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长通过里夏尔请里厄起草一份备忘录，发给殖民地中央政府请求下命令。里厄在里面附了一份临床诊断书和传染病统计资料。在汇报40人死亡的那一天，省长负起责任，宣布了严格的新规定。强制要求上报发热病例并严格对病人执行隔离；病人的住处要关闭并进行消毒；居住在同一所房屋的人要进行隔离检疫；下葬要在地方政府的指导下进行——用一种随后会加以描述的方式。第二天，血清由飞机送达。这批血清只够眼前应急，不足以应付传染病的扩散。在回复给里厄的电报里，通知他紧急储备已经耗尽，但正在筹备新的供应。
与此同时，春天的脚步正从所有偏远的区域向市区走来。成千上万朵玫瑰枯萎在市场和街道两旁花商的篮子里，空气里充溢着它们甜腻的香气。表面上，这一年的春天和往年没什么两样。电车在高峰期总是挤满了人，在一天的其他时间则空空荡荡又脏又乱。塔鲁继续观察那个小个子老头，小个子老头照旧朝猫儿吐口水。格朗每天傍晚匆忙回家干他神秘的文学工作。科塔尔接着过他平时散漫的生活。而治安法官奥顿先生则继续检阅他的兽群。
老西班牙人还在把豆子从一个盘里往另一个盘里数，有时候你会遇见记者朗贝尔，他似乎对看见的一切都兴趣盎然。
到了傍晚，人们照例拥挤在大街上，或者在电影院前排成长队。而且，传染病似乎成了强弩之末；有几天公布的死亡人数只有10例左右。然后，几乎在突然之间，数字又一次直线上升起来。在死亡人数上升30例那天，省长交给里厄医生一份电报，说：
“他们终于慌了。”电报上写的是：“宣布鼠疫爆发，封闭城市。”
第二部分
9
从现在开始，可以说鼠疫已经成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头病。在这之前，尽管他们都会因为身边发生的怪事而感到吃惊，但只要有可能，每个市民都会像往常一样各忙各的事情。而且无疑他们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但是一旦城市的大门关闭，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会意识到，所有人，包括讲述者本人，都面临着同样的处境，而且每个人都得设法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于是，比方说，一种通常是分别的爱人才有的痛苦的个人感情突然成了城里人的共同感受，包括恐惧，对即将面临的长期放逐生活的恐惧。
事实上，封闭城门最令人震惊的一个影响是这种令人猝不及防的隔离感。
那些母亲和孩子，恋人，丈夫和妻子们，他们在车站的月台上互相吻别的时候，满心认为几天后，至多几个星期后就能再次相见，人类盲目信念的作弄使他们根本想不到这次离别会打乱他们的日常生活。所有这些人都发现自己在没有丝毫预警的情况下被隔离起来，不仅不能相见，连互相联络也不再可能。实际上封城已经在官方通告前几个小时就已经开始，而且很自然，个人困难是不予考虑的。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场天灾的第一个后果是迫使我们的市民们作为个体像没有个人感情一样行事。发布禁令当天，省长办公室被一群持同样有说服力但又同样不可能被考虑的理由的人围了起来。的确，要用上几天时间我们才能认识到自己被完全困了起来；那些类似“特殊安排”、“通融”、“优先”之类的词都已经失去了意义。
甚至连写信这样渺小的乐趣也远离了我们。规定是这样的：不仅市里不能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通过正常联络方式交流，而且——根据第二条通告——一切通信都是禁止的，以免信件上可能的感染源被扩散到城外。最早的几天，一些幸运的少数人设法说服守门的岗哨，得以把信件送到了外部世界。但这只是在封城后的最初几天，岗哨能够体谅这种人之常情的时候。后来，这些岗哨充分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们板着脸拒绝承担那些无法预计的可能的后果。一开始往其他城市打电话还是允许的，但随之导致了电话亭人满为患和线路的严重延迟，于是有几天连打电话也遭到了禁止，从那以后，只有死亡、嫁娶、出生等“紧急事件”才能使用电话联络。于是我们只好回到了电报时代。
以友谊、亲情或肉体的爱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现在只能搜肠刮肚，以一封不超过10个词的电报来维系他们过去的交流。这样一来，实际上能够在电报上使用的词语很快就耗尽了，长期共同生活的情感，抑或深情的思念，很快缩减为诸如“我好，想你，爱你”之类的套话的交流。
