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

陈继明

这天，这所地处远郊的成人高校门口贴出了一张写着数行歪斜黑字的红纸。是一则受到欢迎的“好消息”：为了给广大用户提供方便，我场决定长期在贵校设立一个鲜牛奶供应点，每天凌晨由专人送货上门。欲订购牛奶的同志，请在今明两日在贵校门房内办理手续，逾期不候……落款是某某奶牛繁殖场。到了第三天傍晚，门房大玻璃窗底下的水磨石台子上，便已经排放着十多个形状各异的白色的瓶子。每个瓶外都用皮筋绑着一张模样完全相同的卡片，上面写着主人的姓名、所订牛奶的数量之类。年轻的心理学家杨树本来也打算给自己三岁的女儿每天订半斤鲜牛奶的，却由于诸多杂事的搅扰，错过了两天的预订及交费时间。如果订，只能等下个月办手续了。

但是，当他突然看见那些白的空的瓶子们攒集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整齐一致的期待的表情——期待着被鲜牛奶充满时，这位年轻的心理学教师的心理活动忽然变得格外复杂了，他一下子想起了鲜牛奶以外的一样东西：毒。他想，这些瓶子在前一天晚上或更早些时候就要预先放在大门口的窗台上，第二天凌晨灌上鲜牛奶后，还不见得立刻被主人取走，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什么人如果设法把“毒”放进某一个人的瓶子里，不是没有可能，而且做起来也很容易。

对于一个热爱自己专业的心理学教师来说，产生这样的疑惑似乎不能算离谱。每每遇到什么事均能做到比别人想得更远想得更多，这可能是一个研究心理学的人必备的心理素质。因而，当年轻的杨树透过那些空瓶子想到“毒”这个字后，竟是兴奋异常，而且生出了些许优越感和傲然之气，好像由此可以证明自己并没有白学和白教也没有白研究心理学。

杨树想立即把这个发现告诉给妻子李莉，而李莉到了晚上才能从城里面回来。她在城里的邮电大楼里上班，每天骑着车子早出晚归，中午总是回到离单位不远的父母家吃饭和休息。

天黑前，李莉顺路去幼儿园接上女儿回到家，还没坐稳屁股，杨树就神秘兮兮地故作平淡地低声说：“李莉，咱们差点犯了个错误。”

“咋？”李莉问。

“咱们没订牛奶是对的。”杨树不动声色。

“为啥？”

“你想想，预先把瓶子放在门房那儿，安全吗？”

“有啥不安全的。”

“你不怕有人会给瓶子里放毒？”

“我又没病！”

“你以为我的担心多余吗？任何担心都不多余！有一个规律你是知道的：担心的事情总是会发生，而希望的事情常常要落空。这年头，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越有可能发生。”

“你出去可不许胡讲。”

“当然，我只跟你说。你要知道，这年头的人可以不要任何理由或者只需要一点点理由进而干掉一个人，轻蔑理由甚至不要理由，这是近几年渐渐多起来的一种犯罪心理。比如，最近刚刚抓获的特大杀人犯××，已经发现，他杀了六个人，这六个人不见得都与他有过什么非动刀子不可的个人恩怨，如果方便，他可以把任何人选作被杀对象。他的犯罪动机，复杂到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步，简单到只需拿三个字解释：烦着呢。”

“这个例子有点太极端了吧？”

“可是，他的犯罪动机并不极端：烦着呢，就这三个字，你看，而且这三字不也是你的有时是我的口头禅吗？你再瞧瞧我们周围的人，是不是都烦着呢？好像都闷着一肚子怨气，好像都上过当受过骗，好像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弃儿……烦着呢，这是一种值得研究和应该引起广泛重视的集体无意识。”……

“怎么没话了？”

“我承认，我差不多要被你说服了。”

“事实胜于雄辩。你想一想，近一两年来，我们的周围发生过多少莫名其妙的事情？”

“经你这么一说，我倒真有点害怕了。”

