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移情（transference）。指心理治疗对象对治疗师产生的感情。反之，则称为反移情。
每年九、十月，我都会患一场很严重的病。症状就像重感冒，总是不停地打喷嚏，泪水、鼻涕多的都堵塞了鼻泪管，整个脸也因此变得浮肿，每到这时我便连房间都不敢出。后来才知道是过敏症，过敏源大概是花粉或者粉尘一类的东西，但在二十岁之前我却从未发作过，医学上把这种体质的突然改变称为变态反应。后来我查阅了学校里的相关资料，上面说变态反应是指人类在生活过程中因自然接触某些致敏物而诱发的反应，可是我至今不知道自己的过敏症是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才被诱发。所以说有些事情永远无法被预见，总是在应该发生的时候发生，不能避免。
那应该差不多是十年前，同样在十月的一个清早，我独自一人坐在去往市郊的公交车上。本来要五人一组的临床实习，其它四个人却都临战脱逃。精神病学不是我们的主科专业，学够几十课时就可以拿够学分，就算逃课缺考，大体上最后和老师打声招呼，那些本来在医院工作，只是兼职在我们学院教课的老师也从来不会难为我们，一定会让学生顺利过关。所以没有人愿意在天气转凉时还要起大早，花费一个半小时车程赶到那偏僻精神病院，仅仅是为了一份并不记入考试成绩的咨询报告。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清晨忍着困倦出发，倒不是因为我有多爱学习，只是精神病院这种一直存在于小说和电影中的地方，对我来说多少还有些新鲜和刺激。如果硬要再说其它什么的理由的话，那只能用注定这个词来解释了。
十月，秋意总是来得很突然，这在地处偏僻的精神病院就更为明显，或许是因为刚下过一场夜雨，天气中弥漫的薄雾和公路两旁大片的落叶，让刚走下公车的我便感觉到一丝寒意，我忙乱裹紧身上的衣服低头走进精神病院。没有一个人的院子更显冷清，没有鸟叫，没有虫鸣，甚至连风声似乎都冲不进这院子。唯一能让我感觉到一丝生命存在的迹象，就是那些在湿冷空气中肆无忌惮地到处飞散的花粉。它们如同恶魔般在我的呼吸道里作祟，鼻腔翻滚着阵阵无法抑制的瘙痒。为了躲避花粉的攻击，我快步走进精神病院。原来这里并非像外面那样冷清，好多人站在大厅里，只不过大家都好像被外面的冷空气感染，每个人都冷冰冰的，甚至听不到任何声音，只是偶尔看到有些人不时变换着唇形，好像是在说话的样子。他们行态各异，表情不一，我都无法从这些人的脸上推测出他们到底是正常人还是病人，这就是我今天的实习任务，通过咨询与观察来确定精神病人的病症。我站在大厅里，几个护士从我身边经过，也没有人理会，想必她们对正常人的感知都已经变弱。我在护士站找到了护士长，却没有找不到我的老师，果然就连老师也没有把我们的实习当成一回事。护士长对于我的到来也很诧异，在电话里与我的老师简短交谈后，护士长用手给了我一个手势，我按她的指示来到走廊最深处，转回过头望向护士站，护士长站在那里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我无法读透那微笑的含义，只好硬着头皮向走廊尽头的病房走去。
我站在病房的门前，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小心向里张望。这个单人病房除了张床其它什么也没有，一个清瘦的男人背对着我坐在床上，他没有像普通医院的病人那样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而是穿着一件普通的白衬衣。房间里应该很冷，那个男人穿得如此单薄却坐在床上一动不动，要不是偶尔从他嘴呼出的雾气在窗前一闪而过，我会以为现在看到的不过是一幅没有生命的油画。
我走进病房，可他对我的到来却没有任何的反应，而我不仅找不到任何开场白，甚至找不到可以呆在这房间里的位置。我站在门口手足无措，倒更像是即将被咨询的对象。他久久没有回头，我也只好一直站在那里。我望着他的背影不动不动，直到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才打破了我们之间尴尬的沉默。他回过头看到我，温和的脸上还未说话先是微笑，他向我招手让我过去。我走到他身边，看到他的床边放着几本书，最上面的一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他的样子让我想像中精神病人的形象太远，更像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见我依然沉默，便指了指我手中的笔记。
你是不是应该问我问题了？还是先从表格开始？那个表格应该在你的教科书最后的附录里。
可能是因为被太多的医生或者像我一样的实习生询问过，他才会这么了解整个咨询的过程。但他这样的开场白反而更让我难以开始咨询，尽管他说话的样子并没有任何嘲讽的意思，温和的语调也不让人感觉任何不舒服。但毕竟我才应该是主导者，如果被病人牵着鼻子走那实在有些奇怪，第一次进入精神病院的兴奋也已经退去，我直接把笔记夹在臂弯下，老实地告诉对方自己只是一个不得不应付作业的菜鸟，这次咨询就此也可以告一段落。我说完这些话把早已准备好的扬眉耸肩动作就全抖落了一下，准备离开。但这时那个男人却说了一句话，把我留了下来。
