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事过差不多二十年，所以不妨更加坦诚地披露：自己对于这类著作的心灵饥渴，当年是在街头的人流中突然涌现的。仿佛遭遇了大地震一样，我冷不防近乎绝望地发现，周边再没有什么可以遮风挡雨的，而头脑中更是空空如也，——以往读过的那些迂远的智慧书，如今信着全无是处！（“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总序）
饶有趣味的是，回顾起来，恰因为韦伯对自己的吸引并不是来自他的哪一个具体结论，而是来自他那既难有定论又至关紧要的论域，我对这位社会思想家的兴趣才未曾随着外在的潮起潮落而沉浮。因而，尽管也许再没有哪位思想家会像韦伯这样，由于中国自身语境的快速变迁，竟在短期之间就被意义相反地“再发现”了两次——
先是在“文化热”的讨论高潮之中，被引证为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某种决定性证伪；后又在“市场化”和“世俗化”的裹挟之下，被列举为对于东亚历史发展轨迹的某种典型性误解。（“韦伯情结是中国学界的‘共通心病’”）
但我的心情却并未跟着忽冷忽热，相反倒是坚执这样的信念：我们还没有完全领略韦伯的妙处，对他的真正阅读才刚刚开始。
基于这个理由，在这个修订版之后，我也附上了一篇论文，“韦伯与儒家”，原是自己1998年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讲稿。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我围绕着对于韦伯的“影响——接受”之轴，梳理了韦伯在当代中国的几次“降世”与“再降世”，并且充满热情地寄望于在一种跨文明对话的氛围内，能够借助对于韦伯后期作品的阅读，而寻找到中西文明之间的契合点——
只要儒家传统在未来命不当绝，就必须涌现出一批深怀紧迫现实感的儒学家，像韦伯当年那样，从自身不可替代的研究视角，对于“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的严峻命运投以深切的关注。由此，他们的表达与结论虽未必与韦伯重合，却总要跟韦伯共享相似的问题域。而且，如果在儒家与韦伯的以往遭遇中，国人往往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压，而未能心平气和地解读和发挥韦伯，那么，随着为之欢呼的“现代化”逐渐转变成为之踌躇的“现代性”，许多困扰韦伯的更为深层和更为繁难的问题，都会慢慢嵌入中国的学术语境甚至日常语境。于是，作为当今世界诸神之一的儒家思想，究竟会对现代社会的诸多难题给出何种回应，就会成为相当迫切的思想任务，从而韦伯与儒家就更会你我互渗。
就这一层意思而言，当初译出这本书的时候，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并没有赶上“韦伯热”的浪潮，可如今把它重印出来的时候，我们却生出了一点希望：说不定读者们竟会发现——这本书现在读起来正好！因为，跟二十年前的阅读环境不同，眼下已经熬到了既悉心汲取又全面反思西方理论的时代，缘此，我们已经有可能做到既继续领受西方思想的冲击与激发，又不再仅仅因其神秘与晦涩就盲从和迷信它了！
本着这个目的，几乎有点意外的是，就自己多年来听到的阅读回馈而言，恰恰是这本来自英伦三岛的“韦伯导论”，称得上韦伯思想的难得如此清晰的入门书。要知道，原本韦伯的文字风格与表述习惯就显得晦涩难懂，甚至残缺不全，要是再赶上“将乱就乱”的作者，故意连抄带糅地神乎其技，那么读者就只能惊呼不得其门而入，只有吃亏上当的份儿了。——难道我们长期以来在这方面的惨痛教训还少吗？
最后要说的是，校读这样一部旧稿，心情自然难免沉入怀旧，要生出无限的人生慨叹：回想当时选译这本书的时候，我和老谢都多么年轻而单纯啊！在那样的人生阶段，尽管相对来说更加无知，然而摆在前头的道路却觉得千百倍地宽广，简直想做什么都不在话下！而无可奈何的是，随着波涛汹涌、泥沙俱下的历史大潮，我们所曾享有的种种可能性，都不得不兑换成了坚固的、冷冰冰的现实性，——就算两人都还不是毫无所成，可面对着从指缝哗哗流走的时间，又岂能不记起曹孟德所谓“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慷慨悲歌？
