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百货公司的争鸣(1)

余观察东西大势，深感香港在国际贸易商地位之重要，商业之兴，地价与日俱增，势所必然……

——永安创始人郭泉 1948年

1.路过连卡佛的少年

1874年的一天，香港皇后大道【1841年，港英政府在香港岛西营盘至中环之间以移山填海的方式建造香港第一条马路，为纪念当时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命名为“Queen"s Road”，本应译作“女皇大道”，却被华人误译为“皇后大道”，当局多次澄清错处，还是将错就错沿用至今。因是香港第一条马路，又被称作“大马路”，如今已是香港市中心】上行人如织，三个乡下打扮的华人带着三分畏惧、七分好奇打量着周围的世界。他们的目光很快被一家装修富丽的商店吸引，透过橱窗，可以望见店内景象：货柜上琳琅满目地摆放着从未见过的商品，大鼻子的洋人徜徉其间，偶然还能看到一两个穿着讲究的中国人，时近中午，西洋糕点的香味幽幽飘来，不禁令人鼻头翕动。

三人不约而同地咽下口水，这才意识到肚子饿了，但他们明白这个地方可不是自己这样身份的人能进的。摸摸口袋，迈步走开，到街边的一个熟食铺买了三只粽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这三人来自广东省香山县沙涌村，两个青年、一个少年，是堂兄弟关系。年龄最小的那个才14岁，名字叫马应彪，此行跟两个堂兄前往澳大利亚淘金，因错过了从澳门出发的轮船，只能辗转香港坐船。马应彪生平第一次出远门，被香港的繁华世界所吸引，懵懂无知的他还不知道刚才逗留的那家商店就是香港赫赫有名的连卡佛百货，只是觉得新鲜而神秘。

其实，何止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百货商店[]这种事物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从功能上讲，百货商店有点类似中国民间的集市，市井百姓可以从中买到生存所需的几乎一切。明代以后，得益于工商业的发展，北京、广州、上海等人口密集、贸易发达的大城市相继出现了小型杂货铺。北京有一类“荷包店”，专卖荷包、针线、烟袋、袜子、手套等日用品，主要是本地产品。然而，不论京货店，还是广货店，经营方式原始落后，商家占据主导地位，漫天要价、欺行霸市等现象屡见不鲜，所售商品种类有限，大多属于家庭作坊生产的手工制品，品质粗糙、质量也没有保障。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洋货涌入刺激了本土零售业的发展，上海、广州等地开始涌现大批“洋广杂货店”或“华洋杂货店”，以售卖西洋货见长，譬如锁具、灯具、刷子、玻璃器皿等。到1870年前后，商品种类日益繁盛，甚至出现了中国作坊的仿制品【顾名思义，百货商店是经营各种商品的商店。但实际上，其英文名称“department store”更能确切表述它的形态与内涵，是指对商品分门别类，按照采购、推销、记账等部门划分，进行集中管理的综合性商店】，不过，这些杂货店在经营理念和手法上仍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

同一时期，美国出现了最早一批的百货商店，如麦西、金贝尔、乔丹·马什、瓦纳梅克等【参见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管理的历史与现状》，P168，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而1874年，连卡佛已在香港耕耘24年之久，在香港上流社会之中享有一流的名声。

24年前的一个夏天，香港开埠不到十年，物资紧缺，两个初来乍到的苏格兰商人Thomas Ash Lane与Ninian Crawford在维多利亚港边用竹子搭建了一个简陋商店，兜售面包、糕点等西式商品。全香港只此一家，洋人争相抢购，生意火爆异常。两人很快鸟枪换炮，进驻大厦商铺，设立公司经营，各取一名命名为Lane Crawford，中文叫做连卡佛，即香港第一家百货商店。

当时，洋行热衷大宗贸易，看不上零售商店，香港只有一些华人开设的小商铺，洋人所需日用商品，只能去印度采购，极其不便。连卡佛的出现填补了西洋百货店在香港的空白。

凭借旺盛的消费需求、独一无二的商品供应，连卡佛发展神速，很快在皇后大道、德辅道中等黄金地段开设分店，经营品种从食品扩展至服装、布料、洋酒、古董等，并附设酒吧和西餐厅，是各国移民，上层华人，名流富贾购物、休闲的不二场所，引领一时风尚。

马应彪不久即搭乘轮船奔赴澳大利亚，没有人知道香港连卡佛匆匆一瞥，给他留下怎样的记忆。

25年后的1899年，马应彪在香港面对11名好友同仁慷慨陈词：“大英帝国便是以商立国，商业全系国运，美国商人在议会之中举足轻重……之所以商人在他国能有如此地位，是因为做大事业，不在乎蝇头小利，诚实不欺。中国传统商人斤斤计较，欺瞒顾客，因此为人不屑。我们要成立一家公司，不二价，而且百货齐全。从洋人手中夺回利权，商业救国。”【《中山日报》2010年4月2日第5555期A6版《百货业先驱马应彪与黄焕南》, 作者陈恒才、杨彦华。】

