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子 长安九日

七月壬午

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七月壬午（初九），白昼，长安。

太子宫中，太子刘据的门客舍人们正集结在他身前，听候紧急命令。太子命他们分四路，假称奉皇帝诏书，收捕前水衡都尉江充，光禄勋、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

武帝此时正在长安以北三百里外的甘泉宫，据说身染疾病，已多日不与太子、皇后通音讯，遣使问候皆不得回报，京城中人都处在猜测疑虑之中，以此时的形势，由太子门客而非朝廷官员为使者传诏捕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取信于人。所以，现场应当会有门客问：“如不从，当如何？”

“杀无赦！”从太子当时的处境与事情发展的结果看，他想必会如此回答。

刘据今年三十八岁，已为储君三十二年。储君是天下最有前景的“工作”，也是世间最难熬的位子。三十二年太长了，其间的苦痛压抑，让他不能再忍，这几日里发生的直接针对他的危险之事也让他明白，没有时间再忍了。

他必须搏一次。

太子门客疾赴上述四人之所在，口称：“天子有诏，收捕尔等下狱。”按道侯韩说质疑使者有诈，拒不从命，使者直接拔刀将他格杀。韩说曾任将军，率军出征东越、匈奴，竟然不及抵抗，毙命当场。御史章赣也不信，拒捕，被太子门客拔刀砍伤，但他一介文官，竟能带创逃走，太子门客未能追及。黄门苏文闻讯，未待太子门客到达，提前脱身而逃。唯一被活捉的是此次行动的主要目标——江充，至于他是相信诏书，束手就擒；或是虽同样怀疑诏书，但想等待皇帝的回护；还是拒捕失败——史无明文。

待所有门客结束任务回报，当已是晚上。矫诏杀了父亲的大臣，太子接下来该如何行事？

壬午夜，未央宫。此时，宫门已闭，有人在门外要求即刻入宫。

汉代继承秦制，城市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入夜一定时刻之后，有郎官巡街，街道不得有人行走。[1]时刻一至，里坊落锁，宫门紧闭，无论何等显贵，均须有皇帝诏书方可出入宫门。[2]

长乐、未央二宫为西汉长安最主要的宫阙。“长乐”意为长久快乐；“央”通“灾殃”的“殃”，“未央”意为远离灾祸——这都是当时常见的吉祥话。长乐宫在东，至西汉末年一直为太后和成年的太子所居。[3]未央宫在西，为皇帝处理政务与居住之所，与长乐宫相距一里。在太初元年（前104年）武帝扩建长安城西的建章宫并迁居过去之前，这里一直是帝国的权力中枢。

来人敢在长安夜行并要求进入权力中枢所在的未央宫，是因为手中持节。“节”代表皇帝权威，为长约八尺[4]的竹竿，顶端束有牦牛尾制成的节旄。[5]使臣出使“持节”，如张骞使大月氏，苏武使匈奴。武帝时，调动军队，出入宫禁也用节。把守未央宫门的公车司马令见来人持节，便开门将其放入。此人入宫后疾奔前殿北侧的椒房殿——那里是皇后所居之处——的长秋门，向守卫指名要见长御倚华。长御是皇后身边女官的名号，相当于皇帝身边的侍中。倚华是她的名字。

来人是太子舍人无且（jū），太子舍人是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的属官。无且这个名字不类汉时人，颇有战国遗风。荆轲刺秦王时，在大殿之上以药箱击荆轲，为秦王拔剑争得时间的御医就叫夏无且。

无且深夜入宫是奉太子之命，将白天发生的抓捕行动通过长御倚华向他的母后卫子夫紧急禀告。倚华之名在目前可见的史籍中仅此一见，不过在太子与皇后的关系中，她一定是个极重要的角色，否则无法解释班固为什么要在《汉书》中为一个传话的女官留下名姓。单从“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6]这句话，无法判断无且是把情况告诉倚华，由她转告皇后，还是由倚华带领无且当面向皇后报告。