雨后的清晨里总该说些故事，就算是陌生人之间。
我惊讶地回过头，不自觉地抽动了下鼻翼，那些刚刚折腾得无精打采的鼻粘膜细胞在这时瞬间恢复了精神。我捂住口鼻，只有将全部注意力投到在面前的这个男人身上，才能抑制住想要狂打喷嚏的欲望。在惨淡的晨光中，我看得出这个已是满脸皱纹老人，年轻时应该是个相当英俊的男子，也看得出他的满脸沟壑也远远超出岁月的雕刻。
你们的院长还是XXX吗？
他随意说了个名字，那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我摇了摇头，他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也是，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你应该知道你们学院篮球场旁边的假山是一个防空洞吧。他又说。
这个我的确知道，而且还曾经去过。现在那里只是堆放破旧桌椅和实验器材的地方，墙壁上满是青苔与露水，洞里有着潮湿腐败的味道，看不到深处的黑暗中总会传来奇怪的声响，最让人感觉奇怪的还是防空洞里后砌了许多砖墙，将整个山洞一间间隔开。
你们的医学院是1952年建院的，那个防空洞当初本来是抗美援朝时为了防备美军空袭建造的。但在十几年后那场突如其来的浩劫中，却被改建成了一个临时的囚禁室。
我惊讶于他对我们学院的了解，看着我的表情，他的脸上露出微笑。
1960年我从美国回到中国，在你们医学院教课，那时应该比你现在大不了多少。新中国成立后，身为华侨的父亲便一直督促我回祖国贡献力量，我在拿到心理学博士学位后便马上义无反顾地回来。那时的我心怀远大的理想，年轻而且充满活力，开展的学科又是当时国内医学中从来没有的心理学，相对医学心理学，我更倾向于实用性更强行为心理学，包括心理分析与心理咨询在内的研究和推广，因为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它们更将广泛地在医学、教育甚至社会各界中应用，事实也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每次上课都会引来大批同学。我被他们喜欢，也很受爱戴，那时我时常畅想未来在我的带动下，心理学在这所医学院会有怎样的发展。
看着面前这个老人，我无法想象他竟然是我们学院的老师。又觉得这个身份的确很适合他，难怪对我们学院那么了解，只是一个医学院的心理学教授怎么会成了精神病院的病人，这个转变怎么听起来都是那样匪夷所思。老人读懂了我的表情，又笑了笑，但这个笑里充满了一丝自嘲。
自从那场影响了整个中国的革命运动开始，我的命运便全部被改变了。我是学院里第一个被学生拉下讲台的老师，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些平时喜欢我、听我讲课的学生将我的双手向后拉起，摆出奇怪难熬的姿势，推着我在操场里游行、批斗。这时我才知道是我的美国人身份让自己成了众矢之的。愤怒的学生向我吐痰，扔石子，那一刻我看着已经毫无理智的学生，才感觉心理学的无力。而我自己的心里也只剩下恐惧而已，疼痛与耻辱也无法让我克刻害怕死亡，我每天忍受着殴打与谩骂，委屈求生。不过最后我并没有被打死，而是被关进改成临时的囚禁室的防空洞里，后来我才知道那也是因为我敏感的身份的原因。
我的父亲在美国知道我被囚禁的事情，马上通知了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几次要求与当时医学院的领导者交涉，但都遭到拒绝。他们以由于我经受太大刺激，精神失常为理由禁止我与美国大使馆官员见面。最后美国大使馆改变方针要求精神病医师为我做详细地心理咨询来确定我是否已经丧失心智，这是把我关在防空洞里的人无法拒绝的，但他们更不可能将本是正常的我交给美国大使馆，左右为难的他们最终还是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这样有一天，几个学生将我从防空洞带到医学院里的一间诊疗室，在那里一个穿着白大衣的医生在等着我。他对我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心理咨询。那时我已经被关在防空洞中长达两个多月，面对医生，我将自己的情况告诉对方，按照精神病学的标准明确表示自己的精神状况没有任何问题。并且将这段时间的遭遇以及心中所有的愤怒及冤屈全都一五一十地告诉给了对方，更是直接指责这场运动的荒谬和毫不理智。医生在做完咨询后，紧紧握住我的手，叮嘱我要坚持下去，他一定会将这份咨询报告送出去，为我争取获得自由。
医生走后，几个人马上冲进来对我进行毒打。毒打的时候，那名医生就站在旁边不声不响地看着，这时他的手臂上已经套上代表着身份的红色袖箍，不再扮演医生了。我高声喝问他们为什么要耍弄我，没人回答，我呻吟着要见真正的医生，却没人理睬，一直到我失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