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诗，颇有许多意见与问题。但其为中国古代诗史上的一篇最宏伟的叙事诗，却没有一个人否认。此诗共一千七百四十五字，沈归愚以为是“古今第一首长诗”。叙的是一个家庭中的悲剧。其著作的时代似较晚，当是五言诗的黄金期中的作品。序文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假如序言完全可靠的话，此诗也是“汉末建安（公元196—220年）中”的“时人”所著的了。然论者对此，异议尚多。梁启超说，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
为什么这一类的叙事诗会起于六朝呢？他主张，他们是受了佛本行赞一类的翻译的佛教文学的影响。但有人则反对他的主张，以为《孔雀东南飞》之作，是在佛教盛行于中国以前。中国的叙事诗，并不是突然而起的。在汉人乐府中，已有了好些叙事诗，如《陌上桑》、《妇病行》、《孤儿行》、《雁门太守行》等皆是。蔡琰的《悲愤诗》也在汉末出现。又魏黄初（约公元225年）间，左延年有《秦女休行》。在这个时代（公元196—225年）的时候，写作叙事诗的风气确是很盛的。所以《孔雀东南飞》之出现于此时，并无足怪。五言诗在此时实已臻于抒情叙事，无施不可的黄金期了。
有主名的五言诗的早期作家，有蔡邕、秦嘉、郦炎诸人。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为五言诗中最隽妙者之一，然或以为系古词，非他所作。他的《翠鸟》一作，其情思便远没有《饮马长城窟行》那么隽美了：“庭陬有若榴，绿叶含丹荣。翠鸟时来集，振翼修形容。”
秦嘉字士会，陇西人。桓帝时仕郡上计，入洛，除黄门郎。病卒于津乡亭。当他为郡上计时，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他赠诗有云：“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倾看空室中，仿佛想姿形。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深情缱绻，颇足感人。然已离开民间歌谣的风格颇远。
郦炎（郦炎见《后汉书》卷二百十）的《见志诗》二首，其一：“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赵壹（赵壹见同上）的《疾邪诗》二首：“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及“执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以及孔融的《杂诗》：“岩岩钟山首，赫赫炎天路……吕望尚不希，夷齐何足慕”；《临终诗》：“言多令事败，器漏苦不密。”都是以五言的新体来抒写他们的悲愤的。五言诗在此时，已占夺了四言诗及楚歌的地位，而成为文士阶级所常用的诗体了。五言诗到了这个时代，渐渐地离开民间而成为文人学士的所有物了。自成帝（公元前32年）至这时（公元219年）凡二百五十年，五言诗已由草创时代而到了她的黄金时代；已由民间而登上了文坛的重地了。
当五言诗在暗地里生长着的时候，其接近于音乐的诗篇，则发展而成为乐府。唯乐府不尽为五言的。《汉书》卷二十二说：“（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同书卷九十二又说：“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女弟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又同书卷九十七上，说李夫人死，武帝思念不已，令方士齐人少翁招魂。武帝仿佛若有所遇，乃作诗道：“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因“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
在这些记载中已可见所谓乐府，不外两端，首先是“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其次，是自作新声，为新词作新谱。然自制之作，本未足与民间已有之乐曲争衡，而庙堂祭祀的诗颂虽谱以新声，却更不足以流传于当时。世俗所盛行者，总不过是所谓“郑、卫之声”而已。《汉书》卷二十二又说：“是时（成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然皇帝的一封诏书又怎能感化了多年的积习呢？所以“乐府官”尽管罢去，而“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雅乐”不要说“不制”，即制作了，也是万万抵抗不了俗曲的。已死的古乐怎敌得过生龙活虎的活人的歌曲。一时的提倡，更改革不了代代相传，社会爱好的民间乐府。所以《晋书·乐志》说：“凡乐府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晋世荀勖采旧辞施用于世，谓之清商三调。然而被于新声的调句与古辞已很有异同。有一部分，我们现在只能知其新词而忘其古辞，这是很可惜的。但有一部分，则古辞幸得保存。《唐书·乐志》说：“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又有楚调、侧调，楚调者，汉房中乐也。……侧调者生于楚调，与前三调，总谓之相和调。”张永《元嘉技录》说：“有吟叹四曲亦列于相和歌。又有大曲十五篇，分于诸调。惟《满歌行》一曲，诸调不载，故附见于大曲之下云。”他们的话是不大可靠的，特别是以平、清、瑟三调为“周房中曲之遗声”的一说。《晋书·乐志》的“并汉世街陌谣讴”一语最得其真相。我们一看那些古辞，便可知其实出于“街陌”，而非古代遗声。
