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格朗在达尔姆斯广场拐角处说，“我得去赶车了。我的夜晚是神圣的。正如我们那边的老话：今天的事绝不拖到明天——”
里厄已经注意到了格朗说话喜欢引用一些“他们那边”（他来自蒙特利马尔）的说法的习惯，然后跟着一些诸如“迷失在梦里”或“美得像一幅画”之类的文绉绉的说法。
“原来如此，”科塔尔说，“晚饭后你别想把他从窝里拉出来。”
里厄问格朗是否在为市政机构加班。格朗说不是，他在做自己的事。
“真的？”里厄追问下去，“你干得还行吧？”
“考虑到已经搞了好多年，要是说不行的话我会觉得很奇怪。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步不大。”
“能问一下——”医生停顿了一下，“——你从事的是什么吗？”
格朗伸手拉拉帽子，把帽檐拉到两只大大的招风耳上，含含糊糊地说了些让人听得不明不白的话，里厄似乎听出他的工作和“人格成长”有关。然后格朗匆忙转身，心急火燎地迈着碎步，在马恩大街两侧的无花果树下走远了。
来到化验室大门前，科塔尔对医生说很想拜访他并请教一些问题。里厄一边在口袋里摸那张记录着数据的纸，一边告诉他最好在门诊时间打电话；接着他又改变了主意，说他次日要到他们的住所附近，可以傍晚时去拜访他。
离开科塔尔后，里厄又想起格朗，试图想象他在一场鼠疫爆发后的情景——不像现在这次，这次也许最终不会很严重，而是像过去的那种大范围的爆发。“他是那种总是能在这种情况下安然无恙的人。”里厄记得曾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鼠疫会放过体质孱弱的人，而是从身体强壮的人中间挑选牺牲者。他一边想，一边隐隐觉得格朗在某种程度上称得上是个“神秘人”。是的，初看起来，格朗的外表和行为上都是一个卑微的地方政府职员。他又瘦又高，他总喜欢穿刻意挑选的尺码过大的衣服里面，似乎以为这样可以穿得长久些。他下牙床的牙齿大体还在，但上牙床的牙齿已经没了。于是他笑的时候，上嘴唇抬起——下嘴唇几乎不动——他的嘴看上去就像脸上的一个小黑洞。他还有着像害羞的年轻神父一样的步态，走路喜欢溜墙根，像老鼠一样进门，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香烟和地下室房间的气味；简言之，他有着所有不引人注目的属性。是的，除了趴在办公桌上，认真修改市区浴室的收费表或整理初级秘书提交的关于垃圾收集税的汇报材料的本职工作之外，描写他的形象的确不太容易。即使你不知道他的工作，也会感觉他生来就是领62法郎30生丁的日薪，在市政部门从事不起眼但又不可或缺工作的临时性助理人员。事实上，这正是他每个月在市政办公室人员登记表职位栏目上填写的内容。22年前——在得到大学入学资格后，他因为缺钱不能继续深造——于是得到了这个临时职位，并在别人的诱导下怀着被迅速“承认”的憧憬，他大概说过，只要能证实他处理市政当局安排的一些棘手任务的能力。一旦得到“承认”，他们曾经向他保证过，他就笃定能被提拔到一个确保他过上舒适生活的等级。当然，并非他有很大的抱负；他可以发誓，他说这番话时带着讽刺的微笑。他最大的期望是通过勤恳工作获得有保障的物质生活。他接受那个提供给他的职位，是出自可敬的动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对理想的坚持。
但这种“临时”状态变成了无止境的等待，物价飞涨，但格朗的薪水经过几次法定加薪后还是少得可怜。他曾经向里厄倾诉过，但似乎没人注意他的境况。这就是格朗的天性，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天性的体现。他当然可以提出正式要求，如果这不是他的权利——他对此不太确定——至少他得到过承诺。可是一则对他做过承诺的部门领导已经过世一些时间了，二则格朗也不记得那些承诺的确切条款。最后，真正让人头疼的是，约瑟夫·格朗不知道怎么开口。
正如里厄注意到的那样，这一特点是理解我们这位值得尊敬的市民朋友的关键。因为这个原因，他一直写不出一份心里盘算已久的措辞温和的抗议书，或为形势所迫采取一些措施。在他看来，他羞于提到“权利”——说起这个词他总是很迟疑——对“承诺”这个词也一样——这些词意味着他在要求自己应得的利益，因此和他从事的卑微职位显得很不相称。另外，他拒绝使用诸如“你的仁慈”，“感激”，甚至“乞求”之类的词，在他看来，这些词有损他的个人尊严。于是，因为他在言语上的无能为力，他继续履行那些不起眼的，薪水微薄的职责，直到一大把年纪。还有，他还对里厄说过，在有了一些经验后，他已经认识到只要量入为出，他总能靠着那份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这样一来，他证实了我们的市长——本市的一位工业巨子——常说的一种观点里的智慧。这位市长强烈坚持说，归根结底（他强调了这种慎重的表达方式，的确使他赢得了辩论）没有理由认为本市有因饥饿而死的人。无论如何，约瑟夫·格朗的这种简朴的，虽说称不上苦行僧生活的生活方式，归根结底，反证了任何与饥饿有关的顾虑。他继续推敲着他的措辞。
