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独自面对冷漠的苍天，满足于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这种被抛弃的感觉也许能够及时给人们的性格里加入一些好脾气，然而，人性遭到的破坏已经使其失去了意义。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市民开始服从于一种古怪的奴隶心态，这种心态使他们听凭阳光和降雨的支配。看着他们，你会感觉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变得对天气这样敏感。一线阳光就能使他们面对世界喜形于色，而雨天又给他们的脸色和心情蒙上一层阴影。几个星期前，他们还没有这种对天气的荒唐反应，因为他们不曾一个人面对过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在他们的小世界里，天塌了是有人顶着的。但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变了样；他们似乎只能听凭命运的作弄——换言之，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希望，都由不得自己。
而且，在这种极端孤独的情况下，谁也不能指望邻居的帮助；每个人都必须独自忍受自己的烦恼。如果有偶然的机会，我们中间的一个人试着向别人说了心里话，或者吐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无论得到的回答是什么，十有八九是会令他伤心的。然后他会发现他和那人谈不到一起去。因为当他倾诉自己长期埋藏在心里的个人痛苦，以及在爱情和悔恨之火中慢慢成形的感受时，这些东西对他的倾诉对象却毫无意义，后者认为那是司空见惯的感情，是批量生产在市场上交易的悲伤。无论是友好还是恶意，回答通常是不得要领的，而交流的尝试也不得不放弃。至少对那些无法忍受寂寞的人而言，这是千真万确的。由于别人无法找到那些真正有表现力的词汇，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聊聊流行话题，平淡无奇的老生常谈，趣闻逸事及日报上的新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真挚的悲伤也要用日常交谈的套话来勉强应付。只能借助这种表达方式，鼠疫的囚徒们才能确保看守的同情和听众的兴趣。
不过，最重要的是，无论他们的痛苦多么强烈，无论他们的心情多么沉重，因为内心的空虚，在鼠疫爆发的早期阶段，仍然可以认为这些流放者是得到了特别赦免的。因为正当城里的居民们开始恐慌的时候，他们的心思还完全放在那些他们渴望再次相会的人身上。这种爱的利己主义使他们没有受到群体恐慌的影响，而且，如果他们想到鼠疫，那只是在鼠疫可能造成永远分离的危险的时候。所以虽然身处疫区中心，他们却保持着一种难得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的绝望心情使他们免受恐慌，因此他们的不幸也有好的一面。比如说，如果他们中的一个碰巧被疾病带走，几乎在他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就发生了。从和幽灵般的记忆漫长而无声的交流中，突然被拉进永恒的寂静，不再有任何痛苦。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10
在我们的市民们正设法适应着突然实行的隔离的时候，鼠疫正在给各处关卡派去岗哨，使开往奥兰的轮船掉头。自从施行封城政策以来，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进过城。从那天以后，人们会产生一种印象，即所有的汽车都在城里兜圈子。假如从林荫大道的最高处俯瞰港口，也会看到一幅奇怪的景象。迄今为止，使它成为海岸线上一个主要港口的贸易往来已经突然停止，繁华不再。只有寥寥几艘接受检疫的船只停泊在海湾里。但是码头上闲置的无精打采的吊车，歪倒在地上的翻斗车，无人照管的一堆堆麻袋和木桶——都无声地证明了连商业也被鼠疫剥夺了生命。
尽管面对着如此不寻常的景象，我们的市民们还是感到难以理解自身的处境。有些感觉是每个人都深有感触的，比如恐惧和分别的痛苦，然而个人利益也仍然在他们的思想中占据着首要的地位。迄今为止人们还不明白鼠疫究竟意味着什么。大部分人只是发觉他们日常生活的秩序被打乱，利益受到了影响。他们既担心，又生气，但这些情绪不是能够用来对付鼠疫的。比方说，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去谩骂政府。省里通过新闻机构对这些批评——难道不能修改一下这些严格的规定吗？——的反击多少有点出人意料。原本各家报纸和兰斯多克信息局都是得不到任何官方的疫情统计数字的。现在省里每天都把这些数据发给媒体，要求它们每周发布一次。
