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套中人(1)

由于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耽误了时间，所以只能在村主任普罗科菲的堆房里过夜了，村主任的堆房在米罗诺西茨科耶村边上。伊万·伊万内奇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留着长长的髭须，他的姓是一个相当古怪的双姓，即奇姆沙-吉马莱斯基，他与这个姓一点儿也不相称[1]，所以全省的人只叫他的本名和父名，也就是伊万·伊万内奇。他一直住在城郊一个养马场里，为了吸收一点儿新鲜空气，才有了这次打猎行动。而猎人中的另一位，也就是中学教师布尔金，倒对这个地区特别熟悉，因为他每年夏天都来n姓伯爵家里做客。

两个猎人都没有睡觉，伊万·伊万内奇坐在门口，吸着烟斗看着外面，明亮的月光照在他身上。布尔金则躺在房间里的干草上，谁也看不见黑暗中的他。两个人讲起了故事，还提及了村主任的妻子玛芙拉。玛芙拉是个健康、聪明的女人，可是这个可怜的女人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村子，也没有见过城市和火车，她只是十年如一日地守着炉灶，偶尔在夜间才出去走走。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布尔金说，“在这个世界上，性情内向、整天像蜗牛一样缩在自己硬壳里的人很多，也许这也有隔代遗传的原因吧，也许这也是人类退化的现象吧，也许这只不过是人类中的一种性格，谁又能明白呢？我又不是博物学家，也没有能力探讨这一类问题。我只是认为玛芙拉这样的人并不稀奇，你看一看别里科夫，这可是一个想不到的例子！”

“我的同事别里科夫是一位希腊语教师，两个月前就去世啦。他的名气很大，您可能也听说过。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在太阳高照的天气里也会穿上套鞋，带着雨伞出门，而且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一切物件都装在套子里，雨伞装在伞套里，怀表装在麂皮套里，就连削铅笔的那把小折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小的套子里。让人觉得好笑的是，他的脸好像也装在一个套子里，因为他的脸老是藏在竖起的高高的衣领里面。他常常戴着黑眼镜，穿着绒衣，耳朵还用棉花堵着，他坐出租马车时，喜欢让车夫把车篷支起来。总而言之，别里科夫总是想把自己包裹起来，好像要与世隔绝，他不影响外界，外界也别想影响他。现实的生活让他坐立不安，时时处处刺激他、惊吓他。他总能为自己的做法找到理由，说现在的生活怎么怎么不好，老是称赞过去的事物，甚至称赞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别里科夫的种种行为与他所教的古代语言不无关系，这也使他容易远离现实生活。‘啊，希腊语多么响亮，多么美妙啊！’他总是一副美滋滋的表情。为了证明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他总是眯着眼睛，竖起一根手指头，念道：‘Anthropos！’[2]”

“别里科夫总是极力把自己的思想藏在套子里，只要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写着禁止做什么事，他就会记得一清二楚。如果有告示公布中学生晚上九点以后不许到街上去，或者一篇文章提倡禁止性爱，他的心里就会像明镜一样：这种事是被禁止的。而且每当官方批准或者允许什么事情时，他又总是觉得其中包含着某种隐隐约约、还没说透的成分，甚至包含着让人起疑的成分。每当政府批准在城里成立一个戏剧小组、一个茶馆或者一个阅览室，他总是摇着头、叹着气说：‘这个主意好倒是好，只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虽然好多事看起来都与他毫不相干，但他觉得违背了法令、脱离了常规、不合规矩，使他总是垂头丧气。如果一个同事参加祈祷式去迟了，或者听说一些顽皮的中学生闹事，或者看见一个女校的女学监很晚还在陪着军官玩耍，他也会觉得心慌意乱，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他在教务会议上的那种慎重、多疑、套子式的论调，把我们压得透不出气。他总是数落青年人的种种恶劣行径，数落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都在教室里吵吵闹闹的。哎呀，只求别把这种事传到上司的耳朵里才好啊！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他还要求开除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果罗夫，后来其他老师不得已，只得向他（他那张脸像黄鼠狼）让步，降低了波得罗夫和叶果罗夫的品行分数，关他们的禁闭，最后终于开除他们。他还有一种古怪的习惯：常常访问我们的住处。在同事的家里，他坐下来后就一声不响了，就像领导考察，有时他可以一言不发坐上一两个小时才走，还把这种行为美其名曰‘保持良好的同事关系’。当然，这类呆呆地坐着拜访，对别里科夫来说也很难受，但他不得不来看我们，他认为这是他应尽的责任。学校里的同事都怕他，就连校长也是。您瞧，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头脑、极其正统的人，而且还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教育，然而这个老是穿着套鞋、拿着雨伞的别里科夫却辖制了中学足足十五年！”