1900年1月8日，香港皇后大道中172号，马应彪的先施公司开业了，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百货公司。

马应彪发迹

25年，从懵懂无知、茕茕孑立到家国志气、一呼百应，马应彪究竟经历了什么？

与香港许多商业家族一样，这也是一个被“淘金热”改变命运的异乡人的故事。不同在于，场景从美国旧金山转换到澳洲墨尔本。马应彪的父亲在哪里奋斗多年，仅够为他支付一笔单程路费。但对一个只读书三年便挑起养家重担的农村少年来说，一张船票就意味着命运的转机。

1874年，马应彪搭乘利兹号轮船抵达墨尔本。在华人当中，另外一个名字或许更符合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想象：新金山。1851年，金矿的发现让这个不到3万人口的小城成为全世界最热闹的土地，华人干脆把它叫做新金山，区别上一轮淘金热兴起的旧金山。出于对财富的渴望，马应彪之父以“卖猪仔”【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肆拐、掳华工赴南洋、美洲等地转卖，被称为“卖猪仔”。分两类：①契约工，即订约卖身3年、5年或10年；②赊单工，即出国船费由招工者先垫付，欠帐者在国外须受雇主控制，直至还清债款及利息，马应彪之父就是这种方式】的方式加入淘金大军，终究没有摆脱如影随形的贫穷。

马应彪到来的时候，淘金热虽然已经冷却多年，但由淘金带动的经济发展却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据统计，当时在澳大利亚谋生的华人大约有4万，他们主要有两条生路，一是在城镇从事手工业、服务业，二是到地广人稀的西部地区从事农业劳动，开垦荒地，种植水果、蔬菜等农作物。当时香蕉在澳洲非常畅销，为了限制竞争，农场主拒绝向外人出售香蕉种子，一些华人便让人从中国大陆捎来种子，跑到澳洲北部的昆士兰州种植香蕉，栽培出更加受当地人欢迎的香蕉。几年之后，华人便打败本地农场主，在香蕉种植方面崭露头角。【参考2008年第7期《新华月报》p121-p123“天下”副刊所载《上海四大百货传奇》一文。同时参考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华人世界》栏目2006年11月播出的《百货传奇》，其中对“百货四子”创始人家族后人的采访】

不过，马应彪并没有像其他华人那样，立即投身劳工大军，他认识到在澳洲立足并取得长足发展，第一要务是掌握语言，为了学习英语，他跑到一个杂货店，免费做了三个多月学徒。初步掌握了一些日常用语后，马应彪又到一家农场做工，此后还尝试过多种工作，语言能力获得极大的提升。几年后，马应彪开垦荒地，种植果蔬，在街头摆摊出售，英语帮了他的大忙。

马应彪注意到，由于语言障碍，华人商贩无法与顾客充分沟通，交易不畅，再加上一些华商爱占小便宜，利用交流障碍设置种种误区，令西方人颇为厌恶。马应彪灵机一动，用英文标注菜名及价格，承诺绝不短斤少两，居然大受欢迎，生意日益兴隆。周围的华人菜贩竞争不过他，索性与其合并一处，委托马应彪代为经营，最后按比例抽成，抱团将生意做大。

1890年，马应彪与几名同乡在澳洲最大的城市悉尼创办永生公司，经营香港、澳洲之间的果蔬贸易。悉尼有40多万人口，华人占据很大比例，中国蔬菜、水果很有市场。马应彪显然抓住了爱默生所说的“商人的诀窍”——“把一种货物从丰富的地方贩到稀少昂贵的地方”——从贩运时兴果蔬中赚取丰厚利润，将永生经营得风生水起，在悉尼商界声誉鹊起。

由于经营得法，永生公司发展迅猛，一度垄断悉尼的果蔬生意，永生旗下的6艘海船往来香港、悉尼之间，每周都有新鲜蔬菜、水果到岸，悉尼几乎所有的菜摊、果栏全靠永生公司生存。

马应彪在悉尼华人中的威信与日俱增，这为其事业进一步拓展建立了基础。

华人在澳洲大多从事苦力劳动，如矿工、农工等，有点小钱后就会开店，以洗衣店最常见，再大点也有人承包农场。无论哪种谋生方式，没有不省吃俭用，以便将来把钱带回老家。澳洲银行歧视华人，华人也不太信任外国银行，况且华人没有居留权，去银行存款手续异常繁琐，很多人不懂英文，存取款就更加不方便了，因此赚了钱宁可自己保存起来也会不存到银行。

但是，这样难免有遗漏，出于安全考虑，就需要一些值得信赖的保管者。马应彪为人诚信可靠，在华人中有目共睹，悉尼的大小华商、普通华工纷纷把资金存到永生公司，委托他代为保管。这样一来，马应彪手中掌握了大量流动资金，涉入金融行业的条件日益成熟。