不管是哪种情况，或许可以推断出两点：一是太子白天的行动事先并未与皇后商议；二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太子并无预案，想听取母亲的意见。母以子贵，但同样，母亦以子危，事情闹到这般地步，皇后与太子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除了白日捕杀四人之事，太子还通过无且向皇后说了什么？皇后的反应如何？她对后续如何应对有何意见？这些都是谋于密室，“出君之口，入君之耳”的事，统统不入史家的记载。我们只能通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推测这夜无且“具白皇后”的对话内容。

根据《汉书》的记载，无且禀报皇后并回报太子之后，太子准备放手大干一场：“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中厩有两种说法，或说其为存放皇后车马的马厩，或说其为天子内厩，[7]无论哪种说法，这些车马均属于未央宫。武帝不在的情况下，皇后便是未央宫的主人，即便太子手里有节，征发未央宫车马恐怕也要得到皇后首肯。由此可见，从抓捕天子的大臣升级为在京城动兵，是太子深夜和皇后商议后做出的决定。调用未央宫车马运送弓弩手只是一步，太子还调动了自己所居的长乐宫的卫士，并派人打开了长安储藏武器装备的武库。

车马、军士、兵器齐备，可以在京城采取军事行动了。

发兵之前，太子亲自到关押江充之处，大骂他：

赵虏！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8]

随后斩杀江充。

江充做了什么，太子对他如此痛恨，这般紧张忙乱之际还要当面骂他后才杀他？

杀江充之后，太子宣称：“江充反。”但如果只是为了镇压反贼，此时江充已经被杀，有同党之嫌的三人也已或死或逃，为何还要深夜动兵？

史书记载，太子动兵的宣言是“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9]，然后太子就派自己的门客为将帅，率长乐卫士进攻丞相府——看来“奸臣”中还有丞相。

武库在未央宫东北，南边紧邻着丞相府，或许长乐卫士从武库取出兵器后，就乘中厩车马直奔丞相府了。丞相名叫刘屈氂，他听说太子起兵来攻相府，什么都顾不上收拾安排，仓促逃走，甚至将丞相的相印和绶带都遗弃在府中。[10]如此狼狈仓皇，真是“殊无大臣之体”。

从丞相的狼狈来看，他对此事毫不知情，并无准备，为什么太子一起事就要把矛头对准他呢？丞相真的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如此无辜无备吗？

到现在为止，对太子来说，一切都很顺利，但天亮以后呢？

皇帝知道了

壬午日（七月初九）的白天，御史章赣带伤而逃，黄门苏文闻讯而逃。当夜丞相长史也“乘疾置”逃，三人都是奔向甘泉向武帝告变。[11]

武帝此时正以避暑的名义住在甘泉宫，关于他是什么时候得到长安生变的消息的，虽史无明载，但亦有蛛丝马迹；而他获得不同来源信息的时间与先后，逐步影响了他对整个事件的判断，从他的反应速度与强度，也能多少窥见他的心思。

按《三辅黄图》所载，甘泉宫“去长安三百里”。汉代1里为415米，那么长安到甘泉的汉驰道距离在120公里左右。考古发掘出的甘泉宫遗址在陕西淳化县甘泉山，若按今日道路，离汉长安城遗址约103公里。关中土地平坦，没有大的山谷，所以历史的道路与今日道路大致相同，《三辅黄图》所载应当无误。

三人中，丞相长史虽出发最晚，但他是“乘疾置”奔向甘泉宫的。“置”为官府沿道路所设的驿站，备有马和车，供传递公文的驿使换乘。疾置，就是采用最快的驿马换乘方式前进。当时，在不间断换人换马的情况下，驿使疾奔一昼夜的最快纪录是550里；[12]若在不换人且不顾马力极限的情况下，强悍的军人一夜行军可达200里。[13]在马镫尚未发明，仅靠人双腿紧紧夹住马腹的情况下，这是相当惊人的行进速度了。