杨树点根烟，肃穆地沉默着，眼睛里透射出真切的忧患。

于是，杨树夫妇果断地打消了预订鲜牛奶的念头，而只是满足于买价钱愈来愈高的奶粉，用开水冲着喝。

之后，每次经过门房，看见那些严阵以待的似乎肩负着什么特殊使命的瓶子的队伍时，有过上面那番议论的杨树夫妇总是免不了或浓或淡地想起“毒”那个字。他们似乎在暗暗地等候着“被验证”的时刻来临。当然并不能因此断定杨树夫妇希望发生那样的事。如果说他们担忧发生那种事情也是可以的。

学校的时间是以学期为单位计算的，一年的日历像是只有两张，翻两次就完了，铃声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准确无误地切割着校园内的时间：一年两个学期，一学期若干个星期，一星期开几次会、上几次课、搞几次活动——时间就像一根香肠那样被厚一片薄一片地切光了。

幸好学校有一样东西是独有的，那就是平静。而且一个现象可以证明这所成人高校内的教职工的生活水准还算可以，至少不能被划入所谓的城市贫民那一类：门房窗台上那些白的和空的奶瓶子的阵容有增无减，显示出一种略微沾染着一点奢侈意味的生活气息。当然并没有发生杨树夫妇担忧过（或希望过）的那种事。每次从门房经过时，杨树夫妇仍会很放心地想起“毒”那个字。虽然杨树夫妇已经很久没有谈论过这个话题了。

也许学校和外面的确不同，外面，是的，外面则大不一样，今天一个人被杀，明天一座楼被炸，杂七杂八的事件层出不穷，论起根源来，则往往只好耸耸肩摇摇头。从那些事件的背后，你往往找不到传统的那种理由，也不见得能找到另外的明确的理由。莫名其妙的事情愈来愈多了。事实总是教育着杨树，使他不敢稍有马虎。他时常暗暗告诫自己，不要轻易与人结怨，不要缺心眼，要谨慎对待一切人一切事。同时，在不算紧张的教学之余，他一直没停止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心理学研究种种社会问题。其中的一项成果是：他经过广泛调查，搜集了很多资料，写成了一篇堪称厚重的论文《“烦着呢”——一种值得重视的集体无意识》，在一所有影响的大学的学报上发表了。这便可以肯定，他由牛奶想到“毒”这件事本身是不无意义的，它至少促成他写出一篇有分量的论文。

一年后，杨树夫妇的女儿长到四岁了，身体有点瘦弱，杨树夫妇商量着要给女儿增加营养，便重新议及订鲜牛奶的问题，李莉要订，杨树还是坚持不订。最后，两个人想出了一个办法，鲜牛奶还是订，但是绝不能像所有人那样，前一天傍晚甚至更早些时候就把瓶子送到门房的窗台上，直到第二天早晨睡够懒觉后才取回来。杨树说：“我们绝不能放松警惕，如果非订不可，那我们就搞清楚每天早晨送鲜牛奶的时间，准时把瓶子送去，亲眼看着送鲜牛奶的人把牛奶灌好，然后直接拿回家。”李莉说：“那么，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这样他们便订了一斤牛奶。每天早晨，天蒙蒙亮的时候，杨树便被一阵闹钟的尖锐响声吵醒，然后就匆忙穿上衣服，趿上拖鞋，提着奶瓶来到门房。

送牛奶的中年妇女总是很准时地出现在校门口。中年妇女总是首先把杨树的奶瓶子要过去，不声不响地灌满后，递给立在一旁的三心二意的杨树。

有那么几次，杨树手捧已经被灌满的奶瓶子，并没有立即回家去，而是在门房附近随意地转悠几分钟，待送牛奶的中年妇女骑着三轮车离开后，受一种不明确的心理驱使，返回到那些排成长队的盛满了鲜牛奶的瓶子们跟前，快速地注视每一个瓶子上面的名字。似乎很不经意，毫无目的，却又不放过每一个名字。当他把每一个名字都看了一遍后，目光里竟多了些阴鸷，少了些平和，心跳变得格外急促和怪异了，然后，杨树一边往回走，一边念叨着刚才看到的几十个名字中的若干个名字，那若干个名字竟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他的良好心境。若干个名字的后面分别暗藏着一点与杨树有关的生活故事。