大抵汉代的乐府古辞，可分为相和歌辞、舞曲歌辞及杂曲歌辞的三类。所谓杂曲歌辞，连《孔雀东南飞》亦在内，所包括的只是一个“杂”字而已。舞曲歌辞则大都为舞蹈之歌曲，文辞绝不可解者居大多数，我们现在所最要注意者唯相和歌辞及杂曲歌辞。
“相和歌辞”凡六类，又附一曲《满歌行》，据张永说是无可归类的。第一类“相和曲”，我颇疑心她们真是相和而唱的。《公无渡河》、《江南可采莲》以及《薤露歌》、《蒿里曲》都有相和相接而唱着的可能。《鸡鸣高树颠》、《乌生八九子》、《平陵东》也可和唱。唯《陌上桑》为第三人叙述的口气，不像相和之曲。然《陌上桑》全文都为纯美的五言诗体写成，与其他相和曲完全不同。或是误行混入的吧。第二类“吟叹曲”，今只有《王子乔》一曲，且还是魏、晋乐所奏，非是本辞。全文似为祝颂之辞，如“令我圣朝应太平”之类。第三类“平调曲”，今存者有《长歌行》三首，《君子行》一首，《猛虎行》一首，这几首都是五言的。《君子行》一首亦载《曹子建集》中。
第四类“清调曲”，今存者有《豫章行》、《董逃行》、《相逢行》及《长安有狭斜行》四首。《相逢行》及《长安有狭斜行》文字较为简洁，似当为本辞。第五类“瑟调曲”，今存者有《善哉行》、《陇西行》、《步出夏门行》、《折杨柳行》、《西门行》、《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燕门太守行》、《双白鹄》、《艳歌行》二首及《艳歌》、《上留田行》等。在这个曲调中，颇多叙事的作品，这是很可注意的。像《东门行》、《孤儿行》及《妇病行》都是很好的叙事诗；在当时，大约是当做短篇的史诗或故事诗般的唱着吧。第六类“楚调歌”，今所传仅有三首。《皑如山上雪》，共二首，一为本词，一为晋乐所奏。《皑如山上雪》即相传为卓文君作的《白头吟》。“大曲”中，只有一篇《满歌行》，但有二首，一为本辞，一为晋乐所奏。其情调与《怨歌行》及“人生不满百”等皆甚相同。
在“杂曲歌辞”里颇多好诗。《伤歌行》的“昭昭素明月”诸语，大似李白的“床前明月光”。《悲歌》虽只是寥寥的几句，却写得异常的沉痛：“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枯鱼过河泣》似只是一首很有趣的儿歌：“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
更有“郊庙乐章”，为朝廷所用的“雅乐”，其辞大都是出于词臣之手。深晦古奥，甚不易解，大似舞曲歌辞。但也有极佳之作。此种郊庙乐章也可分为二类：郊庙歌辞（《汉郊祀歌》十九首）及鼓吹曲歌辞（《汉铙歌》十八曲）。《汉郊祀歌》者，盖即《汉书·礼乐志》所谓：“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词臣应制所作的东西自易流于古奥。
《汉铙歌》十八曲，中多不可解者。崔豹《古今注》曰：“短箫铙歌，军乐也。……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也。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尔，亦以赐有功诸侯。”《古今乐录》曰：“《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字多讹误。”沈约谓：“乐人以音声相传，训诂不可复解。凡古乐录，皆大字是辞，细字是声。声辞合写，故致然耳。”沈约之说最为近理，但也未必尽然。当亦有窜乱，或古语本来难知者。其中最好者像《战城南》：“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而《有所思》与《上邪》二首，也皆为绝好的民间情歌。所可怪的是，在“郊庙乐章”的鼓吹曲辞中，为什么竟有这些绝不类“庙堂”之作的民歌在？这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是民歌侵入《铙歌》的范围中去；第二是《铙歌》的曲调普及于民间，民间乃取之以制新词。
参考书目
一、《全汉三国晋南北六朝诗》 丁福保编，有医学书局印本。
二、《古诗源》 沈德潜编，有原刊本及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三、《文选》 有汲古阁刊本，有胡氏仿宋刊本，有《四部丛刊》影宋本。
四、《玉台新咏》 有坊刊本。
五、《汉诗研究》 古层冰著，启智书局出版。
六、《古诗十九首解》 金圣叹著，有唱经堂刊本。
七、《汉铙歌释文笺正》 王先谦著，有长沙王氏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