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他的生活方式是值得效仿的。他有坚持自己美好情操的勇气，这无论在本市还是别的地方都是不多见的。他透露的有关个人生活的片段，证明了一种在我们这个时代无人敢于承认其存在的善行和爱的能力。他理直气壮地承认他深爱自己的姐姐和侄子，他们是他唯一在世的近亲。他每隔一年去法国探望他们一次。他也直言不讳对父母的想念，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一想起他们就很伤心。他也毫不隐瞒对于家乡教堂钟声的特殊感情，每天下午一到5点，悦耳的钟声就会准时响起。然而要表达出这些情感，既要平实，又要简单，他要付出可怕的努力才行。这种措辞的困难已经成了他生活里的一个很大的苦恼。
“噢，医生，”他会大声说，“我是多么希望学会如何表达自己呀！”他每次和里厄会面都会提起这个话题。
那天晚上，看着格朗离开的身影，医生突然明白了格朗试图表达的意思；他显然正在写作一本书之类的东西。在去化验室的路上，这个有趣的想法使他感到安心。他虽然知道这很荒唐，但他无法相信一场大规模瘟疫会降临在一个拥有格朗这样一边干着卑微的工作，一边发展着无害的怪癖的人的城市里。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不能相信这样的怪癖存在于被鼠疫袭击的社会，所以他断定鼠疫不可能在我们的市民朋友里传播开来。
7
第二天，凭借一种很多人认为不明智的固执劲儿，里厄说服省里在省政府办公室召开卫生委员会。
“市民们正变得越来越紧张，那是事实，”里夏尔医生承认，“当然，各种奇奇怪怪的谣言也到处都是。省长对我说，‘迅速采取行动，但是不要引起注意’。他个人认为这是一场误报。”
里厄顺道捎卡斯特尔去省政府。
“你知道吗，”卡斯特尔在车里对他说，“我们整个地区连一克血清都没有？”
“知道，我给药品站打过电话。站长很震惊。那得从巴黎调运呢。”
“但愿他们能尽快去办。”
“我昨天发了电报。”里厄说。
省长亲切地向他们致意，但看得出他很紧张。
“让我们开始吧，先生们，”他说，“需要我介绍一下情况吗？”
里夏尔认为没有必要。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是知情人。唯一的问题是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关键在于，”卡斯特尔近乎粗暴地插嘴说，“要知道这是不是鼠疫。”
两三个在场的医生表示抗议，其他医生则显得欲言又止。省长吓了一跳，赶忙朝门口看了一眼，以确保门口没人无意中听到这句惊人的话。里夏尔说，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不必大惊小怪，现在可以认定要对付的是一种伴随腹股沟并发症的特殊类型的热病；无论从医学观点，还是根据生活常识来看，过早下结论都是不明智的。老卡斯特尔安静地捻着黄胡须，用明亮的灰眼睛盯着里厄。然后，在友好地环顾委员会成员一周后，他说他很清楚这就是鼠疫，而且毋庸讳言，他也知道假如正式承认的话，当局将被迫采取非常激烈的措施。当然，这就是他的同事们不愿面对事实的原因，如果能让他们安心，他情愿说这不是鼠疫。省长显得很生气，说无论如何这种论点在他看来是不可靠的。
“重要的不是可靠与否，”卡斯特尔回答，“而是能不能让人慎重考虑。”接着，他询问迄今为止尚未发言的里厄的看法。
“我们把它当成一种伴随呕吐和腹股沟淋巴炎的伤寒性发热来治疗，”里厄说，“我已经对淋巴炎病变部位切片，并对脓液进行了分析；我们的化验员认为他检验出了鼠疫杆菌。但我要补充一下，这是一种特殊的变体，不太符合有关鼠疫杆菌的经典描述。”
里夏尔指出这证明持观望态度是有道理的；不管怎样，等待已经进行多日的一系列分析的统计结果是明智的做法。
“可是，”里厄指出，“当一种细菌3天内能让脾脏胀大3倍，能让肠系膜淋巴结肿大到橘子大小，并且使组织病变成稀粥一样的物质的时候。持观望态度至少可以说是不明智的。传染源正在持续扩展。以疾病传播的速度来看，如果我们不及时制止的话，它很可能两个月后造成一半的市民死亡。所以你叫它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防止它杀死一半的市民。”