丞相长史，此人姓甚名谁并没有记载，史家给予的待遇竟然不如皇后身边的女官倚华。不过这个职位相当于丞相的秘书长，秩千石，属于高级文官，想必年纪不小，身体也说不上多强悍，三百里的路程恐怕他拼了老命也得骑一天多。所以推断他可能是在七月初十的晚间抵达甘泉。

章赣与苏文二人比长史早走半天，采用什么交通方式不得而知，但一人有伤，一人是阉人，速度不应快于“乘疾置”的长史，苏文应是在七月初十的深夜或者七月十一日的白天见到武帝的。所以至迟在七月十一日，三人均已到达甘泉宫。

史籍只记录了苏文、长史与武帝的对话。从君臣对话来看，虽然长史先到，但作为外朝官，他要经过繁复的程序才能见到皇帝，苏文作为黄门，一到甘泉就能直接入宫，所以皇帝先接见的反是苏文。苏文将太子的作为定性为“无状”——悖逆无道的行为。[14]苏文出逃的时间早于长史，他所掌握的信息只是白天发生的事：太子要抓捕他们几人。武帝对此并不太当回事，太子面对那些直接针对他的举措感到恐惧，对江充、苏文等人又久怀忿恨，因此做出一些过激的举动，他完全能够理解，不足为奇，一切仍在自己的掌握中。[15]武帝对此的应对是派出使者召太子来甘泉宫当面解释。

对苏文所报轻描淡写的反应，可证明此时武帝尚未及听到长史所报的信息。丞相长史见武帝当在苏文之后，可能在七月十一日白天，他带来了七月初九晚上发生的事情的信息：太子起兵，开武库，攻相府。比起抓捕几个臣子，这性质就变了。

但是长史应该隐瞒了丞相“挺身逃，亡其印绶”一事，所以武帝听完，问：“丞相何为？”丞相是外廷首长，节制百官。皇帝不在京城之时，按之前的惯例，诸事托付太子，现在太子为变，责任自然落在丞相身上。

长史的回答是：“丞相秘之，未敢发兵。”这明显是一个胡扯的理由，是为了掩盖丞相已逃的事实。武帝一听，自然大怒：“事籍籍如此，何谓秘也？”在长安起兵攻打丞相府，这么大动静，丞相还要保什么密？他没有想到刘屈氂身为丞相，甚至会做出更荒谬的举动：跑了。现在的长安已经陷入了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

长史带来的消息，使得武帝完全改变了昨晚对事情性质的判断：太子“子弄父兵”，控制了未央、长乐两宫，又进攻代表行政中枢的丞相府，其意已不在申冤与自保，看来是要篡位。

武帝雄才大略，数十年来杀伐决断，即便面对的是嫡出长子，也毫无迟疑。他立刻对长史说：“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周武王、管叔鲜、蔡叔度和周公旦都是同母兄弟，武王死后，管叔、蔡叔作乱，周公诛管叔，放逐蔡叔。丞相刘屈氂是武帝的庶兄中山靖王刘胜之子，是皇帝的侄子、太子的堂兄弟，所以皇帝便用了周公诛管蔡这个典故。这是告诉刘屈氂，对太子不要顾忌，该杀就杀，该捕就捕。武帝又给丞相颁赐玺书，让长史速速返回长安带给丞相，传达具体指示：因为武库已经被太子控制，所以应尽快搜寻城中牛车作为盾牌遮蔽；不要与太子军短兵相接，避免士兵多有死伤；紧闭长安所有城门，不要放太子之党脱逃。[16]指示具体到了作战的技术细节，可见武帝心思之缜密；不让任何反叛者逃脱，可见武帝决心之坚定。

