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言(1)

“如果说美国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楷模，中国则最有可能在21世纪担当这一角色”。这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社会批评家杰里米·里夫金在他的新作《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的中文译文前言里的第一句话。“中国如何引领亚洲开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实现后碳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做好准备了吗？这迎面而来的科技革命或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选择它适合的中心栖息地，我们能因势利导引领亚洲乃至世界吗？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历史留下的足迹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理性，让我们能够站在历史的肩膀上看的更远更久。每一次的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有着文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无论是中国的四大发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时代，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时代，都强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全面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每一次科技中心转移确定着引领这个时代的国家和区域。这个不争的事实告诉了我们思想引领方向，而科学技术首先就是作为精神的力量对人类生活发生影响的。如果我们从思想上认识了我们所具有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思想就会引领着我们走向辉煌。

世界是由不同国家或地区组成的，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和水平也很不相同，而且不同时期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发展程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有时候，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很快，大大超过其他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但过了一个阶段后，另一个国家又走在了最前面。历史上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希腊、阿拉伯、印度、中国等地方的科学技术都曾一度繁荣过，但都一个接一个地衰落下去了。1954年，英国科学史家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正式记载了这一现象，并把一个时期科学技术繁荣昌盛的国家或地区称为“技术和科学活动中心”。他注意到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现象，后来日本的汤浅光朝受到贝尔纳研究工作的影响，于1962年用统计方法证实了科学中心转移是确实存在的。中国的汉唐和明朝就曾经是科学高潮的中心或“多中心”时期的科学中心之一，而第三次科学高潮（16-20世纪），却出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欧美地区，持续至今。

研究科学活动中心在各国的兴起和衰落过程，分析造成科学在一个国家兴隆和衰落的深刻原因，探讨导致科学活动中心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的种种因素和条件，可以断言，一个国家能否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思想文化背景、科技教育状况和社会的整体科学能力。如果说前者是科学活动中心形成和转移的外在条件、外在动力的话，那么，社会的整体科学能力则是科学活动中心形成和转移的内在原因、内在动力。如果把前者比喻为科学活动中心得以形成和转移的土壤、阳光、空气和肥料的话，那么，社会的科学能力则可比喻为包含着日后发育为科学活动中心胚芽的种子。正所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正是由于这种外在因素、外在动力与社会科学能力这一内在原因、内在动力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造成了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历史现象。因此，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必须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文化繁荣与思想解放和教育振兴等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必须制定出合乎本国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政策，扎实奋斗，提高社会的科学能力，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才能够实现。

电力革命期间科技中心移向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电力革命的科学基础———电磁学，最早本是在英国及法国发展起来的。然而，在由电力技术引起的产业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却是美国和德国。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制成第一台电动机模型，麦克斯韦提出完整的电磁学理论，英国人种下的电力革命种子却首先在美国开花结果。电力技术先是在欧洲研究和改进，但第一部电话、第一只电灯、第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和火力发电站却是在美国产生。美国最先将电力技术系统地应用于工业生产，最大幅度地发展了经济，使得在短短的数十年间，一跃而成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大国。究其原因，主要是英、美两国对待电力革命的态度不同。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英美两国对待电力革命有不同的态度呢？

首先，美国在19世纪中叶以后具有一个十分优越的社会环境。彼时，经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为电力革命的迅速扩展提供了稳定的国内社会环境。而且，美国远离欧洲大陆，它的邻国都是弱国，又有两大洋环绕，使美国无外患之忧，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之中。加上美国没有封建制度的阻力，政府广泛采取扶植资本主义发展，促进国内统一市场，有利于技术发明的政策和措施。而英国，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像美国南北战争那样摧毁封建庄园经济，而是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加之由于蒸汽动力革命的成功，在国内已经建立了较完善的以纺织工业为龙头的轻工业体系，使得英国有足够的能力大规模地向殖民地倾销轻工业产品而维持其高额利润，在“圈地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相对保守的封建资本家不愿意再来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从而使得相对过剩的国内资本向美国等国寻求海外投资，而忽略了国内本土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

其次，19世纪40年代，美国人自称为“教育觉醒年代”，政府不断改革旧的教育传统，借鉴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成功经验，结合本国国情，建立了具有美国特点的教育制度，为美国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社会教育氛围造就了像爱迪生、贝尔这样一批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于一身的现代科技人才。爱迪生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工业研究实验室——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前身。贝尔成立了贝尔电话公司，网罗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专业从事发明与生产。他们作为科学家率先从理论原理上进行分析，为之奠定技术改进的基础；对实验室中产生的新知识，再作为工程师把这种精神产品物化为技术产品并投入生产；他们同时还作为实业家，致力于将产品投入市场以获取利润。这就使得美国在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中超过了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在英国，一项新科技是否能很快转向实用性开发而转化为生产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商业人士和科学家这两个分立群体对它的认同程度。在电力革命到来时，由于科学理论已走到了实际生产的前面，工商业人士又因循于已成功的蒸汽机技术，遂使这两个群体的认识无法协同，也是造成英国在电力革命中逐渐落后于美国的一大原因。

最后，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家，既没有传统的观念束缚，也没有既有巨大工业设备的负担，因而容易接受工业技术革新。而在当时，以蒸汽动力技术为核心的英国工业体系仍在发挥着相当巨大的能力，它使英国居于世界经济大国的首位。因此，当时摆在英国工商界人士面前的问题是：大规模应用电力技术不仅需额外投入巨大资金，而且会妨碍现存有效的工业体系的正常运转。电力技术革新带来的短期经济损失是肯定的，而它是否比蒸汽技术更有效却是个不确定因素。这或许就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不得其时优势也会变成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