故事的性质可以概括这位年轻的心理学教师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青年教师，前不久与杨树打过一架，是在麻将桌上，杨树赢了，对方是输家之一，却带头拒绝“清账”，两个人吵了几句之后竟动手打了起来，两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挂了彩。几天后的一次全校教职工大会上，校长不客气地点名批评了两个人，并对每人罚款一百元。×××，是教材科科长，与杨树向来不和，根源是杨树当班主任的时候，每学期要从教材科领一批教材发给学员，没有用完的教材要在规定的时间内退还给教材科，以便“调剂”。有一次，杨树去退书，超过了规定期限，教材科科长坚决不收，还声称要给财务科递条子，将从杨树当月的工资里扣除相应的书款。杨树忍不住骂了一句“我肏你妈”，然后便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嘴与嘴的战争。学校处理这件事的时候，自然地倾向于科长，果然从杨树的工资里扣除了书款。×××，是校长，不仅多次不给杨树面子（从以上的事例中可见一斑），而且，当初杨树从外地调入这所成人高校的时候，没少给老头子送东西，直到送了一批东西中的最后一件后，老头子才勉强点了头。×××，一个单身教师，住在杨树曾经住过的单身宿舍里，一次，杨树从外面领回一个姑娘，想“放翻”却没地方（妻子李莉在家），不得已从另一个单身教师那儿要来了单身宿舍的钥匙，把姑娘领进去，在×××的床上仓促地干了那事，不慎在人家的床单上留下了异物，×××搞清楚事实的真相后，很冲动地冲进杨树家，当着李莉的面，径直把床单砸在杨树的脸上，然后把床单上的异物指给李莉，道：“你看看你的丈夫干的好事！”李莉一看，脸刷地红透了，转脸问同样红着脸的杨树：“咋回事，到底？”杨树不愧为心理学教师，知道矢口否认是最好的办法，语气也绝不软，自始至终不承认。李莉闹了几天就不闹了。正如杨树所料，李莉实际上害怕承认事情是真的。事后杨树又威胁×××说：“你他妈为啥非要跟老子过不去呢，老子可是一个不怕朝绝路上走的人！”×××虽然嘴也硬，但显然是有点怕杨树的“言外之意”的。

“妈的，说不定到了哪天，老子也沉不住气了，也和特大杀人犯××一样，不要太多的理由或者干脆不要理由，想干掉谁就干掉谁！”杨树曾这样自言自语过。

这一年春天，校园里终于不那么平静了。当“下海”这个词空前时髦起来后，“海水”也及时地涌进了这所地处远郊的成人高校，使校园也变成了“海”的一部分。这伙儿教师也和外面的人那样，熟知钢材、水泥、化肥、汽油、柴油、大米等等的价格，而且仅仅在是否对生意场“不陌生”这一点上，教师之间展开了一场公开的竞赛，而不论他或她是否做过一笔生意。那些率先带上传呼机、打上名牌领带、使用进口打火机，看上去忙得不可开交，显然在于与教学无关的什么要紧的事的人，一时备受同行艳羡。

不久，这所成人高校的领导作出了与时代精神完全吻合的果断决定：把临街的一道围墙推倒，盖一排营业房，拿出十万元创办一个公司。尤其重要的是，公司经理将一改过去的那种任命制，在全校范围内公开选拔，有意者均须首先拿出详细的经营方案，还要在全校职工面前接受答辩，最后再由校务委员会成员投票产生。

包括杨树，共有6个人报名。

一个教师说过这样几句话：“经理就应该让杨树这种人干，什么吃喝嫖赌歪门邪道都沾点边，啥事都能做得出来，相反，正儿八经，老老实实的人就干不了。”很多人赞同这些话，并以这个理由寄希望于杨树。

