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言(2)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提出“天人合一”、“顺乎自然”的思想；然而，也是这种思想，使得我们从来没有“征服自然”的想法，我们从来不鼓励“奇技淫巧”，历史上的朝代几乎都漠视甚或抑制“科学”的发展，尤其明朝以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近代科学诞生并快速发展起来。中国有着5000年不绝的光辉灿烂的文明和影响世界的四大发明，为什么没能产生近代科技，以至在近代被拥有坚船利炮的列强百般欺辱？这甚至成为“李约瑟”难题，引起无数人的思考和研究。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科技是存在不足和遗憾的。

其一，是经验形态的描述性认识较多，而理论知识相对不足。它表现为中国科学真正形成定律、原理的学说不多，而主要是经验和现象的记述，无论是生物学、天文学还是医学，等等。长期停留在经验形态使中国科学既没有科学的基本概念，也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后人只能在这知识的汇集里增加一点“量”，不可能从根本原理上有什么重大突破。中国科学从来没有发生革命，其主要原因正在这里。理论体系的不足，原理上认识的模糊，自然造成许多发明接二连三的失传，只好重新摸索，重新试制。这就使得一些技术只能由个别精工巧匠凭经验摸索，反复地得而复失。其二，就是纯粹的科技研究者未能在中国出现。科学技术发展需要有相对稳定的研究主体，他们以研究为己任，一代又一代地接力，保证科学发展的持续性。但在中国，由于官本位思想的束缚，古人认识自然规律的目的，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即是为了更“合理地”解剖、分析社会和人性。读书人苦读寒窗的目的是做官，科学研究只是一种业余爱好。明代宋应星（1587-1666）在《天工开物》中说：“大业文人弃置案头，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在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社会上根本看不起科学研究。《庄子·天地篇》说到一个灌溉的老农不用机械，而是用一个罐子，不辞辛苦，来回在一个坑里打水。问其原因，他理直气壮地说：“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把使用机械完全看作一件令人羞耻的事了。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绝巧弃利”，因为“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怎么办呢？只有“常使民无知无欲”。又如《礼记》提出，以“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背景下，产生不了近代科学也就不足为奇了。

应该说，各国的科学技术有其各自的民族特点。大家总结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几个特点。一是中国古代的科技理论、实验和技术三者严重分离，而以实用技术发展最为突出，这种关系一直贯穿数千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二是大一统和手工业技术在技术中占主导地位。众所周知，中国的四大发明闻名于世，对全世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它们是些什么技术呢？它们与农业和手工业等直接满足吃穿用住所需要的创造发明不同，是为社会在广阔地域上组成强大、统一的国家机器服务的。其他诸如历法、土地丈量技术、地图绘制技术以及体现皇权威严的皇宫建筑等都可以用大一统技术来称呼。其三，我们的学者和工匠有着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他们从不以可以应用为满足，而是不断改进以达到新境界。其四，为了发现自然的奥秘，中国古代学者还进行实验，而且实验中观测相当精细。为此，他们创造了不少能进行精细观测的手段和工具，如日晷。其五，具有超前性的科学思想。而且是远远超出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水平，超越了科学的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理解水平，因而当时的作用是有限的，只是随着科学的发展，才逐渐表现出它的合理性，如中国的八卦。近年来，随着微观物理学的发展，人们愈来愈发现中国的传统思想和微观物理的相似性（如阴阳学说和玻尔互补性的相似；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统一观和对宇宙基本作用力统一性的追求的相似），这样，有人就试图将解决现代物理学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传统思想上。这就是西方掀起一股中国文化热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科学思想具有超前性的表现。

到今天，地球上的人类在西方近现代科技文明的引领下业已走过四五百年的历程了，不可否认，生产力确实有了极大程度的发展和提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程度的改变，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快捷；然而，我们也面临着科技发展和工业化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危机，尤其是环境污染和气候恶化，而这一危机单靠西方科技文明自身是无法解决的。解决这一全人类危机恐怕要靠具有“天人合一”思想内核的东方文化。不管承认与否，人们总是在一定的哲学思想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总是带着某种哲学观点来考察各种自然科学现象。几个世纪以来，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一直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正如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大勒所说：“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将问题分配成尽可能小的一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这种拆零式的形而上学思想，曾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尤其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日趋系统化、综合化、整体化，复杂性、交叉性、边缘性、综合性学科大量涌现，这种形而上学的局限性也逐渐暴露出来，不仅不能再为科学的进步发挥新的指导作用，反而成为束缚科学发展的桎梏，许多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已纷纷转向东方哲学中寻求思想的源泉。

中国传统哲学的自然观，是一种有机的整体性的自然观，在对事物观察研究中，注意事物的整体性、综合性、协调性和统一性，充满了科学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与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相适应，能够对科学的发展提供启迪性指导。一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如玻尔、李政道、杨振宁、普利高律、汤川秀树，以及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突变论创立者托姆等，都声称他们的科学发现，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作用，正如普利高津所说，“中国文明是有了不起的技术实践，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由此，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要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一个启迪的源泉”。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哲学思想在21世纪将在协调人类与自然关系、改善人类生存状态、规范科学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正如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美籍华裔学者成中英教授所指出的：“20世纪到21世纪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也将造成对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的冲击，这是个必然的趋势。这个趋势在西方文化遭受危机，寻求出路的状况下暴露出来，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本身所独具的深厚智慧和生活经验，这将是中国哲学对人类的前途、价值取向和文化发展的新贡献；这一贡献具有非常重大深远的意义。”

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中对古希腊文明和哲学思想的发挥带来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大发展，那么，今天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开发，就可能使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给意大利的科学带来了春天，培根哲学思想促进了英国科学的进步，百科全书推动了法国科学的发展，黑格尔、马克思哲学思想对德国科学事业的前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成果对中国科教的振兴和发展所起作用是举世公认的。历史表明，每一个科学活动中心转移前，哲学思想对科学的发展都起着指导作用；那么，当下一轮科技革命即将开始之际，当第三次工业革命迎面而来之时，作为长期接受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熏陶和影响的炎黄子孙，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又该如何积极应对呢？

史以为鉴，读史明智。了解人类文明走过的历程和科技在这一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将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这对于指导未来的行动大有裨益，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和社会结构的调整都将产生深刻地反思和清醒地认识。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更不可妄自尊大，让历史的足印给我们一个人类文明的清晰轨迹，研究总结，推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