皇权不容任何人觊觎，即便是法定的继任者。

下达完指示，长史应该是立即“乘疾置”赶回长安，寻找丞相，传达旨意，组织抵抗。他如果足够快，应在七月十二日深夜或者十三日凌晨赶到长安。

长安的消息在长史之后源源不断地传到甘泉宫，武帝一直在关注事态的进展。太子起事后，通告在京百官：皇帝有病，被困在甘泉宫，与外界不通音讯，怀疑已被奸臣所控制，奸臣借此图谋作乱。[17]他宣称，自己的行动是除奸臣，清君侧，救天子，想以此为自己的行动正名，争取朝廷官员的合作。武帝收到这个信息之后，毫不迟疑，针锋相对，立刻从甘泉宫起驾，奔赴长安，入居长安城西的建章宫。他以此行动向长安官民宣示：朕在此，朕很清醒，未被任何人控制，太子的行为是反对朕的行为，是谋反，人人得而诛之。

如果武帝是在十一日接见长史之后得知太子宣言之事，那么乘车至长安大致需要两日，他应当在十三日晚一些时候抵达建章宫，在路上这两天，武帝应该充分地思考了应对之策以及会引发的各种政治后果。从事后来看，他已决意彻底地消灭太子及他背后的卫氏外戚的力量。途中，他不断向长安派出使者，发布指令。丞相长史在这两天里也找到了丞相，稳住了阵脚，刘屈氂在武帝抵达长安的第一时间入建章宫拜见武帝，听取指示。

十三日这天，武帝以城西建章宫为指挥部，太子以城东长乐宫为指挥部，父子就此开始正面对决。

争先手

从进攻丞相府之后到皇帝回到长安之前，七月十日至十二日这三天，关于太子一方的行动记载不多，阵仗拉得这么大，他们必定不会无所作为。但是目前能看到的，可能发生在这三天里的唯一记载，是夺取京城驻军的控制权。看来他和他的谋士们非常清楚“今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他们的作为必然会招致什么样的反应，没有其他可能性。所以，决战开始之前，争得更多的军队控制权就是争得博弈的先手。

太子首先盯上了长安城内的囚、徒、奴。所谓囚，是因罪被关押在监牢的犯人；所谓徒，是有罪而被发配到官府工坊里做工的犯人；此外还有一种是因罪没入官府的奴隶，称为奴。长安各官署里有大量的囚、徒、奴，太子派遣使者伪造皇帝命令，以赦免他们的罪行为条件，将这些人征召成军，以武库的武器装备他们，由太子少傅石德和门客张光等人为将分别率领。这种做法有先例可循，韩信以淮阴侯困居长安时，他的门客栾说的弟弟向吕后告发，说韩信密谋矫诏发“诸官徒奴”响应在代地造反的陈豨。[18]这件事很可能是吕后制造的冤案，但没想到她的创意在百年后被玄孙刘据实际运用。

而纵观京畿防卫体系，太子能争取的军队寥寥可数。京畿的防卫体系由内向外可分为四个系统。

最内层是省中，即皇家的生活区，俗称后宫，其宿卫由宦者令（后改称黄门令）执掌，管理门禁出入，没有实际战斗力。

第二层是殿中的宿卫。长乐、未央、建章诸宫之内有一组组相对独立的建筑群：或称殿，如未央宫内皇后所居椒房殿；或称宫，如长乐宫内太后所居长信宫。这些区域之内，省中之外统称殿中。[19]其防卫由光禄勋掌管，属下诸郎官秩比三百石至比六百石不等，通常约有千人。汉代的“郎”主要吸纳一定级别官员的子弟，在皇帝身边服务，由皇帝甄选，作为日后的候补官员。也有地方选举或自荐而被皇上看中的人士，如东方朔、公孙弘，被武帝接见后授为郎。甚至还有花钱获取资格的，称“赀选”，如司马相如。[20]依汉制，除议郎从事纯粹的文职工作之外，其他的郎官都轮流执戟值班，皇帝在宫中时则守卫诸殿门户，皇帝出行时则充车马仪仗。[21]他们的职能更多的是服务与仪仗，也没有多大的战斗力。

