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六年，出守凤翔，固横渠夫子之乡也。拜谒祠下，肃然仰前哲之遗徽，徘徊久之不能去，从守祠张生述铭求全书之所在。张生曰：“是书旧刻之在邑者，板多残阙，临潼本，则不知藏于谁氏。道光初，郡中有新锓本，第不敢出以示人。”余讶其言，固诘之，则曰：“是书之刊也，彼时岐邑明经武子鲜名澄者，实任校雠事，于语录、附录诸卷多所移置，且补著张子年谱而参以己议，谓井田不可复行，于是是书出而读者讠华然，是以不敢复示人。”余亟索观，知武生亦汲古好学士，第其所著井田论，未能窥先贤之深意，无足存者。乃属张生，将所移易者重辑如旧，商之罗诚兹明府骧，共捐资而补刻之。以武生所编年谱，删其繁冗附于后，以不没其勤。
编既定，张生固乞序于余，邑贤裔张书云亦以为请。余曰：“子误矣。夫子之书，广大精微，程子、朱子及诸儒论之详矣，余涉道浅，乌足以赞一词哉！且值正学倡明之会，是书之传，久已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又乌待乎序耶！”张生则曰：“人之读是书者，往往静言而庸违。自罹兵革后，读之者益鲜，其不可以无言也。”
余悚然曰：“是守土者之责也。夫天下之祸乱不遽作，实人心风俗有以酿成之；人心风俗之坏，由于教化之不行；教化之不行，由于学术之不讲。凤郡民俗，夙称敦朴，今则学校久废，诗书之道不闻，人知趋利而不知向义，较之往昔，其风亦稍漓矣。果能取夫子之书读之，而身体力行，观摩而善焉；其君子知励存养之修，宏胞与之量，循其性而无违；其小人亦知笃尊高年、慈孤弱之义，尽其职而无愧；皋皋熙熙，祸乱其庶几息乎！第古学校之制未能遽复，而今之从事学校者，又往往以操觚吮墨、媒爵秩而贸冠裳为毕乃事也，是岂张子著书卫道垂教后世与余所以期望郡人士之本心哉！”爰书之以告读夫子之书者。
时在同治九年，岁次庚午仲秋之吉，赐进士出身知凤翔府事后学李慎谨序。
叶适因范育序正蒙遂总述讲学大指
道始于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
易传虽有包牺、神农、黄帝在尧之前，而书不载，称“若稽古帝尧”而已。“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载尤详。尧敬天至矣，历而象之，使人事与天行不差；若夫以术下神而欲穷天道之所难知，则不许也。次舜，“睿哲文明，温恭允塞”，“在玑玉衡以齐七政”。
舜之知天，不过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齐，则天道合矣。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人心至可见，执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赞舜，始有大知、执两端、用中之论，孟子尤多，皆推称所及，非本文也。次禹，“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
洪范者，武王问以天，箕子亦对以天，故曰“不畀鲧洪范九畴”，“乃锡禹洪范九畴”，明水有逆顺也；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故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欢治有兴废也。前世以为龙马负图自天而降，洛书九畴亦自然之文，其说怪诬，甚至有先天后天之说，今不取。次皋陶，训人德以补天德，观天道以开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自皋陶始。
禹以才难得、人难知为忧，皋陶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诸侯皆有可任，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以人代天，典礼赏罚，本诸天意，禹相与共行之，夏、商、周一遵之。次汤，“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克猷惟后”。其言性盖如此。次伊尹，言“德惟一”，又曰“终始惟一”又曰“善无常主，协于克一”。汤自言“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伊尹自言“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以伊尹次之。鸣呼！尧、舜、禹、皋陶、汤、伊尹，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矣。次文王，“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闻亦式，不谏亦入”。“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备道尽理如此。岂特文王为然哉？固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于命也。
案中庸言“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德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夫鸟至于高，鱼起于深，言文王作人之功也；德如毛，举轻以明重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言天不可即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患夫道德之难知而难求也，故自允恭克让以至主善协一，皆尽己而无所察于物也，皆有伦而非无声臭也。今颠倒文义，指其至妙以示人，后世冥惑于性命之理，盖自是始，不可谓文王之道固然也。
次周公，治教并行，礼刑兼举，百官众有司，虽名物卑琐，而道德义理皆具。自尧舜以来，圣贤继作，措于事物，其该括演畅，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与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统历然如贯联，不可违越。
次孔子，周道既坏，上世所存皆放失，诸子辩士，人各为家，孔子补遗文坠典，诗、书、礼、乐、春秋，有述无作，惟易著彖象，
旧传删诗定书作春秋，予考详知明其不然。然后唐、虞、三代之道赖以有传。
案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而考孔子言仁多于他语，岂有不获闻者，故以为罕邪？孔子殁，或言传之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
案孔子自言德行颜渊而下十人，无曾子，曰“参也鲁”。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殁后，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又案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遗略，未可谓至。又案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为遗言，则颜闵犹无足告而独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非上世所传也。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孟子亟称尧、舜、禹、汤、伊尹、文王、周公，所愿则学孔子，圣贤统纪，既得之矣；养气知言，外明内实，文献礼乐，各审所从矣。夫谓之传者，岂必曰授之亲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传孔子，殆或庶几。然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学者趋新逐奇，忽亡本统，使道不完而有迹。