“可是，仅仅辖制中学不算什么，令人震惊的是，全城的人都在他的辖制之下。城里的太太们在星期六也不敢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知道；到了斋期，教士们不敢吃荤，不敢打牌，也是因为怕他知道。在别里科夫之流的影响下，十年到十五年期间，全城的人已经变得什么都怕，他们不敢发信，不敢高声说话，不敢有亲密的朋友，不敢周济穷人，也不敢看书，不敢教人读书写字……”

听了布尔金的讲述，伊万·伊万内奇咳嗽了两声，似乎想说点儿什么，可是他先点着烟斗，又瞧了瞧月亮，才一板一眼地说：“是啊，为什么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教育的正派人还会向他屈服，容忍他的种种做法……问题在哪儿呢？”

“我和别里科夫住在同一幢楼里，而且是对门邻居，所以我们常常碰面，我自然也对他的生活习惯特别熟悉。”布尔金接着说，“他在家里也是如此一套：睡衣、睡帽、护窗板、门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还有一整套名目繁多的禁条和忌讳，‘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更是挂在嘴边！他还认为吃素有害健康，可又怕别人说自己吃荤不持斋，所以他就吃用奶油煎的鲈鱼，固然这东西不是素食，可也不能称得上是斋期禁忌的菜。他也不用女仆，因为怕人家说他打女仆的主意，于是就雇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做厨子。”

“这个老头子名叫阿法纳西，他以前做过勤务兵，好歹会烧菜，却是一个酒鬼，老是醉醺醺的，神志不清。他还经常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站在门口长叹一声，接着嘟哝一句话：‘现在啊，和他一样的人可真是不少啊！’”

“别里科夫的卧室小得就像一口箱子，床上挂着一个帐子。只要他一上床，不管房间多闷热、炉子多响、厨房里的叹息声多大……他都会用被子蒙上脑袋。躺在被子里的别里科夫战战兢兢，生怕小偷溜进来，生怕阿法纳西进来杀他，生怕出什么事。睡着的他也不得安生，通宵的噩梦纠缠着他，早晨醒来他还是闷闷不乐，脸色苍白，他满心地害怕和厌恶学校里的人。跟他这样一个性情孤僻的人并排走，显然也是一件痛苦的事。”

“‘教室里怎么吵得这么凶。’他说，好像极力找一个理由来摆脱自己的愁闷，‘简直太不像话了。’”

“让人想不到，这位希腊语教师，这个套中人，差一点儿结了婚。”

伊万·伊万内奇快速地回头瞟了一眼堆房，说：“您真会开玩笑啊！”

“我没有开玩笑，尽管听起来有些奇怪，可是他的确差点儿就结婚了。我们学校新调来了一位新的史地教师，叫米哈伊尔·萨维奇·科瓦连科，原籍乌克兰。他有着高高的个子、黝黑的皮肤，手也挺大，嗓音极好，是那种男低音，就像从桶子里发出来的一样：嘭，嘭，嘭……”

“但是，米哈伊尔·萨维奇·科瓦连科并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还带了他的姐姐瓦连卡。瓦连卡三十岁左右，不算年轻，但长得高挑，身材匀称，弯弯的眉毛，红红的脸蛋，简直就是一枚蜜饯水果，处处招人喜爱。她的性格活泼，谈笑风生，高兴时哈哈大笑，还喜欢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

“我记得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我们初次了解科瓦连科姐弟，那些死气沉沉、不苟言笑甚至把这次赴宴看成应付公差的教师和瓦连卡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她就像从浪花里钻出来的阿佛洛狄忒[3]，双手叉着腰，来回走动，笑着唱着，翩翩起舞……她情感丰富地唱了一首《风在吹》，接着又唱一支抒情歌曲，随后她又唱一支。当时我们，就连别里科夫，都被她迷住了。别里科夫竟然挨着她坐下来，并且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说：‘这柔和清脆的小俄罗斯语言使人想到了古希腊语言。’”

“别里科夫的话让瓦连卡特别受用，于是，她热情而恳切地向别里科夫讲起她在加佳奇县的庄园，那里有慈祥的妈妈、蜜甜的甜瓜、多汁的梨和那么好的卡巴克[4]！卡巴克就是乌克兰人对南瓜的称呼，他们还把酒馆称为希诺克。瓦连卡突然想起他们用红甜菜和白菜熬的红甜菜汤，就手舞足蹈地说：‘太好吃，太好吃了，简直好吃得要命！’”