武帝登基后，这支队伍增加了期门、羽林两支。武帝刚即位时，只是十几岁的青年，精力充沛，天性好动，经常微服出行，挑选郎官中的武骑常侍以及从陇西、北地等边地选出的善骑射的待诏良家子，在殿门约期会齐，一起呼啸而行。他们逐渐发展成一支固定的侍卫队伍，多至千人，名曰期门。太初元年（前104）二月，武帝下令修建建章宫，建成后武帝移居此处，建章宫代替未央宫成为帝国新的权力中心。同年，武帝又组建建章营骑，作为建章宫的宿卫部队，后改名羽林骑，人数在两千人左右。之所以称为羽林，一种说法是取其驰骑“如羽之疾”，人数“如林之多”之意；一种说法是“羽”意为王者羽翼。羽林骑中有一部分叫“羽林孤儿”，他们是武帝多年征伐中战死沙场的士卒的子孙，由羽林收养，教以武艺。

据《汉书·地理志下》载：“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这六郡指的是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这些地方都迫近匈奴，当地人常年修习战备，民风彪悍，崇尚射猎，在对匈奴的战斗中出了很多名将。因此这两支队伍的战斗力很强。但期门是跟随皇帝出行的，羽林是皇帝所居建章宫的卫士，太子都无法掌握。不仅如此，他们还很可能随武帝从甘泉回到了建章，成为剿灭太子的力量。

第三层宿卫叫“宫门卫屯兵”，守卫殿外宫内。建章宫未立之时，长安的权力核心在未央宫，因未央宫在长安城内的南部，故称宿卫未央的屯兵为南军。此外，还有长乐、建章、甘泉三宫的宫门卫屯兵，也是南军的一部分，归卫尉掌管。南军卫士由各郡服兵役的士卒到京服役一年，轮流调换组成。武帝时，南军总数约万人。[22]

建章、甘泉二宫的卫屯兵太子自然调动不了，可是未央宫的屯兵他也没能调动，从可见的记载来看，除了中都官囚徒，太子只调动了长乐宫的卫士，力量相当薄弱。

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最后一支力量：北军。

皇帝与太子之间争先手的生死对决，就围绕北军的掌控权展开了。

北军在汉初时由中尉统领，最初是征召内史地区（长安周边的左内史、右内史、主爵中尉管辖之地，武帝时改为三辅）的骑士组成，因官署在未央宫北而称北军，本职为负责京城及京畿地区的治安。武帝时，改中尉为执金吾，执金吾不再掌北军，北军由新增设的八校尉各自统率，兵源也有所变化。[23]北军常年参加对外征伐，实力最为强大。其中有三支部队由归顺的匈奴及西域战士组成，称为胡骑，分别设置长水、宣曲、胡骑三校尉统领。[24]宣曲校尉驻于长安西南，长水校尉驻于长安东南，胡骑校尉驻于长安北方，三校尉互为掎角，如长安有变，这些胡骑是重要的镇抚力量。

既然如此，太子下一步的行动便是夺取京城周边的胡骑。于是他派长安监狱中一个名叫如侯的囚犯，持节去调动长水及宣曲二校尉的胡骑为己所用。（由于胡骑校尉“不常置”，或许此时没有设立胡骑校尉，故而史书没有提及太子派如侯前往调动胡骑校尉。）如侯这个人想必也有传奇的故事，太子怎么会认识一个囚犯，又如何相信他能将兵？而且他的名字和无且一样，不像汉代常见的名字，更像是从战国穿越而来的游侠、刺客。

然而更多的细节我们已无从得知，因为如侯的行动失败了。本来，如侯差一点儿就成功了，长水、宣曲的胡骑已经全副武装，集结完毕了。就在此时，武帝的使者马通赶到，大呼：“节有诈，勿听也！”

