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一代大儒黄宗羲曾用四个字来概括自己所处时代的特征：天崩地解。该词所蕴藏的深义有三：一是正值明亡清兴、朝代更替之机；二是外族统治、民族危机之时；三是外来文化冲击、儒家文化丧失地位之际。本书关注天主教泛舟海上、远涉重洋，历尽艰辛传入中土，由此所激起的中土士人对异域文化的不同反应，探讨的正是最后一种面临崩解的状况，即深层的文化危机。

宁波地处浙东，是一座临海小城，但却是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型港口，其出入方便、偏安一隅的地理位置让传教士青睐有加。天主教东传的内容包括两部分知识：天主教教义和西方科技知识，前者促进耶儒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使天、上帝与天主；气、理和太极；爱、祭祖、纳妾与人性；亚当的原罪、耶稣的救赎和儒家的伦理等方面的文化知识进行了有效的沟通，产生了积极的文化成果；后者则不仅革新传统的知识，提升科技的地位，训练科学的方法，还培养了科学的精神，其影响极为深远。

域外文化的到来让浙东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抵可言，宁波士人对天主教文化的态度在整个明清之际颇有代表性，既有刘宗周、黄宗羲等大儒的文化忧虑，亦有朱宗元的积极喜乐；同时还有万斯同、全祖望的华夏中心意识，它们互相交织，难以辨别。综而论之，浙东学人中入教儒士著书立说，宣扬天主教，在生活中全力发展教徒；教外士人中则既有积极吸收西方科技知识的儒士，他们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以替代逐渐蹈空虚化的心学，从而重新振兴儒学，甚至发展出研究各种实用知识的专门之学；也有怀着华夏中心意识的士人，他们全面拒斥域外文化，固守传统的文化知识和精神追求。

在耶儒对话中，天主教的文化思想引导浙东学术的转变：从思想到学术、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从人文科学知识到实用日常知识、从通天地之大儒到研究专门之学的畸人、从伦理的强调到功利的考量，等等，所有这些变化均发生“天崩地解”的动荡年代和宁波这座弹丸小城。

在天主教思想的冲击下所形成的浙东学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经世之学和致用之学。前者以经学为本，先求通经，所采取的方法既有阐释学的方法论，也有事实溯源的方法论，“经世”之意在于将经学贯通于各类科学知识，也落实到实际的日常生活中；后者则以实用为目的，以日常生活知识为主，衣食住行皆学，所采取的方法是躬身实验的科学方法，追求怀疑求证的科学精神。本书围绕着宁波士人对天主教的回应、阐释和发展创造，共分为四章，其内容如下：

第一章在以天主教入华史的大背景下，简要概述宁波天主教的发展历程，从明末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整理了来甬的传教士和修会的名单，并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第二章以朱宗元为主要例子，考察和分析入教儒士对天主教的阐释。他们在儒家文化的大背景下介绍和宣扬天主教教义，围绕着天与万物、天地共尊、人性本善、死与永生、泛化的爱、原罪论、救赎与恩宠、圣礼与儒之古礼旧俗、天主道成肉身、天学为本、祭天之礼和婚姻制度等方面的耶儒对话的内容，梳理了入教儒士的话语策略和叙述技巧，其思路体现为天儒会通、天学补儒，最后天教超儒。朱宗元以天学为本，发展创造出太极新说、大父母和大父共君的观念、人性善恶之说、事天之论和无后纳妾的批判等新的文化观念内容。

第三章以黄宗羲为主要例子，阐述教外士人对天主教文化的回应，考察了黄宗羲与传教士、入教儒士和接受西学的士人的交往，以及他们之间互赠的礼物阅读他们的书籍在天主教文化的影响下，黄宗羲提倡“绝学”知识。尽管黄宗羲反对天主教教义，只吸收其科技知识，但在论述天与上帝、魂魄观和地狱观等天主教思想中，却采用其观念与思维来批驳佛教，廓清儒家文化的问题，将天主教作为手段，纳入并以此发展儒家学说，最后对朱宗元和黄宗羲的天儒观念作了简要的对比，从中可以看出耶儒对话中的不同旨向，以及所取得的不同的文化成果。

第四章以黄宗羲的弟子门生中万斯同、黄百家和全祖望等著名士人为例，分析他们对黄氏之学在天主教思想方面的传承和贡献。黄宗羲于南明王朝覆灭后，专门从事学术活动，亲赴浙东附近地区讲学，其讲学时间跨度长，各种讨论会次数频繁，弟子门生众多，影响深远。黄宗羲将天主教文化思想贯彻到讲学讨论和学术观念中，创立了经世致用的浙东学派。其弟子万斯同怀有华夏中心意识，反对天主教教义，但他还是接受了西方科技知识的影响，其史学观念强调躬身实证的科学精神，并在其史学著作中介绍科技人才；其子黄百家更是承其父业，专攻日常实用的科技知识，积极与传教士来往，介绍当时西方最新的科技知识，形成了一整套的科学实验方法，具备了实证论、起源论和发展论的科学观，养成了批判怀疑和躬身求证的科学精神；其私淑弟子全祖望更多地继承蕺山之学，全面拒斥天主教文化，对其丧失了客观公正的态度。总的来看，天主教文化对浙东学术的影响逐渐衰落，剩下的也只是方法论和思想精神的痕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