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性的理解存在着两种极端看法：“悲剧观”（导致对人性的缺陷逆来顺受和无条件接受）和“乌托邦观”（拒绝承认人性自身中存在恒久的弱点，否认对待人性弱点只能靠遏制而不能靠改造）。社会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认为，“根据现代科学，对人性更深刻的理解表明，处理政治问题中的人性远比上述两种极端的观点更复杂和深奥。人的头脑不是白板，没有一种人道的政治制度应该允许蔑视领导人或者重塑公民。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人性中还有一个具有递归、开放性和组合能力的系统进行推理，因此人能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启蒙人道主义的引擎——理性主义，永远也不会被特定时代下人们推理中出现的缺陷和错误所击败。理性总是能够退后一步，记录缺陷，修正规则，避免下一次再犯错误”。[22]
这恰恰是身处极权统治下的人们所无法做到的。极权统治诱发、利用和加强人性中的阴暗和残酷，而人性中的阴暗和残酷又在这样一种统治秩序中极度放大了极权的制度之恶，不只是集中营里那些特别残暴的看守和“卡波”，身处这个制度中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带着完整的、未被残害的人性离开这个体制环境。极权体制是人类的批评理性光芒照不进去，也不被允许照进去的一片黑暗之地。
纳粹统治在政治、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形成了一种对每个人的行为都发生毒化影响的环境，统治者全方位、彻底地控制这个环境——这就是极权主义。里斯指出“人的处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在书中人物托伊·布拉特身上有所体现。作为死亡集中营里最坚强、最勇敢的幸存者之一（曾参加索比堡起义），他被纳粹强迫在索比堡灭绝营工作，随后冒着生命危险逃了出来。“人们问我，”他说，“‘你学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确定一件事：没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和善的人，你问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个街区，给你指路，态度亲切。可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同一个人可能变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没人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些（不同的）处境之下变成好人或坏人。有的时候，碰上对我特别和善的人，我忍不住会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极权制度把人放置在要么害人要么被人害的两难选择中，不管有没有内疚，几乎没有人会选择让自己受害。尤其是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同情、怜悯、恻隐之心——亚当·斯密视之为人之为人的情感————都是奢侈而多余的，人性问题成为非常现实的生存可能和需要问题。1939年12月，伊尔玛·艾吉这个来自爱沙尼亚的17岁德意志女孩，与她的家人一起被安置在波兹南的临时住所。圣诞节前夕，一位负责住房的纳粹官员给了她父亲几把公寓钥匙，“这套公寓就在几小时前还属于一个波兰家庭”。艾吉一家意识到自己强占了别人的房子：“在那之前，我们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没法带着这种负罪感过日子。但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去哪里呢？”
德意志人是这样，波兰人也是这样，为了赚钱，约瑟芬和朋友们到比克瑙的焚尸场附近“淘金”。“他们翻动土地，挖出埋在地下的人骨碎片，把这些碎片放在一个碗里，装上水以后从中找金子。‘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约瑟芬说，‘无论自己有没有亲人死在集中营里，大家都觉得不自在，因为这些毕竟是人的骨头。没人乐意干这种事，可是贫穷逼着我们不得不这么做。’”波兰人扬·皮夫奇克承认他也曾在焚尸场附近搜寻贵重物品。“我记得我找到一颗金牙，一枚犹太硬币，还有一个金手镯。我现在肯定不会这么干了，对不对？我不会再从人骨堆里刨东西，因为我知道干这种事的都该遭天谴。但那个时候我们没别的办法，只能这么做。”里斯关注的是人性，而不仅仅是德意志人的人性，这使得他叙述的故事也可以成为每个读者自己的故事。
里斯从幸存者和纳粹罪犯那些学到的是，“人类的行为是如此易变和不可预知，常会被他们身处的环境所左右。当然，人们可以自行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但对很多人来说，个人处境是影响这些决定的关键因素”。这样的结论可以被用来解释人在什么特殊环境会作怎样的恶——人在仇恨和暴力环境促成和加强的许多心理因素作用下（服从威权和命令、从众和害怕、将残害对象妖魔化和非人化、对自己恶行辩护与合理化），会诱发出“好人作恶”的行为结果，极少会有例外。 但是，同样的结论也可以被作恶者用作对自己主观意愿的推诿和脱罪之词。格伦宁有一次与父亲及岳父母共进晚餐，“他们对奥斯维辛发表了一句特别愚蠢的评论”，暗示他是“潜在的甚或是真正的凶手”，气得格伦宁大声咆哮。他对采访者辩解道，他在奥斯维辛当看守，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是环境让他扮演了一个服从威权的角色。甚至连身为奥斯维辛最高指挥官的霍斯，也是用军人服从命令来为自己辩护。对此里斯问道：“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霍斯真的能‘明白’他都干了什么吗？在他被处决前刚刚写就的自传中，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不会发自内心地认为他所做的一切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当然，他确实在自传里写道，他‘此时此刻’认为灭绝犹太人是一个错误，但这只是一个策略上的失误，因为它让德国成为全世界仇视的对象。”不只是霍斯，还有许多别的纳粹（如格伦宁），他们一辈子都坚持认为，灭犹的大政方针并没有什么错，只不过“实施的具体方式”出了问题。
“服从命令”让许多对自己罪行没有悔意的纳粹不仅逃脱了1945年的“纽伦堡审判”，而且也逃脱了1947年和1963年第一和第二次“奥斯维辛审判”的法律追究。奥斯维辛审判（也称“法兰克福审判”）更是被一些法学家视为受难者正义的失败。法兰克福审判的总检察官弗里兹·鲍尔（Fritz Bauer）虽然接受审判的结果，但多次对审判原则提出批评，他坚决要求揭露参与庞大奥斯维辛系统的所有纳粹，包括直接屠杀和为之提供各种辅助和支持的人。他说：“参与的人有几十万……他们执行最终解决计划，不仅仅是因为有人命令他们这么做，而且是出于他们自觉自愿接受的世界观。”[23]对纽伦堡审判，里斯写道：“在纽伦堡审判中，党卫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被定义为一个‘犯罪组织’，但没有人进一步强调，每个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都犯有战争罪……如果能够给他们每个人都定罪，那么无论判罚有多轻，它都是向后人表达的一个明确态度。”不仅如此，对纳粹罪行的定罪（不管最后是否予以法律惩罚）对评判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道灾难的参与者责任，也会是一个有用的先例参照。可惜纽伦堡审判和奥斯维辛审判错过了人类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这也正是为什么里斯说——