马通的出现，说明皇帝与太子不谋而合，也想到了北军。

北军除一部分驻在长安城中外，其余部分，特别是八校尉所部，均驻于城外三辅地区，皇帝定会派出使者征发他们。马通能碰上驻于长安东南和西南的长水、宣曲两校尉被如侯调动的事，说明他应当就是征发长安南部各校尉的使者。

马通能及时赶到，说明控制北军是皇帝首先发布的命令之一。

在太子行动的同时，皇帝也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至于这些命令是他到达建章宫后发出的，还是在路上，坐在车里一边思考一边发布，由快骑送到长安的，不能清楚地分辨，不过差别也就在一天左右。

皇帝派侍郎马通入长安这道命令，发布的时间不能确认，但可以推测它下达于皇帝到达建章宫前。因为如果马通是随皇帝到达建章宫之后才被派出使，此时皇帝抵达建章宫的消息应该已在长安传开了，如侯已经没有机会矫诏了。所以命令包括马通在内的诸使控制北军，应当是皇帝在抵达长安前做出的决定。

马通应当是在此之前随丞相长史乘疾置入京，赶到长安的时间当在七月十二日深夜或者十三日凌晨。而如侯集合胡骑发生在白天的可能性较大，马通得到讯息，做出反应也需要一定时间，所以此事最早只能发生在十三日清晨。除此之外，还应另有使者征发其余队伍，因为没有发生如侯这样的事件，史书便未作记载。

于是马通立刻告知长水、宣曲校尉，如侯所持之节有诈，不要听从调遣，两相比较，由侍郎而非长安囚传递的诏书肯定更真实，两校尉服从了马通，如侯见事败试图逃走，但被捕，之后被斩杀。随着日后太子的彻底失败，关于如侯、无且的历史记载统统被销毁，被遗忘，只是雪泥鸿爪般地留下了两个名字和十几个字的线索。

马通随即率领这些胡骑进入长安城内，攻打太子。他还调发了水衡都尉属下的楫棹士，交给大鸿胪商丘成指挥。[25]

水衡都尉主管河泽众多的上林苑，他属下的楫棹令、丞负责管理船舶，划船的壮士叫楫棹士，人数或有数百；大鸿胪一职原为典客，在太初元年（前104年）改为此名，负责在朝会时主持礼仪。马通能想到调发划船之士作战，并把他们交给负责典礼的大鸿胪指挥，不知是来自武帝事先的部署还是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而有意思的是，马通的哥哥与江充素来交好，[26]武帝派此人前往长安，或许也别有深意。

皇帝还唯恐这些兵卒不够，又下诏征发三辅近县兵，由丞相兼主帅，中二千石官员分别统率。中二千石是九卿级别的高级官员，由他们统率京畿附近的各支军队，这无疑说明随着皇帝抵达长安，之前太子宣言引起的种种惶惑已经消失，事情的性质已不是太子所言的“除奸臣，清君侧”，而是父子相争。官员们迅速投向皇帝一边，到建章宫报到。调动北军之外，还特意再征发邻近京畿各县的驻军，说明皇帝意在以绝对优势，在最短时间内解决太子之乱，毕竟是首都长安，不安定的时间稍长就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

接下来的举措是澄清调动军队的号令。汉朝立国之时，以羽檄调动军队，高祖曾说：“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檄是长一尺二寸的木简，在其上书写命令征召军队，如有加急的事就粘上鸟的羽毛，表示要急速送到，如鸟飞之疾。[27]文帝二年（前178年）时，开始用铜质的虎符或竹质的令箭（竹使符）向天下郡国的郡守、国相调军。[28]武帝时，才开始用“节”征调军队。太子的一系列矫诏举动都是依靠他手里掌握的“节”，夜入未央宫，发长乐卫士及武库兵，发长水、宣曲胡骑都是如此。武帝抵达长安后再以同样的“节”发布命令，势必引起混乱。本来“节”是纯红色的，现在皇帝下令将牦牛尾做的节旄改为黄色，以和太子的相区别。[29]