“大家听到瓦连卡的欢呼，忽然灵机一动，心有灵犀生出同一个想法。‘如果他们两个结婚，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校长太太悄悄地对我说。”

“不知为什么，这时我们才想起来别里科夫到现在还没有结婚。这也让我们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大一件事，被我们完全忽略了？我们以前可是从没有关心过他对女人持什么态度！甚至我们认为他这样一个整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睡觉还要挂上帐子的人是不会喜欢女人的。”

“‘别里科夫已经四十多岁了，瓦连卡呢，也有三十了……’校长太太企图表明自己的想法，‘我看他们能成。’”

“我们内地人，平时都闲得无聊，什么不必要的蠢事都可以做出来！而那些有必要去做的事，大家反而不去做了。就拿别里科夫来说，既然大家都认为他不是一个可以结婚的人，又何必突然要给他撮合婚事呢？但是，学监太太、校长太太、甚至中学里所有的太太们，都变得活跃起来，因此变得好看多了，仿佛忽然找到生活的目标。校长太太在剧院里订下了一个包厢，当然别里科夫和瓦连卡都被邀请了，坐在包厢里的瓦连卡扇着扇子，满脸红光，一副幸福的模样。她的身旁坐着别里科夫，显得身材矮小，拱起的背脊，看上去就像刚被人用一把钳子从家里夹来的。就连我在家里办了个小型的晚会，太太们也要求我一定要邀请别里科夫和瓦连卡同时来参加。总之，所有人都在撮合这两个人，看起来瓦连卡也并不反对大家的好意。因为她在弟弟那儿生活得并不快活，他们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吵架。”

“有一次，又高又壮的科瓦连科顺着大街大踏步地走着，上身穿着一件绣花衬衫，一绺头发从帽子底下钻出来，盖住他的额头。他左手提着一捆书，右手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跟在他身后的瓦连卡也拿着书。”

“‘可是你啊，米哈伊里克[5]，你绝没有看过这本书！’她大声地争辩，‘我敢跟你打赌，你根本没有看过！’”

“‘我告诉你，我绝对看过！’科瓦连科叫着，手杖把人行道敲得咚咚直响。”

“‘唉，上帝呀，米哈伊里克！你发脾气有什么用？你要知道，我们谈的可是原则问题。’”

“‘我说看过就是看过嘛！’科瓦连科大嚷道，声音更加响亮了。”

“他们姐弟俩就是这样，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会一个劲儿地争吵。瓦连卡已经厌烦了这样的生活，急切地盼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小家。况且，她的年龄也不小了，已经没有挑来挑去的资本，她认为现在跟什么样的人结婚都无所谓，即使是希腊语教师别里科夫，她也能将就，因此，瓦连卡对别里科夫表现出无比的热情。而别里科夫？他也常借机去拜访科瓦连科，但是，跟他常来拜访我们一样：走到就坐下，一句话也不说，一直沉默着。瓦连卡给他唱《风在吹》，或者用她那双黑眼睛充满爱意地看着他，再不然就突然扬声大笑：‘哈哈哈！’”

“在恋爱方面，尤其是婚姻方面，外人的怂恿有时会起到关键作用。所有人，包括他的同事们以及同事们的太太，都开始向别里科夫游说：你到了应该结婚的时候，你的生活已没有别的缺憾，只差结婚了。我们趁机向他道喜，还一本正经地列出各种俗套，比如‘婚姻是终身大事’。况且，瓦连卡长得也挺漂亮，还很招人喜爱，她还是五等文官的女儿，家里拥有自己的田庄，尤为重要的是，她还是头一个待你这么诚恳而亲热的女人。”

“于是他被大家说得昏了头，认为自己真的该结婚了。”

“哦，到了这种地步，他的套鞋和雨伞就应该拿掉了吧？”伊万·伊万内奇好奇地问。

“您仔细想一想这种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吗？这是根本办不到的。虽然他的桌子上放着瓦连卡的照片，还不断地和我谈瓦连卡，谈家庭生活，谈婚姻这样的终身大事，他也常常到科瓦连科的家里，可是他的生活方式一点儿也没有改变。甚至还有些相反，他决定结婚之后，却像害了一场病，变得更瘦更白，好像比以前缩得更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