公众对这一举措的反应也比预料中迟缓。鼠疫爆发第三周造成302例死亡的干巴巴的声明没有触动他们的想象力。首先，这302例死亡也许并非全部是鼠疫造成的。其次，城里没有一个人了解市里平时每周的死亡人数。本城的居民共约20万。因此无从得知当前的死亡率是否真的那么反常。事实上，这种统计数字虽然平时无人关心，然而其重要性又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公众缺乏比较的标准。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死亡率上升到无法忽视的程度时，人们的看法才能贴近现实。接下来的第四周有321人死亡，第五周有355人。这些数字足够说明问题了。但还不足以说服我们的市民，他们尽管人心惶惶，但还固执地认为这只是一场意外事件，尽管非常讨厌，但终究是暂时性的。
所以他们照常在大街上徜徉，在露天咖啡座喝咖啡。一般而言，他们不缺乏勇气，传播的笑话远多于耶利米哀歌[6]，而且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些暂时的不便。总之，他们保住了自己的脸面。然而到了月底，在稍后会谈到的祈祷周到来的时候，更严重的情况改变了城里的方方面面。首先，省里采取了一些控制交通和粮食供应的措施。汽油实行配给，食品销售也受到了一些限制，还规定缩减电力的使用。只有生活必需品可以通过陆路或空运进入奥兰。道路上的车辆逐渐稀疏下来，直到路上几乎看不到任何私人车辆；奢侈品商店第二天就停止了营业，其他商店也开始贴出了“无货”的通知，而门外则挤满了等着采购的人群。
奥兰市呈现出一幅奇异的景象。大街上行人更多了，因为很多商店和大批办公室关闭，大量无所事事的人挤满了街头和咖啡馆。因为目前他们还算不上失业；只是在休假。所以，在天气晴好的日子，接近下午3点的时候，城里就像在举行公共庆祝活动一样，商店都关了门，公共交通也停了下来，把街道让给狂欢的人们。
电影院受益于这种情况，赚钱不费吹灰之力。他们唯一的难题是缺乏新电影，因为这个地区的影片流通已经被迫中止。两星期后，电影院之间不得不开始互相交换影片，再过一段时间后，就只能翻来覆去地播放同一套影片。尽管如此，他们的票房却不见减少。
至于咖啡馆，要感谢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葡萄酒和烈酒贸易所积累的大量库存，所有的咖啡馆都同样能满足顾客的需求。而且，说老实话，酗酒的情况很严重。有一家咖啡馆贴出了一条绝妙的标语：“防止感染的最佳途径是一瓶好酒”，这条标语强调了酒精能够预防传染性疾病的流行观点。于是每天晚上凌晨两点时分，都有很多烂醉如泥的人被酒肆赶出来，一边在大街上摇摇晃晃地走，一边乐观地大呼小叫。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变化显得如此不真实，而且又出现得如此突然，令人很难相信它们会持续下去。所以，我们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个人的感受上来。
城市关闭后第二天，里厄医生离开医院的时候在街上遇见了科塔尔。后者喜气洋洋。里厄向他表示祝贺，说他气色很好。
“是的，”科塔尔说，“我感觉不错。一辈子都没这样好过。医生，告诉我。这场该死的鼠疫，它是怎么啦？开始变严重了，是吗？”
看见医生点头，他又兴致勃勃地说：“那就没理由停下来。从城里的情况上看，要乱套了。”
他们一起走在一条小路上，科塔尔讲了他们街上一个感染鼠疫的杂货店老板的事，那个人抱着以后赚大钱的想法囤积了很多罐头。当救护人员赶到的时候，他的床底下放了好几十罐肉罐头。“他在医院里死了。瘟疫里面是没钱可赚的，那是肯定的。”科塔尔有一大堆和疫情有关的故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其中一个说的是一个出现了所有的症状并发着高烧的男人，这个人跑上大街，冲向他遇见的第一个女人，然后死死抱住，嘴里大叫着他“得上了”。
科塔尔的评论是“他真行！”。但他的下一句话出卖了他幸灾乐祸的假象。
“总之，不久以后我们都会发疯的，除非我错了。”
当天下午，格朗终于向里厄说了心里话。因为注意到桌子上里厄夫人的照片，他询问地看着医生。里厄告诉他他妻子正在离城里有段距离的疗养院接受治疗。
“在某种意义上，”格朗说，“那是幸运的。”
格朗表示同意，不过他又补充说，最好他妻子能就此康复。
“是的，”格朗说，“我理解。”