但是太子还在努力让手中的“节”发挥作用，和父亲做最后的一搏。

血流入沟

七月十三日白天，未央宫北，北军军营南门外。

此时，如侯的行动已经失败，北军中屯驻城外的胡骑已为皇帝掌控，太子能争取的只有京城内五校尉统辖的诸军。统领五校尉的，是直属皇帝的监北军使者。[30]太子需要他的支持。

此时的监北军使者是任安，司马迁给他写过一封信，后世题为《报任安书》，让他在历史上的知名度远超过他应有的地位。

太子亲自来到北军军营南门外，这里与未央宫北门相对。他站立在车上召唤监军使任安。任安从军营出来，太子颁给他符节，令他发兵助己。任安跪拜领受了“节”，这本意味着任安接受了命令，但是他回营之后，既不从命发兵，也不指出这是矫诏，发兵平乱，捉拿太子，而是闭门不出，独留太子在营门外等待。

任安与太子是有关系的。他本是大将军卫青的门客，武帝让卫青推荐一些门客给朝廷选拔任用，最后选出两人，任安就是其中之一。[31]而大将军卫青是皇后卫子夫的弟弟，太子的舅舅，死于十五年前。

太子站在车上，等待在北军南门外，他对受节的任安满怀期待，不知道站立了多久才意识到任安并无意助他，黯然引兵离开。现在他掌握的只有长乐宫卫士与诸官囚徒奴，长安再没有其他力量可为他用，于是他“驱四市人凡数万众”作战。市是市场，也就是说，太子驱使长安市场中的商人来为他作战。[32]

按现在的思维，商人和士兵是完全拉不上关系的两类人，可是汉代的制度，凡有大的征伐，常备军队不足用时，就要征发七种人从军，叫“七科谪”。“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33]“吏有罪”是犯了罪的吏，让他们上战场将功赎罪。“亡命”是因各种原因脱离户籍的游民，“赘婿”是上门入赘的女婿，这两者被认为破坏了当时的社会管理秩序和道德观念，因而受歧视，[34]征发从军是对他们的一种惩罚。“贾人”是坐贩，“市籍”是当时对集市贾人的户籍管理方式，他们的生活和交易都在城市指定的“市”中进行。[35]在重农抑商的时代，商业受到歧视，曾经有市籍，或者父母、祖父母有市籍的人都要被征发从军。

“吏有罪”者应该已经在诸官囚徒奴中了，“亡命”“赘婿”一时都不好找，而有市籍者有户籍可查，且大都居住在长安市场中，征发容易，所以太子想到了这批人，长安四市中竟有数万商贾，可见其平日的繁华。

太子“驱赶”这些人行军至长乐宫西阙下，在此遭遇重整旗鼓的丞相军队。因为此时形势已经明朗，民间都已传开“太子反”，因此再没有官吏依附太子，被迫作战的市人也动摇逃脱，而丞相一方的援兵却源源不断地开到。双方在长安巷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长安街道两侧的排水沟中汇成洪流。

七月庚寅（十七日），太子军败，此夜，太子南奔覆盎门。[36]覆盎门又名杜门，是长安城南墙东头的第一座城门，紧邻长乐宫，说明太子这几日坐镇长乐宫指挥，在接到形势已无可挽回的消息后，便欲由此出走。长安诸城门由北军把守，并不在太子的控制中，皇帝也已发布诏令“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但是，太子还是得出长安。监守此门的是司直田仁，他就是当年与任安一起被卫青从门客中选出推荐给朝廷的另一人。

从壬午至庚寅，共九日。到底是什么，让父子反目，长安地覆天翻？

注释

[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索隐》引《汉旧仪》：“宿卫郎官分五夜谁呵，呵夜行者谁也。”

[2]《汉书》卷九三《佞幸传·石显》：“显尝使至诸官，有所征发，显先自白：‘恐后漏尽宫门闭，请使诏吏开门。’上许之。”石显贵为中书令，亦是汉元帝的幸臣，也须有特诏方可在夜间入宫。