然而，我们中间的少数人一直坚持写信，并耗费大量时间来制订和外部世界联络的计划；但是这些计划几乎总是白费工夫。即使有为数不多的几次成功了，我们也无由得知，因为得不到任何回复。几个星期下来，我们只是反复写着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复述着同样的新闻片段和个人请求，结果那些倾注了我们心血的生动词句失去了任何意义。我们还是机械地复制着它们，企图通过这些毫无生气的语句来传递我们对于艰难生活的见解。然而经过漫长的尝试，比较于这些毫无结果，重复再三的独白，这些徒劳的和墙壁的对话，电报里老套的交流也开始显得可以接受起来。
又过了几天，当出城的渺茫希望破灭后，人们开始询问什么时候允许鼠疫爆发前出城的人回来。经过几天的考虑后，当局同意了。但是他们指出，回城的人不许再出城；一旦回到城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必须留下来。一些家庭——事实上为数不多——拒绝接受事态的严重性而且急于和外出的亲人团聚，不顾一切地发电报给他们，让他们趁这个机会返回。但是，受困于鼠疫的人们很快发现这将使他们的亲人面临可怕的危险，于是又悲伤地决定承担离别的痛苦。在鼠疫发展到高峰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一个自然感情以一种特别痛苦的形式克服死亡恐惧的例子。这个例子并不像我们料想的那样是两个热恋的年轻人，为了接近彼此宁可忍受难以预料的痛苦。这两个人是老卡斯特尔医生和他的妻子，他们已经成婚多年。卡斯特尔夫人是在疫情初起时去邻市的。他们算不上模范夫妻；相反，作者有资格在这里说，夫妇双方多半都不太确定是否对他们的婚姻满意。但这场无情的、势必旷日持久的分离使他们认识到不能分开生活，既然如此，那么鼠疫的威胁就不重要了。
这是一个特例。对大多数人而言，离别显然要持续到疫情结束。至于我们每个人自以为很熟悉的在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情感（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奥兰人的感情很简单），出现了新的变化。曾经完全信任妻子的丈夫们吃惊地发现了自己的嫉妒；情人也有同样的体验。曾经以把自己描述为花花公子为荣的男人变成了道德楷模。和父母居住在一起，平日对他们不加关心的子女满心悔恨地发现了父母脸上平时没有注意的一道道皱纹。这种极端的、刻骨铭心的剥夺和对未来的茫然使我们猝不及防；我们对于终日折磨着我们的现状无能为力。事实上，我们的痛苦是双重的：首先是我们自身的痛苦，然后是思念不在身边的儿子、母亲、妻子或情人的痛苦。
在别的情况下，我们的市民们也许已经找到了其他途径，来增加他们的活动和过更社会化的生活。但是鼠疫迫使他们过静止的生活，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市里某个令人乏味的地方，让他们日复一日地在思念中寻找慰藉。因为当他们漫无目的地闲逛的时候，由于这座城市的小，他总是回到同样的街道上，而这些街道常常是在快乐的日子里和现在不在身边的人曾经走过的地方。
所以鼠疫给我们的城市带来的首先是被流放的感觉。讲述者相信这个说法适用于每个人，这个感觉不仅他有，他的很多朋友也向他承认过。这种确定无疑的放逐感，这种空虚的感觉始终包裹着我们，使我们失去理性，不是盼望时光倒流就是希望时间的步伐变快，而记忆和现实的无情变换又像火一样刺痛我们。有时我们沉浸在幻想里，想象我们正等待门铃响起，某人归来；楼梯上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尽管我们设法忘掉此刻已经不再有火车运行，刻意选择在平常晚班火车经过，游客夜归的时候待在家里等待。但这种自我欺骗的游戏，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不能继续下去的。面对现实的那一刻总会到来，当你意识到火车不会再来，那种隔离感注定会回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和未来的日子妥协。简而言之，当我们回到囚室一样的家的时候，留给我们的只有过去，即使有人寄希望于未来，他们也会很快放弃那种想法，现实的创伤会很快打碎他们的梦。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市民很快放弃了一种预料中会形成的，即试图估算他们的放逐期能够持续多久的习惯，即使在公开场合也是如此。原因是这样的：当最悲观的人把这个时期估计为，比如说，6个月的时候；当他们提前做好了忍受6个月痛苦的准备，艰难地鼓起全部的勇气，准备耗尽最后的力量熬过漫长而痛苦的日子——当他们做好准备后，一些他们遇见的朋友，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一种模糊的怀疑，或者某种一闪而过的远见都将表明，毕竟，没有理由说明疫情不会比6个月更长，为什么不可能是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呢？
