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1）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西方文化再次进入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同时，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全球化时代的加速发展，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日益加剧，引发了人们对文化与身份、技术和权力等之间关系的探索，文化的定位与发展问题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亟须解决的重大任务。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多元主义等文化思潮纷纷登台亮相，试图引领世界格局中民族文化发展的路向。观澜而索源，原始以表末，有关中国历史上汉文化与域外文化碰撞与冲突的得失探究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明清之际出现的中外文化交流高潮是一次大规模的耶儒直接对话。当时利玛窦等传教士采用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积极寻求与儒学思想的切合，以此来赢得士大夫阶层的认同，并发展天主教徒。面对突如其来的异域文化思潮的冲击，明清之际的士人被迅速划分为三类群体：积极参加天主教的各种活动、并成为其教徒的教内儒士；对天学抱有好感、并积极引进接收的教外士人以及对天学采取回避、甚至全面批判的、坚定地维护传统文化的保守人士。当然，简单的划分只是有助于理解那段西方文化东传的重要历史，但其中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在每一类群体内部，其文化思想并非和谐统一，如入教儒士中有坚持自己一贯的教徒身份的，也有中途或晚年脱离天主教的；而教外士人中也存在着对天主教教义和科学技术知识的不同态度；就保守人士而言，其批判的角度亦是存在巨大的差异。总之，明清之际的士人如何回应天主教的东传，他们怎么理解和阐释天主教文化，对这股新来的文化思潮采取了何种态度，在与天主教文化的深入接触中又得到什么启示和价值，等等，所有这些均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同体现。从双重角度甚至多重角度来观照、吸收和发展文化，实现文化的利用和再创造，就此，明清之际的耶儒对话才更加凸显其现时代的作用。

第一节　本书研究的文化价值

在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东传中，宁波成为天主教发展的重镇，早在天主教传入中土之初，宁波就凭借其港口型城镇的地理优势而成为传教士青睐的福地，传教士可以利用海上商船之便自由出入；在天主教的发展中，因保守人士的激烈排斥而发生各种教案时，杭甬等地便成为传教士的避祸之所。16世纪开辟的大航海时代，宁波就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之一，由此，宁波人拥有了一种商业文化意识，这种意识促使他们敢于奔赴外地求生存谋发展，同时，也使他们具有一种自由开放、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文化心态；再加上传统儒家规范的影响，使得他们知道报效桑梓的重要性，往往将新事物、新观念带来家乡，促使宁波文化的转型与创造。港口型城镇人士所具有的文化观念，使天主教在其传入早期就能在宁波蓬勃发展，这不仅体现在教徒的数量和天主教活动铺开的规模上，更重要的是促使一大批士人开始思考天主教文化，思考其带来的文化意义，尽管不少士人坚定天主教文化的负面性。

一、地方性文化的意义

从历史上看，浙东学派虽然是以宁波为主要区域而发展出来的地方性文化思想类型，但是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浙东学派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其影响持续至今，其学术特色、产生因素和文化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地方文化研究的典范。近年来，本地多次举行各种国内或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其研究高潮还将持续下去。一方面，本书研究依托于本地文化资源和学术前沿的优势；另一方面，将天主教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与浙东学派的潜在关系。地方文化有其本土特色，本地的自然社会环境和文化特色之间的关系也是本书研究的分析对象。所有的学术研究是为当下社会服务的，一切历史皆当代史。作为地方性文化而言，如何参与到整个中国甚至全球的文化交流，并在多元文化时代发展自己的本土特色，也是本书研究的泛文化背景。

二、文化交流的意义

尽管朱宗元、张能信、黄宗羲父子、万斯同和全祖望等人都偏安一隅出生或居住在宁波这座沿海小城，但其文化视野却绝不受地域限制，他们将思考、分析和阐释的触角延伸到域外的文化思潮，率先接触天主教文化，并积极主动地参与此次中外文化交流。尽管天主教文化早在唐代聂斯托利就传入中土，之后幅员辽阔的元朝也有被称为也里可温教的天主教的发展，但真正的、直接的、大规模的耶儒对话却发生在明清之际。作为当时文化思想界的巨擘，黄宗羲及其弟子门生不仅发展出颇具地方特色的浙东学派，而且对耶儒之间的文化关系有过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创造出极富价值的文化思想和观念论断，其影响广泛深远，为现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提供了足资借鉴的作用。

三、文化利用与创造的意义

文化的最终目的不仅是人类维系自身生存的工具，而且更赋予其存在的价值支撑，因此各地区民族的文化丰富多彩。文化本身必须充满活力才能达到其最终目的。换言之，每一种文化既要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同时其本身还有创新之要求，否则便会僵化停滞，最终使自身消亡，所以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员一方面要传承自身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要使之更新创造。如果将文化看作是工人做工的产品、农民种地的粮食，那么它不仅要按照一定的流程规范来做，确保产品质量过关，种植收获颇多，而且也要不断的改良品种，创造出新产品，即新的文化理念，从而促进知识体系的不断更新，而后者才是文化研究者最终目的之体现。无论是朱宗元，还是黄宗羲父子，都在力求沟通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尽管两者存在着教内儒士和教外士人的区别，即前者目的是宗教信仰的宣扬，后者目的是儒学的维护和发展，但两者都在耶儒文化之间寻找新的文化生长点。

第二节　本书研究的方法论

本书属于中国历史与文化思想方面的专门研究，侧重于不同文化交流中所产生的得失教益，因此，研究方法主要有接受反应的方法论、历史考证的方法论与话语分析的方法论，这些方法论或许有些陈旧，但其适合于本书的研究，下面逐一作个简要的介绍：

一、接受反应的方法论

笔者从事文学与美学教学多年，深知文艺学界有一种对文化交流和理论旅行研究颇有帮助的方法论，德国美学家称之为接受美学，而美国学者则喜欢将其称为读者—反应批评。流风所及，在美国历史学界对现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一种类似的研究方法，即“刺激—反应”模式。本书研究采取这一范式，将天主教文化作为一种外来刺激物，重点考察朱宗元、黄宗羲父子、万斯同和全祖望等学者对天主教文化的回应，这种回应包括理性的分析、文化的融通和文化差异的强调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整体态度，是认同、利用，还是反对，还有这种态度背后的理由、主旨内容和潜在目的等，最后便是他们回应天主教文化所产生的积极的文化成果。

二、历史考证的方法论

本书虽然属于文化思想研究，表述其整体观照的态度，但是在义理疏解外，还试图将文化思想落到实处。几乎每一位宁波学者不仅在文化思想上关注天主教，而且确实与天主教的各种活动有过联系，如与传教士、教内儒士和接受过西学影响的士人之间的交往，阅读其相关著作等。黄宗羲在交往中还接受过与天主教有关的礼物，这些礼物辗转传承，亦是一段有趣的文化交流史。总之，本书研究的历史考证将集中在他们的社交圈子、交往关系、器物、书籍、诗文赠答等。本著作的观点是文化思想的交流并不局限于所撰写的主要著作这种文本呈现的方式，交往过程、赠送器物、来往书信等都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交往相会中的闲聊，历史不会记载其谈话内容，但凡研究者都清楚地知道对话交流的学术意义。因为往往重大的学术发现，以及学术路向的选择，都与此种隐性的、潜在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