[3]关于太子宫的位置，详参宋杰：《两汉时期的太子宫》，《南都学坛》，2019年第3期。

[4]汉代1尺约23厘米。

[5]《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注引《汉官仪》：“节，所以为信也，以竹为之，柄长八尺，以旄牛尾为其眊三重。”

[6]《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戾太子据》。

[7]《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戾太子据》颜师古注：“中厩，皇后车马所在也。”《资治通鉴》卷二二，征和二年胡三省注：“余谓中厩者，天子之内厩也。秦二世时，公子高曰：‘中厩之宝马，臣得赐之。’非专主皇后车马也。”

[8]《汉书》卷四五《江充传》。

[9]《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

[10]《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戾太子为江充所谮，杀充，发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绶。”颜师古注：“挺，引也。独引身而逃难，故失印绶也。”

[11]《资治通鉴》载，丞相“使长史乘疾置以闻”，即刘屈氂逃走前派丞相长史去甘泉向武帝汇报。而《汉书》无“使”字，意为这是长史的自发行为，更显丞相逃走时之慌乱。

[12]据《汉书·酷吏传·王温舒》，王温舒任河内郡太守后，为了加快呈报死刑的速度，“令郡具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内至长安，……奏行不过二日”。河内到长安一千一百里左右，自己出钱买五十匹马配置在沿途的置，保证快速换乘，两日可达。高敏：《秦汉邮传制度考略》，《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13]元狩四年（前119年）漠北之战中，卫青的骑兵追击匈奴单于，一夜约行200里。见《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余里……”

[14]《资治通鉴》卷二二，征和二年：“苏文迸走，得亡归甘泉，说太子无状。”

[15]《资治通鉴》卷二二，征和二年：“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

[16]《资治通鉴》卷二二，征和二年：“乃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17]《资治通鉴》卷二二，征和二年：“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

[18]《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索隐》言，也有说法为谢公举报。

[19]陈苏镇：《汉未央宫“殿中”考》，《文史》，2016年第2期。

[20]关于汉代郎官的选任制度，可参见赵晓优：《西汉郎官制度的形成》，《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S1期。成祖明：《郎官制度与汉代儒学》，《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

[21]《后汉书·百官志二》：“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唯议郎不在直中。”

[22]《汉书》卷六《武帝纪》：建元元年（前140年）“秋七月，诏曰：‘卫士转置送迎二万人，其省万人。罢苑马，以赐贫民。’”。

[23]臧知非：《战国秦汉行政、兵制与边防》，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7—159页。

[24]《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中列举八校尉为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其中胡骑校尉不常置，故也有七校尉之说。其中“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然而近世学者从出土汉简中找到了新的证据，证明尚有宣曲校尉一职，负责统领宣曲胡骑。参见马智全：《肩水金关汉简中的“宣曲校尉”》，《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7期。

[25]《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太子……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侍郎莽通使长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节有诈，勿听也！’遂斩如侯，引骑入长安，又发辑濯士，以予大鸿胪商丘成。”

[26]《汉书》卷六八《金日磾传》：“初，莽何罗与江充相善，及充败卫太子，何罗弟通用诛太子时力战得封。”

[27]《汉书》卷一下《高帝纪》。

[28]《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

[29]《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初，汉节纯赤，以太子持赤节，故更为黄旄加上以相别。”

[30]武帝后期，统领北军及诸校尉的，主要是监军使者。见邹本涛：《西汉南北军考辨》，《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1期。

[31]《史记》卷一〇四《田叔列传》。

[32]《资治通鉴》卷二二，征和二年：“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护北军使者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太子引兵去，驱四市人凡数万众。”

[33]《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正义》。

[34]某种程度上说，赘婿是一种以劳动偿还债务的奴隶，故而受到歧视。参见[日]仁井田陞：《汉魏六朝债权的担保》，《东洋学报》，21:1，1933年。

[35]陆建伟：《秦汉时期市籍制度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36]《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