案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开德广”；齐滕大小异，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以为汤、文、武固然，故曰“语治骤”；自谓“庶人不见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后车从者之盛，故
曰“处己过”；孔子亦与梁丘据语，孟子不与王欢言，故曰“涉世疏”。学者不足以知其统而袭其迹，
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自是而往，争言千载绝学矣。易不知何人所作，虽曰伏羲画卦，文王重之，案周太卜掌三易，经卦皆八，别皆六十四，则画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为书为筮占，而文王自言“王用享于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来，筮之辞义不胜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为而有司所用也。孔子为之著彖象，盖惜其为他异说所乱，故约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异说之妄，以示道德之归。其余文言、上、下系、说卦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前，或在孔子后，或与孔子同时，习易者汇为一书。后世不深考，以为皆孔子作，故彖象拼郁未振，而十翼讲诵独多。魏晋而后，遂与老庄并行，号为孔老。佛学后出，其变为禅，喜其说者，以为与孔子不异，亦援十翼以自况，故又号为儒释。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形气聚散，感通，有直内，无方外，不足以入尧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则道之本统尚晦。不知夷狄之学本与中国异，
案佛在西南数万里外，未尝以其学求胜于中国，其俗无君臣父子，安得以人伦义理责之！特中国好异者折而从彼，盖禁令不立而然。圣贤在上犹反手，恶在校是非、角胜负哉！而徒以新说奇论辟之，则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谓此书以“六经所未载、圣人所不言”者，与浮屠老子辩，岂非以病为药，而与寇盗设郛郭，助之捍御乎？呜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绝耶？其果至是而复传邪？孔子曰：“学而时习之”，然则不习而已矣。
案浮屠书言识心，非曰识此心；言见性，非曰见此性；其灭非断灭，其觉非觉知；其所谓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谓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与浮屠辩，不越此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则离之以自异，然不知其所谓而疆言之，则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则其词类浮屠，故略发之而已。昔列御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风，又言至诚者入火不燔，入水不溺，以是为道大，妄矣。若浮屠之妄，则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无际无极，皆其身所亲历，足所亲履，目习见而耳习闻也，以为世外环特广博之论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传“天地”，“通画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诚之不可掩”，孟子“大而化，圣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盖若是也。誉之者以自同，毁之者以自异，嘻，末矣！
刘玑正蒙会稿序
易有“蒙以养正”之文，故张子取之以名书，篇内东铭西铭，初曰砭愚订顽，皆正蒙之谓也。
是书也，出入乎语、孟、六经及庄老诸书，凡造化人事，自始学以至成德，大学之所谓格物致知，孟子之所谓尽心知性，无不备于此矣。故朱子谓其“规模广大”，范氏称其“有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未言”，而张子亦自谓“如ㄧ盘”示儿，百物俱在，顾取者如何耳”。惜乎先儒论注虽多，而或散见于各传。况张子多断章取义，又有与本注不同者，初学之士，未及旁搜，不能不开卷思睡也。
玑何人斯，乃敢窃议！顾自蚤岁得有所闻于介李先生及提学恭简戴先生之门，兹又承{艹逐}杨先生之命，因与同志诸友会讲成禀。中间所引经传，旧有注者，固不敢妄为之说。其有非本文所当注而注者，则欲学者因此识彼，而且易于考证也。虽尚多郢书燕说之误，而为高为下，则敢以此为措手之地云。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
谓之“正蒙”者，养蒙以圣功之正也。圣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孟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其始不正，未有能成章而达者也。
或疑之曰：“古之大学，造之以诗书礼乐，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简能之理，而正蒙推极夫穷神知化，达天德之蕴，则疑与大学异。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今以是养蒙，恐未能猝喻而益其疑。”
则请释之曰：“大学之教，先王所以广教天下而纳之轨物，使贤者即以之上达而中人以之寡过。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圣，故尧舜之仅有禹、皋陶，汤之仅有伊尹、莱朱，文王之仅有太公望、散宜生；其他则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强之以圣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正蒙者，以奖大心者而使之希圣，所由不得不异也。
“抑古之为士者，秀而未离乎其朴，下之无记诵词章以取爵禄之科，次之无权谋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术，其尤正者，无狂思陋测，荡天理，蔑彝伦，而自矜独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说，以诱聪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获神圣之心，则但习于人伦物理之当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于东周而邪慝作矣。故夫子赞易而阐形而上之道，以显诸仁而藏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极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所由生。大学之道，明德以修己，新民以治人，人道备矣，而必申之曰‘止于至善’。不知止至善，则不定、不静、不安，而虑非所虑，未有能得者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志于学’，所志者知命、耳顺、不逾之矩也。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则虽圣人未有得之于志外者也。故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获于企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