1892年，马应彪在悉尼创办永泰昌金山庄【1851年澳洲发展金矿，华侨都称澳洲为新金山，凡经营对澳洲的进出口业务的商号都称为金山庄】，并回香港开设分号，为往来香港、澳洲的华人提供出国、入境、汇兑、代购船票等一揽子服务，从水果经销商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跨国金融家。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回国，马应彪邂逅了刚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的同乡孙中山，聆听了一番济世救民的高论。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称，数年后，马应彪加入兴中会，曾担任同盟会庶务长，为革命党筹措资金，他的永泰昌金山庄则成为输送革命资金的重要金融通道。【这种说法流传甚广，主要见于谭元亨《香港商父马应彪》一书，虽不尽可信，如余齐昭在《马应彪与孙中山关系史料透视》（《岭南文史2007年02期》）一文予以驳斥，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应彪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也曾多次资助革命】

先施百货的经营方针

往来香港、澳洲之间，马应彪感受香港经济发展的蓬勃活力的同时，深刻体会到香港华商巨大的观念落差。在悉尼乔治街有一家名叫“Anthony Horden & Sons”的商店，商品琳琅满目、摆放有序，顾客几乎在哪里购买到所有需要的一切物品【参见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李培德对新新百货创始人李敏周之子李承基的采访，《史林》增刊2009年5月刊p32-p41，《上海百货业史口述访谈录》。马应彪从这家商店学到商品陈列、定价系统、店员培训等知识】。反观香港，连卡佛早已称霸多年，鲜有敌手，而华人仍固守着小商贩思维，不思进取，几乎和20多年前没什么两样。

1900年，马应彪提议组建一家明码标价的百货公司，香港华商认为不合华人传统，应者寥寥，大多是马氏同乡。马应彪只得求助澳洲华侨，10余名侨商响应号召，其中无一人来自零售业，但香港百货业的变革却将由这群人掀起。他们凑足2.5万港币，联合创办先施百货，选中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72号的三层建筑，装修花去2万，只剩下区区5000元可用来进货【参见冯邦彦《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P44、P45，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7月第一版】。

作为发起人和大股东，马应彪担任先施第一任正司理（总经理），副司理由同乡李月林担任。马应彪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提出“不二价”制度，明码标价、以诚示人，同时谢绝讨价换价，与传统华商店铺划江而治。这一制度乃是先施的灵魂。先施二字取自《中庸》“倘未能先以诚实施诸于人，断难得人信任”，同时也是英文“Sincere”的译音，寓意不言自明。

经营布局上，先施将一楼用于销售日用百货，二、三楼列为商场，销售布匹、成衣等高档商品。

但5000港币委实可怜，实在进不来多少货。马应彪别出心裁，精挑细选，一次只进少量商品，等回款后马上补货。由于迎合市场需求，货品数量少，避免压货风险，实现“货如轮转”，资金周转率极高。这种“少进货、广采购、多周转”的策略也成为先施的经营方针【同上】。

连卡佛经营西洋百货，消费对象主要是洋人和富裕华人，普通华人不敢问津，只能到华人商铺采购。而传统华人商铺经营方式落后，商品均无明码标价，经常有“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现象，另一方面，顾客讨价还价、颇费口舌，买卖双方互不信任，买卖两难。先施成立后，专以普通华人为目标客户，价格亲民、明确不二，免去讨价还价的繁琐、低效。

马应彪的另一项创举是“凭票退货”制度。先施出售的商品不论大小，一律开具收款单据，顾客不满意即可凭单据退货。这种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让习惯一锤子买卖的香港市民大为震惊。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马应彪破天荒地聘请25名女店员，开了女性站柜台的先例。这在当时极为轰动。要知道，那时还是清朝，女性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一种禁忌，连卡佛也不敢越此雷池。为了破除禁忌，马应彪颇费了一番周折。马夫人带领两个小妹以身示范，成为先施最早的女售货员【参见《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16期52-54页《百货大王：马应彪和郭泉》一文，作者江素云】。先施最终顺利招到一批长相标致的年轻女子，身着统一服饰在开业时亮相，消息传出，香港市民蜂拥而来，将店铺围得水泄不通，还惊动当局派警员维持秩序。

由于围观者众多，一连几天先施都无法正常营业，马应彪不得已将女店员撤下。但是经此一闹，脆弱的传统迅速破裂。不久，全香港的商店纷纷用年轻漂亮的女性代替灰衣短打的伙计，连卡佛等百货公司也开始引入女性货员，聘用女店员成为流行，马应彪于是再次启用女店员。

先施名声鹊起，生意并未随之起色，一个月下来，反而小幅亏损，一些合伙人打起退堂鼓。

有股东分析认为，“不二价”制度让顾客在心理上认为赚不到便宜，跑到别家；而周日休息制度相当于每周多支付店员一天工资，增加了经营成本，应当废除。马应彪请求再宽限两个月的时间，以观后效。

不料，一个月后，先施刚扭亏为盈，就被一场台风摧毁了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