里夏尔说过于悲观是错误的，此外，这种疾病的传染性尚未证实；真的，他的病人的亲属，和病人同居一室也没有患病。
“但是其他人的亲属死了，”里厄表示，“显然传染从来不是绝对的；否则你会看到一个持续的数学级数，而且死亡率会出现突发性的激增。这不是悲不悲观的问题，而是是否应该采取预防措施的问题。”
然而里夏尔先入为主地做出了总结。他指出，如果传染病不自行停止传播，那就有必要根据法律规定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但是，要采取措施的话，就有必要正式承认瘟疫已经爆发。但目前尚未绝对确定，因此不赞成采取任何草率的行动。
里厄坚持己见。“法律规定的措施是否严厉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需要利用它们来阻止半数人口的死亡。其余只是行政作为的问题，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我们的法律授权地方行政长官签署必要的命令，对此类突发事件有应对的措施。”
“确实，”省长说，“但是我需要你们专家的论断，来确定这种传染病是鼠疫。”
“如果我们不做论断，”里厄说，“就可能出现一半人口死亡的危险。”
里夏尔有些不耐烦地插话说：“事实是我们的同事相信这是鼠疫；他对综合症状的描述证明了这一点。”
里厄说他描述的不是“综合症状”，仅是他的亲眼所见。他看见的是腹股沟淋巴结炎症，伴随谵语的高烧，48小时内致人死命。如果宣布这场传染病会在不采取严格预防措施的情况下自然结束，里夏尔医生敢承担责任吗？
里夏尔犹豫了一下，然后盯着里厄。“请坦白回答我。你绝对相信这是一场鼠疫吗？”
“这个问题问错了。问题不在我用什么词，而在于我们要抓紧时间。”
“你的看法，我是这样理解的，”省长说，“即使这不是鼠疫，我们也要立即执行法律规定的鼠疫状态下的预防措施？”
“如果一定说我有个看法，那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医生们交谈了片刻。里夏尔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就谈到这里。我们把这种病当成鼠疫一样行动起来，我们承担责任。”
这个说法得到了一致认同。
“你们用什么说法我不在乎。”里厄说，“我的意见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不要认为不可能有一半人死掉；因为到那时这件事可能会变成事实。”
里厄在气愤和抗议声中离开了会议室。几分钟后，在他开车进入一条弥漫着煎鱼和尿臊味的背街时，看见一个腹股沟间鲜血淋漓，因为痛苦而尖叫着的妇女朝他张着双臂。
8
会议后第一天，热病又出现了另一个小小的进展。它甚至上了报纸，但是很不显眼；只是简单地提及。不过接下来的一天，里厄注意到了城里张贴出来的小小的官方告示，尽管都贴在一些吸引不了多少注意的地方。在那些告示里很难发现当局有任何正视事实的迹象。告示上的举措称不上严厉，而且给人以为了不惊动公众做出很多让步的感觉。其中以黑体字宣布奥兰市发现了几个恶性发热病例；现在还无法断定这种热病是否具有传染性。该病的症状还没有达到真正令人担忧的程度，政府希望市民们对这种情况保持镇定。为慎重起见，省府还是决定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如果这些措施制订完备且得到正确的实行，将会把传染的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有鉴于此，市长相信辖区的每位市民都能由衷地支持他的个人努力。
告示上列举了当局采取的一套通用程序。其中包括向下水道喷射毒气进行系统化灭鼠，严格监督水源质量。建议市民保持极端的清洁卫生，要求任何发现身上有跳蚤的人去市卫生所。同时要求经医生诊断有发热病人的家庭的户主即刻上报，并允许对病人在医院的特殊病房进行隔离。告示上解释，这些病房是专门配备来为病人提供及时治疗，最大可能地确保病人康复用的。此外，还有一些补充规定，要求对病房和病人乘坐过的车辆进行强制性消毒。最后，省长本人还建议所有曾经和病人接触过的人向卫生检查员咨询并严格遵循他的指示。
里厄猛地从布告前转身，开始往诊所走。格朗正在那里等他，一见他进门，就夸张地扬起了双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