结果杨树拿出的方案确实不同凡响，阐述方案和公开答辩所占用的时间及热烈程度，也远远压过了其他竞选人。虽然有比杨树更科学更朴实更可行更保险的方案（包括答辩），但人们似乎更愿意接受富有想象力和感召力的——即使是带着一些缺欠的——宏伟构想。或者说，人们更相信“邪乎”的力量，而鄙视与之相反的东西。人们对杨树报以热烈的长久的掌声。答辩会一结束，校务会紧接着召开。选择一名公司经理在这所成人高校所受到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决定还没有作出，教师们看见杨树，便纷纷称他为“杨经理”或“杨老板”，好像公司经理已经是非他莫属了。半个小时之后，校务会议结束。人们的预料没错：杨树当选。

一位副校长首先向杨树通告了这个好消息。其时杨树正在家里冷静地等候着“好消息”。

第二天，校长召见杨树，对杨树寄予厚望，让杨树立刻就开始着手公司的组建工作。

“杨经理”、“杨老板”的声音铺天盖地。在人们的注视下，杨树开始工作了。包括物色副经理人选、选择营业房建设方案等。

第四天和第五天是星期六和星期天。

这两天时间里，一个落选者显出比杨树更老辣更果敢的一面，他敢于向似乎是难以更改的既成事实提出挑战。挑战的方式是当时社会上正流行的方式：提着一些东西，先到校长家，后到另两个校务委员家“跑了跑”。他对他们说，我才是最合适的经理人选……如果本人是经理，就把“您”聘请为公司顾问，每月发给固定工资……诸如此类。

第六天早晨刚一上班，校长组织召开了紧急校务会议，议题是：重新研究公司经理人选问题。校长首先说，这两天我反复考虑了，心里总是不踏实，今天把大家叫来，咱们再好好议议公司经理的人选问题……杨树这娃娃，胆子是够大的，敢作敢为，但是，他的方案是不是太……太……太空了……会议开得虽然有点艰难，但终于作出了新决定，公司经理不再是杨树了。

杨树很快知道了这个变故。但杨树始终没有得到官方通知，像当初由副校长代表官方通知他当选那样，杨树一直在等，几天后，杨树终于没有耐心了，便阴郁着脸来到校长办公室。校长的脸很少见地红了一下，有点慌乱地从桌上横竖扔着的几支杂牌烟中拣了一支，递给杨树，杨树没接，掏出自己的烟，径直插在嘴角，然后用一个很精致的打火机为自己点着。打火机发出那种金属特有的具有强烈力感的响声。杨树吸了两口烟，然后烟和话一同从嘴里飘出来：“校长你是不是觉得人人都是好欺负的？你为啥非要把我和你逼到绝路上不可？”校长以貌似安稳却暗藏着虚弱的语调说：“小杨，你不要激动嘛，决定是大家作出的，你知道校委会是由七个人组成的，我不过是七个人里面的一个人呀，况且你的方案确实还有值得推敲之处……”杨树站起来说：“你可以住嘴了校长，我现在不会动你一指头，但是你必须为你的胡作非为付出代价，我想这绝不可能是我一个人的意思！”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后，杨树觉得自己正处在一种非常危险的临界点上，内心充满了做点什么的激情，和先前那种平庸的怨愤不同。杨树觉得自己现在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杀人犯，像特大杀人犯××那样，不需要更多的理由，想干掉谁就干掉谁。

这时候，杨树想起了那些白瓶子们，那些白的和空的似乎在等待着什么的瓶子们。杨树觉得面前只有一张极薄极薄的塑料纸阻拦着自己，仅仅需要被轻轻从背后推一下就可能冲出去。

但杨树终究克制住了自己。杨树承认自己毕竟不是特大杀人犯××。××确实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自己还有很多的事情可干，自己对人生仍抱着很多的期望。杨树只好憋着气，设法让自己搞出点名堂来——实际上是多挣钱证明自己确实是当大经理做生意的料，然后让“那帮狗杂种瞧瞧”。