唯一尚可自慰的是，把学问做到这个份上，反正也是再无“回头箭”了，而且所有该吃的辛苦也都吃完了，就只剩下这个绝对不怕“无事可做”的后半生，算是对自家的一点意外犒劳了。——如此说来，索性就默诵着“不知老之将至”的夫子教诲，去继续尽享这决不消歇的学术生涯吧！
2010年8月10日于静之湖沐暄堂
阅读伯林的十年
——以赛亚·伯林的中国接受史[6]
编辑手记
“如果说1980年代国内学界对西方思想家的译介、阅读和研究的重心是马克斯·韦伯，那么近十余年，重心则是以赛亚·伯林。自2001年伯林著作的第一个中文译本问世以来，十年间，国内翻译出版伯林的著作有十本之多，数量超过了其他任何西方思想家。可以说，新世纪以来的十年是中国思想界阅读伯林的十年。”在前不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陈来教授这样告诉记者。
事实上，十年来，伯林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研读的热点，在普通读者中也广为流传。他的《俄国思想家》《浪漫主义的根源》《苏联的心灵》出版当年都曾入选媒体评选的年度书榜，他的《自由论》更是被众多思想青年挂在口边。伯林著作皆由译林出版社收入该社品牌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与译丛中其他名家名作相比，伯林著作在销量上明显更胜一筹，甚至是遥遥领先。
而提到伯林著作的中译，就不能不提现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的刘东教授。作为“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这套丛书的选目主要是由他圈定的。日前，记者就伯林在中国的接受史采访了刘东教授。
问：如果说《俄国思想家》的出版正式开启了伯林在中国的传播史，之前的阶段就属于“前史”。能否就您的了解谈谈“前史”阶段中国学界对伯林的介绍和认识？
答：回顾起来，我们大概都是在1980年代后期，借助于台湾陈晓林先生翻译的《自由四讲》，而率先接触到了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并且从中受到了相当的震动，——当然也产生了相应的眩晕。正因为这样，我在为创办“人文与社会译丛”而开列的书单上，也是一上来就写了这本书，只是等出版社联系到版权以后，才知道它已被扩充为“自由五讲”，这也就是后来通行的所谓《自由论》(Liberty)。不过，由于有这样的阅读经验，我到现在都不习惯《自由论》的说法，因为在我的个人印象中，只有穆勒的那本On Liberty才更对应于这个标题，尽管以前严复曾把它译成了《群己权界论》。
问：伯林的著作几乎全部收入了您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而且在已出版近90种图书的这套大型丛书中占了十分之一强的比例，请问在《俄国思想家》列入译丛出版计划时，您想到会出版这么多伯林的书吗？
答：这是一个很有眼力的问题！这套丛书的备选书目起初都是由我本人确定的，后来则是我跟彭刚一起选择的，出版社对此并不特别操心，充其量会反映哪本书难以接受。可是，唯独轮到伯林的著作，可以算是此中的例外，因为自从推出了伯林的《俄国思想家》《自由论》《反潮流》《现实感》这几本之后，出版社那边就显出了高度的主动性，几乎有一本算一本，把他的书全都给搜罗尽了。实际上，对于这样的做法，我一开始还有些保留，因为按照我的初衷，跟一些尚未启动的重要工作相比，并不是每一本伯林的著作都值得把它翻译出来，至少是不必这么赶着译出来，否则就会造成阅读面的偏重。而我主持这套书的基本原则，却是为了保持心智的开放和平衡而精选各家各派的代表作品。在这种现象背后你还是可以看到，尽管图书市场在中国大陆还算不上是完全放开的市场，但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遵循市场自身的价值规律。
问：伯林著作中，传播最广的就是《自由论》，该书中文版2003年出版以后，我们谈论自由的概念，似乎就不能绕开伯林“两种自由”的表述了。您怎么评价他在中文世界里的这种影响？
答：前几天我在国学院为高毅教授主持讲演，正好在评议时谈及了这个问题，它涉及两个不可或缺的侧面。
