之处，这正是我完成了关于二战的三个独立项目后得出的结论。这三个项目各包括一本书及一部电视剧：第一个是《纳粹：历史的警示》（Nazis： The Warning from History）；之后是《世纪之战》（War of the Century），讲述的是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的战争；最后一个是《东方恐怖》（Horror in the East），力图揭示20世纪30年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参与这些项目的经历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我所知，我算是唯一一个与来自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大量战犯都会过面并进行过访谈的人。基于此，我确信我遇见的纳粹战犯与其他战犯有所不同。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恐惧感弥漫着整个社会，而希特勒的德国直到战争最后阶段才发展到这种程度。一位前苏联空军军官曾向我描述过20世纪30年代的公开会议，那时任何人都可能被指控为“人民的敌人”。他的话我至今难忘。人人都可能在夜半时分被敲门声惊醒。无论表现得多么顺从，无论口号喊得多么响亮，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一旦你被扔在聚光灯下，你做什么、说什么或想什么全都是徒劳。但在纳粹德国，除非身为某个遭受威胁群体中的一员，也就是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吉卜赛人、同性恋、“不愿工作者”（work-shy），或任何反对现有政权的人，德国人基本可以过着无需忧惧的生活。近期所有学术研究都强调，盖世太保主要是依靠民众的告发来执行任务的。[4]这个结论无可厚非，但更重要的事实是，大部分德国人直到德国快要输掉战争之前，都感到安全和幸福；如果有一场自由和公开的选举，他们一定会投票给希特勒让他继续执政。相比之下，在苏联，即使是斯大林最亲近、最忠诚的同僚都无法睡上一个安稳觉。
因此，那些遵从斯大林的指示犯下罪行的人，常常干着迫害他人的事，却不知为何要这样做。例如，我遇到的一个前苏联秘密警察曾把卡尔梅克人五花大绑扔上火车，把他们驱逐到西伯利亚，但他至今不知道政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被问及为什么参与这项行动时，他给出的答案我们并不陌生：这只是“执行命令”。讽刺的是，大家普遍认为这是纳粹分子最爱用的借口。这名秘密警察之所以手染鲜血，只因他被要求这样做，只因他知道如果做不到便会被枪毙，而且他相信领袖做出这样的决定自有他的理由。当然，这也就意味着，苏联解体后，他能够轻松地忘记过去，让生活继续。当然，历史上不乏斯大林这样的人物。
我还见过一些日本战犯，他们曾犯下现代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暴行。在中国，日本士兵剖开孕妇的肚皮，将刺刀刺向她们腹中的胎儿；他们将农民捆起来当练习刺杀的活靶。日本人对成千上万无辜百姓的凌虐，毫不逊于盖世太保最残忍的行为，而日本人的致命医学实验远远早于门格勒[5]在奥斯维辛所做的研究。人们可能会以为这些人具有某些“常人无法理解”的特质，但经过调查便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在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社会中长大，接受过最严酷的军事训练，自孩童时代起就一直被灌输崇拜天皇的思想（天皇也是军队最高统帅）。准宗教性本是人之常情，而日本文化在历史上又不断强化着这种倾向。我见过的一名日本老兵就很典型，他提到，当自己被命令参与对中国妇女的轮奸时，重点不在于性行为本身，而是他终于被同伴们认可接纳，要知道，他们此前可是尽情地欺侮他。与我遇到的那位苏联秘密警察一样，这些日本老兵几乎毫无例外地会用外部原因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也就是政权本身。
然而，很多纳粹战犯却不同。书中一位名叫汉斯·弗里德里希的受访者，他的话可以很好地概括这些纳粹分子的想法。弗里德里希曾是帝国东部一支党卫军部队的成员，他承认自己亲手射杀过犹太人。直到纳粹政权倒台多年后的今天，他仍不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他完全可以用“执行命令”或“被政治宣传洗脑”来为自己辩护，但他内心的信念是如此坚定，以至于拒绝使用这些借口。当年他发自内心地认为枪毙犹太人是正确的，现在也毫不掩饰地表示这一信念从未改变。这无疑是一种可憎的立场，但同时也发人深思。当代研究成果表明，这样的人并非个例。在奥斯维辛，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有哪个党卫队士兵因拒绝参与屠杀而遭到处罚，却有大量资料表明，在党卫队领导眼中，营地里真正的违规问题是偷盗行为。也就是说，这显得在屠杀犹太人一事上，普通士兵与领导者是意见一致的，只不过对希姆莱不允许个人从中获利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一旦被发现手脚不干净，他们面临的处罚可能颇为严厉——几乎可以肯定，那要比他们拒绝积极参与屠杀所受的处罚还要重。
与效忠斯大林和裕仁天皇的战犯相比，纳粹行凶者对他们的个人行为负有更大的责任。这份结论不仅基于访谈，也是经过一系列档案研究，以及与相关学者探讨之后所得出的。[6]当然，这只是一个概论，这三个极权政体各自都有非典型的个体，而且彼此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在进行政治宣传时，都自上而下地将某种意识形态强加于民众。但作为概括它是站得住脚的；考虑到党卫队接受的严格训练，以及“德国士兵只会机械服从”这一刻板印象，它也能激发人们更进一步的了解。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纳粹行凶者对他们的个人行为拥有更大的决定权，他们不仅促成了奥斯维辛的发展，也促成了“最终解决”方案的制定和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