但杨树一直没有挣来可以让人“瞧瞧”的足够多的钱。

杨树只好继续躲在“烦着呢”的状态中，让自己站在普通老百姓一边，与他们一起“烦”，“烦”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反正没有更好的事可干。作为心理学教师的杨树发现，“烦着呢”这种集体无意识一方面可能造就出像××那样的特大杀人犯，一方面又在大面积地造就像他本人这样的仿佛有什么借口可以利用的碌碌无为者，他们“烦着呢”进而做些不伤大雅的事情，如骂骂娘嫖嫖风喝喝酒耍耍钱之类，形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大风景。

这天，杨树回到农村探望父母，找一样东西的时候，意外地看见了半瓶瓶子外画着两具骷髅的剧毒农药，就不假思索地装进包里，带回自己家，暗藏在阳台上的一个角落。

仅仅在几天后，杨树被朋友约出去喝酒，喝完酒已经是半夜两点多了。杨树觉得自己已经喝到八成醉了，再有那么两三盅子就骑不成车子了。但现在骑车子还没问题，至少是骑回家没问题。杨树用了近一个小时才把车子骑回到校门口，一路上跌了很多跤，身上有多处地方被擦伤，而且经风一吹，酒性完全发作了，头晕得厉害了。他用前车轱辘把学校的大门撞开，跌跌撞撞地进了校门。

在经过门房的瞬间，月光下的那几十个白色的空瓶子突然与他的潮湿的目光相遇了。白色的空瓶子和潮湿的目光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切的碰撞。门房里竟没有一个人。他的绵软的内部空间立刻滑过一道闪电。他坚信在这个时候正是自己实现夙愿的时候，自己报复这个世界的时机到了。他感到非常激动，全身充满了蛮勇。他甚至没感到一点慌乱。与血一起默默流动的酒精恰到好处地支持着他、鼓动着他，就像一个潜在的同谋。

他立即回到家，不停顿地去阳台上寻找剧毒农药。

他听见妻子李莉在翻身，知道妻子被自己吵醒了。

“你干啥呀？”

“找个东西。”

“明天找不行吗？”

“已经找见了。”

他把装剧毒农药的瓶子塞进口袋里，急速离开家，来到校园里。他发现满校园都是月光，月光是那种黏稠的充满恐怖色彩的惨白，他只是略微变得不安了一些。他仍然信心十足，甚至认为即使被当场抓住也在所不惜。

他一边控制着左右摇摆的身体，一边朝门房那边走去，他的影子像一把锋利的长刀那样，先于他向门房那边直戳过去。

门房里仍然没有人。

“人都死到哪儿去了！”杨树骂道。

杨树已无处可退了。

他一眼就看到了校长的名字，他把校长的瓶子一把抓在手里，急速离开门房。在一个较为僻静的角落，他蹲下来，急速拧开奶瓶子和剧毒农药瓶子的盖子，然后把剧毒农药朝空奶瓶子内灌了一些，并使剧毒农药在奶瓶子底下处在若有若无的状态。杨树相信灌牛奶的那个中年妇女不会仔细察看每一个瓶子的，不会察觉几十个瓶子中的一个瓶子底有那么一丁点白色的与瓶子的颜色完全一致的液体。杨树记得中年妇女是按顺序随手拿起一个瓶子就往里面灌鲜牛奶的。

杨树手捧着已经灌进了毒药的瓶子，重新走向门房，他走路的姿势甚至有点大大咧咧，仿佛故意要引人注意。实际上他的内心正低低地希望着有什么力量出来阻止自己，他的神志好像比刚才稍稍清醒了一些，但整个校园里只有杨树和杨树的影子在晃动。整个校园又空又白，像一个巨大的空瓶子。杨树突然大声咳嗽了一声，声音在寂静的夜空里散失了。“妈的还是没有人！”杨树说。“人都死到哪儿去了？”杨树又说。杨树把校长的瓶子放回原处。整个事情就算做完了，杨树觉得自己一下子轻松多了，如同了却了一桩心事。在他的身体里酒精仍然在血液里埋伏着，因而，在他眼里，一切都染上了一点诗意，一切都染上了“梦”的色彩，包括他刚刚做完的事情。

