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一部宏伟的百科全书体的史书——《史记》在文学上的影响——《淮南子》——董仲舒、公孙弘——徐乐、严安等——刘向、刘歆父子——他们的整理工作的重要——班固与荀悦——理性的复活时代——王充的《论衡》——王符、仲长统等
这个时代，两司马并称，然司马迁的重要，实远过于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以虚夸无实之词，写荒诞不真的内容，他以乌有先生、亡是公为其所创作的人物，其作品的内容，也不过是“乌有”、“亡是”之流而已。司马迁的著作却是另一个方面的，他的成就也是另一个方面的。他不夸耀他绝代的才华，他低首在那里工作。他排比，他整理古代的一切杂乱无章的史料，而使之就范于他的一个囊括一切前代知识及文化的一个创作的定型中。而他又能运之以舒卷自如，丰泽精刻的文笔。他的空前的大著《太史公书》（《史记》）不仅仅是一部整理古代文化的学术的要籍，历史的巨作，而且成了文学的名著。中国古代的史书都是未成形的原始的作品，《太史公书》才是第一部正式的史书，且竟是这样惊人的伟作。司马迁于史著上的雄心大略，真是不亚于刘彻之在政治上。迁（司马迁见《汉书》卷五十六，又《史记》卷一百三十，自序生平甚详）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五年丙申），其卒年不可考，大约在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乙未）以前。
父谈为太史令。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初为郎中，后继谈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后五年（太初元年）始着手作其大著作《史记》。后李陵降匈奴，迁为之辩护，受腐刑。后又为中书令，尊宠任职。迁之作《史记》（《史记》有通行《二十四史》本），实殚其毕生之精力。自迁以前，史籍之体裁，简朴而散漫，像《国语》、《国策》、《春秋》、《世本》之类，都是未经剪裁的史料。于是迁乃采经摭传，纂述诸家之作，合而为一书。其取材有根据于古书者，有记叙他自己的见闻，他友人的告语，以及旅游中所得者。其叙述始于黄帝（公元前2697年），迄于汉武帝。“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自序》）分本纪十二，年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本纪为全书的骨干。年表、书、世家、列传，则分叙各时代的世序，诸国诸人的事迹，以及礼仪学术的沿革。
将古代繁杂无序的书料，编组成这样完美的第一部大史书，其工作至艰，其能力也至可惊异。自此书出，所谓中国的“正史”的体裁以立。作史者受其影响者至二千年。此书不仅为政治史，且包含学术史、文学史以及人物传的性质。其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自天文学以至地理学、法律、经济学无不包括在内。其列传则不惟包罗政治家，且包罗及于哲学家、文学家、商人、日者，以至于民间的游侠。在文字一方面亦无一处不显其特创的精神。他串集了无数的不同时代，不同著者的史书，陶融冶铸之为一，正如合诸种杂铁于一炉而烧冶成了一段极纯整的钢铁一样，使我们毫不能见其凑集的缝迹。此亦为一大可惊异之事。且迁之采用诸书，并不拘拘于采用原文。有古文不可通于今者，则改之。在后来文学史上，《史记》之影响也极大。古文家往往喜拟仿他的叙写方法。实际上，《史记》的叙写，虽简朴却能活跃动人，能以很少的文句，活跃跃地写出其人物的性格，且笔端常带有情感。像下面《刺客列传》（卷八十六）的一段，便是好例：
荆轲者，卫人也……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乃装为遣荆卿……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上车而去，终已不顾。遂至秦。……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得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史记》一百三十篇，曾缺十篇，褚少孙补之。其他文字间，亦常有后人补写之迹。但这并无害于《史记》全体的完整与美丽。
《太史公书》以外的散文著作，以《淮南子》为最著。《淮南子》为刘安（刘安见《汉书》卷四十四）集合门下宾客们所著的书。安为汉之宗室，封淮南王，好学喜士，为当时文学者的东道主之一。后以谋反为武帝所杀。他曾招致天下诸儒方士，讲论道德，总说仁义，著书二十一篇，号曰《鸿烈》，即《淮南子》（《淮南子集解》，刘文典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尚有外篇，今不传。此书亦囊括古代及当时的一切哲学思想以及许多形而上的见解，颇有许多重要的材料在内。文辞亦奇奥丰腴，有战国诸子之风。
同时的儒学作家，如董仲舒（董仲舒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汉书》卷五十六）、公孙弘（公孙弘见《史记》卷一百十二，《汉书》卷五十八）等皆有所作。董仲舒作《春秋繁露》。但他们的文字大都庸凡无奇，在散文上是无可述的。仲舒又有《士不遇赋》，也不过是忧穷愁苦的许多咏“士不遇”的作品的一篇而已。
几个策士，如徐乐、严安、主父偃（徐乐、严安、主父偃等均见《汉书》卷六十四）、吾丘寿王他们，其文辞都是很犀利的，内容也是很动人的审情度势的切实议论。战国说士之风似一时复活起来了，但伟大的汉武时代一过去，他们便也都销声匿迹了。
此后无甚伟大的散文著作。刘向、刘歆（刘向、刘歆见《汉书》卷三十六）父子在西汉末叶的出现，又把散文带到另一方面去。
自汉兴百数十年到刘向的时候，操于儒生之手的文艺复兴，直不曾有过什么成绩，除了争立博土，招收弟子之外。他们不过做实了“抱残守缺”四字而已。为了利禄之故，死守着一先生之言，不敢修正，更不必望其整理或编纂什么了。所以这百数十年来的文艺复兴的时间，我们与其说是“复兴”，不如说是在“典守”（司马迁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班固说：“于是建藏书之第，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刘歆《七略》说：“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此皆汉代收藏古籍之情形。）而有了这百数十年来的搜集保守，便给予一个伟大的整理者刘向，以一个绝好的整理编纂的机会。
刘向字子政，为汉之宗室。他曾时时上书论世事，为当时的大政治家之一。又善于辞赋，作《九叹》，见于《楚辞》中。而他的一生精力则全用于他的整理与编纂古典文籍上面。向与其子歆所撰的《七录》，今已亡逸，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却是完全抄袭他的。所以《七录》虽亡而实未亡。《汉书·艺文志》将古典文籍分为七大部分，即所谓“七略”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