于是，从里厄认识他以来，格朗第一次变得健谈起来。尽管还会在词语的选择上卡壳，但是他几乎总是能成功地找到适合的词语；真的，就像他深思熟虑多年才开口一样。他告诉里厄，当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娶过一个附近贫穷家庭的非常年轻的女子。实际上，正是为了结婚他才放弃学业并接受了现在的工作。他和让娜都不曾离开过他们那片地区。在追求她的那段时间里，他常常去她家里看她，而她的家人总是取笑她的这个腼腆而沉默的仰慕者。他爸爸是个铁路工人，不上班的时候，大部分时候坐在靠窗的角落，把一双大手摊放在大腿上，默默地盯着过路人。他的老婆则终日忙于家务。让娜时常帮忙。让娜身材瘦小，每当过马路的时候格朗总为她担心，因为在她纤弱身躯的衬托下，那些车辆都显得那么庞大。后来，在圣诞节前不久的一天，他们俩一起出门散步，停下来欣赏一家商店装饰精美的橱窗。在入迷地凝视了一会儿后，让娜转向他。“哎呀，是不是很可爱？”他握住了她的手腕。就这样，他们确定了终身。
后面的故事在格朗看来非常简单。和很多结合的普通夫妇没什么两样。你结了婚，你的爱持续更长的一段时间，你工作。然后过于努力的工作使你遗忘了爱。因为格朗受雇的办公室的领导没有遵守诺言，让娜也不得不在外面工作。在这里，我们得用上一点想象力才能理解格朗试图表达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疲惫，他逐渐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能力，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无力保持和爱妻之间的感情的活力。劳累过度的丈夫，贫穷的生活，未来生活希望的逐步丧失，一个个沉默无言的夜晚——爱情在这样的环境下有多少生存的机会？也许让娜已经受够了。但她坚持了下来；当然，人们也许总能忍受长期的痛苦而不自知。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后来有一天，她离开了他。自然，她不是一个人走的。“我很爱你，但是现在我太累了。我走了会痛苦，但一个人重新开始不需要很多快乐。”她在信里是这样说的。
格朗也不好受。而且如里厄所说，他也许也有了一个新的开始。然而并非如此，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念。他无法停止对她的思念。他想给她写一封信来为自己辩解。
“但是很难，”他告诉里厄，“多年来我一直在考虑。当我们相爱的时候，我们不用语言就能懂得彼此的心意。但是人们不会永远相爱。我一直希望能找出一些词语来把她留在我身边——但我做不到。”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看起来像格子布抹布一样的东西，响亮地擤了擤鼻子。然后又擦擦胡须。里厄默默地凝视着他。
“原谅我，医生，”格朗匆忙补充说，“但是——我该怎么说呢？——我认为你是值得信任的。所以才把这些事情告诉你。然后呢，你看，我总算讲完了。”很明显，格朗的思想和鼠疫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两个范畴。
那天晚上里厄给妻子发了一封电报，告诉她城里已经封闭，嘱咐她一定照顾好自己，另外自己一直想念着她。
有天晚上，在他离开医院的时候——时间大约是封城后的第三个星期——发现一个年轻人正在外面等他。
“您记得我，对吗？”
里厄相信自己记得，但一时却想不起来。
“这场麻烦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拜访过您。”年轻人说，“为了了解阿拉伯裔社区的生活状况。我叫雷蒙德·朗贝尔。”
“啊，是的。现在你可以为你们的报纸写一篇大新闻了。”
这一次，朗贝尔给人的感觉不如他们初次见面时那么自信，他说他的目的不是这个。他想求医生帮点忙。
“我得向您道歉，”他说，“但在这里的确人生地不熟，我们报纸在这里的代表处完全是个摆设。”
里厄说他得去一趟市中心的药房，提议他们一起步行去那里。他们途中要穿过黑人区的狭窄街道。暮色初起，但是往常这个时候非常热闹的城里却静得出奇。只能听到几声军号声在空气里回荡，在薄暮中显得异常嘹亮；无论如何，军队还和往常一模一样。他们一走进那些由蓝色、淡紫色和黄色墙壁围起来的陡峭的窄巷，朗贝尔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好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一样。他把妻子丢在了巴黎，他说。说真的，她其实还算不上他的老婆，但是没什么不同。城里一实行隔离他就给她发了一封电报。那一次他表达的意思是这种状态完全是暂时的，后来他一直想设法给她寄一封信，但邮局拒绝了他，本地的同事也帮不上忙，省长办公室的一个职员甚至当面嘲笑他。后来他只好排队等了几个小时，才得以发了一封电报：一切都好，希望很快和你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