杨树把那半瓶剧毒农药使劲抛向了校门外的马路上，听见了瓶子的破碎声后，转身摇摇摆摆地回家去了。

他轻轻打开家门，把衣服脱在客厅，光着身子并且光着双脚走进卧室，睡在李莉身旁已经为他拉开的被子里。

他很快就入睡了。他喝完酒极易入睡。早晨五点，闹钟准时响了，与平时一样刺耳，但杨树没有被吵醒。他仍在酣酣地扯着呼。李莉侧过脸看了他一眼，继而又推了他一把，他的呼声只是略小了一些。

“快起，闹钟响了。”

“啥，你说啥……”

“快起来灌牛奶去！”

“今天你去……”

李莉想起他昨晚回来迟，就同意了，扔过被子，下了床。

李莉趿上拖鞋，穿好衣服，打开门要走。

“李莉，等等，你回来，我去——”听见门响，杨树陡然想起了什么，奋力翻起身，大声喊道。

李莉转回身子，说：“神经病！”

杨树跑到客厅，慌乱地把短裤套上双腿，顾不上穿上衣，趿上拖鞋，从李莉手里接过奶瓶子，夺门而去。

李莉把门弄响的这个瞬间，杨树想起了自己昨晚上所干的事情，同时想起校长的奶瓶子外面肯定留下了自己的指纹（忘了采取任何措施），一旦出了事，找见“凶手”是非常容易的。杨树立刻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不，我不能这么轻易地白白送死，我上有父母下有娇女，我还远远没有活够，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在这个瞬间，有一万个理由要求他好好活下去。

杨树几乎是跑向门房的。他看见中年妇女已经开始灌牛奶了。杨树想喊声“住手”却没有，中年妇女回头对他笑了一下。杨树脸色惨白。中年妇女重新低头从容地灌牛奶。

在离门房还有大约五步远的地方，杨树认出了校长的瓶子，然而校长的瓶子里已经灌上了鲜牛奶。杨树彻底绝望了，仿佛已经无法挽救自己的生命了。中年妇女好心地把杨树手中的瓶子接过去，要为他先灌。杨树眼神直直地注视着校长的已经被鲜牛奶充满的瓶子，无计可施。中年妇女把灌满的瓶子递给杨树，杨树没有看见，中年妇女大声说：“要不要了？”他这才迟疑地接住了。

在门房里值班的小伙子牵着自己的板凳狗，在门房附近转悠。狗的红舌头在嘴外面不停地抖动着，像一叶浓艳娇嫩的花瓣儿。

几个老头老太太开始在校园里跑动或走动。

中年妇女把全部瓶子都灌满后骑上三轮车走了。

杨树把自己的奶瓶子也放在窗台上，放在那些奶瓶子中间，然后不安地来回走了几步，突然，杨树下了决心，快步走到那排奶瓶子跟前，装作不小心，猛地把校长家的奶瓶子推下窗台。一声巨响把凌晨的灰雾惊失了一半。天忽然亮多了，黏稠的白色牛奶从破裂的瓶子里面溢出来。

一种腥甜的气味迅速弥散在空气里。

在场的人都以为杨树不小心打破了自己家的奶瓶子，因而，有的笑了笑，有的仍冷着脸。杨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那只板凳狗立即扑过去，用长而嫩的舌头舔食牛奶。

杨树急忙喊了一声：“狗——”

狗吃得很香。

“让吃去，免得你收拾。”狗的主人说。

杨树的头上渗出一层细汗，他先是迟钝着，接着便奔进门房，找来簸箕和笤帚，一笤帚把狗头拨开，将玻璃碴子和被狗舔剩的牛奶扫进簸箕。

杨树把玻璃碴子和剩下的牛奶倒在校门外的垃圾堆上后，慢腾腾地回家去了。他没有带走自己家的奶瓶子。他打算把自己家的牛奶赔给校长。他的脸上仍有一层细细的汗珠，他还顾不上考虑更多的事情，他只是很担忧那只狗。