一方面，尽管人们曾经沉迷于伯林对于自由概念的分解，并且把“消极自由”乃至“低调民主”当成了走进现代政治社会的不二法门，但最为讽刺和失望的是，沿着这种理解走下去，这些概念并没有显出预期的神效，反而好像招惹或鼓励出更多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个万马齐喑的物质主义时代，正因为太过消极和太过低调，反而没有足够的超出一己之私的民气可用；甚至，对应着这种时髦的论调，整个社会也都因为其成员基本上龟缩在小我之中，反而显得公共空间严重发育不全。正因为这样，我们有时候经常会抱怨，人们眼下实在是太相信伯林的“消极自由”观念了，以至于这个概念在理论上的可能缺陷也从来没有像它在当代中国这样，被放得如此之大。
但另一方面，这并不代表伯林思想中的自由主义成分对我们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仍然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既然阅读伯林对我们是一种开始，那么也就意味着，他所主张的“消极自由”概念，对于我们在“文革”时期的政治操作，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防守和矫正。无论如何，现在的中国人相对于那个时代，还是享有了较多的自由，也往往敢于——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保护和吁求自己的自由，这仍然算得上一种显著的改进！如果哪天伯林在中国不那么热门了，那也并不证明他不再存在了；恰恰相反，那倒有可能证明他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构成了我们公民文化中的基本常识。当然，也不仅仅是伯林，还要包括在政治哲学领域中同他辩论过的人，以及直言不讳地批评过他的人，其思想都有可能通过当代中国这次伟大的阅读运动而逐渐进入和建构我们的公民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的种种变化，包括它在政治文化上的变化，不仅远不是一潭死水，反而有巨大的暗流在涌动。
问：台湾学者钱永祥发表在《读书》杂志1999年4月号上的文章“我总是活在表层上”对伯林的解读产生了很大影响，该文曾获“长江《读书》奖”文章奖。该文在肯定伯林的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伯林主张的自由主义“没有从社会基本制度着眼”，“作为政治理论而无法发展出任何有制度涵义的政治原则”，因而是不完整的、简陋的、失败的，并引伯林自己的话说他不够深刻，您怎么看钱永祥的评论？
答：我们这次也邀请了钱永祥教授，他在会后还以公开信的形式一再赞扬会议所达到的罕见的学术水准。你由此可以想象，既然是高水准的学术会议，当然不会去打哈哈和走过场。我本人即使身为会议的组织者，仍然投入到各种论辩之中。——比如无巧不巧，我正好就借机向永祥兄提出，当伯林那句“总是生活在表层上”的自述被译成中文之后，其表面上那层所谓“浅薄”的涵义，就不幸而遭到了真正浅薄的理解，而在这方面最能造成普遍误解的，就要数永祥兄自己那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不过，鉴于这方面的论证比较麻烦，这里仅限于先念一段自己当时的讲演，让读者对此稍微有些印象。大家若要了解相关的复杂论证和结论，还要等译林出版社把会议论文集给印行出来：“真正吊诡的是：如果伯林的这副头脑，真是一本浅薄的字典，那它也就根本容不下‘浅薄’一词，更不要说再拿这字眼来为自己冠名了！由此也就暴露出来，那些‘将浅就浅’的解释与评论，是完全失察于此种说法的内力紧张度。可在我看来，伯林不止一次的这类自责，原本就表明了一种苦痛与深度，那深度来自范围广远的比较思维，既包括对于伯林在现实中所认同的那些正陷于灾难性冲突的人群之命运的比较，也包括对于伯林在书房中研读的那些伟大思想家之襟抱的比较。——缘此我们才可以理解，正是这种对于学院生活的不满，而不是对于世俗意义之成功的自得，才反映出伯林内心对于挺身承当的向往；并且，也正是这种对于大风大浪的渴望，才使他突出地意识到20世纪知识阶层的通病，而不满自己竟也萎靡于这种一蹶不振之中。”
问：自从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以来，罗尔斯作为当代政治哲学之“轴心”似已成为“不刊之论”。所以有人认为，从道德哲学来说，罗尔斯“杀死”了海尔(R.M.Hare)；就政治哲学而言，罗尔斯“杀死”了伯林。是否西方学界已抛弃了伯林？伯林的政治哲学对中国学界还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