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
注释
[1]“Hearts of Darkness”. http：//www.smh.com.au/news/tv--radio/hearts-of-darkness/2005/09/24/1126982268912.html .
[2]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http：//www.pbs.org/auschwitz/about/.
[3]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三联书店，2010年，第499页。
[4]古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0——51页。
[5]古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2，53页。
[6]古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8——49页。
[7]《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第52页。
[8]Hannah Arendt and Karl Jaspers， 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Correspondence 1926——1969， eds. Lotte Kohler and Hans Saner， trans. Robert and Rita Kimb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2， p. 166.
[9]Hannah Arendt，“Nightmare and Flight.” In Hannah Arendt：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Ed. Jerome Koh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94， p. 134.
[10]Hannah Arendt，“‘What Remains？ The Language Remains'： A Conversation with Günter Gaus.”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p. 14.
[11]理查德·伯恩斯坦，《根本恶》，王钦、朱康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1页。
[12]Andrew Delbanco， The Death of Sat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5， p. 3.
[13]Hans Mommsen，“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 and Self-Destruction of the Nazi Regime.” In Neil Gregor， ed.， Naz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ans Mommsen，“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 and Progressive Self-destruction as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the Nazi Dictatorship.” In Ian Kershaw and Moshe Lewin， eds.，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See also，“Functionalism and the ‘Weak Dictator’ Thesis” http：//www.liquisearch.com/hans_mommsen/biography/functionalism_and_the_weak_dictator_thesis.
[14]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8， p. 420.
[15]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16]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17]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18]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19]James Madison，“Government and Human Nature： Federalist Papers No. 51.” In C. Rossiter， ed.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p. 322.
[20]James Madison，“Government and Human Nature： Federalist Papers No. 51.” In C. Rossiter， ed.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p. 322.
[21]“French People as a Different Species.” Quoted in D. A. Bell， The First Total War： Napoleon's Europe and the Birth of Warfare as We Know I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7， p. 77.
[22]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安雯译，中信出版集团，2014年，第223页。
[23]Robert Fulford，“How the Auschwitz Trial Failed .” The National Post， 4 June 2005. 参见，徐贲《奥斯维辛审判中的罪与罚》，收入《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20——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