李莉又睡下了，脸上洋溢出早晨睡懒觉所特有的那种香甜。

杨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神情虚弱。

狗很快就死了，狗的主人立刻起了疑心，骑上摩托车把死了的狗带到公安局。经化验，狗系中毒而死，那么就是：牛奶中有毒，而且是剧毒。狗的主人带着几个公安局的人很快赶到学校；他们需要尽快搞清楚的是，是否所有的牛奶中都被放了毒？是否已经有人中毒而死？

楼顶上的几个大喇叭很快播放出了紧急通知——教职工们请注意，教职工们请注意，请你们立即停止饮用今天早晨打的鲜牛奶，听到广播后请马上把各自的牛奶提到门房里来……校门口迅速聚集了一堆人，当他们得知事情真相后，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而事实上大部分人的鲜牛奶已经喝下肚了。虽然没有一个人声称有中毒迹象，却也没有一个人不后怕万分，人们骂着打听着猜测着，整个校园突然变得像自由市场那样纷乱如麻了。

公安局的人很快排除了“今天早晨所有的鲜牛奶里都被放了毒”这种可能性，推断：只是个别人的奶瓶子（个别人尚未证实是否中毒）或者只是校长一人的奶瓶子里被人放了毒。毫无疑问，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谋杀案。

人人都知道，杨树有预谋杀人的嫌疑。

公安局的人在决定拘留嫌疑犯杨树之前，与校长等人商谈了一会儿。校长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如果奶瓶子没有被打破，那么“死者”就不是板凳狗，而是自己和自己的老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校长很不冷静地说：“我敢保证是杨树干的，他早就要挟过我。你们快去把他抓起来。”

随后，公安局的人和学校的保卫人员一同来到杨树家。

杨树一个人在家，李莉上班去了，他们的女儿上幼儿园了。

杨树在家里听到了大喇叭里的“紧急通知”和外面的嘈杂声后，反而变得异常镇定了，他找出自己最喜欢的那身藏青色西装穿在身上，打上一条淡黄色的领带，把皮鞋擦得很亮，冷静地准备着被带走。杨树坚信自己是无罪的，自己是在喝醉酒进而失去自控能力的情况下施行谋杀的，酒醒以后就立即主动中止了犯罪行为，而且并没有造成什么犯罪事实（如果把狗除外）。

这时门被重重地敲响了。

他打开门，做了一个“请进”的动作。

公安局的人还没站稳，杨树就说：“毒是我放的。”

“是你放的？”

“是我放的。”

“你还给谁的奶瓶子里放毒了？”

“除了校长的瓶子再没有。”

“真的吗？”

“真的。”

“你为什么要谋杀校长？”

“因为……校长不死就仍然是校长。”

“瓶子是怎么打的？”

“是因为酒醒以后我觉得我的行为是愚蠢的，我故意打碎了放了毒的奶瓶子，就是要中止我的愚蠢的行为。”

“啥时候把毒放进奶瓶子的？”

“昨晚上………大约快两点了。”

“你用的是什么毒药？”

“一种剧毒农药。”

“在哪儿？”

“扔了，扔到校门外的马路上了。”

“打碎的奶瓶子呢？”

“在校门外的垃圾堆里。”

“那么，对不起。”说话的人亮出闪光的手铐。

“走吧。”杨树把双手伸过去。

在很多教师和学生的注视下，杨树被带向校门口的警车。杨树一边走一边想，如果不是这件事，他就要到一家牛肉拉面馆吃一碗拉面，放很多醋，多喝点酸汤。这是他喝罢酒的习惯。可是今天不行了。

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李莉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她对自己说：担忧过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指的是她独自担忧过的事情，她一个人担忧过的事情。当初，她曾和丈夫杨树一同担忧过：有人会在不管谁家的奶瓶子里放毒。但是后来——这种担忧变成她一个人的了。她知道那是丈夫杨树最有可能干的事情，现在他已经干了。

李莉觉得自己有点羞于见人了，但想起杨树是在喝醉酒的情况下作出的傻事，便也略感释然，便有勇气面对事实了。她要求自己尽快振作起来，给丈夫找一个好的律师，把有利于丈夫的情况提供出来，争取对丈夫从轻量刑。

（选自《朔方》1996年，获宁夏第五届文艺评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