他们的勇气、毅力和忍耐就在这样的想法下突然崩溃了，突然得使他们感到自己再也爬不起来。因此他们强迫自己不去考虑那个不确定的日期，也不再考虑未来，而是把眼睛盯着自己脚下的路。但这种小心翼翼回避困境、拒绝抗争的做法也收效不大。因为，在回避他们认为无法承受的巨变的时候，他们也逃离了救赎的机会；而通过想象重聚的景象，他们可以暂时忘掉鼠疫。于是，在这些高峰和低谷间他们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他们在生活中漂过而不是生活其中，在没有目标的时光和毫无结果的回忆里，像本可以获得实质的游荡的影子一样，选择了立足在他们不幸的土壤里。
因此，他们也认识了所有囚犯和流放者的根深蒂固的悲哀，那就是生活在毫无用处的回忆里。即使他们无时无刻不思念的过去，也只有苦涩的味道。因为他们本可以把那些令人遗憾的和亲人来不及做的事情一起加进记忆里，如果他们等待的亲人归来，那些事情也许已经完成了；正像在所有的活动里一样，即使是他们作为囚徒生活里相对快乐的活动，他们也一直徒劳地希望不在场的亲人加入。因此他们的生活里总是有一些缺失的东西。对过去的敌视，对现状的不耐烦，对未来的逃避，我们像那些被迫在铁窗背后生活的人，心怀愤懑。然而逃脱的唯一办法是在想象里让火车再次开动起来，用虚构出来的门铃的叮咚声来填满寂静，然而实际上门铃顽固地保持着缄默。
尽管如此，如果说这是一场流放的话，对我们中的大多数而言，是被流放在自己家里的。尽管讲述者体验的仅仅是一般形式的流放，他无法忽略另外一些情况，如记者朗贝尔和其他很多人，将不得不经历一种更让人难以忍受的隔离。他们作为旅行者被鼠疫阻拦在这里，他们被隔断了和亲人及家庭的联系。从一般意义的放逐而言，他们是最痛苦的；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有着时间催生的烦恼，但他们也有着空间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时刻纠缠着他们，他们不时撞到这个巨大而奇异的传染病院的高墙上，这些墙壁隔开了他们和失去的家园。毫无疑问，这些人你在任何时候都能在尘土飞扬的城里看到，他们孤独地徘徊着，默默思念着只有他们才熟悉的他们更快乐的家乡的黄昏和黎明。稍纵即逝的想象，像飞舞的燕子一样扰乱人心的消息，清晨时的露珠，或者阳光偶尔在空荡荡的大街上造成的奇怪的闪光，所有的一切都能成为他们苦恼的来源。至于那个总是能够提供逃避一切途径的外部世界，想了也徒增烦恼。他们沉溺在想象出来的逼真幻影里，两三座小山，一棵最爱的树木，一个女人的微笑，为他们构成了无可取代的世界。
最后，我们要特别讲讲离别情侣的情况，这个题目也许是最令人感兴趣的，而且，讲述人也许最有资格发言。对被迫离别的情侣而言，这场瘟疫是另一种感情的折磨，其中最明显的感情或许是懊悔。当前的处境使他们以一种狂热的客观来观察他们的感情。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忽视自己的缺点。首先，他们因为无法想象不在身边的人的状况而烦恼。他们开始哀叹自己对对方生活方式的无知，然后又责备自己过去竟然对此毫不关心，并因此想到，当两人不在一起的时候，考虑爱人的日常活动可能是一件无所谓的事，而且只会徒增烦恼。一旦想到这一点，他们就能够追溯他们的恋爱过程并发现其中的不足。放在平时，我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知道，世上没有不能变得更完美的爱情；尽管如此，我们都或多或少轻易地屈从于一个事实，即我们的爱情永远达不到平均水平以上。然而回忆是不容易妥协的。
这场从外部降临全城的灾难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不应有的痛苦，也造成了我们自身的痛苦，并使我们把挫折当成了生活的常态。这就是鼠疫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并混淆是非的恶作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